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马列毛主义者

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九五
王奇臻
2016-6-5
引言
本文是2007年９月１2日，十七大召开前在乌有之乡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乌有之乡的原文已经被封，但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站有，网址是：
http://www.ds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9&from=portal）和后来一系列文章之一（最近发表的一篇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2016年5月25日发表在红色中国网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特此说明。
本文题目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三 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文章内容不一定完全正确，阐述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特别欢迎善意的转帖，出版。文章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标题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难度非常大
二、毛主席长期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效果不大
三、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正文
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难度非常大
网友：先问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据说：
“他是人教社专家，主编多套中学语文教材，2014年前后被安排参与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他长期恶毒谩骂诋毁习近平；他为民运分子鼓与呼，称方励之是‘先驱者’；他支持高校中学反党反社会主义；他长期肆意造谣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法西斯’、‘不如地狱’、‘比鬼子凶残’；他长期肆意恶毒攻击开国领袖毛泽东，对毛泽东极端仇视，呼吁‘彻底清算’毛泽东；他长期鼓吹西式宪政民主；他长期嘲讽革命领袖进入语文教材；他攻击社会主义经典课文‘陈旧过时’。”
（《温立三事件与中小学语文教材主导权的沦陷》，吴斌，2016-05-26，察网）
《温立三媚日反中记录》
（红色文化网，2016-06-02 09:35:13，来源：分外桃花微博，分外桃花，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z/2016-06-02/38145.html）
显然温立三反动透顶，十恶不赦。
类似笔杆子丢失的证据很多，例如：
《王小石：北京语文教材录入《圣经》凸显放开文科教材编订权之危害》
（王小石，2016-05-31，察网）
《江苏语文教材“去革命化”：下手可真够狠的》
（红歌会网，2016-06-02 11:11:35，来源：平民王小石微博）
请你以温立三事为例进行评论。
作者：此事及类似事件触目惊心，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思想必然丢掉笔杆子，导致亡党亡国的铁证，教训深刻，发人深省。
第一，文章列举的大量言论证明温立三有坚定的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立场，实际上一直在故意颠覆现政权。
按照刑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长期发表颠覆政权的言论竟然没有人管，说明相关部门人员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犯了渎职罪。
第三，这种人竟然被委以重任，“主编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参与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在潜移默化里颠覆国家。相关部门人员是不是与他沆瀣一气，蓄意颠覆共产党政权？必须认真调查。
第四，他本人未必是共产党员，但是相关部门负责人肯定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是靠搞阶级斗争起家的。
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忘记意识形态激烈阶级斗争，丢掉和平时期最重要的笔杆子，人民当然会被潜移默化，从而导致亡党亡国。
苏联不是因为帝国主义武力进攻而亡党亡国，而是因否定阶级斗争，自掘坟墓而亡党亡国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自己在自掘坟墓，而且让阶级敌人占据重要位置掘共产党坟墓，这太匪夷所思了。
第五，党中央应该立即彻底调查此类事件，举一反三，把丢掉的笔杆子再夺回来，因为笔杆子就是政权。
第六，之所以现在千疮百孔，根子在于私有化殖民地化错误路线，不纠正错误路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避免亡党亡国。
第七，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共产党即使天下大乱政权也稳如泰山，此经验要牢记。
第八，各行各业官员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局面很危险，升级到有二线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能改变危险局面，避免亡党亡国。
网友：刚看到消息：
“昨夜，宇宙第一大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正式离职！10年辉煌宣告谢幕，所有银行人向姜行长致敬，然而中国银行业的辉煌也伴随终结！”
“工行，宇宙第一大行！姜建清董事长掌舵的16年，工行从低潮到鼎沸再走向衰落！”
“2016年3月末，工行20年老将军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离职、产品创新部总经理薛鸿健相继离职，带走的可是工行的‘命脉业务’！
整个中国上市银行中，去年一年离职行长、高管超过50人，有银行更是出现了员工排队辞职的盛况。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银行工作一直都是人们心中的‘金饭碗’，但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许很快，将会看到有银行破产！”
（《昨夜，中国银行业发生大地震！》，发表于 3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6-4 6：00，红色中国网）
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作者：这意味着经济形势极其严峻。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基因了的少才者李克强当总理就决定了会这样。
我早就指出：
“李克强早就被西方意识形态转基因了，是夸夸其谈的当代赵括，使苏联亡党亡国的中国叶利钦，使俄罗斯被血洗的‘休克疗法’等私有化经济改革之父盖达尔的中国版”
（《薄熙来冤案使复兴梦碎了 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之十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五四二，2013-9-25，华岳论坛）
为什么“当代赵括”能够当总理？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缺陷，只有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行。我在文章：
《社会主义制度兴衰的主要原因和再创辉煌的办法续》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九二，2016-5-4，红色中国网）里分析过（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网友：领袖缺德少才肯定不行。能不能举例说明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就一定可以解决接班人缺德少才问题？
作者：当然可以。
缺德是指有谋私等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有二线监督当然谋私等极其困难。例如温家宝家族谋私在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下基本不可能；
今天还看到信息：
“东莞太子辉酒店曝光，主因是该酒店名义上太子辉是董事长，实际经营者获利者是康师傅儿子周斌。东莞长安镇另外一间五星级搡拿酒店，在2012年前曾经被警方走入调查，但经营者态度强硬，叫嚣‘你叫迋书记来！’，时任副局长通过暗查，发现酒店幕后者为架大爷的姐姐之女，也就是外甥女，报告省里，最后不了了之。”
（《美华：闪游东莞》，2016-05-03 15:00:00）
这显然也是没有二线监督考察造成的。

z2z2

好文章，谢谢王老师。

马列毛主义者

可是实际上，身为党的副主席的王洪文智慧太差。他不顾毛泽东的一再提醒，三番五次甘心充当江青（仅是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仅是政治局常委）的走狗去反对德高望重的周恩来总理。
为了指导王洪文，在江青、张春桥1973年11月进攻周总理并说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时，毛泽东把王洪文叫去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671页）。可是王洪文的悟性太差，直到74年10月18日还甘当江青、张春桥的打手。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废黜了。王的接班人时间从72年9月7日起算，到74年10月18日为止，共二年一个月带十一天。
——————————————————————————引用完毕
现在阅读《毛泽东年谱》，似乎时间有点误差，因为年谱上写的是：
“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
（1972年9月中旬，《毛泽东年谱》）
定普通工农兵优秀代表为接班人有必然性，而定王洪文和后来历史证明他不合格有偶然性。毛主席的决策没有错。
关于王洪文和四人帮不合格的问题，我许多文章反复论证过，这里就不赘言了。
毛主席还看中过李德生、纪坡民的父亲纪登奎等，虽然他们没有能够成为接班人，但提拔都有道理。后来让邓小平、华国锋接班也都有道理，这个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有详细论证。
文化大革命里毛主席的其他决策也无可厚非。
共产党领袖里只有毛主席周总理是楷模，绝对不能倒，共产党必须全力维护他们两人的光辉形象。
结论：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具体事件有偶然性。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正确：“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共产党应该而且必须为文化大革命平反，这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绝大多数重大错误和最后导致失败的制度根源就在于没有及时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
下篇文章在2016年6月15日发。
王奇臻E-mail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马列毛主义者

7、林彪试探成功后得意忘形，继续进攻，请看（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1970年3月7日，毛泽东提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并且具体地提出了在宪法中要写明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此后，毛泽东和林彪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林彪看来，取消国家主席的建议再次证明了‘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的分析。林彪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他一反‘主席拥护的你就拥护、主席反对的你就猛反对’的‘处世方法’，于4月11日向政治局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于林彪建议的第二天即12日就予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但是，因为有林彪支持，政治局内有人继续赞成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这一次坚持他的意见，已经与前两次有了很大的不同，带有指出存在分裂危险的意义。
毛泽东的谈活，对林彪思想上形成的冲击，绝不亚于听到张春桥也可以接班时产生的震动。面对危机，林彪集团决定用斗争的形式来保卫林彪的未来的政治地位。
5月中旬，林彪与吴法宪淡话，继续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他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此时的理由，已经改变了以前‘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的说法，而具有了对抗性，其实质是指责毛泽东正在制造‘名不正言不顺’的政治局面。
7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设国家主席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8月初，林彪通过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该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到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形成了双方都不退让的态势，终于导致爆发。”
（来源纪坡民文）
——————————————————————————引用完毕
《毛泽东年谱》也旁证了此事。
由此可知，毛主席实在不希望再换接班人，但是几乎被林彪逼到了墙角。斗争越来越不可调和。
8、七月底一事引起毛主席警惕。请看：
“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干部大会上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彪听录音后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吴法宪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 周宇驰、王飞、陈励耘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1970年7月31日，《毛泽东年谱》）
9、林彪屡次得逞，忘乎所以了，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利用国家主席问题突然袭击。毛林公开决裂，请看：
“中午，听取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随后找汪东兴谈话，说：
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的反应很大， 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同汪东兴谈话后，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
“下午三时，召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向到会的人宣布：
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说：
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我毛泽东是不当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去当好了，你们去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与此同时，林彪在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 了。”
（1970年8月26日——30日，《毛泽东年谱》）
1970年8月31日批判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揪住陈伯达不放。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把二中全会按计划开完。
毛主席的坚决反击出乎林彪意外。
10、因为毛主席和林彪公开分道扬镳了，而林彪不认输，不服输，所以后来就发生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这给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事后据说毛主席总结道：
“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
（《熊向晖之女熊蕾 为毛泽东辩护》，熊蕾，2016-06-01，乌有之乡，来源：红歌会网）
熊蕾的文章值得掌握方向盘的习近平等决策层成员认真阅读。
林彪1962年的表现是左派，文化大革命里他和四人帮都属于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左派，他还有名言：
“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历史证明他自己才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群众对他一针见血地：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显然在此事件中毛主席被林彪逼得退无可退才出手，没有错误，而林彪篡党夺权，叛党叛国，“折戟沉沙”，死有余辜。
定林彪为接班人有必然性，而他背叛有偶然性。
第八，关于提拔王洪文为接班人。
我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这样论述此事（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6 为什么会选中王洪文当接班人
很多人认为选王洪文当接班人是毫无道理的，果真如此吗？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如果王洪文足够聪明，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72年9月7日，林彪死后接近一年，毛泽东在慎重考虑后决定调王洪文来京，任务是“一是读书，二是开会”。王洪文，1932年生，当时为40岁，正如日中天之时。我想，毛泽东可能是这样分析的：刘少奇、林彪都是老干部，结果证明都不行。原因可能是长期当官做老爷，衣食住行都与群众差距甚大。地位决定思想，高高在上怎能知道百姓艰辛。因此应当从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等群众党员中选拔一些人。
我在第八章已经说明，这正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王洪文参加过朝鲜战争，出身农民，在工厂呆过很长时间。更重要的是，他带领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又担任过上海市市委书记。所缺少的是：没有好的学历，读书不多；另外无在中央的工作经验。这就是为什么要他“一是读书，二是开会”的原因。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能否坚持革命路线，令人担心。造反派一般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综上所述，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当接班人不是没有理由的。在73年8月的十大和随后的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当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
如果王洪文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如果王洪文向周总理多请教学习；如果王洪文听毛泽东的话，不与江青走得太近，历史的发展也许会不一样。

马列毛主义者

4、林彪与毛主席分道扬镳的原因。
没有人真正理解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林彪可能以为只是为了更换接班人。既然如此，九大后就应该高举唯生产力论大旗了。所以就让陈伯达起草唯生产力论报告，而这个报告却被毛主席否定了。有文章指出：
“被毛打了退票的陈伯达版的报告的内容是，乱够了，该定下来心来搞经济建设了，重申了八大关于‘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思路。而获得毛青睐的张姚版则是继续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欣赏林彪的N个理由》（福宁客，历史达人，我的搜狐04月10日 09:32 ，http://fn01.i.sohu.com/blog/view/260411917.htm ）
“在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公开分裂，张、姚批评陈伯达按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不能用。毛泽东决定另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林彪却对这个报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陈伯达更置毛泽东肯定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激烈地指责它是‘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为此严厉地批评陈伯达说：‘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的，你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对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是党内生活所允许的。但毛泽东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则蕴涵着复杂的内容。据参与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吴德回忆，这明里是在揭露陈伯达，但其矛头则是指向林彪。讨论修改党章时，毛泽东还两次删去了由林彪提出的、赞颂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 九大”前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宗和，文章来自：<a target='_blank' href='http://qkzz.net'>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a>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518221b3-5c19-4e46-9a74-2860de199c39.htm）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5、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者的本质特征。
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者的本质特征。马列毛主义者主张“抓革命，促生产”，修正主义者主张唯生产力论。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就赞扬唯生产力论了：
他“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网友：林彪的谬论不是同刘少奇等1962年主张的包产到户以及现在的“鸡的屁”路线一样吗？
作者：是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自己掌权后就只要生产，告别革命了。
在革命和生产的问题上，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是“抓革命，促生产”。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修正主义者，九大前后才暴露出修正主义者“右”的本质，其实“左”和右形式不同，本质相同，都是修正主义。
网友：所以如果当时林彪上台了，历史恐怕还是象今天一样？
作者：完全正确，无产阶级仍然无法监督、考察领导人，仍然无法纠正领导集团的错误路线。林彪甚至可能传位给儿子林立果。
毛主席实在是站得太高，太孤独了，林彪离他最近，水平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可是也领悟不了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
“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6、林彪在九大报告问题上未能如愿，于是就准备抢班夺权了。第一步是试探军权是否牢靠。据说：
“9月27日，林彪指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10月13日，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向黄永胜下达了调动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紧急指示’，该指示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全军执行。林彪的‘第一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办公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送中共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审读传阅件后异常不满，指示烧掉这个‘第一号令’。”
（《纪坡民：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纪坡民，人文与社会，2011-9-25乌有之乡转载）
毛主席当然知道林彪的小九九，但是不动声色。
“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针对‘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缔造和指挥的’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两种表述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黄永胜谈话，他明确地指出：‘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然而，‘两报一刊’在8月1日发表的社沦，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改正。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时，多次谈到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沦，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来自纪坡民文）
这时毛主席仍然没有下决心动林彪，因为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毛主席对任何人都非常宽容，对接班人尤其如此，因为他熟读历史，知道不能轻易动接班人，那样会惊天动地。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如此。更换都是被逼无奈。

马列毛主义者

“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1967年2月5日，《毛泽东年谱》）
“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
“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
（1967年2月6日，《毛泽东年谱》）
“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
“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
“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年谱》）
“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说：‘同意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21日，《毛泽东年谱》）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年谱》）
5、我的评论。
毛主席太伟大了：6日要求“三结合”，并且立即决定把“人民公社”名称“压下来”；11日要求“大联合”；12日定好了“革命委员会”名称，这个名称表达了继续革命思想，非常好。
“三结合”，人民直接参加对政府的管理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是永载史册的创举，符合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一贯思想。
在1959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主席就说过：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所以“三结合”新政权形式有必然性，一月夺权有偶然性。
历史证明毛主席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夺权是正确的，基本没有影响生产，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三结合”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新形式，基层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自己参加了政权机关，历史意义无可估量，远远超过所有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因为没有解决把传统社会主义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问题，没有公认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群众组织谁都想夺权，于是就发生了“全面内战”，死了一些不该死的人，这些弊端被反动派大肆渲染甚至捏造事实用来反对毛主席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应该立即宣传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补上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天”，用马列毛主义武装共产党，否则中国共产党永远处于被审判的亡党亡国危险之中。
第六，关于刘少奇悲惨下场问题。
刘少奇下场悲惨，除了毛主席、文革小组和群众各有责任外，他自己也有责任。下面我想说明这一点。
上面我引用过毛主席的话：
“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年谱》）
实际上毛主席已经准备好下一步了。如果刘少奇不赌气，而是理解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则完全可能当“中央委员”。
但是刘少奇缺德少才，对抗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请看证据：
“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年谱》）
毛主席想团结他，象团结王明一样，但是他却不认错，强烈对抗文化大革命，所以就没有好下场了。
更换接班人刘少奇有必然性，而下场悲惨有偶然性。
第七，关于林彪事件。
我曾经写过文章：
《今天一切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毛林分道扬镳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三四七，2011-9-28，乌有之乡）
《关于毛主席林彪决裂的时间、原因和责任研究》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五零二，2013-5-11，华岳论坛）等。
因为林彪背叛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从盛转衰的最关键因素，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1、林彪的支持对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
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在一线管理着党政军民学等各行各业。但是刘少奇在政和军的影响有限，因为毛主席德高望重，而军队的林彪和政府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左右手。
九大以前林彪支持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不需要我多论证。
2、为什么林彪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因为他1959年重新管理军队后，早就瞄准了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这样做是有战略考虑的，树毛主席就是为了否定刘少奇，不是简单的溜须拍马问题。
3、林彪背叛毛主席的起始点。
是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且写入党章。当时政治局人员等组织上也基本上为林彪接班准备好了。
九大政治局成员是：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这是林彪能顺利接班的领导班子。
九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鼎盛点，同时也是从盛转衰的转折点。
众所周知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史无前例写入党章，这说明毛主席不再考虑更换接班人，实际上毛主席也没有精力了。而且林彪早就是他心中的接班人人选（1936年就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校长，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从这点上看，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犹如孙中山和蒋介石）。

马列毛主义者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引用完毕
后来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五点要求：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此句是张春桥加上的，笔者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在上面签了字。”
（同上）
2、毛主席的态度。
“张对我说，他是冒了杀头的风险来支持我们的。在他签字的时候，他的依据也只是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这一条。他签字以后把这个五条汇报给中央。当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开，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在陶铸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在文件上写的是：‘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张春桥这一着棋，深得毛的赞同。”
（同上）
3、我的评论。
我支持毛主席的结论。为什么？因为：
①工人成立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是符合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革命大方向的；
②现在工总司与上海市委严重冲突，酿成大事件，只能压政府一边，满足工人合理要求，压制工人不符合大方向；
③现在王洪文没有无理要求；
④工人要求参加对政府的管理符合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路；
⑤不肯定王洪文提的五条就只能镇压，那不符合毛主席依靠人民的一贯思想，而且文化大革命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4、后续效应。
毛主席在1966年12月26日说：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年谱》）
毛主席似乎已经预感到工人阶级可能要夺权了。
上面说到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事情当然没有完。
同任何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国家机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果然1967年1月4日《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5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6日工总司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宣布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
毛主席没有对工总司夺权表态，因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但是热烈欢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夺权，毛主席说：
“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这两张报纸出来， 一定会影响华东， 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 全国就有希望。”
“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年谱》）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
（1967年1月11日，《毛泽东年谱》）
贺电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评论：
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大联合”的要求，可惜后来许多地方不能按照毛主席要求办，因为不是无产阶级宪政制度，这是历史局限性问题。
到了16日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了，支持左派群众夺权。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
“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 就让他们选嘛！ 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
（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年谱》）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年谱》）

马列毛主义者

如果蒯大富确实德才卓越，后来的情况或许不一样。我这个猜想还有其他证据，例如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
“1966年7月31日，周恩来两次见大学生蒯大富，用六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清华大学运动情况的汇报，这已经是罕见的安排；到8月4日，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中央委员来清华全校万人开会，可以看作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现场会。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蒯大富等同学平反。这更是中共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109页）
后来张春桥当面教育蒯大富要成立组织，于是蒯大富就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第138页）。
众所周知还让蒯大富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等（第256页）。
⑤蒯大富成为接班人的必要条件是蒯大富能够控制清华大学，不能发生“全面内战”等情况。不能控制清华怎么能够控制中国？而蒯大富包括四人帮都没有这个智慧。
⑥因为对校党委、工作组、造反、十七年等问题的看法不同，群众里政治能量大的人自然就分成了两大派，象我这样看不清楚政治没有被卷进政治旋涡的人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清华大学里的两派是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保皇派”（加引号表示这是当时的名称，我认为不正确）。
⑦虽然毛主席可能想培养蒯大富成为接班人，都是事实证明他不具备接班人的素质，
例如在“井冈山红卫兵”9月24日正式成立后提出的三大口号“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第139页）就埋下了“全面内战”的种子。随着蒯大富名声的迅速上升，这颗种子也发展成为参天大树，群众始终联合不起来，“全面内战”越来越严重，逐渐发展成为武斗，直到打死工人宣传队，不仅葬送了蒯大富的政治前程，而且把他送进了监狱。
全国“全面内战”情况与清华大学大同小异。
⑧为什么我说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里代表正确路线？
因为“一月革命”（上海工人阶级夺权，后来全国成立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后毛主席就号召群众实行大联合，如果四人帮水平高，领导得力，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又识时务，大联合了，文化大革命甚至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引用完毕
想用群众里涌现出来的优秀人物代替官僚主义者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想培养蒯大富但他不争气是偶然性。
毛主席的思路和决策丝毫不错。
第四，关于大串联。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
为了培养年轻人，粉碎和平演变阴谋，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新接班人林彪和周总理都发表了讲话。报纸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刘少奇为第八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党中央的变化极大震动了目光敏锐者，他们纷纷要求上北京找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受压制情况。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造地方政府的反。
这些都冲击了正常铁路运输秩序。给毛主席和文革小组带来新挑战。
针对新情况，毛主席指出：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于是人类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全国免费大串联，而且因为人民素质极高，竟然没有出现任何刑事案件。
在大串联里毛主席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当然免费大串联不可能持续，于是就有了党中央十二月一日发通知：
“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12月2日，《毛泽东年谱》）
于是免费吃住行的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就基本结束了。后来毛主席说：
“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年谱》）
发动群众有必然性，大串联形式有偶然性，表现出毛主席超人的大气魄，高超的因势利导驾御局势的水平和令行禁止的能力。
第五，关于一月革命和王洪文。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发生的一月革命是文化大革命里发生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值得多花点笔墨。
1、事实经过。据文章：
《“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尹家民，2011年02月15日09:10，人民网-文史频道）说（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内容未必完全真实，因为受大气候影响，但有参考价值）：
——————————————————————————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马列毛主义者

三、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
网友：该谈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了吧？
作者：是的。下面谈文化大革命的偶然性，同时证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没有什么“错误”
第一，关于聂元梓大字报。
这个我在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评论过：
“这种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精神，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难道不是极端重要吗？
毛泽东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难道不是十分正确吗？
文化大革命不是开辟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时代吗？
我思考继续革命问题，正是听到此大字报的广播后开始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我认为，那张大字报的震撼力，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当时我感到，中国出了大事情了。当晚我和一些同学，从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八宝山公墓附近，连夜步行数十里路，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虽然是半夜到达，可北大灯火通明，人山人海。此后，我一直未停止过思考社会主义出现的，各种表面上看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事件的内在原因。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可惜直至今日，没有看到哪一个领导人理解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改开以来中国有大批革命者爱国者长期在党内外特别在网络上捍卫国家利益，使得走资派卖国派亡党亡国步伐寸步难行，而苏联亡党亡国却十分容易。为什么？两国差别正在于中国搞过文化大革命，人民政治觉悟高，不迷信党中央了。
毛主席提倡人民有造反精神，“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那样才能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所以毛主席高度评价聂元梓大字报没有错。搞文化大革命有必然性，但是聂元梓大字报本身有偶然性。
第二，关于党中央派工作组问题。
这个我在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里也评论过（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为什么把派工作组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聂元梓大字报实际上是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敏感的群众便开始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造反”。
于是一线领导匆忙派工作组去灭火。其中清华的工作组的副组长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清华造反派中有名为蒯大富的，是革命后代，在刘少奇的直接指示下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刘少奇对王光美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0页）。于是，他开始绝食抗议斗争。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晚，蒯大富写信给工作组，说：“我庄严宣告：如果您不准我去中央，我就下决心绝食到死亡。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对党是赤胆忠心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我愿意献出我自己的一切！”叶永烈谈道绝食时说：“此事轰动了全清华”（《毛泽东的秘书们》，第197页）。
此外北京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高皋书，第30页）。
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把那么多造反派群众打成“反革命”、“右派”，其愤怒程度可想而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中央负责人谈话说：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他下令撤工作组。接着66年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六二年与刘少奇在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问题上有过原则分歧。毛泽东从阶级和阶级斗争方面看，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毛泽东传》，逄先知，2003年，第1238页）
1964年与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又有严重分歧。毛泽东批评说：
“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同上书，第1375页）“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同上书，第1376页。这一段话不是同样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群众造反的想法吗？）
现在又发生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下决心换接班人。5日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向全会宣布他不再信任刘少奇了。
于是当了21年接班人的刘少奇被废黜了。其实刘少奇早该预见到这一天了，因为毛泽东已怒吼过很长时间了，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震聋发聩”，可惜刘没有悟出这一点。毛泽东的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想，反对中国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上层的领袖都未理解。他们在“一线”，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当然不认为自己是赫鲁晓夫。
因为刘少奇镇压学生，所以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如果毛泽东能用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来解决问题，那就既不会有后来的林彪危险，又不会有赵紫阳危险。可是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同志。
——————————————————————————引用完毕
上篇文章我论证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必然性，即毛主席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现在又发生了把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打成反革命的情况，所以毛主席不可能再容忍刘少奇的行为了。
显然毛主席的决策完全正确，没有错误。
发现刘少奇不合格，想换有必然性。但是刘少奇镇压学生，逼得毛主席不得不换，这又有偶然性。
第三，关于蒯大富。
我在上篇关于必然性的文章里说：
“如果不发生文革，那么就肯定重复历史周期律，老革命打江山后做江山，人民仍然是奴隶。实际上因为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现在人民确实又变成了奴隶，看看两会代表的阶级成分就知道历史周期律又起作用了。
但是毛主席周总理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绝对不允许打江山的老革命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统治者。”
毛主席早就研究接班人问题了，培养接班人是必然性。现在看到蒯大富受刘少奇等压迫，既顽强又年轻有才华，当然想培养他，这有偶然性。
我在文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避免“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五零零，2013-5-5，华岳论坛）里曾经指出（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
④蒯大富有没有可能成为接班人？我认为有。是毛主席解放了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蒯大富被毛主席点名参加了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大会（我也参加了，因为我们学校是志愿参加，当时并不知道能够见到邓小平、周总理、刘少奇和毛主席），这说明毛主席注意到了蒯大富。
从逻辑上说，不能排除毛主席把蒯大富等列入接班人考察对象的可能性，因为接班人问题是毛主席脑海里第一位的问题，毛主席后来说：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5月，转引自《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马列毛主义者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政治，政治统帅经济。”
“关于《汇报提纲》本身，毛泽东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同意后，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1966年2月8日）
评论：
据说：
“党内也有很多人，像总理、叶剑英等是支持批判吴晗的。1965年的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时见到江青。江青跟他说，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罗瑞卿当场表示，我们《解放军报》支持。他马上打电话给《解放军报》社，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立即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态度很鲜明的编者按。后来还听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参见红旗网录入的《戚本禹回忆录》）
但是彭真明明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却出台了对抗毛主席的《汇报提纲》，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竟然也通过了，所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毛主席大智若愚，让他们继续表演。
“在武昌东湖客舍同陈伯达、王任重谈话，提出对马恩列斯著作，可以搞点摘要，还说：从来都是年轻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老年人。年轻人一抓住真理就势如破竹。”
（1966年2月14日）
“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都是要登台的。有些人是认识问 题，有些人是敌对的。没有这些对立面怎么行？”
（1966年3月18日）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的政策。这种区别的政策是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
（1966年3月20日）
“有一年藏原惟人同志不是问我一国能否建成共产主义吗？我说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迷信外国的东西，迷信中国的死人和外国的死人，也有外国的活人。”
“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修正主义来打，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做这个准备，到时候它们打进来，我们就有准备了。这是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不敢来。”
（1966年3月28日）
“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
（1966年3月28日，29日）
“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
“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1966年3月30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1966年4月2日）
“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意见，并对彭真进行批评。会议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
（1966年4月9日——12日）
评论：
周总理和邓小平知道毛主席态度后及时采取措施，提议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一切合理合法。
“审阅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编印的文件《毛主席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 这个文件收录了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的一段话：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毛泽东批注：‘ 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1966年4月14日）
“多次审阅修改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送审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
“从四月十七日至月底，毛泽东对通知稿又作了多次修改。”
（1966年4月14日到4月底）
“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1966年4月16日到24日）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1966年4月22日）
“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66年4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四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意见，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
（1966年5月4日——26日）
评论：
从周总理、邓小平、彭真开书记处会议，正式打报告给毛主席，然后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最后由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和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讨论通过“516通知”，程序毫无瑕疵。现在把责任全推给毛主席，这不符合事实，不合逻辑，文过饰非，丧失信义，必须纠正。
到这里文化大革命序曲已经奏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