关于“毛粒子”的历史述评

如此而已

关于“毛粒子”的历史述评

——献给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马文雅

按语：谨以此篇献给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位历史伟人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主席的丰功伟业与日月争辉，同天地并寿。让那些害怕阳光的吴牛去喘月，蜀犬去吠日吧！而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每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却永远也不会忘记，从来也不需要记起，因为毛主席就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

自近代以来，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史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们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和“毛粒子”（亦称夸克）。“毛粒子”作为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物质组份的称谓，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出来的。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毛粒子”既是现代粒子物理学上的一朵香飘四海的奇葩，又是《矛盾论》思想在现代物理学前沿问题上的成功运用和辉煌验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种理论升华和发展。因为它不仅彰显于自然科学领域，同时也彰显于社会科学领域，特别它的社会主义辩证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将光照千秋,启迪后人。学习和掌握“毛粒子”，对于我们发扬自主创新精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世界科学史上的千古奇观和缺憾

1976年九月毛主席逝世，次年国际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与会的 物理学家们，在大会上全体起立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在大会发言中，把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地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比作剥洋葱。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性”。1978年，格拉肖又在美国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呼吁：把基本粒子的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命名为“毛粒子”。他认为：构成基本粒子下一个层次的物质组份，既不应当称为层子（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们的称谓），也不应当称为夸克（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等人的称谓），而应当称为“毛粒子”。因为这一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是与毛泽东主席的哲学思想分不开的”。格拉肖还现身说法，讲述了他自己对强子结构的认识转变过程。他说：在毛泽东生前我和温伯格·萨拉姆（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曾经两次访问过中国。每一次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同他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泽东主席总是认为基本粒子还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而我与萨拉姆两个却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它们是不可能再分了。现在的事实是：新的物理实验已经把基本粒子分开了，毛泽东主席的科学预见已被证实为真理。它改变了我和像我一样曾经有过错误认识的人。格拉肖最后向记者们表示，他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毛粒子“的研究工作中去。

每一个读过格拉肖这篇讲话的中国人，都不能不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一是为科学家的老实态度，二是为毛泽东的崇高和伟大。众所周知，毛泽东并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但他却能以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论思想，打破自然科学上的形而上学粒子观，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指明前进的方向，并为此而倾倒和折服了一代著名的物理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千古奇观！众所周知，在近代世界科学史上，中国人是一个空白。现代以来，又有几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被写进世界科学史呢？有也不多。所以格拉肖关于“毛粒子”的命名和呼吁，决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荣誉问题，而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智慧、成就和骄傲。可惜，由于当时中国政情变化，忙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对毛主席 “三七开”，而对格拉肖关于“毛粒子”的科学命名和呼吁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响应。中国科学界也噤若寒蝉，不闻不问。致使本来可以荣登榜首的“毛粒子”提名，名落孙山。反倒使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的夸克说摘走了桂冠。这又不能不说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千古缺憾和遗憾！

盖尔曼关于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夸克模型，不仅在先进性上比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稍逊风骚，而且在提出的时间上也比“毛粒子”整整晚了九年。中国物理学家之所以能提出层子模型理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影响分不开，原创思想的确属于“毛粒子”。首先，在“毛粒子”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物理学家们提出的层子模型，是用波函数理论来描述强子束缚的性质及其内部的层子运动，并为后来的高能物理实验所证实。而盖尔曼的夸克模型则是建立在非相对论的基础上，它只能描述运动速度不很大的物理过程，尚未脱离宏观低速范畴。其次，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是在1964年修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重子—介子复合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毛粒子”的思想早在九年前就明确提出来了。1955年5月15日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粒子物理学的发展情况。当他讲到裂变的核原理时，毛主席插话问道：“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而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为在当时还没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他经过思考后说：“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和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主席则从容地回答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是可分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的中国科学家指出：“质子和中子仍然是可分的。现在的实验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此后，毛泽东又在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他以原子为例分析说：“在原子里头充满矛盾，有原子核和电子的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统一无往而不在……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这表明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共产党领袖，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所持有的辩证粒子观。毛主席的话不仅是一声政治春雷，而且也是一颗投向形而上学粒子观的科学原子弹。对粒子物理学的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

如此而已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党中央分工有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第一线，毛主席分在第二线。领导生产大跃进属于刘少奇邓小平的职责范围。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发生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或浮夸风等坏现象，都是由他们两个好大喜功，“一吹二压三许愿”逼出来的。但是邓小平上台后却完全把它栽到毛主席一人的头上。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切错误和责任推到别人头上的恶劣手段和态度，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才能干的出来。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万亩丰产田里，人们曾经为刘少奇竖起过的高大塑像。上述事实和“五风”相互印证，充分说明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错误负有领导责任而编造政治谎言，想要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已经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在自己开设的道场上玩弄玄虚，在自家的歌舞厅里卖弄风骚。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叛徒，已被或将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上一切假恶丑势力的总代表，永远也进不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殿堂。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已被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无产阶级钉到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步其后尘的现实中的丑类们，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吗？我国的伟大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有过振聋发聩的预言：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完蛋！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大家对那些“工科政治人”发出的一种无以言表的忠告和愤怒！是他作为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后关切！


改定于2013年12月20日

如此而已

（9）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一千三百万吨。（以上资料或史实，均引自许全兴著《为毛泽东辩护》一书）
在这里，我们总共引述了毛泽东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至1959年6月在大跃进中的九次讲话或书信，其中包括在中央武昌、汉口、和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两次视察中的谈话，以及直接发到全国农村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的信，这些讲话或书信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的。从这些讲话或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大跃进中，即使在政策和策略发生错误的时候，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没有离开唯物论、辩证法和“毛粒子”。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大跃进之后不久，于1963年5月写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篇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文。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总结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党中央分工有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第一线，毛主席分在第二线。领导生产大跃进属于刘少奇邓小平的职责范围。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发生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或浮夸风等坏现象，都是由他们两个好大喜功，“一吹二压三许愿”逼出来的。但是邓小平上台后却完全把它栽到毛主席一人的头上。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切错误和责任恶劣手段和态度，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才能干的出来。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万亩丰产田里，人们曾经为刘少奇竖起过的高大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一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错误负有领导责任而编造政治谎言，想要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已经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在自己开设的道场上玩弄玄虚，在自家的歌舞厅里卖弄风骚。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叛徒，已被或将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上一切假恶丑势力的总代表，永远也进不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殿堂。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已被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无产阶级钉到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步其后尘的现实中的丑类们，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吗？我国的伟大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有过振聋发聩的预言：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完蛋！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大家对那些“工科政治人”发出的一种无以言表的忠告和愤怒！是他作为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后关切！


改定于2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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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实胜于雄辩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1958年的大跃进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要求，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犯了比较严重的政治错误，毛主席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搞唯意志论，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他对大跃进中发生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曾经作过多次反复地批评和抵制。
（1）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还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毛泽东一方面鼓励大跃进，但同时感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为此，他说：建设速度是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我很担心，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有虚报和浮夸而又不让公开去挡呢？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2）1958年4月，他在汉口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市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3）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以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4）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他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为此，他在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甚至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有九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七千四百亿斤，把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他提出，在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做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5）1958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经济工作一定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还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
（6）1958年12月1日，他写文章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同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同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作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7）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区别。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是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就要受挫折。这种区分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而讲的。
（8）1959年4月29日，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毛泽东给全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发了一封信，提出要讲真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要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到：“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讲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如此而已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毛粒子”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产生形成的。其客观真理性已被苏联十月革命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社会实践所证实。资产阶级的个人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们，仅凭自己的那点马克思主义ABC常识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那点可怜的个人实践经验，便要把它否定和推翻，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也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当它的内容被社会实践证实为真理以后，那么在它被实证的实践范围内便永远不会被推翻，只有那些狂妄无知的人才会不怕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而要去推翻客观真理。
但是具体的真理又是对有限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有限的事物在历史上又是发生发展着的。当客观事物在历史上消失和灭亡之后，反映它的真理也就会随之而失去作用和意义。原先的真理特别是社会科学真理就会变成过时的东西，然而真理的这种历时性并不意味着真理会变成谬误，因为真理的本性——主观与客观的符合依然存在着。例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不会因为抗日战争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而就不再是真理。一种真理从它在内容上被证实到它在适用范围上被确定，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只有当人们的社会实践发展到更高更新的历史阶段之后，真理所适用的范围才能被最终的确定下来。当证实真理的实践阶段还没有结束和确定真理适用范围的更高历史阶段尚未到来，便宣告现有的真理或科学理论已经过时，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们所惯用的伎俩和一再重复着的基本错误。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之流无不如此。当今世界历史的大时代，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的性质和内容并没有改变，反映它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客观真理也没有过时，而我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们，却认为由列宁所提出并被毛泽东一再重申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过。曾几何时，我国的一群工科政治人还在那里狂呼乱叫，赌咒发誓地表示要把他们的所谓“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新时代带进到21世纪！然而他们的这种政治期愿和主观诉求，却被当今的世界大国都在那里进行扩军备的严酷现实击得粉碎！我们国家不是也提出了“要准备打仗和打胜仗”吗？现代修正主义们的鼠目寸光和浅薄无知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这里的故事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发生的情况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苏联是在1991年亡党亡国的，此前的中国政坛茫然无知。1990年夏天江泽民访问莫斯科，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相让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还正在被中共党政高级干部当作改革开放的必读参考书。苏联帝国却轰然倒塌了。当时的外长李兆星至今还在他的回忆录里，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痴迷心情。即使倾长江黄河之水，也难以洗刷党内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背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背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
4、要知道即使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也难以完全避免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情况和错误。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西欧革命风暴之后，曾断言欧洲革命不久便会发生，但在预期内并没有发生。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论断改为：在下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之前，新的革命是不会发生的。1870年秋天，马克思反对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但到第二年三月当革命毅然爆发时，马克思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并积极参加革命斗争。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满腔热忱地颂扬巴黎工人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翻天覆地的本领，总结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合写的杰作，但在其第一部分第一句话就表达得不够准确，以致于恩格斯后来不得不把“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释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犯过政策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能因为这些错误和失误，而抹煞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吗？不能。
在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史上，从来就有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的说法。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提出，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中，要防止和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利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一些认识上和政策策略上的错误，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把实践背离理论颠倒为理论脱离实践，以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这是资产阶级政客、学者和教授们心照不暄的共同伎俩。而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因人废言，决不会因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策和策略错误，而否定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方面，列宁为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功过是非毁誉参半的人物。列宁称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认为他集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于一身（《列宁全集》第21卷第82页）。普列汉诺夫最早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在俄国创立共产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1918年5月，他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却又反反复复地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反对十月革命。尽管如此，列宁并没有否定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正确性。当有人利用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错误而否定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列宁则挺身而出，为他进行辩护。直到1921年，列宁还向年轻的共产党员指出：“不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列宁指示说，要把普列汉诺夫的所有哲学著作作为专集出版，并且要“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因为它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比毛泽东不过是沧海一粟。毛泽东有盖世之功，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缔造者，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不知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已化作中华民族的灵魂，毛泽东的丰功伟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我们决不应当因为他的晚年错误而漠视、抛弃和背离他的哲学思想和“毛粒子”理论，也决不允许有人用什么“系统论”、“发生认识论”和“实践哲学”等等西方哲学思想来取代或偷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粒子”。“非毛化”不得人心，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将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如此而已

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那些指鹿为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一方面颠倒是非和夸大其词地批判毛主席的晚年错误，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封为一贯正确的圣贤，从来也不检讨自己的方向路线错误，甚至连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不去总结。他们不仅不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还不准别人批评。完全是一伙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要弄清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只讲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不讲和否定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而是一种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片面观点。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来看待实践标准，必然会导致否定逻辑证明在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定包括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一切科学理论或真理，也是一种检验和衡量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认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和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实才能成其为真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和证实的思想理论不能被称为真理。它还认为实践是能够证实和驳倒一切思想观点的，今天不能证实和驳倒的思想观点明天可以证实和驳倒，明天还不能证实和驳倒的思想观点后天可以证实和驳倒，依此类推，以至无穷。因为实践的发展和进步是无止境的，一切思想观点和理论终将要为实践所证实或推翻。例如，嫦娥奔月这个古老神话。在古代人那里，它只是一种大胆想象，而不可能真正地登上月球。但是在这个大胆的想象中却包含着古朴的真理，即人们是可以登上月球的。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从古代到近代又从近代到现代，嫦娥奔月便由古代人的大胆想象转变成一种科学假说，又从科学假说转变成了今天的科学事实。嫦娥奔月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故事，充分地证实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但是具体的实践标准又是相对的。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实践，它不能证实和驳倒一切思想观点。特别是在社会阶级斗争中，革命遭受到暂时的失败，并不是因为革命思想不正确，而是敌我双方的斗争力量对比相差悬殊。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将来总有一天是会胜利的。在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面前，理论对于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便更加突出地彰显出来了。这就是逻辑证明在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当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而这种地位和作用恰恰是对实践标准相对性的非常重要和必不可缺的补充。承认了逻辑证明在检验和确定人们认识真理性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了科学真理也是一种衡量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客观的相对性标准。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内在要求，同时任何真理的内容都是客观的，所以把科学真理作为一种衡量思想是非的客观的相对性标准，并不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而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题中已有之义。逻辑证明作为检验和衡量认识真理性的相对性标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那些高度抽象的命题必须通过逻辑证明才能确定其是否为真理。例如我国古籍《列子》中就有这样一个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它说的是微观世界是无限可分的。对于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命题，我们无法直接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它的真假，但却可以通过逻辑证明来加以检验和确定。又如在数学上的有限数列中整体大于部分，但在其无限数列中整体与部分又是相等的。对于这个无限数列中整体等于部分的命题，人们也是无法直接通过实践标准来检验和确定其真假的，必须用逻辑证明来加以确定。第二、在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过程中，必须伴之或辅之以逻辑证明。没有逻辑证明相配合，实践便无法对认识的真理性进行检验。例如，对实践检验的具体形式和设计，对实践检验过程的控制和实施以及对实践结果的分析认定等等，都离不开逻辑证明。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因为逻辑证明必须以实践检验为基础，逻辑证明的命题和规则归根结底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为此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一切科学真理，作为衡量和检验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它与实践标准有本质区别。
1978年5月那场发生在我国的全国性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形而上学真理观及其实践标准庸俗化的恶劣表演。因为它只强调实践标准的绝对性，而避开和否定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否定逻辑证明在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定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一切科学真理也是一种检验和确定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相对性标准。实践标准大讨论的现实针对性，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它是为了用实践标准批判否定毛泽东思想也是一种检验和确定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而开展和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真理其内容是客观的，直接否定毛泽东思想在衡量思想认识上正确与否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间接地否定了实践标准和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在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关系上的一种机械唯物论观点。正是在这种机械唯物论和真理标准庸俗化的大讨论推波助澜之下，邓小平的“猫论”、“摸论”、 “不问姓社姓资论”和“不争论”才得以飞沙走石肆虐成灾。

如此而已

要想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要想纠正党和毛泽东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就不能不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于是从党内到党外，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哲学便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反动思潮。首先是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周扬和王若水用他们炮制出来的“认识三段论”，批判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认识三段论”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是《实践论》所说的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毛泽东把认识的三个阶段简单化和庸俗化为两个阶段。这是他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而我们却认为所谓认识三段论，不过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唾余，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它就被批判地扬弃了。周扬和王若水在哲学世界观上开历史的倒车，完全是为了适应政治上批判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需要。在周扬王若水之后，起来批判和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粒子”理论的是山东的张明教授。他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及其《矛盾论》，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关系视为绝对相对关系是错误的。在他看来，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关系应该是：要么它们都是绝对的，要么它们都是相对的，并不是只有斗争性才是绝对的，而同一性是相对的；反之亦然。张明的错误在于，他背离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淖。为了批判否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御用文人们不仅批判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还批判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黎澍，自1984年起，便通过各种书籍、刊物和学术讲座，公开批判否定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他攻击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群史观“没有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臼窠”，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和命题，从它被提出来的时候就犯了“逻辑推理错误”。 黎澍批判否定群众史观的实际目的是要宣扬英雄史观，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精英政治”效劳。在周扬、张明和黎澍公开批判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种大肆鼓吹和散布“科学无禁区和学术讨论自由”的妖风，以诱导和迷惑更多的人去怀疑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不论周扬王若水，还是张明和黎澍最终都因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而告终。但是他们所散布的恶劣思想影响并没得到认真的清理，从而使其后起之势，改变手法，越演越烈。这就是高清海和陶德麟教授为代表的所谓哲学教科书改革。高清海和陶德麟打着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幌子，用隐蔽的手法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及其党性原则，批判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他们把实践的观点说成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以模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偷运和贩卖主观唯心主义，并且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而在黎澍和高清海死后，一轮新的批判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阴风恶浪更加的有恃无恐、更加的穷凶极恶和厚颜无耻！其代表人物便是上海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俞吾金。他明目张胆地批判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课题竟然被列为国家级大项目，而享有大笔的科研经费。其阶段性研究成果已在2012年问世。俞吾金的研究成果不仅腰斩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成马克思一个人的哲学，而且还腰斩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只承认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及其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观点，否定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哲学。俞吾金点名批判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点名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其疯狂无耻不仅令人发指，而且令人难以容忍！
御用文人们这样丧心病狂地攻击歪曲和批判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背后支持，又怎么能如此的精神癫狂呢？我们说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基础被推翻或者发生了动摇，那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也就没有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了。丧失了理论制高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又怎么能在国内外的斗争中，去掌握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呢？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又怎么去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呢？实在是鸟雀南飞，月明星稀，绕林三匝，何枝可依啊！苏东的前车之覆，当为中国的后来者鉴。
2、要弄清“毛粒子”理论在用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和社会时，首先需要一个思想理论上的转化过程，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由抽象到具体的中间环节，不然的话它就不可能同具体的实践或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形成党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在这个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和结合的具体过程中，由于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的限制，在其判断和决策中，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错误，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毛主席在具体政策和策略上产生错误的原因也在这里。他的错误性质属于一种实践背离理论，而不是理论脱离实践。在实践背离理论的错误中，存在以下几种具体情况：一是虽然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但是党所制定的基本路线并不一定正确；二是虽然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正确，但是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并不一定正确；三是虽然党的路线、政策和方法都正确，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具体执行中并不一定正确……，如此等等。另外，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上下级关系来看，革命和建设作为一种实际的社会矛盾运动，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党和大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更是如此。当一个运动全面开展起来的时候，总是有先有后、有左有右，不可能那么整齐划一和四平八稳，不可能像大姑娘绣花那样一丝不苟。由此可见，毛主席的领导责任和错误，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和无法避免的。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我们不能要求他像上帝那样，完美无缺和全知万能。如果怀着这种心态去苛求于自己的领袖，那么我们也就把自己置于一种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地位上去了。

如此而已

毛泽东生前曾把自己的平生事业概括为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岛上去了，二是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认为，对于第一件事在共产党里头是没人会反对的。至于第二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将会有人搞翻案的。果不其然，毛主席尸骨未寒，党内资产阶级便发动了宫廷政变，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随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党变修国变色的社会现实证明：毛主席是多么的英明伟大和高瞻远瞩，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多么的光辉灿烂和无比正确啊！现在让我们把毛主席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陈述如下：请人们联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罪过加以比较，决定其取舍吧！
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产生形成了。1962年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963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前十条》中，向全党和全国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不要很长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1964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斗争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批驳了刘少奇的“矛盾交叉论”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1966年的《“5•16通知”》中，毛泽东则更加尖锐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的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为支持红卫兵，反对“资反路线”，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写进了宪法，把陈永贵、吴桂贤等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破格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以掌握国家政权。1974年，离逝世还有两年，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后一次强调指出：“走资派还在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还批判地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经济基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产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法律用语——笔者注）。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主要对象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危险敌人的思想观点，放射着“毛粒子”的理论光芒，深化了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为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最终完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造。一言以蔽之，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就是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以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政治路线已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的历史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现实所证实。它是颠扑不破的马列主义的伟大真理。为了理解和掌握这个真理，我们必须弄清“毛粒子”和毛主席正确路线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弄清与此相关的四个思想理论问题。
1、要弄清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实践必须接受理论的指导。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空洞的教条，而实践如果背离了理论，就是一种盲目的活动。在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其斗争性（即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别）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而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即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转化）则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因为斗争性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所以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和脱离是一种基本的、经常的和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它们之间的同一、一致和适合则是一种局部的、暂时的和个别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要想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理论与实践的分离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理论脱离实践，二是实践背离理论。实际情况究竟属于哪一种，要加以仔细的判定。如果分辨不清，或者把两种性质不同的错误颠倒了，那么错误就会越纠正越大。在纠正错误时，人们往往注重理论脱离实践这种情况，而容易忽视和忽略实践背离理论。所谓实践背离理论，就是在科学理论已经建立起来或科学理论已被实践证实为真理的情况下，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个人和政党，没有去掌握和运用这种理论，或者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错了，致使自己的实践活动违背了科学理论和客观规律，从而发生了实践盲目性错误。我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因此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进行。但是邓小平却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公开地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作用。从而使我们的改革开放走上了邪路，走上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垄断资本希望于我们的西化和分化道路。邓小平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错误，不是一种实践背离了理论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错误，而是一种理论脱离实践的方向路线错误。既然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整个马列主义理论都是错误的，那么“摸着石头过河”另辟蹊径，搞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成为一种他在逻辑上的必然选择了。

如此而已

毛泽东对于自己所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曾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过生动而深刻地论述。1957年11月18日，他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斯、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人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策略思想，具有深厚的《矛盾论》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底蕴。并且只有在经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锤炼和升华之后，它才能被完整而明确地提出来。只有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一位历史伟人，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才能把它创立出来，这并不是任何别的什么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人物所能觊觎得了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事业，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只有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才能在当前国际和国内严重尖锐而又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克服和避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内外政策，仰俯自如，而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才能在多极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独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和中华民族的时代风骚。

三、“毛粒子”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首先需要说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不是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晚年毛泽东犯了思想路线错误。我们所讲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说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上发生过错误，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对于这种错误负有领导责任。毛主席也像一切时代的伟大人物一样，具有他自己的历史局限性。毛主席实在太宽大为怀，太仁慈厚道了，他下不了狠心把那些自己一再定义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彻底清除掉。因为他们曾经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亲密战友，总是希望他们能幡然醒悟，改正过来。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仅作为一个人，就是作为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也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是在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任何一个政党，包括曾经伟大、光荣和正确过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克服和纠正自己的方向路线错误了，那么它离开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犯过错误或者一贯正确，那么他不是一个政治骗子，就一定是个皇帝老儿。政治骗子和皇帝老儿并不是没有错误，而是以势压人，不敢让人批评和指正他的错误。搞不争论是他们掩盖自己错误的拿手好戏。
1976年毛主席逝世和“打倒四人帮”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便颠倒是非和夸大其词，把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错误夸大歪曲成一种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误，批判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复辟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制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行。对于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种倒行逆施，甚至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及其拥护者们，都产生了一种追悔莫及的怨愤。胡乔木后悔不该把“废止阶级斗争为纲”写进报告里去。王震悔恨自己“比毛主席晚看了50年”，一个人跑到天山上去大呼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万岁。张爱萍则痛心疾首，莫衷一是和悔恨不已。但是他们的悔恨已经无济于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大权已经旁落到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手里去了。历史告诉人们：毛主席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与其领导下的大秘书和将军们有着多么不同的天壤之别啊！历史还将永远告诉人们：毛主席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位历史伟人，就像一尊法力无边的大佛，不仅在其生前，将自己的敌手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在其身后，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开着一种历史的玩笑。他将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化作一条威力无比的绳索，把自己的敌手紧紧地捆绑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使他们无论怎样地哭爹叫娘和垂死挣扎，都难于使自己从上面解脱下来，难于洗刷自己投靠帝国主义和叛党叛国的历史罪行。马列主义的群众史观和历史的革命辩证法是毛主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如此而已

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危险的科学论断，也象对他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一样,至今仍然见仁见智，毁誉参半。然而有一点却是任何人也否定和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的著名论断，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观点和预言，而是已被社会实践所证实了的客观真理，并为广大毛派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掌握。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他们都是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当权派或高级干部，都曾在斧头和镰刀的党旗下信誓旦旦地表示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是当他们一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后，便公开露骨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劳动人民。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已经向世界的历史和未来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就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是货真价实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如果不把他们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那么又该叫他们什么呢？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早在生前就看到了他们的骨头，看透了他们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所以,他才在自己亲自主持撰写的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实行了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膨胀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面临丧失社会主义成果的严重危险”。“赫鲁晓夫挂起假社会主义的招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如果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向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正面的经验，打开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却是提供了最反面的经验，使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在迄今为止40多年以前的毛泽东看来，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赫鲁晓夫就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特权阶层也就是迄今为止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迄今为止近40年以前毛泽东所指出的党内资产阶级。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才使苏联的党和国家改变了颜色，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场改旗易帜的“戏剧性”变化。而无视这一基本事实，至今仍然还在那里批判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辩证法，批判否定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危险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和预见的人，如果其自身不是政治思想上的盲人，那就一定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一定是社会上被革命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和遗少。这难道不是历史辩证法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结论吗？
3、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毛主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指出和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是什么？在马列主义著作中没有明确论述，在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中，虽然也提出过一些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轻视敌人”，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重视敌人”，不然“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等等重要而深刻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或者属于政治论断或者属于军事论断，它们都没有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进行系统的矛盾分析，没有把这种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论断直接建立在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矛盾分析之上。而到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最新情况和特点，进一步总结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创立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战略战术，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并上升到辩证历史观的高度，从而产生和形成了“毛粒子”的伟大光辉思想。这种伟大光辉思想的彻底贯彻和实际运用，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即身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大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利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他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和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着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过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和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一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0页）从毛泽东的这种精辟透彻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是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两重性及其矛盾分析为其逻辑前提的。因为它们是纸老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和整体上藐视它们；否则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又因为它们是真老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战术上重视它们，如果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斗争的问题上不重视它们，就要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制高度点之上的战略战术，才能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战略和策略思想，才能称其为“毛粒子”。在“毛粒子”看来，不论是在整个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上，还是在当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代，一切压迫剥削阶级，一切帝国主义或反动派，在人民群众这个历史创造者面前，其产生和灭亡都是一个由真老虎到纸老虎的矛盾转化过程，而历代人民群众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则是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社会决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