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 南海仲裁与“极端化破坏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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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与“极端化破坏法”（2）

黎阳

2016.7.19．

附录：“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


（摘自本人文章《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和动乱周期律》第四章第九节：“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横行霸道七大法宝”）（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6/05/363861.html）
6）．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
文人官僚体制使政权的执行机构完全操纵在文人官僚手中，文人官僚永远能利用手中独霸的执行权“合法”地破坏掉一切自己不喜欢又不敢公然对抗的命令。其中最阴险、最恶毒又“合法”的当属“极端化破坏法”——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把自己想反对又不敢公然反对的命令引向极端，蓄意制造出反效果以激起民怨、达到实际破坏的效果，比如：
——王安石变法：你想用“均输法”平抑市场物价，我给执行成“专门抢购紧缺物资，哄抬市场价格，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你想用“免役法”取代劳役杂税，我给执成“‘免役法’的钱要收，原来的劳役杂税照收不误”……谁敢有怨言，马上扣上“破坏变法、目无君上”的大帽子。不管原来的设想多么美好，全部给你执行成掠夺老百姓的新工具，不动声色就达到破坏变法、搞垮王安石的效果。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一统又死……”一说制约就把轴抱死连转都转不动，一说搞活就让轴随便晃荡甚至整个散架，就是不让轴既不散架又运转自如。
——一说反腐倡廉，马上把基层员工的春游也取消了，美其名曰不能公费旅游；越“反腐倡廉”越起劲地专门在工作上搞“枪打出头鸟”，干事越多越危险，干事越少越安全，什么也不干反而什么罪也不会有，逼着上上下下集体怠工——态度良好、笑容可掬，就是拖着不办事，不是说这里不合手续就是说那里证据不足不能办，故意让人感觉“越反腐倡廉衙门办事越难”；一说国企领导不能乱涨工资，马上不但连基层员工的工资也冻结，而且连必要的基层员工福利也取消，逼优秀员工纷纷跳槽，使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一说“简化行政审批”，马上一风吹干脆连必须的审批也取消，任凭假冒伪劣鱼目混珠酿成天津大爆炸、金融大风暴，唯恐经济不危机、民愤不沸腾……“合理合法”地激起普通老百姓对“反腐倡廉”和最高领导的反感，不动声色地达到破坏“反腐倡廉”、损害最高领导的实际效果。
——一说宣扬抗日，马上炮制“抗日神剧”，让人一看就倒胃口，从而对一切抗日题材作品都丧失了兴趣，不动声色地达到以“宣扬抗日”的名义“破坏宣扬抗日”的效果。
——一说“干部知识化”，马上搞“文凭主义”，愈演愈烈，直到“高学位、名校、名导师”、“学历查三代”（有朝一日一旦反“文凭主义”，保证马上“大老粗高于一切”、“专提文盲”）。
——一说整风向党提意见，马上“共产党下台”、“轮流坐桩”；一说反右，马上“按指标抓右派”、“給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一说大跃进，马上“亩产万斤粮”；一说纠偏，马上“农业要退够、工业也要退够”、“大下马”；一说公有制，马上“一平二调”、“穷过渡”、“吃饭不要钱”、“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说反对“共产风”、纠正极“左”，马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人间正道私有化”、“公有制是邪恶”；一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马上打砸抢武斗抄家；一说抓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马上抓“侮辱画像”、专门拿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对着太阳反复看背面是不是有不恭之处；一说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马上批斗钱三强、何泽慧和一切卓有贡献的知名专家；一说纠正打击一大片平凡冤案，马上“一风吹”右派全部摘帽平反，从此任凭全面否定中国革命、诋毁共产党、疯狂辱骂毛泽东……  
美军作战手册说：“如果你的攻击进行得很顺利，那一定是你中了圈套。”军事上如此，政治上同样如此：对深恶痛绝的事不但不反对，反而敞开了欢迎、格外卖力执行，背后肯定有名堂——如果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某项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却显得格外积极、格外热心、格外卖力，执行起来格外坚决、彻底，那十之八九是“极端化破坏法”：“过犹不及”、“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荒谬”。故意走极端，是为尔后反攻倒算全盘否定做准备——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不想干的事向来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怎么推都推不动；对想干的事根本不用催促，怎么拦都拦不住——三令五申不准建楼堂馆所、不准公款吃喝、不准行贿受贿……拦住了吗？“高薪养廉”、“私有化”、“先富起来”、“文凭主义”……用得着半点催促吗？这样的人却格外起劲地干自己尔后格外起劲痛骂的事——反右时格外起劲地滥划右派、大跃进时格外起劲地亲自撰文“三餐干饭不要钱”、“亩产6．4万斤”、“反瞒产成功”的杜导正尔后格外起劲地大骂反右、“饿死3000万”；大跃进时格外起劲地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胡绩伟尔后格外起劲地大骂大跃进“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格外起劲地闹“两个凡是”的郑必坚尔后格外起劲地向美国人保证一笔勾销一切“凡是”：“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格外起劲地反私有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不许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的吴敬琏尔后格外起劲地鼓吹私有制，成了大名鼎鼎的“吴市场”；格外起劲穷凶极恶“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的吴思尔后格外起劲批判毛泽东时代“穷凶极恶”……格外起劲骂极“左”的正是格外起劲闹极“左”的；格外起劲控诉文革“打砸抢”的正是文革中格外起劲“打砸抢”的——如果当真反对，当初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就不像顽强抵制禁止公款吃喝的三令五申一样顽强抵制“打砸抢”了？为什么那时就像闹“高薪养廉”、“先富起来”一样闹“打砸抢”，不但不用催，而且拦都拦不住？——文革中毛泽东三令五申明文规定不准打砸抢，是不是拦了又拦？结果呢？当时置之不理发狂发癫，故意激起民愤再把一切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这正是“极端化破坏法”：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蓄意走向极端把一切搞砸，为日后反攻倒算打伏笔——格外起劲打砸抢，为的是尔后格外起劲嫁祸毛泽东。
“极端化破坏法”是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实现“下级抗上级、下级整上级”的一个杀手锏——打着“服从你”的名义整你，搬你的石头砸你的脚，“打着红旗反红旗”，既达到了目的又“合法合理”，让你有苦说不出。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就无法改变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独霸行政执行权的状况，就无法制止他们利用独霸的行政执行权搞“极端化破坏法”。  
（“极端化破坏法”与工作失误的区别在于，一个一定有利益关系在内，一个不一定；一个是居心不良，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是无心之过，因水平经验不足而好心办坏事。一个专走极端，惟恐不出乱子，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极“左”极右来回跳，这次如此，下次还如此，回回如此，永远不改；一个注重后果，知错必改，注重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一个出了问题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为的是禁止再做某事；一个出了问题急着找出原因加以改正，为的是把某事做好。
打个比方：一个是你说偏右了他就故意闯逆行线，你说偏左了他就故意撞马路牙子，然后说，都是你让我这样开的。结论：你下台，由我来。一个是发现要闯逆行线、撞马路牙子立刻努力纠正，即使没来得及出了问题也会说，是我没掌握好，下次一定改，结论：只要加强训练我一定能把汽车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