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作用和一个新世界

马列托主义者

思想的作用(顺便说一下，类似前面类似的帖子都摘录自Josh Holroyd and Laurie O'Connel17 November 2021阶级社会的起源）
对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传统”描绘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攻击其唯物主义的结论。回顾距今一万多年的这些过程，不难看出人类劳动和技术的发展对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但是，正如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对于今天的学术机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太多了一样，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思想的确认对于某些“科学”的思想来说太过分了。例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第三条道路”背后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由于一些地方的定居早于农业的到来，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决定因素，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吉登斯写道：

“人类的社会生活在生产方面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当芒福德(Mumford)称人为“有思维能力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设计的动物”，以及当弗兰克尔(Frankel)在人类生活中看到“意义的追寻”的时候，他们比马克思更接近于为人类文化的哲学人类学提供基础。. ”[30]

这相对最近的在现代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南部的歌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发现的遗址近来被声称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该遗址可追溯到公元前 9,600 年， 新石器时代初期，并以宏伟的石坛为特色，清楚地表明有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剩余劳动时间可用于该遗址的建设。还有大量证据表明该遗址全年都在被使用。然而，野生动物骨骼的丰富和驯化的缺乏表明建造这座“寺庙”的人是狩猎采集者。这一非凡的发现激起了大量宣称唯物主义已死的得意洋洋的文章的倾泻而出。与其说是因为农业的发展或与生产有关的任何其他因素而定居，还不如说人们首先是因为宗教目的，然后发展农业作为养活会众的手段。“我认为我们正在学习的是，文明是人类思想的产物”，[31]这句话被该遗址的首席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 (Klaus Schmidt)宣布了出来。

但是，文明是“思想的产物”这一见解远没有它的作者所思考的那么深刻。蒸汽机也是思想的产物，工厂系统也是如此。燧石也是头脑的产物。如果即使是最激进的唯物主义者让自己成为一顿饭，那也是因为他有这样做的想法。但是，除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意识的人类所创造的无可争议的事实以外，其实际上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

正如恩格斯所说：“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但它在头脑中将采取什么形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32]有必要问一下，为什么建造哥贝克力山丘的人首先选择建造这么大的永久性礼拜场所呢，然后又是为什么要选择种植小麦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礼拜活动在整个旧石器时期都是重要的，超越理解的和控制自然世界的一种手段，野麦的收获早在23000年的那么长的时间里完成了，所以为什么在后冰河时期，类似的发展并没有发生？对此的解释最终只能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找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劳动、劳动工具、组织和技术进行调解的。

早在哥贝克力石阵建造之前的数千年里，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已经准备好了长期种植驯化作物和动物的手段。如上所述，驯化的黑麦谷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0,500 年。 此外，该遗迹最近的挖掘工作也揭示了这两座居住房屋的佐证[33]以及野生谷物的消费[34]，而其完全被施密特的唯心主义方法遗漏或忽略了。这意味着哥贝克力遗址它不仅仅只是一座神殿：它还是一个定居点，当作最终转向农业作为克服狩猎采集生产局限性的一种手段。这只能强化这样一个结论：迷人的祭坛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宗教习俗是有物质基础。就像阿布胡赖拉丘(Tell Abu Hureyra)的人一样，在灾难中转向了黑麦的精耕细作，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中，被创造的哥贝克力山丘的文化标志着一个关键点，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必要性会被反映在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中。这就是任何真正的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些人的思想、欲望和宗教观念并不是被动地直接从他们的工具中产生的——它们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类思想的产物——并且无疑会对这个过程的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个过程的真正内容仍然是由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以及它所赖以建立的劳动所发生的变化而提供的：“不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5]

一个新世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并不像地质时代那样被严格抽象的分界线分隔开来。” [36]在这一脉络之下，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村庄似乎与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的一些狩猎采集者的聚居地非常相似。在某些情况下，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很可能相对流动，临时定居以去耕种一块土地，只是在几个季节的耗尽完土壤之后才搬到一块新的土地上，正如摩尔根在易洛魁人中所观察到的那样。狩猎、捕鱼和采集将与粮食种植同时存在。对社会造成的根本变化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使其变得明显。

其中一项变化是定居点的规模和数量的显著增加。纳图夫人(Natufian)的聚居地被认为居住的人数平均在 100 到 150 人之间：按照狩猎采集者的标准，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与公元前 9,500 年以后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的聚居点相比，这一数字便微不足道了。即使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小村庄也往往能容纳大约 250 人[37]，大约是纳图夫人平均人数的两倍。杰利科(Jericho)，其也许是如今仍然存在的最古老的聚居地，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夸耀起来的人口数量高达1000，而这在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之后仅仅只过了几百年而已。这只有在生产力发生巨大飞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定居农业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加集中，而且还促进了人口的总体增长。这种生育优势实际上被较高的儿童死亡率和新石器时代农民普遍较低的预期寿命所抵消，这是由于削减的饮食和以前所未知的疾病的爆发而造成的：在定居生活的不太好的一面中，有时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和动物同时处在一个邻近的距离之中。然而，尽管新的定居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更高的出生率继续以流动的狩猎采集群体为代价，继续产生出了拥有更大规模和传播范围的农业定居点。在英国，大陆移民被认为从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开始引入农业，并在 2000 年的时间里取代了整个岛屿的旧生活方式，[38]以史前标准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短的时期。

随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新的思想宗教形式也随之形成。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被解释为祖先崇拜的兴起，例如在杰里科(Jericho)发现的抹灰头骨和在房屋地板里被埋葬的死者亲属。[39]某人的祖先与家人待在一起，有时甚至是在房子里，保护着他们在世的亲属，这一观念也从很早的时期里就在中国文化中被很好的证明了。这非常符合家庭的连续性和预期中的持久性，且他们也在同一块的土地上劳作。

向定居农业的过渡也开始影响家庭内部的分工。出生率的显著提高意味着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携带、分娩和照顾孩子，而这意味着她们可能无法进行实地工作。来自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证据表明，在许多地方，这种发展，加上对田地和羊群所需的更密集的劳动和经常的监督，导致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更加严格。

随着谷物的种植变得越来越重要，小麦和大麦的加工也同样如此。在上面提到过的阿布胡赖拉丘中，女性骷髅的脚趾患有关节炎，因为她们需要花费数小时保持跪姿、前后摇晃并利用体重将谷物磨成面粉。[40]在公元前 5,000-6,000 年的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也发现了类似的分工，男性墓葬往往包括“石制农具和狩猎工具”，而女性墓葬“缺乏这类文物，但却包含研磨谷物的工具”。[41]这一证据以及其他研究使许多人类学家在定居农业的兴起与女性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的趋势之间建立了联系。

然而，这种“家务劳动”绝不是男性劳动的次要或辅助性的劳动。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通常都有自己的编织区域。制作工具虽然通常被描绘成是“男人的工作”，但也发生在家庭或村庄的周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由家庭中的妇女负责。事实上，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大的族群，孔索(Konso)部落的人类学的研究中，潜在的工人主要是一些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大规模运用燧石工具的人，表明女性在这些社会中通常是工具的制造者。[42]新石器时代的家庭既是家庭又是作坊，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其核心人物。

一个来自耶利哥(Jericho)抹灰头骨。//图片来源：Zunkir
一个来自杰里科(Jericho)抹灰头骨。//图片来源：Zunkir

家庭内部分工的转变既不是自动的，也不是绝对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内外从事的工作量大致相同，例如极其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现代土耳其内部的恰塔霍裕克 (Çatalhöyük)[43]。也有许多社会倾向于由女性而不是男性从事农业，就像摩尔根记录的易洛魁人一样。因此，在一般农业与女性更多地在家工作的倾向之间建立自动和直接的联系便是错误与过分简单化的了。此外，我们不能将家庭内部分工的这些变化解释为系统性压迫妇女和父权制的有力证据，而后者将成为后来所有“文明”民族的标志。虽然女性似乎更有可能在家工作，但她们的工作在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并且她们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地位。许多新石器时代墓地也被发现，其中的男性和女性尸体数量相同，他们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财产或地位的区别，例如奥克尼(Orkney)的米德豪凯恩(Midhowe Cairn)。[44]

阿布胡赖拉丘和其他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了新石器时代社会中新的关系的早期萌芽的出现，这种关系更倾向于将女性更多地安置在家中。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分工转变并没有使妇女处于从属或受压迫的状态，但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农业生产中劳动和管理的日益激烈，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最终为男女关系的更大转变奠定基础。但这不会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本身；在这些发展转变为对妇女的系统性的压迫之前，需要阶级社会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