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傑瑞米柯賓

作者 馬克思主義者

第壹章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系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裏——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系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裏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回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系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余也被肅清了。拿破侖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制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臺。這個鬥爭結束於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註）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仆。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制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裏昂；裏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裏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臺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跡，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谷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沖突。這個沖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沖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於貧困和犯罪的深淵裏去。封建制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拼命掙紮不願走進墳墓裏去；工業制度也同樣的拼命掙紮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於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裏（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裏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沖突。
　　“社會關系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沖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系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系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註），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獲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系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復，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劃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系問題的答復，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麽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於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裏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麽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裏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裏’是沒有意義的。
　　‘那裏’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麽？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系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復來限制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復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註）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著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系，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麽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麽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著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傑瑞米柯賓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1-7-24 05:58
这些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还是来自那部现有教材？

標明作者的都是轉載別人的，沒有標明作者的才是自己創作的。

远航一号

这些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还是来自那部现有教材？

傑瑞米柯賓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占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系（這些關系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系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系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系，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註）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註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系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於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系，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系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註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註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系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余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註）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註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註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雇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沖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註）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於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升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於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於利害沖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裏，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墻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於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裏，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臺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於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辟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於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於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麽）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占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註）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麽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占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征，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臺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余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系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臺。（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註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註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系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系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傑瑞米柯賓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沖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余地的。他在這種環境裏，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發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系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麽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麽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意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註）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於自己寫字臺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裏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麽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第九章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系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占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系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沖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占據鞏固的位置了（註）。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麽新的貢獻呢？為什麽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復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系；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註）；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於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裏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裏，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裏，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裏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占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系，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系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系，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麽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系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占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占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註）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傑瑞米柯賓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占得勝利的階級所制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於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於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系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麽？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系，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於梅林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系。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於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第八章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幹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幹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麽？（註）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復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裏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復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復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裏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裏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裏——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裏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侖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采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於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裏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跡就打破了這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沖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裏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仿佛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於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幹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幹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幹涉，如果完全適應於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沖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系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系裏面，經濟關系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跡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註）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誌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麽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系。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裏謝利堡（Slisselbourg）炮臺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於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系；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裏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麽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麽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傑瑞米柯賓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系。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臺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系，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系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系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系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系。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於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麽“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於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系。馬克思稱這種關系為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因此跟著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制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余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余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制度

有剩余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制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余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制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復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制度

剩余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系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裏頭

第七章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註）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於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制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須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系，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系，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註）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系即生產關系，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系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系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沖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系；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系：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系；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後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意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意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意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註）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於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制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系本身發生重大影響。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於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著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於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於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著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著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系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於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復。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借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受什麽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系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傑瑞米柯賓

第五章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幹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註）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裏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誌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麽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借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著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誌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裏奧拉所著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著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著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於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麽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誌”，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誌，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沖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還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註）

拉布裏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制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著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於支配社會之財產關系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裏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系，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系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裏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沖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裏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裏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系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系本身時候，他們又借助於“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會關系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麽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麽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布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系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於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誌所左右的關系——生產關系，這些關系適應於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系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於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系，——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系，發生沖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系懷中發展的。這些關系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沖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中間的沖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系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系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系究竟持什麽見解。

第六章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於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制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著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系。“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於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於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復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制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系，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系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裏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於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於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麽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於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系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系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系也是人所制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苧麻等壹樣。社會關系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系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系。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系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於其社會關系。”（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裏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裏克利（Périclés）時代（註）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系；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系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傑瑞米柯賓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裏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麽，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裏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幹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借助於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註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於社會關系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註）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於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註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著各方面的聯系。
　　（二）在運動中研究。註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著：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註）

第四章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系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答復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復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誌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誌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誌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誌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誌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誌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誌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誌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復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誌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於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誌。他們分析意誌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誌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誌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著有名的人類意誌自由論壹書中說：“意誌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誌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誌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誌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誌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誌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拼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誌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誌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誌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註）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制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誌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於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誌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麽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誌”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誌。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誌，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誌，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麽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誌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仿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麽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沈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誌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於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系——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著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於主觀的頭腦裏，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於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誌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誌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誌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誌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註）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誌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裏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誌屈服於必然性，那麽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麽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麽？
　　在未答復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誌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誌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誌看來，社會現象仿佛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誌之交互錯綜。我的意誌，妳的意誌，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誌，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誌，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誌。（註）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誌；這個意誌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誌，碰著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誌，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誌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著破產，——他們的個人意誌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誌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誌之沖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誌之出現又根據於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並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跡。”（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誌。（註）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誌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誌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麽，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誌是為思考或情欲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欲的動力又是許多復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誌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系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復這個問題。

傑瑞米柯賓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裏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裏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復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復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獲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答復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制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著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麽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裏，“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制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制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沖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註）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制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制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制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贊頌奴隸制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贊頌奴隸制度，而是估計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於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著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著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裏，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裏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臺，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註）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裏，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制度轉變為另壹經濟制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裏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制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制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制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煉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著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制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制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裏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系，——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鏟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