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社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麽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蕩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製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製的箝製。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製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蕩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盡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後，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麽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製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製的法例通過，限製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製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蕩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製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采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製，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麽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借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黨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製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製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盡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汙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汙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汙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製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製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製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征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系。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製權。這些錯綜復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麽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製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製」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製，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製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製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製。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系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製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製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采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臺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註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製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製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製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傑瑞米柯賓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1-8-6 11:07
中国劳工论坛是现名国际社会主义道路（替代、选择）原名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托派组织直接领导的网络刊物

这 ...

我覺得中國勞工論壇屬於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刊物，西方資本與中國資本都不喜歡中國勞工論壇。

远航一号

傑瑞米柯賓 发表于 2021-8-6 10:54
中國勞工論壇是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創辦的，文章的作者本身就是工人階級的成員。 ...

中国劳工论坛是现名国际社会主义道路（替代、选择）原名工人国际委员会的托派组织直接领导的网络刊物

这里的春华网友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让他来说说，这个中国劳工论坛怎么定性合适？

傑瑞米柯賓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1-8-6 10:49
你这些都是中国劳工论坛的社论吧？

叫工人阶级社论也不合适。先这样吧 ...

中國勞工論壇是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創辦的，文章的作者本身就是工人階級的成員。

远航一号

傑瑞米柯賓 发表于 2021-8-6 09:42
我覺得這是工人階級的社論選集，以工人階級的社論選集作為標題比較合適。 ...

你这些都是中国劳工论坛的社论吧？

叫工人阶级社论也不合适。先这样吧

傑瑞米柯賓

redchina 发表于 2021-8-6 01:49
你自己起的标题与内容不符合啊

我覺得這是工人階級的社論選集，以工人階級的社論選集作為標題比較合適。

redchina

你自己起的标题与内容不符合啊

傑瑞米柯賓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麽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製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布，“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裏借用了向資本主義製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製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臺灣的專製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裏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製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註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镕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製。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裏，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臺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臺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麽為什麽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沖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製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征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沖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製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註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復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盡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汙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汙，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系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汙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汙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汙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汙，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製。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盡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製較寬松。”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系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汙的指控。

盡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幹還是不幹，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製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系。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製，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盡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誌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註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於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製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傑瑞米柯賓

過度審查

中國審查機構迅速采取行動，平息任何關於此事的討論。這一事件對習近平政權的正在開展的反腐行動而言高度敏感。習近平說既要瞄準重量級的政治“老虎”，又要打擊眾多的蒼蠅。作為此次新聞管製的一部分，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站都被中國封鎖。《紐約時報》網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為其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尤其是張培莉——通過一系列的合夥關系和在保險業、寶石貿易和房地產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氏家族的律師威脅要起訴《紐約時報》，但這當然沒有發生。

去年彭博社發布報告稱習近平家族從投資礦業和房地產中積累了3.76億美元的財富，隨後其網站就被屏蔽。上個星期，彭博社決定不發表另一篇詳細敘述中國首富、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級官員間的關系的報告。為紐約億萬富翁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責進行自我審查以修復同中國獨裁者的關系。這個例子反映了西方媒體的發展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彭博社主編馬修•溫克勒（Matthew Winkler）對同事說，如果他們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會“把彭博社踢出中國”。

外國媒體公司在揭露中國領導人和太子黨——共產黨官員的子女——的官商勾結聯系時，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此類調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銀行的幕後交易時。長期以來這些公司和銀行一直都在培養與太子黨的關系，以求在中國簽訂利益豐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為例，這家公司甚至把雇傭中國太子黨的計劃稱作“兒女計劃”。但是這一行動並不只限於中國，因為美國聯邦當局已將他們對摩根大通的調查擴展至印度、韓國和新加坡。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溫如春的故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論。“‘張莉莉擁有中國最貪婪的家族’，”一條帖子這麽說。許多批評溫家寶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網絡監察員刪除了。這很諷刺。因為溫家寶作為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時地呼籲更多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盡管在他結束於今年3月的10年總理任期中，這兩者的前景都更加惡化了。他也因“無力控製他的家族”而廣受批評。

摩根大通賄賂溫如春的公司的時間正好和“中國中鐵”2007年發行IPO （價值50億美元）的時間相吻合，這筆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說，它“向摩根大通介紹國有公司的生意並保證其運作”。

老虎，蒼蠅，太子黨

摩根大通也雇傭了現已因貪汙而被逮捕的中國鐵路官員張曙光的女兒。張曙光是鐵道部前副總設計師，於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國和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存入28億美元。曾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卻在洛杉磯郊外為正在斯坦佛上學的女兒購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讓張西西為其擔當與中國嚴重腐敗的鐵路部門簽訂合約的“牽線人”，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此進行調查。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系。“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裏。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雇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雇傭了唐小寧，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據《紐約時報》所說，“在唐小寧加入摩根大通之後，這家銀行從光大集團那裏取得了幾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議其設立一家用來發行股票子公司。”

越來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對沖基金，從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國資本家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棟梁，他今年在香港開了一家對沖基金。他過去曾為全球投機商和“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工作。另一個例子是江誌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他是“博宇資本”的聯合創立者。這是一家與大亨李嘉誠有聯系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虛假的反腐運動

圍繞著溫家寶女兒的騷動引起了幾個重要問題。它突顯了太子黨在中國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們與世界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系。它也突出了華爾街銀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國鐵路行業和充滿腐敗的經濟部門中的角色。同時也表明備受關註的習近平反腐運動只觸及了中共家庭腐敗網絡的表層。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釋的，這場反腐運動並不真是要打擊腐敗，而是為了加強政府對國家和社會的控製。為了這個目的，它寧願犧牲一些過於貪婪的——或者不聽話的——官員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並威懾其它貪官。同時，官方運動希望把這一過程控製在“安全線”內，為此則需要將流入公眾領域的信息量減到最小並打擊獨立的反腐舉報人。處於“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鐵路部門腐敗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老鐵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貪汙而被免職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緩的前部長劉誌軍。

西方資本家偽善地譴責中國經濟中的貪腐現狀，而事實上他們正是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的經濟體製是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所以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政府間的經濟紐帶也越來越緊密。盡管世界資本家假裝“不喜歡”獨裁政府，實際上他們卻希望讓中共獨裁者繼續掌權，他們知道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表明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更自由的市場”是解決中國貪腐現狀和裙帶關系的辦法時，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事實上，唯一的答案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要為大眾民主控製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製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註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占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製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盡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松國家政治管製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製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采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松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復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布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後）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註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征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製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註會議出臺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製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製。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盡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布，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製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盡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製，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製權從地方（事實上製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製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占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製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製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製，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製與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裏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蕩”。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沖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製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製。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采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製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布謠言者”。

傑瑞米柯賓

打壓

北京警方已證實針對周一的襲擊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來自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可以理解維吾爾族一些維權組織與團體為這事件深深震撼，並可以預期當局可能會進行一場新的“嚴打”。新疆地區的的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並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絕對多數。自2009年以來，當地暴力事件頻發，種族間暴力沖突已導致近200人死亡。基於該地區並不可靠的新聞報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標準，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尤為血腥。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10月份內七名維吾爾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殺。當局解釋射殺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庫魯格村（莎車縣）的一個家庭，包括父親和分別只有18歲、15歲和12歲的三個兒子， 根據官方安全部隊的解釋射殺該家庭是由於“拒捕”造成的。在6月間，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襲擊”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車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於上述“恐怖襲擊案”的同一地區。在8月，20多名維吾爾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襲中被打死。

在面臨經濟歧視、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語言自由限製的同時，在過去幾年裏，安全部隊大規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為進一步刺激維吾爾族中絕望和憤怒的情緒。近來新疆有139人因為在網上傳播“聖戰”思想被查處，有256人因為傳播涉穩謠言而被查處，這成為中國全國性取締網上“謠言”打擊活動的一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專製當局顯然因為這一發生在其“後院”的攻擊而感到尷尬。恐怖事件的爆發動搖了政府關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說法。而且當前也是一個敏感時期，距離中共領導層召開關鍵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據說這次會議將推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媒體關於周一襲擊事件的宣傳和警方的調查將不可避免地用於反映統治精英宣傳的需要（這同樣也發生在所謂的“民主政體”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義行動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新鮮，而且並不如同某些媒體宣稱的，這也不是全國首例“自殺式襲擊”。同樣，這會誤導我們聯想這樣的襲擊只與宗教因素或少數民族相關。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斷收緊的政治控製的相互作用可以預見會驅動一些絕望的個人采取盲目和適得其反的個人恐怖主義。諸如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成為國際新聞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彈，抗議保安毒打導致他被迫終身坐在輪椅上。他雖然活了下來，但被判處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東傷殘的建築工人曲華強在當地鎮政府引爆炸藥自殺身亡。他抗議工傷賠償不足，而地方官員拒絕接受他的上訪。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為抗議拆遷而開著他裝有煤氣罐的汽車沖向當地的政府大樓引發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還導致12人受傷。同一年， 28歲的北京男子楊佳為報復被警方毆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當楊佳被執行死刑時，他的遭遇曾經引起廣泛的同情。這些都只是近年來發生的少數幾個案例，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很遺憾這正成為一種趨勢。

這些行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為當前中國政治局勢的一個特點，既非是“有組織的陰謀”，也不是簡約的政治綱領推動這些絕望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發生。這來源於當下局勢的兩個特點：當局越來越多地依靠各種警察措施進行統治，但同時工人階級仍然處於束縛和無組織的情況下導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眾措施。

被壓迫者進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群眾鬥爭才能挫敗專製統治和和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需要非常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偉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經寫道：“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國的迫切任務是，通過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一切無論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爭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權利，包括承認少數民族實現真正自治乃至最終自決的權利，如果這是他們的民主選擇，從而為團結工人階級反對壓迫的鬥爭奠定基礎。這需要與反對中共專製當局促使少數億萬富翁暴富的資本主義綱領齊頭並進，這一資本主義綱領碾壓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們面臨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剝削。團結奮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關於維吾爾族人民遭受壓迫和爭取自由平等鬥爭的情況，請點擊鏈接閱讀文章《新疆的民族問題》。

浙江：醫務工作者罷工呼籲變革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遊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雲傑。三天前王雲傑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兇導致王雲傑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著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著橫幅呼籲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遊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著製服的醫務工作者呼籲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後網絡上傳播“動員遊行和罷工的信息”，並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雲傑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後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幾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雲傑醫生申報“烈士”，但並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癥精神障礙，並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並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範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並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製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沖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沖突根源的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製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麽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製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愈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榨取金錢。今天醫療製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製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製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製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劃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劃。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劃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劃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誌發現，盡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劃，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什麽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麽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麽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製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8歲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蘇8歲女孩被診斷患有肺癌，成為中國目前已知的最年輕的肺癌患者。負責治療她疾病的醫院醫生認為是生活在空氣汙染中導致女孩的病情。

這一新聞引發了對全國範圍內日益惡化的汙染危機的大辯論。在前往華沙參與周末開始的氣候變化大會的路上，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承認，濃霧“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據中國國家氣象中心（CMA）的說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癥現在是中國導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於癌癥，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北京肺癌病例在過去十年中上升了60%。這與世衛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次研究時間相近，呼吸受汙染的空氣可以比被動吸煙更危害身體。“我們認為（空氣）汙染是最重要的環境致癌物質，而不是被動的吸煙。”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癥研究機構（IARC）的庫爾特•斯塔裏夫熱（Kurt Straif)解釋說。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ARC)研究發現全球有22萬起肺癌導致的死亡與空氣汙染有聯系。

10月份，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1100萬居民長期被困在濃霧中。哈爾濱的PM2.5水平經測量達到了驚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衛組織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氣顆粒物尺寸小於2.5微米，以致於這些微粒可以滲透到肺部深處甚至血液中，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由於當地霧霾如此嚴重，哈爾濱市幾乎實際停止運作，全市關閉了機場、主要道路、工廠、學校和幼兒園。

據美國-中國-以色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由於空氣汙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相較南方人口縮短5年半。北方空氣中PM2.5顆粒的濃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2年，113個重點城市中只有27個達到了中國政府自己製定的空氣質量標準，而這一中國標準還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嚴重的汙染危機甚至給中國的專製統治帶來壓力。官員們也意識到有毒空氣帶來的另一個新的負面效應-“威脅國家安全”。當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昂貴的電子監控系統，使警方可以監控約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嚴重的霧霾使得該設備失去效用。雖然表面上該監控系統用於防範恐怖主義，但監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用於識別和防止“群體性事件”與抗議事件。日益嚴重的霧霾導致

安全專家討論采用雷達等替代方案，但雷達帶來的輻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風險。

今天中國公眾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由中國以及海外眾多研究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47%受訪者認為空氣汙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去年同期持該觀點的受訪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希望將環境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前，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為不祥的征兆是，7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汙染工廠，他們將參與抗議活動。根據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的說法，汙染本身可能成為“共產黨在未來幾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身處中國的人們的認識。

盡管當局在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不幸地許多被浪費了），但中國當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導致社會走向環境崩潰。煤炭仍然占中國總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過300座新的燃煤發電廠已被批準建設。盡管獲取了高額補貼，但風能和太陽能仍然僅占國家能源結構中的2%。而由於泡沫經濟混亂的擴張和全國電網協調不力，這些行業目前身處危機之中。

溫家寶家族再陷經濟醜聞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再一次成為經濟醜聞的焦點——此次涉及到一家華爾街銀行支付巨額賄款以換取在中國的生意。

《紐約時報》（11月14日）揭露，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的金融監督機構）和司法部的調查——向一家咨詢公司支付了180萬美元。經營這家公司的正是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行賄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間，當時溫家寶還是國家總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紐約時報》報道，Fullmark consultants這家鮮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張莉莉”（溫家寶女兒的化名）。除她之外，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員，多年以來一直是溫家寶家族的友人。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借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鉆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準報道她的生意。”

美國對摩根大通的調查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Fullmark利用溫如春和中國政府的私人關系，幫助這家華爾街銀行成為國有鐵路建設巨頭“中國中鐵”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