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 为市场社会主义辩护

HAD

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
戴维·施威卡特
David Schweickart
如今，为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作辩护已不再时髦。那些权威人士已停止重复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和自由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的祷告。这都不是新闻了。它是一个已为人们认可的“事实”。社会主义死了。
这一死亡证书的签署不仅是对经典的命令的社会主义(classic command socialism)，而且也是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无论它们是否由工人自我管理。曾是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mai)现在自信地断言：
经典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制度，……从另一方面看，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尝试产生了一种不一以贯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因素：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与市场的运行无法和谐共存。11】
至于自我管理，“它是改革过程的一个死胡同。”[2】
至少有两个充足的理由，一个是理论上的，另一个是实践上的，反对科尔内的这种流行的说法。首先，近二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涉及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选择的理论论著，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其次，现今世界中最其活力的、包括十二亿人民在内的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的。
                         中国
如果说现今为社会主义辩护已不流行，那为中国辩护就更不流行了。
同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走上的道路，或同20世纪60年代很多左派认为的中国所走的道路，或同越南、尼加拉瓜或古巴一直坚持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现在并不令人鼓舞。人们希望中国社会的缺陷不要如此突出。[4l在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方案中乌托邦式的描述是有作用的。我们需要激动人心的理想。我们需要能够想象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然而，在评价实际历史实验的成败上也需要现实主义。由于几乎没有比正在中国显露的东西更为重要的实验，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从中国的实验我们能推断出什么东西和不能推断出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以“社会主义”来意指一种主要生产资料不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现代经济，那中国现在显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不仅中国的确把自己说成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而这种自我描述是以充分的经验为根据的。在1990年，中国GNP中只有5.1%是由“私人的”部分生产的。[5]尽管相当数量的外资流入这个国家，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部分只有13%(在1993年)，仅仅雇佣了非农业劳动力的4%，约五、六百万工人。相比之下，在1991年，中国约240万个集体企业雇佣了3600万工人，而另外一亿工人则受雇于国有企业。
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过去15年甩，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10%。在这期间，实际的人均消费翻了一番，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50%。医生的数量增加了50%，估计寿命从67岁增至70岁。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况，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降低。[6即使像罗伯特·韦尔(他曾于1993年在长春吉林科技大学教书)这种持相当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也承认：
长春大学的学生来自更为贫穷的农村，他们谈到，随着对现代农机具和新的消费品的投资，他们的村子都发生了变化。对生活在城市的劳动人民而言，直到一两年前，他们在冬天还只能吃到大白菜和土豆、萝卜，几乎买不到在温室内才能见到的蔬菜和水果。现在，香蕉、橘子、草莓、青菜和各种肉类在一年四季开门的室内市场都可买到，这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饮食。自1980年以来，整个国家人均肉类消费增长了约两倍半。在“改革”期间(引号是韦尔加的)，成百万的劳动者得到了新房子，这些房子是他们的企业建的。以前是两三家共用一个单元，现在是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子。在最近几个月内，国有企业的周工作日由48小时减少到40小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得到普遍欢迎的改善。17
经验的证据没有表明中国是乌托邦。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异的。如果社会主义是关注改善人民实际物质条件的解放事业，而不是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那具有良好意愿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我们中那些经常享用香蕉、草莓、青菜和肉类的人)就不应当太性急以致无视这些成就。
此外，中国的发展轨迹还不清楚。中国社会主义的矛盾将加剧以至引发社会危机，这是可能的。中国有一天将加入到资本主义的行列，这也是可能的。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坚持认为以上一种或两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人关注的只是现象。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实验结果将会是怎样。中国也许能仍然掌握它释放出的生产能量，也许能走向自身的民主化并解决它在其他方面的严重问题。这也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面对如此有力的相反的证据而坚持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难以实行的这一做法，无疑是成问题的。那些如此自信地做出这些断言的和那些如此全心全意地着手他们自己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的市场化的东欧经济学家，应对由他们的改革导致的失败与市场社会主义带来的成果认真地做一比较。
             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
中国证明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是与广泛扩大其物质利益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相适合的。然而，对人们要得出很多可靠的结论而言，中国的现象又太复杂了，它太多地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偶然性的影响，太多变化。为了超出仅仅是可能性的断言，在更理论化的层而上展开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会更富有成效。
我想为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理论做辩护：(a)市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广泛持有的标准来衡量，至少它的某些形式，是大大优于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经济体制。(b)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它既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也是唯一合乎需要的社会主义形式。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或者从标准上看是不合需要的，而且常常同时是两者。
让我们更为准确地看看“市场社会主义”的含义。资本主义有三个限定的制度。它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交易是由看不见的供求之手来掌握的；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资财或直接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或通过对私人公司股份的所有而属于作为私人的个人；绝大多数人工作是为了得到由他们为之工作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工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消了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的所有制取代私人所有制。它仍然保留了作为协调绝大多数经济的机制的市场，尽管通常存在超出了资本主义下那些典型的对市场的限制。它也许以工厂的民主取代或不取代雇佣劳动，但工人的所得不是契约工资，而是一个企业纯收入的特定份额。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制度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worker-self-managed)市场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所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意这样四个观点：
1、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
2、中央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机制有极大的缺陷。
3、不存在任何可以替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的、合乎要求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就是说，在短缺的情况下，市场是组织一种可行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尽管不是完美的)机制。
4、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形式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并且远比资本主义更可取。
让我们逐一研究一下这些论点。
对“市场=资本主义”的辨别
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是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的致命错误。如果看看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士的著作，如米尔顿·弗利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或F.A.哈耶克(Hayek)的著作，人们就可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长处和中央计划的缺陷上。[l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为市场辩护要比为资本主义另外两个限定的制度辩护更容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市场上而远离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是更好的办法。
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看上去与保守派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很相象。其注意力仍然是市场，但是市场的罪恶和不合理。实际上，攻击抽象的市场同为抽象的市场辩护是一样容易的，因为市场既有长处也有缺陷。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他们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市场经济”)关注的是市场的长处，认为市场的反面只能是中央计划，因而无视任何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者关注的则是市场的缺陷，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类似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无视任何辩护。这种策略是方便的，因为它们排除了仔细研究当市场被移植到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财产关系体系中会如何运行的需要。这样做方便是方便，但过分轻率了。
                 对中央计划的批判
必须承认，对于直到不久前还盛行的社会主义的范例，即非市场的中央计划的经济，保守的批评家已被证明是正确大于错误。他们在无视中央计划取得的积极成果方而和低估市场的消极后果方面是不诚实的，但在辨别中央计划制度的主要缺点方面没有错，在论证“民主化”制度本身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也没有错。
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是人所共知的，但批评的要点还是值得重复一下。中央计划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一个中央计划机关决定这一经济应生产什么，进而再指令企业去生产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这样的商品。这样的经济面临四个明显的问题：信息的问题，激励机制的问题，集权化向的问题和企业创新的问题。19】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现代工业经济简直太复杂了以致无法在细节上加以计划。如果我们不是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来选择”，那就很难确定人们需要什么、需要的程度，以及所需东西的数量和质量。此外，即使计划者能够克服决定生产什么的困难，那他们还必须决定如何生产它，而且要一项一项地决定。生产包括投入和产出，由于对一个企业的投入来自其他很多企业的产出，这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也必须加以计划。然而，由于在技术确定之前投入是无法决定的，因而技术也必须加以确定。要制定一个最具连贯性的计划，计划中心必须把所有这些决定因素统统考虑进去。由于这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计算即使对最高级的计算机技术而言也还是太复杂。与它相比，星球大战不过是儿戏。
这种批评多少有些夸大。实际上，计划者是能计划一种完整的经济的。在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地方，计划者就这样做了几十年。通过把特定产品的生产集中到相对少数的(常常是大型的)企业，并以合计的形式颁布生产指标，允许企业经理在非合计形式上的机动性，产品和服务就生产出来了，而且常常以充足的数量造成使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现在有很多人说事实证明米塞斯(Ludwig vonMises)和哈耶克是正确的，即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仅以苏联的情况为例：面临严酷的国际敌视和德国的入侵而持续了四分之三世纪，并设法在一个巨大的半封建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解决了其公民的衣、食、住及教育的问题，而任还创造了世界级的科学机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不应说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反面并不是“最理想的”。苏联的经济以及以苏联经济为模式的经济总是遇到效率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生产数量相对说来还不多的商品的时候，当数量更重于质量的时候，信息问题还容易解决，当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的时候，信息问题就变得不好解决了。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就不得不被迫引入市场的改革，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0]
从理论上讲，非市场的社会主义能够解决它的信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市场是可以模仿的。计划者可以追踪商品的销售，调整价格，就好像供求在支配它们一样，并把这一信息传给生产者，指导他们好像是在相互竞争中取得最大利润那样去行动。但市场模仿和中央计划一般会在第二组问题上出事，它们涉及的是激励机制的问题。中央计划中存在很多固有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中理论上可以预见并通常也可以观察到的有：
  ·如果产品的定额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那企业就没有任何积极性去消费资源或努力确定并提供那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投入和产出都是由计划机关确定的，企业就会倾向于低报他们的能力而高报他们的需求，以便更容易地完成他们的部分计划。它们还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游说计划部门以得到较低的生产定额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
·如果就业是有保证的，而且收入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那工人就没有动力去工作。
·如果计划部门是对整个经济负责的，那它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关闭无效率的单位，因为这样做或者要增加失业或者必须为失业的工人寻找新的工作。
与中央计划相关的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计划者握有大权。有关生产定额(或价格)的决定对企业有重大的影响，这样，腐败的危险就很大。一种精心安排的可使定额减少或价格提高的贿赂，可使一个企业得到比认真关心产品质量，或开发新的生产线，或引进新的生产程序更多的直接的好处。
此外，即使计划者是谨慎而诚实的，他们也可将生产集中到更大的单位，即使这时过大的规模是低效的，因为对计划者而言，只与少数单位打交道会更容易。他们还会在他们与生产者或消费者之间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计划一种大型的经济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当计划被授权的公民不断批评、修改甚至拒绝的时候，会产生无数的困难。要想有效，计划就必须一以贯之，这样，对计划的一个部分的修改就要求必须调整其他部分。使愤怒的选民中的一个集团感到满意的调整会对其他集团产生相反的影响，会导致他们为了修改而吵闹。无论计划者发表什么声明支持参与民主制，实际上*是不能期望他们喜欢它的。这个问题是任何民主制度中都固有的问题，它在选择和变通的范围受到限制时是容易控制的。但是，在经济中的每一问题一每种价格、每种产品、每种技术都要服从政治上的争论时，那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对民主要求的精巧的或不那么精巧的禁止。
最后是企业创新问题。无论人们想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予多么大的信任(比今天人们通常的信任还应更多的信任)，人们还是不能相信它们具有高度的经济上的创新精神。几乎没有什么新产品或新的生产技术能在这些经济中发现。结构上的原因并不难确定。如果企业不去竞争，它们也就没有必要革新。它们也就不必担心是否没有跟上新技术的步伐，是否它们的对手将占领它们的市场，这样，消极的失败的威胁也就不存在。积极的鼓励方式也不多。有革新想法的个人是无法建立一个企业的，因为她的将会使人大大受益的伟大想法是要冒风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她可尽力说服她的上级一种新产品或一种新技术是值得花费时间的，成就与风险是并存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经理和计划者倾向于“保守”，这并不使人奇怪。错误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生涯的威胁比革新的成功要更容易看清。风险一般是要避免的，除非冒险的主意来自于高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糟糕的想法人们也不愿意去批判，因为如果方案失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HAD

激活 发表于 2023-11-25 08:38
这倒是都能参考，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大跃进不就是放权的后果吗？未来就是平衡官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换 ...

这里的分权指的是下放给工人委员会，主要指的是罗宾哈内尔在冷战结束后构想的一个叫parecon的参与型计划经济
毛泽东的那个下放似乎下放到了各级官僚说手中了

激活

HAD 发表于 2023-11-25 07:56
我更看好分权式的参与型计划经济

这倒是都能参考，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大跃进不就是放权的后果吗？未来就是平衡官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解决脑体分工问题官僚腐化问题，否则不管什么形式，迟早都会重来一遍

HAD

980135117 发表于 2023-11-25 07:33
我已经气炸了。等一会儿我来写一篇系统性的反驳文章

先把结论抛出来，首先是未来社会主义必须采用苏联式的 ...

我更看好分权式的参与型计划经济

980135117

我已经气炸了。等一会儿我来写一篇系统性的反驳文章

先把结论抛出来，首先是未来社会主义必须采用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有消费品市场但是企业是托拉斯），第二是这一类经济学家对真实经济活动、真实产出计算的惊人的无知

HAD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11-25 00:33
同意你说的

罗默是所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有点书呆子

我感觉很多西方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这样的毛病，书呆子气息太重了，比如批评列宁在俄国革命里没践行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信条，批评列宁搞革命恐怖镇压水兵等等
而且这个市场社会主义在世界体系论的条件下也没人敢用它，美国不需要，中国是搞了个修正版本，其他的国家更没这个必要用它，就是一个纸面上的东西

HAD

还是公平 发表于 2023-11-25 00:33
他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只是毛时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积淀的涌现，甚 ...

其实中国的模式也不是100%的市场社会主义，至少不是西方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的市场社会主义
所以我也不清楚他是如何从中国经验来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的
我看到的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倒害怕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

HAD

乐不眠 发表于 2023-11-25 00:38
这些说实话，超出我的认知了，比如说这样想象一个中央或者说区域性的计划机关，倒是不能想象一个天降的大 ...

感觉现在的政治治理模式都离不开一定程度上的科层和间接选举吧
毕竟很多大国幅员辽阔而且行政区划离不开一层一层的划分，完全废除各级行政体制进行全国直接民主在我看来式无法想象的。
这种工作场所———行业/地区————全国/中央的工人/消费者委员会的划分方法可能就是这种政治模式在经济上的体现，而且如果想要进行权力下放解放工人阶级扩大无产阶级经济领域的民主的同时还要兼顾平衡各地各方的利益进行社会经济计划的话那么经济上就肯定离不开民主集中制了（有意思的是为了与苏联式计划经济做对比，曼德尔给新的计划经济模式起的名字就叫民主集中式的计划经济）
比如一层一层选上去的来自工作场所的代表进入上层各级委员会代表下层工人委员会反映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如果想要限制特权的话，参与式计划经济的倡导者所提议的和巴黎公社原则很像，比如轮换制，可授权，可召回）同意你说的话，这些其实都是曼德尔和哈内尔等社会主义者头脑风暴的产物，毕竟一个兼顾民主与集中的经济模式能否运行还要看未来的实践，即使这些系统经历过无数次的验算与计算机的模拟

乐不眠

HAD 发表于 2023-11-25 00:20
所以未来必须要有一个中央的理事会议用来协调和平衡各个层级的工人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的利益，防止决策 ...

这些说实话，超出我的认知了，比如说这样想象一个中央或者说区域性的计划机关，倒是不能想象一个天降的大他者，那么大体上要由工人委员和消费者委员中进行选举，然而这样似乎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了，而民主集中制引起的就是脑体分工的问题了，对于这些我想目前没人说刚打包票，我想只能希望将来的革命过程中解决了。

远航一号

乐不眠 发表于 2023-11-25 00:05
未来的工厂民主生产决策，应该由国家计划面，社会消费面和工厂生产面三部分来组成，完全的工人自主决策生产 ...

同意你说的

罗默是所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有点书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