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 长征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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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

作者：王立华

　　红军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经过长征的那一代人已所剩无几。据说作为红军战士参加长征、年龄最小的是一个9岁的女宣传队员，即使她还活着，也是近90岁的老人了。这样一段远去的历史，我们今天依然隆重热烈地纪念它，满怀深情地追忆它，这种经久不息的纪念和追忆，甚至超越了国界、党派和政治信仰，究竟是由于什么深层原因和内在根据?它到底能给今天、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和教益呢?下面，就围绕这些问题，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为什么要纪念红军长征？
　　如果把长征只看作是上世纪30年代一支红色革命队伍失败后被迫无奈的战略转移，那就难以理解为此所做的一切，包括今天讲的这一课。当我们认真回顾和反思那段如诗如歌的征程，并把它放到中国革命、世界历史及人类生理极限与精神追求的大背景下审视，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长征伟大永恒的价值和魅力。
　　第一，长征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天朝大国”，逐渐沦落为一个列强任意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为了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但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先是太平天国革命，洪秀全请来洋上帝搞农民革命，席卷大半个中国，提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但最后失败了。洋务运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有成果但无力回天，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送给了日本人，抗战胜利后才收复，但日本人撤回前却扶持起“台独”势力，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这个弱势皇帝的领导下，搞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把慈禧太后惹火了，只百日就寿终正寝，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饮血菜市口。义和团运动，自发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靠刀枪不入的符咒抵挡列强的侵略，结果是八国联军进北京，打的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当时每个中国人1两)，连本加息再加地方赔款，最后总数超过10亿两;辛亥革命，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后，建立中华民国，仅当了四十几天的临时大总统，位子就被袁世凯篡夺，后来袁恢复帝制当洪宪皇帝，被赶下台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统治的黑暗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同时开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曲折历程，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先是陈独秀右倾领导，搞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蒋叛变革命后，共产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再是李立三等搞左倾盲动，发动城市武装暴动，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要像十月革命那样夺取全国政权，结果使仅存的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受沉重打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的革命队伍，在朱德和毛泽东带领下会师井冈山，开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红色根据地和红军力量迅速发展。但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博古和李德，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远离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战略转移。正是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党和红军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正确。当时红军官兵都在想，为什么人是同样的人，枪是同样的枪，有了毛主席天天打胜仗，没有毛主席天天打败仗?这个问题成为共识，就有了遵义会议，不再让“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党和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做自己的舵手。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拨正了航向，乘风破浪走向胜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战中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最后又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革命再也没有遭受大的挫折。有人曾感慨地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没有长征，没有那种濒临绝境的抉择，对毛泽东的英明正确形成共识，或许还要更长时间，那么，“左”的错误领导就会延续更长时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就很难预测。而毛主席能领导全党全军，却是在长征中实现的。可见，长征既是一次失败后的撤退，更是走向胜利的进军，既是共产党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第二，长征是世界历史特别是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举。关于长征，毛主席曾有一段非常动情地描述，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80年前，刚刚结束长征后，美国作家斯诺通过宋庆龄介绍到延安，在窑洞里听毛主席介绍长征等革命经历，很快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他在书中赞叹：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当时这本书轰动世界和中国，为躲避国民党的检查，此书在中国译为《西行漫记》，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包括其他阶层人士，都以看到这本书为时尚，不少人特别是学生，就是怀里惴着这本书，奔向延安参加革命的。20年前，著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携夫人沿长征路采访后，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在书中感叹，人类的这一壮举是无与伦比的，也许它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向莫斯科进军多少有点相仿，但把任何事件同长征相比都是不贴切的。在中国历史上，大小战争无数，但这样的远征前所未有，胜利者横扫千军的征战，与这不是一回事，如成吉思汗西征亚欧大陆等，失败者的流徙溃退，更不能与之相比。世界历史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确历尽千难万险，遭受埃及人围追堵截，浩瀚沙漠缺吃少喝，还有疾病和疲劳的侵袭，也不过走了三五百公里;汉尼拔为打退罗马人对迦太基帝国的进攻，先发制人，从西班牙率步骑精兵6万人、战象数十头，绕开敌军主力进军罗马，一路粉碎土著部落的袭击，翻越平均海拔约3000米的阿尔卑斯山，穿越难以通过的沼泽，最后重创罗马军队。他的远征连续行军才5个月，行程也不过一千五六百公里;拿破仑于1812年率45万大军进攻莫斯科，失败后逃回法国，仅剩1万余人，来回行程也不过两千三四百公里。这些都不能与红军的伟大长征相比。正如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说：“与长征比起来，汉尼拔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也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红军长征引起世界性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并被当作永久纪念和追忆的历史事件，这完全是因为它在世界历史、尤其是世界战争史上前所未有、难以超越的特征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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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生死与共的团队精神。长征的历史表明，团结协作、团队精神是胜利的保证。从长征一开始，红军各路部队就主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兄弟部队。血战湘江时，担任后卫任务的一个师加一个团，为掩护主力过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组织大的战役战斗，牵制敌人。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川西，红四方面军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向川西岷江挺进，阻击敌军，迎接中央红军。红25军在与中央长期脱离联系的情况下，获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后，立即决定西进陕甘，策应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徐海东在向部队动员时说，即使我们3000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接过来。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供应很困难。他得知中央需要经费，即把仅有的7000元现金中的5000元，还有一批物资送给了中央。国民党军队就做不到这一点，蒋介石的不少围堵部署，本来想得也算周到严密，但因为相互勾心斗角和拆台，最后使一些防线形同虚设。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他为了保存实力，预先跟红军达成协议让开道路，但他没有传达到下面，部队打了一阵，找他后便马上派人传令撤退，红军比较顺利地过去了。类似情况一路遇到了不少。团队精神还表现在长征途中深厚的战友之情，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红军过雪山时，一位司令员看到雪地里有位同志冻僵，摸摸他穿的衣服，原来里面填的都是稻草。他生气了，让警卫员去找这个部队的供给处长，要责问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衣服来糊弄部队，一位知情的同志对司令员说，你不要找了，他就是供给处长。过草地时，有位女同志临产，而后面又追兵紧逼。董必武对红五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整整过了两个多小时，小生命才姗姗来到人间，而为阻击敌人的部队牺牲了好几个战士。向云南进军时，毛主席的妻子贺子珍因刚生过孩子，随休养连一起行动，敌机来轰炸扫射，担架员被打死，一位伤员挣扎着躲避，为救伤员她扑了过去，身上17处受伤，头部受重伤陷入昏迷，毛主席看她伤成那样，难过的掉泪，贺直到去世身上还有残留的弹片。

　　第五，挚爱人民的鱼水深情。红军是工农的子弟，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谋利益、求翻身、得解放而战斗的。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造谣诬蔑，甚至在红军路过的地方放火烧山、烧村，嫁祸于红军，但人民群众还是欢迎红军的到来。因为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给人民群众带来切实的利益，而对人民群众却秋毫无犯。长征撤离前，为避免敌人迫害使用苏币的群众，苏区银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实物、银元或国民党的钞票，把市场上流通的苏币从群众手中兑换回来，当时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担任银行行长，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办完后才挑起担子踏上长征路。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路过湖南汝城沙洲村，三位女战士借住在村妇徐解秀家中，看到她家穷得连条被子都没有，临走时把自己的被子剪开，留下了半条。解放后，徐解秀直到临终还念叨这件事，说什么是红军?红军就是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队伍!过草地时，红军战士谢益先碰到一位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因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就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悄悄送给了他们。往后一到吃饭时，他就避开大家去找野菜，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他就喝点凉水充饥。母子三人得救了，他却饿死在草地。长征途中，红军群众纪律非常严格，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是个红小鬼，到藏区后没饭吃，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和几个战士跑到喇嘛寺找吃的，没找到吃的看到有银元和铜板，就违反纪律擅自拿了一些买吃的，被发现后执行纪律枪决。连蒋介石在给川军的电报中都说，据报朱毛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银元一枚于土中。他说红军是借此煽惑民众，要求川军也严饬部属，学会爱护民众。但军队皙性质不同，他怎么能做到呢?在雪山草地附近地区，由于受敌人蛊惑，许多老百姓逃避一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红军收割了当地将要成熟的青稞，将所收数量和原因，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老百姓回来后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领钱，但红军很快就走了，没地方去要钱。毛主席到延安后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欠了藏民、羌人的债，这是我们惟一的外债，也是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有一天我们必须向他们偿还。全国解放后，毛主席还牵挂这件事，指示川西和西康地区的领导向当地百姓做了补偿。这就是红军，这就是人民军队，它以对人民的无限挚爱和忠诚，赢得了人民的高度信赖和支持，从而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保证了我军无敌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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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博古、李德他们不懂得我军的长处，也不善于利用敌军的矛盾和弱点。当时，蒋介石与地方军阀都在各打各的算盘。蒋不但要消灭红军，还要排除异己。在围堵红军的过程中，如果地方军阀能把红军消灭，他求之不得，但凭他多年的经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两败俱伤，他就可乘虚而入;如果红军将军阀消灭，他也可来收拾残局，无论如何他都是有利的。而各路军阀也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既要防红军，又要防中央军。如在湘江战役中，桂系的白崇禧判断，红军只是路过广西，而不打算在广西立足，桂军只有2万余人，去堵截8万多红军，弄不好就会被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为名乘虚而入，广西就会成为蒋介石的地盘，所以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着朱毛，还有自己的发展机会。他的对策是：在红军入境之前，将部队布防于湘桂边境，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戒备，不要轻易进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道路给红军通过，原则是不让红军进广西腹地，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既可促使红军快走，也不会遭到红军主力杀回马枪的风险。在红军过湘江时，桂军看到红军过境势不可免，便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开始让路，先以李宗仁的名义给蒋介石发电，说红军主力到南边去了，他的主力也要南移，蒋只好回电同意，这就在湘江防线让出了60公里的口子。但当时博古、李德未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使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毛主席与博古、李德不一样，他把军阀之间的猜疑和矛盾，当成红军化被动为主动的突破口。如红军二渡赤水后，集中兵力打击王家烈部，中央军薛岳部按兵不动，想在两败俱伤后出来收拾局面。红军再占遵义后，又集中兵力打击薛岳部，地方军阀也不动，以致顺利消灭中央军两个多师，蒋介石大骂这是“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井冈山根据地总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开始，灵活机动是贯穿始终的。有人问毛主席，你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什么，他说很简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蒋介石失败逃台后，痛定思痛，深入研读毛主席军事著作，既恍然大悟，又后悔不已，感到那些对付自己的办法都写得很清楚，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总是先退一步再出拳;另一条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柿子捡软的捏。想来想去，自己与毛打仗的经历就是吃了这亏。

　　第三，坚韧无畏的英雄气概。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般人看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时，很难想象红军在牺牲和困难面前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今年我们观看纪念长征的文艺演出，一些作品把那段历史写得很悲苦甚至很压抑。但从过来人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红军官兵对待牺牲和困难非常通达乐观，战斗精神也是很高昂的。比如强渡大渡河，面对那样的天险，用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渡河，战士们不但没有畏缩，而是争相报名参加突击队，实在争执不下，最后由聂荣臻授权营长孙继先挑选。本来是选16人，但一名叫陈万清的新战士哭喊着非要参加突击队不可，最后得到批准，所以留下了17勇士的故事。飞夺泸定桥时，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撤走，把着铁索过河，不用说还有敌人阻击，即便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要爬过去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面对生死考验，几个连队却为哪个连当突击队争得不可开交，各连都给团部送去突击队名单，最后全团干部召开会议做出决定，一连因过乌江时已经立了功，确定由二连担任突击队，三连没当上有意见，团政委杨成武就让他们跟在后面，往桥上铺木板，这才算摆平了。过大渡河决不比一条小溪，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今年3月，一位名叫武大卫的以色列老兵，从瑞金出发走长征路，走到大渡河，他不敢相信红军爬着铁索冲过去是真的，认为靠小木船和竹筏子渡过去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说，这比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还经典，按照他们的战争理论，如果没有先进的武器和强大的火力支援，没有渡河工具，是不可能在这里发动攻击的，而且是在上午9点钟攻击，这时太阳刚好照着河里的靶子，敌人就是闭着眼都能打到你，这样的战例超越和改变了他一生积累起来的战争哲学和理论。实际上，他做的只是常规理解，是红军将士超凡的战斗精神创造了奇迹。红军还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长征路上的重重困难。过草地时粮食不够吃，能从干马粪里找到没有消化的青稞大豆，都成了幸运的事。尤其后面的部队，找不到吃的东西，牺牲了很多，草地上有的烈士口中，还含着未能咽下去的草根。曾任总政主任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回忆长征时，湿红着双眼说：“进入草地后，所到之处草根、树皮、植物茎块，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战士有的把机枪带、皮腰带、皮革都煮着吃了，甚至连宣传员背的鼓，也被拆掉后撕成若干小片，给饥饿至极的战士每人分一块。把牛皮放在脸盆中煮得又黄又软时，空气里散发出烤肉的香味，让红军战士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打了一次牙祭。”面对这些艰难困苦，红军将士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编快板、演节目、讲故事、唱歌、打球，甚至在行军途中把字写在背包后贴的白布上，开展识字活动，规定每天必须学会3个字。后来当了海军司令的肖劲光，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擅长洞箫、二胡，长征途中携一管洞箫前行，常于人困马乏之际吹奏，给红军官兵以难得的精神享受。后来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的黄镇，当时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在红军过金沙江后的战斗间隙，编了个活报剧《一双破草鞋》，赞扬红军的英勇机智，讽刺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追到金沙江边，只捡到了一双破草鞋，结尾是蒋介石拿着破草鞋，望着滔滔的江水哀叫。毛主席的不少诗词，像十六字令三首《山》、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都是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写的，张扬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以至于建国后毛主席曾感叹，安逸的日子写不出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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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折不挠的理想信念。长征的全过程，是在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甚至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进行的。长征之前的一段时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较大的革命根据地就有10多个，中央苏区鼎盛时有5个省级、60多个县级政权，面积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3万，全国红军数量达30万，党员发展到30万，白区地下工作也蓬勃开展。但后来，红色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白区党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围歼的险恶处境，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和内部斗争，红军能够克服重困难，创造长征这样的人间奇迹，靠的是什么?1938年4月，张闻天在给陕北公学作演讲时，学员曾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原因就在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有一位被迫参加长征的瑞士传教士，在自己的书中也谈了这样的感受，他是在贵州被红军当间谍扣留，随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被释放后回国，写了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他讲：“许多报导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正因为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红军在挫折、失败和困难面前，能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始终顽强不屈地奋斗。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本准备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在遇敌围追堵截伤亡巨大的情况下，就调整方向，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到遵义后，看到那里自然条件非常不好，加上国民党40万大军已经逼近，就再次调整方向，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川西和川西北的地理、经济、人文等因素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又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到甘南小镇哈达铺后，在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块苏区，便决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一直走向胜利。红军从来没因为某个阶段性目标没实现，就动摇灰心，而是愈挫愈勇、愈挫愈坚。二渡赤水打下娄山关时，毛主席眺望刚刚散去硝烟的巍巍群山，写了一首动人的诗词，其中有几句是他诗词中的经典：“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经过长征的红军将士，就是这样一代不屈不挠的英杰，虽然人数极大减少了，但留下的都是信念坚定、对党无限忠诚的精英，所有部队都成为千锤百炼的钢铁部队。周恩来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长征胜利后，中央专门作出决定，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要更宽广地吸收入党，而且一律免除候补期。一些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参加红军和有特殊背景的人，凡是经过长征的，只要本人提出申请都可入党。这样一些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骨干，在此后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支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

　第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作战指挥权，与李德那一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精心谋划的作战行动，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当时18岁的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后任总政主任的肖华，在他创作的《长征组歌》中，写了这样的歌词：“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真实的描述和由衷的赞叹。长征出发前，博古、李德想把毛主席留在根据地，让他到于都去搞调查，是周恩来力争才一起走的。如果当时真的把毛主席留下了，也就没有人类战争史上这些神妙的篇章，长征的历史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极有可能改写。今天我们学习回顾那段历程，在禁不住拍案叫绝的同时，也可从中领悟梳理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行动目标的灵活性。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只是战术行动的灵活机动，也包括战略目标的灵活机动。毛主席指挥红军后，一改李德那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在情况发生变化、原定目标和计划难以实施时，就果断地作出调整，从而使敌人的判断总是不准、企图总是落空，使红军在变化中获得主动和活力。红军二渡赤水前发布过一个口令：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红军的指挥变了，变得高度灵活机动，而蒋介石的思路却没变，他是以不变应万变，要求各地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像五次“围剿”那样把红军困死，结果可想而知。

   二是系列连环的声东击西。红军到达遵义后，蒋介石对红军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是清楚的，所以设了重兵围堵。要想实现北渡目的，必须调开蒋介石的沿江驻防部队，还要把他甩得远远的，才有从容的渡江时间。为了搞乱蒋介石的判断，让他上当，毛主席实施了一系列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的连环计。先是一渡赤水到扎西，把敌军主力吸引到赤水河以西;然后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再次向敌防守薄弱的黔北地区进军，这个出其不意地行动，不但摆脱了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还趁机消灭了中央军的2个师8个团，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更重要的是造成了蒋介石判断红军有可能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觉;等到敌人从四面八方跟到遵义地区后，红军又向北向西，大张旗鼓地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急进;这时，红军1个团伪装主力继续诱敌西进，而主力却秘密回师向东，四渡赤水，接着又南下向遵义逼近，蒋介石又调集部队赶往遵义，自己亲自飞往贵阳督战;红军派第九军团伪装主力向北行动，而主力红军却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但仅此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目标还不行，为了调虎离山，毛主席先是直逼贵阳，把蒋介石吓得惊惶失措，当夜上吐下泻，要求各路部队火速增援。当各路敌军纷纷赶往贵阳“救驾”时，毛主席又搞了一次声东击西，主力摆出向东的架势，实际却西进云南，直逼昆明。当时滇军大部都已调往贵阳，龙云为保昆明，不得不把防守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力量调来，红军趁机巧渡金沙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蒋介石是个老奸巨滑，那么多军阀都败在他手下，但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智高一筹，他的声东击西是系列连环动作，终于把蒋介石“忽悠”昏了头。

   三是通过指挥红军指挥敌人。毛主席军事指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让敌人听指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指挥红军的每一步行动，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图调动敌人，从而使敌人疲于奔命、被动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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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大战役战斗。红军长征中共进行近600次战役战斗，师以规模的120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战役战斗可讲9个。一是湘江之战。这是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仗的惨痛教训，为选择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强渡乌江。当时红军没有船没有桥，突然发现江上漂来一根竹杆受到启发，砍来竹子扎成竹排偷渡过江，后又将竹排连成浮桥。开始架桥时，用几百斤重的石头固定，但扔到水中就被冲走，一名战士说“水打千斤石，难冲四两铁”，刘伯承听后，随即让找些铁匠用的铁墩，两个捆在一起扔下河，果然管用，架起了浮桥，使红军顺利通过。三是四渡赤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1960年，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通过这一仗，红军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使红军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四是巧渡金沙江。红军四渡赤水后，紧接着兵临贵阳逼昆明，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把敌人远远甩在了后面，也把防守金沙江的滇军调离开了。红军2万多人仅有7条船，渡了9天9夜，敌追兵直到红军渡完两天后才赶到。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渡金沙江时，因为没有大比例地图，不知渡口在哪里。正在到处搜寻地图时，截获了滇军的一辆汽车，车上除准备送给中央军的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等地方特产外，还有20余份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他们本来准备用飞机送，但机师突然生病改用汽车，没想到途中被红军截获，帮了大忙。毛主席高兴地说，当年刘备入川张松献图，如今我们过云南入川，是龙云献地图，好兆头啊!五、六分别是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都是过大渡河，当时杨得志率红1团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缴获了守敌没来得及撤走的1条小船，17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成功过河。但安顺场渡口架不了浮桥，船又少，红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渡过去，于是命林彪和刘伯承带领部队分别从左右两岸向上游挺进，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要用两天半时间，赶340里崎岖山路，还要跟路上的敌人打仗。结果林彪部队先到，立即组织22名突击队员，冒着对岸守敌的密集火力，把着铁索攀过去，占领了泸定城，保证了红军主力通过。毛主席到达泸定桥时，一位红军战士对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班守在对岸，谁都不用想过去。毛主席笑一笑说，敌人嘛毕竟是敌人，哪能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比。七是包座战役。包座是红军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拦路虎，如拿不下红军就要折回草地。徐向前主动请缨，指挥红四方面军部队全歼其守敌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打开了北上通道。八是激战腊子口。这是红军北上一个重要关隘，两侧绝壁峭立，仿佛大山被劈开了一条30多米宽的缝隙，腊子河从谷底流过，河上有道木桥，要过腊子口，必须先过这道木桥，当时有一位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用一根竹杆绑上铁钩，钩住悬崖上的树根、石缝和突出部，攀登到敌人工事的上方，突击队跟上后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夺占了这道几乎难以逾越的险关。九是直罗镇战役。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关键一仗，当时蒋介石调集东北军5个师3万余人，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消灭红军，毛主席亲自指挥这一仗，乘敌109师孤军冒进之际，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仗。敌师长牛元峰被红军击毙，死在老牛湾，后来国民党中的一些人编排说，牛元峰本姓牛，又偏偏跑到老牛湾，犯了姓，这是天意注定、劫数难逃。这一仗毛主席评价很高，说它是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
　　转战十四个省。长征中，中央红军经过了11个省，从江西出发，过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最后到达陕西。红二方面军有部分从湖北开始长征，还到了青海，红25军是从河南出发的，共14个省。中央红军行程最长，一直讲两万五千里，现在对这个距离有些争议。2003年底，有两位英国青年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不到官方说的2/3，大约只有6000公里。他们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当时红军行军路线迂回曲折，按现在的道路和地图标记是算不出来的。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还必须考虑到走什么样的路、打运动战、筹粮筹款、扩红、做群众工作、走错路等因素，加上这些，二万五千里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有许多还超过了这个路程。朱德就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多走了1万里。要这样算的话，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跟着朱德编入左路军的第5、第9军团，南下失败又回头北上，大都多走了这1万里。
　　

　　三、长征留给我们哪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纪念长征，我们决不仅是唤起人们对先辈丰功伟绩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发掘和理解长征蕴含的普世哲理，继承先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从长征的宝库中汲取奋发进取的精神力量，获得成就事业的智慧启迪，感悟价值追求的崇高境界，提升我们生命的质量和品格。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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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重要会议。一次是遵义会议。时间是长征开始3个月后的1935年1月，地点在贵州北部重镇遵义。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在这次会议之前，召开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往北走还是向西走的问题，同时也为遵义会议做了准备;遵义会议之后，又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打鼓新场会议和会理会议等，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不再每天都召开20多人的会议集体指挥作战。当时为摆脱敌人，不能不跑些冤枉路，一些同志有埋怨情绪，林彪当时就指责毛泽东尽走“弓字路”,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毛主席曾在会上批评林彪说，你懂什么?你不过是个娃娃!前后这一系列会议，主题都是确立和巩固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而遵义会议是个关键点，所以我们把它列入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会议。一次是俄界会议。时间是1935年9月，长征走了近一年的时候，地点是甘肃迭部县的俄界。这次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动，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在这之前，召开过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毛儿盖会议、沙窝会议等，都是围绕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及组织领导问题召开的，俄界会议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系列会议的归结。还有一次是瓦窑堡会议。时间是1935年12月，在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这次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要求把国内战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这是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次重要会议。
　　四支长征部队。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行程二万五千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出发时8.6万余人，到达陕北时还剩7000余人，其长征经历最惊心动魄。红二方面军是由红二、六军团组成，主要领导人是任弼时、贺龙等，1935年11月由湖南桑植开始长征，行程近二万里，出发时1.7万余人，长征结束时仍有1.3万多人，是三大主力中损失最少的部队。毛主席接见贺龙时称赞说，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你们就是没吃亏，走时1万多人，走过来还是1万多人，没有蚀本。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1935年3月从川陕苏区开始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又南下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直到1936年10月才结束长征，历时一年五个月，三过草地，行程约两万里，原有10万人，长征结束时加上中央红军的第五军团还剩3万多。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是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其战士的年龄大多在13岁到18岁，被称为儿童军，1934年11月从河南出发开始长征，出发时2900余人，会师时3400余人，是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队伍，也是在长征中唯一没减员反而扩大了的红军队伍。
　　五个主要阶段。一是长征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先是派出红七军团，以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皖南进军，后又到方志敏创建的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主要是通过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支部队有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一个是方志敏，一个是后来成为十大将中第一大将的粟裕。这支部队后来在江西东北部的怀玉山被敌人包围，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粟裕带的先头部队一个团，在大部队夜晚休息时继续前进，越过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领导人方志敏被捕，当时抓他的敌士兵以为大官身上有钱，搜了半天只找到了一只怀表，蒋介石曾用高官厚禄引诱他，方不屑一顾，又用铜烙等酷刑，也毫不屈服，在监狱中关了6个月后，被蒋介石秘密处死，年仅36岁，在狱中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充满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定信念和崇高境界的不朽文章，今天读起仍让人禁不住热泪盈眶。在长征准备阶段，还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去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实际上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长征准备的很仓促，而且一直犹豫不决，出发时除了博古、李德等几个人外，其他都不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要到哪里去。二是长征失利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冲破敌四道封锁线，由于采取“大搬家”式的甬道行动，几千名挑夫挑着印刷机、车床、X光机、文件箱、银圆、金条、大米及大量备用物品，中央机关和军委两个纵队在中间，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一个军团在后，就像抬轿子一样，行军速度极慢，每天只能前进十几公里，错过了摆脱敌人的有利时机，过湘江封锁线时使中央红军损失了三分之二。三是长征转折阶段。过湘江后，在通道会议转兵向西，改变李德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北进方向，到遵义会议赶李德、博古下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部，在这个阶段毛主席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红军将士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四是长征分裂阶段。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到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回头北上，主要是同张国焘的斗争。五是大会师阶段。从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
　　六道天险屏障。为了避开敌人的围堵主力，红军走了许多险路，其中最著名的有六处：一是乌江。这是贵州的第一大江，两岸悬崖峭壁，江面波涛汹涌，水流每秒2米多，自古就有天险之称。二是金沙江。此江在长江上游，上接通天河，落差大，水流急，江上没桥，渡河非常困难。三是大渡河。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渡口对岸高山耸立，川军已构筑工事、凭险防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此全军覆没。四是雪山。长征路上有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鹧鸪山、党岭山、折多山等多座雪山，夹金山主峰海拔51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变化无常，翻越夹金山，早晨、黄昏绝对不行，必须选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御寒壮气。五是草地。在川西北高原，海拔3500米至4000米，由于河叉众多、排水不畅，形成大片的沼泽，在色彩绚丽的野花丛中，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人走在上面，极易陷溺而亡。六是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七个主要对手。这里是指长征中对红军威胁最大的几股力量，主要有蒋介石的中央军、何健的湘军、李宗仁和白宗禧的桂军、王家烈的黔军、龙云的滇军、刘湘和刘文辉的川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外，还有陈济棠的粤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马家军，以及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土司、头人的队伍等，这些敌人大都交战规模不很大，所以没把他们列为长征中的主要对手。
　　八位红军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博古、李德、张国焘。这几位是长征不同阶段，红军在中央层面的主要决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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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长征是人类智慧和力量在极度恶劣条件下迸发的奇迹。长征途中，处处是险境、步步生死关，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期间，红军翻越了18条山脉，有5条终年积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高原牦牛是非常耐寒耐缺氧的，但达到海拔4500米以上就只是横着走，再也不往上走了，可以想见翻越它的艰难;渡过了24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走过了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淖淹没，人迹罕至、鸟兽绝迹的松潘草地，它方圆15200平方公里，几乎与法国面积相等;平均每天要打一场遭遇战，还要行军37公里以上，每行进300米就有1名红军战士献出生命;还有，长征是长期无后方作战，长达几百天的时间里，没有最基本的枪支、弹药、粮食、被装、药品及宿营房舍供给，没有正常的作战和生活条件，每天的吃住都成问题。红军还要面对数倍甚至十几倍于己的凶恶敌人，面对随时都有陷入绝境的危险，这确实是对人类生理心理极限的巨大挑战。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勇敢和坚韧，创造了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奇迹，留下了永远激励后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纪念长征、追忆长征，就是为了继承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长征是一个怎样的伟大历程？
　　提起长征，大家最熟悉的是爬雪山、过草地等，当我们深入学习这段历史时，又感到它千头万绪、迂回曲折、纷纭复杂，几句话难以说清。为使大家有个提纲挈领的认识，我们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做个概括，不一定很准确，但比较容易记住。
　　一个历史抉择。长征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遵义会议上，历史性地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从此走向胜利。这个问题过去是没有异议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遵义会议既没让毛主席当党的总负责，也没有明确他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怎能说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呢?但这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毛主席从此进入政治局常委作为党的决策核心发挥作用，党和红军完全肯定和接受了他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主导下形成的。据周恩来回忆，当时大家要毛主席来领导，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并说服了大家，遵义会议后，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由洛甫换下博古做了总书记，但实际是毛主席领导。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就离开红军去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前几年我驻外人员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发现了一份记录稿，就是在他汇报时记下的。他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也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我们党两次历史决议都认定这一事实，1945年决议有“实际上”三个字，1981年把这三个字拿掉了，直接就是“确立了”领导地位。这个结论符合历史真实，也是准确慎重的，看问题不能只看形式。
　　两场内部斗争。一场是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时间在长征初期，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党内负总责任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长征的直接起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这个失败与两个德国人关系很大。蒋介石前四次“围剿”失败后，找了一个德国人当顾问，此人名叫西克特，曾当过德国的国防军总司令，他的招数就是用持久的堡垒战对付红军。这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不懂军事，一切听任李德指挥，他也是一个德国人，身高两米，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当时德国军事理论在这个学院占主导地位，所以他与西克特如出一辙，他的办法就是打正规战，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遭到了惨败。但博古和李德不承认他们指挥错误，而是把原因归结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实际上，第一次反“围剿”敌兵10万，红军不足4万，是2.5比1;第二次敌兵20万，红军3万多，是6比1;第三次敌兵30万，红军3万左右，是10比1;第四次敌兵50万，红军4万多，是12比1，这四次我们都胜利了。第五次反“围剿”，敌兵虽有50万，但红军力量增强了，有10万人，是5比1，而且这时第19路军在福建通电反蒋，广东地方军阀作战也不积极，这是前四次反“围剿”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所以，他们把失败归结于敌强我弱是不符合实际的。另外，在开始长征后，他们的组织指挥也犯了一系列错误，导致红军陷入绝境。陈云1935年10月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讲，长征初期犯了三个错误：一是部队出发西征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二是上路时带的辎重太多，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都抬走了，光运这些机器就用了5000人;三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划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结果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到敌人迎击。博古、李德确定的目标是向西突围后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这一目的蒋介石判断的很清楚，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层层围堵，过湘江时把8.6万中央红军，打的只剩下3万，但博古、李德还是一意孤行，坚持北上，往敌人的包围圈里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红军领导层越来越感到不能再让他们指挥了，在遵义召开会议，把博古、李德赶下了台，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另一场是与分裂主义的斗争。时间在长征后期，斗争的主要对象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斗争的焦点是南下还是北上，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北上进入四川，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开辟抗日前进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口是心非，表面上赞同北上，实际上却惧怕与胡宗南部队作战，先是提出向青海、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退却，后是公开反对北上、坚持南下，还自恃兵多枪多向中央要权。两军会师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说可能不到3万人，张一听脸就变了，自恃四方面军8万多人，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自己当军委主席，当时军委主席是朱德。张闻天曾跟毛主席商量，把自己总书记位置让给他。毛主席说那不行，一是他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军权他就不能全都抓去。当时总政委是周恩来，他过雪山后一直病重，高烧不退，从团结大局出发把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张当上总政委后，又提出要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政治局一共8人)，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两军合编，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毛主席和党中央随右路军走。过草地后，南下和北上之争更加激烈，张不但命令左路军南下，还发密电给陈昌浩，要“武力解决中央”。译电员送电报时，陈昌浩正在会上兴高采烈的讲话，便顺手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一看事关重大，借故走出会场找到毛主席，这才有了中央带部分红军秘密出走，先行北上。后来毛主席多次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红军，救了党，救了我们这些人，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0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说，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弄不好就会自相残杀，使革命事业毁于一旦。此后张国焘公开分裂，率部队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毛主席曾多次对他们说，南下是条绝路，不出一年你们也会北上，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不得不回师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陕北会师。张国焘到延安后一直非常消极，趁祭奠黄帝陵时逃跑叛党，当时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孤家寡人，1979年11月死在加拿大的一个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