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马列毛主义者

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六九四
王奇臻
2016-5-25
引言
本文是2007年９月１2日，十七大召开前在乌有之乡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乌有之乡的原文已经被封，但是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网站有，网址是：
http://www.ds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9&from=portal）和后来一系列文章之一（最近发表的一篇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一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2016年5月15日发表在红色中国网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特此说明。
本文题目是“论文化大革命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文章内容不一定完全正确，阐述也一定不全面，欢迎各位批评、指正、补充，特别欢迎善意的转帖，出版。文章如能得到你的支持将不胜荣幸。
标题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二、从历史周期律和人民当家作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三、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四、从发扬人民民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五、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正文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看了上篇文章我知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者都是燕雀，而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人类的命运。本文想谈什么？
作者：想谈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复盘，平反，补天是必需的。否则不能完善马列毛主义理论，凝聚党心人心，升级社会主义，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我能够做的只是复盘，为党中央平反和补天打好理论基础。
网友：我看到一篇网文：
《他给中国人民发的红包，到现在也领不完》
（网络文摘，06:47:38 05/16/2016，华岳论坛）
很感人，文章说：
“老群主留下了一个永远也领不完的大红包，打开红包，里面可不仅仅是印着他头像的小钱钱，还有思想和尊严。”
你怎么看这篇文章？
作者：文章写得好，“思想和尊严”，这些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现在最缺的正是这些精神财富。
但是说物质财富是“小钱钱”就不妥了，因为毛主席留下的不仅是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大飞机等完整的自力更生不怕制裁的经济体系，而且有土地公有制等取之不竭的聚宝盆。众所周知，现在仍然靠毛主席留下的聚宝盆。请看：
《国土资源部：地方政府收入多靠卖地获得》
（万维读者网，2012-01-08 09:07，来自中国青年报）
《土地经济的受益群体：土豪村卖地收入23亿多》
（凤凰网，2016年05月16日 08:28）
“自从1999年至2015年，这十七年将是中国历史上土地资产化最为迅猛的年代，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27.29万亿元，年均1.6万亿元。”
“今年1月29日,财政部发布‘2015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2015年1至12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2547亿元，同比减少8840亿元，下降21.4%。”
《猛 17年来中国卖地收入超27万亿》
（万维读者网，2016-02-15 16:20:15，来自一财网）
请问离开毛主席建立的独立经济体系和土地公有制等资产，有改革开放成果吗？没有。假设现在没有了土地公有制等，国家会不会破产？毫无疑问要破产和亡党亡国。
遗憾的是修正主义者不懂马列毛主义，有眼无珠，贬低毛泽东时代。现在已经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还不改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经济上私有制已经成为主体，亡党亡国就是随时可能的。习近平算算自己掌握多少经济命脉就知道离亡党亡国有多远了。国内外资产阶级服从共产党是表面的暂时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变脸了。
邓小平德才与毛主席比如天壤之别。
网友：是的。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国际威望史无前例，不仅被第三世界穷兄弟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连无外交关系的第一超级大国美帝总统都亲自跑到毛主席书房顶礼膜拜地说：
“主席的文章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参见《毛泽东年谱》）
那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是多么好？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却每况愈下，苏联已经亡党亡国，中国也偃旗息鼓，什么原因？
作者：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打倒过的缺德少才鼠目寸光的老干部弹冠相庆后睚眦必报，彻底否定了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于是马列毛主义理论大厦垮塌了，现在必须请女娲重新补天才行。把彪炳千古的文化大革命阐述清楚，平反昭雪，天就好补了，马列毛主义理论大厦就坚不可摧了。所以我必须写文化大革命，复盘文化大革命历史。
网友：你认为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作者：是历史局限性，是毛主席太高瞻远瞩了，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下篇我将详细分析失败的原因。这里先简单说说治未病的道理。民间有传说：
魏文王问扁鹊：你家兄弟三个，谁的医道最高？扁鹊答：
“长兄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仲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鑱血脉，投毒药，副肌肤，故名闻于诸侯。”
弟兄三个，我大哥的名气仅在家里，因为他能在病没形成时就防，不至于发展为病；我二哥在我家那条街上有点名气，因为他能在人得小病的时候就治，不使其发展成大病；我是等到人得了大病时才用重药治病，所以我的名气最大。
这说明治未病者比神医更高明，寓意很深刻。
毛主席就是扁鹊大哥那种能够治未病的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时，不管是狂热拥护毛主席的造反派红卫兵和文革小组等左派，还是保守派红卫兵和被打倒的当权派等右派，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者凤毛麟角，其实我一个没发现，张春桥理论强，但只能算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理解一半。
我从不迷信权威，遇事总要自己想透彻。文化大革命时竭尽全力学马列毛著作，拼命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却仍然不大想得通。直到1976年才基本明白，现在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事情了。
文化大革命失败后的改革开放错误路线从反面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因为毛主席几乎所有论断都被铁的事实证明了。

马列毛主义者

网友：但是现在无法离开网络，该怎么办？
作者：“外儒内毛”，共产党必须牢记阶级斗争。要牢牢抓住所有网络企业的领导层。如果领导人不爱国则打压、扼杀和收购； 如果是爱国者，则教育、配合和监督； 最好是地下共产党员，那才理想。 总之网络笔杆子极端重要，共产党必须牢牢抓住，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为了证明笔杆子的重要，我想举以前和现在的两个例子。
以前的请看：
“黄永胜供认，1971年9月6日黄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听到李作鹏向他密告了毛主席在南方，针对林彪一伙的谈话之后，迫不及待地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密报。
法庭宣读并用幻灯投影出示了林彪办公室电话记录和军委电话总机记录。这两份原始电话记录证明：9月6日晚上黄永胜在27分钟之内，先后给叶群挂过三次电话，头两次因叶群不在，黄永胜对林彪办公室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报。’第三次电话接通，和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
审判员问：‘你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叶群，造成了什么后果？’
黄永胜承认：‘促使林彪下决心杀害毛主席。’”
（《黄永胜向叶群告密 促林彪下决心杀毛泽东》，多维网，2016-03-05 20:25:58）
如果通讯（现在的网络）掌握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会是什么结果还不明白吗？
现在的例子请看：
《他让全世界都害怕 没想到会是中国人》
（万维读者网，2016-05-23 18:41:55，来自多维）
但是“他”是共产党人、是爱国的中国人，还是卖国的汉奸？我虽然不知道，但是这关系极大！
美帝围剿中国扼杀中国史无前例，请看：
《社评：奥巴马离任前没忘给中国“织网”》
（环球网，2016-05-24 04:55:00，来自环球时报）
《美基金会被揭在华撒钱近亿美元 资助反共公知、藏独疆独台独等》
（宗禾，2016-05-20，察网）
《美国在南海四招摆平中国？》
（2016-05-23 23:37:12，万维读者网）
“百年前他们在中华大地烧杀掳掠，如今武力攻打行不通，乃集中在精神战线上打劫我们，即藉《墓碑》编造的饿死3600万人在道义上否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革命，遂行其肢解中国独霸世界的意图。”
“当编造饿死3600万人的《墓碑》一再荣获白种基督徒赏赐时，意在埋葬反帝异教徒的火刑架下的薪柴与火种已然到位，身为界外‘蛮人’的我们还能不猛醒反抗吗?”
（《从《墓碑》一再领赏看西方的本质》，古明浩，2016-05-20，察网，来源：铁血社区）
与美帝相反，我国却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号召以钱为纲，捞到钱就是好猫，幻想猫鼠成为夫妻关系，于是卖国贼就屡见不鲜了，请看：
《航空版《潜伏》正在火热上演，中航科技委副主任郭恩明被曝间谍》
（报刊文摘，13:44:53 05/23/2016，华岳论坛）
郭恩明这位“总装备部先进制造技术专家组组长”，竟然成为卖国派的突出代表，真是讽刺啊！显然他深得邓小平猫论的精髓，知道捞到钱是硬道理。30多年来，“邓小平理论”害惨了党！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法克服，美帝千方百计要扼杀中国之时，修正主义者却崇尚猫论，这是多么危险啊！
没有挑毛病的二线，修正主义者不会改弦更张，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变成剥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权利的法西斯专政，所以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是个纲，纲举目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绝大多数重大错误和最后导致失败的制度根源就在于没有及时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
网友：最后再问一个热点问题，对蔡英文政权你怎么看？
作者：蔡英文一定是联合美日对付大陆的汉奸卖国贼头子。请看：
“蔡英文赴美‘面试’，与美国政要举行了不公开会晤，其内容一直讳莫如深。不久前，华盛顿邮报记者向外界透露了蔡英文对美的三点承诺：一、钓鱼岛一旦发生冲突，台湾愿提供佳山基地给美日使用；二、台湾内乱引起中共攻台，将由美方封锁太平洋，战事初期由台湾应对；三、若在南海发生中美冲突，台湾无条件将南沙岛交美菲处理。以上三点已经过确认并与美方签署备忘录。
[3:1191]轲南(赵.海.黛.槐) - 11:56:38 05/20/2016 *** 回帖”
（《骗子岛“台毒棕桶”蔡英文520演说：依附美日，和平独立》，末允，06:38:57 05/20/2016，华岳论坛）
《新政府大转弯　不再坚持冲之鸟是礁》
（http://www.CRNTT.com，2016-05-23 15:38:27）
这类行动证明她完全是汉奸卖国贼。
520讲话实质上就是死不改悔坚持台独的宣战书。行动上也立即马不停蹄地实施，请看：
《台湾撤销对“太阳花运动”抗议者起诉》
（王霜舟，2016年5月24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台当局将“驻美代表”改称“大使” 高硕泰即将赴美就任》
（2016-05-24 10:56:00，环球网，徐亦超）
所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是正确的，“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是高瞻远瞩的，邓小平是鼠目寸光的。
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清除卖国派，解放重用薄熙来，从上到下组织起走社派队伍，“外儒内毛”，补好千疮百孔的大船。否则不但不可能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必然亡党亡国。
另外必须立即纠正绥靖路线，千方百计采取一切措施扼杀台湾，特别是外交和经济方面，让台湾人民知道台独是苦路和死路。现在还说什么“听其言，观其行”是自取其辱，自食其言，自打耳光，自掘坟墓。
请“观其行”：
《迫不及待，台毒新“教育部长”宣布废止“课纲微调”台媒：挑衅 蛮干》
（网络文摘，10:20:49 05/22/2016，华岳论坛）
事实证明台独分子搞台独是分秒必争，快马加鞭，肆无忌惮，绝不回头。
应该立即停用“和平统一”口号，强调“内战没有结束，两岸仍处于战争状态”，扎扎实实地全力准备武力统一。蔡英文上台是好机会，机不可失啊！
没有武力统一的大无畏决心，形势一定会每况愈下。
只要中国下决心，美日皆不足惧，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国家敢欺侮中国了，现在缺的不是硬件而是远见卓识的“林肯”。
解放台湾具体步骤我早就论述过。
网友：政客的态度是会改变的，例如李登辉当过共产党员，后来背叛了；当过国民党领袖，后来又背叛了。蔡英文的台独立场是不是不可能改变？
作者：辩证法认为没有绝对一成不变的人。但是如果真希望蔡英文在任期内实现和平统一，其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一定是大陆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武力解放台湾（那时美帝日帝不会引火烧身）。
如果蔡英文真的在任期内实现了和平统一，避免了血雨腥风，那么她就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罪人，而是载入史册的历史英雄了。
我曾经写过文章：
《马英九是做中华民族的英雄还是历史罪人》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一三六，2009-11-5，乌有之乡）
遗憾的是他鼠目寸光，与民族英雄失之交臂。现在我不能绝对否认蔡英文成为载入史册历史英雄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看概率极小，不能幻想。
刚看到新闻：
《解放军少将王在希：盼30年内解决台湾议题》
（环球网，2016年05月24日 12:08，来自观察者网）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不敢打仗的软骨头，不改变走资派卖国派掌权的现状，不可能统一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网友：不得不加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看：
《习近平发小 震撼赞美台湾民主》
（长沙666，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昨天 09:29，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5-22）
作者：马晓力言论彻底暴露出其卖国派面貌。我早就看穿她了，她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叛徒。
下篇文章在2016年6月5日发。
王奇臻E-mail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马列毛主义者

从上到下，洋奴众多，请看：
“美华转：欧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该怎么办？
作者 李旭之 (2016-05-23 11:00:00)
跟帖：
长征就是播种机
为什么中国遍地都是洋奴呢？我在5月21日受辱之后，曾经跟一个经济学博士聊这个问题，他给我一个答案是很有道理的，那就是因为现在买办经济已经成为了主体，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今天 12:56
长征就是播种机
2016年5月21日下午15点，我带儿子一如既往的去北工大通州分校打篮球，刚打五六分钟就被保安哄走了，理由是隔壁足球场有外国人踢足球，我就是我打篮球个他踢足球风马牛不相及呀，而且隔着一个观礼主席台呢，谁都看不见呀，保安苦笑，您别为难我，上指下派，没办法。我也只能惺惺走掉。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不是耻辱吗？我在自己国家的首都大学里受到了的歧视，感觉一刹那回到了解放前
今天 16:30”
所以如果当权派不背叛马克思主义，意识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则应该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
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我看到批判反文革派的文章：
“于幼军重新登台“神秘首演”是《反思“文化大革命”》，目的是拒绝“文革悲剧重演”。
这让人们联想到三年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主讲人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就在同时，中央有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网络上发表了题为《“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政改》)的重要文章，其中说到：“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这三个人，三句话，何其相似乃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要“防止悲剧重演”，难道三年文革四十年清剿还不够吗?不!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些被无限夸张的文革错误算什么!?不过醉翁之说辞耳。
三个人等，是同一条线上的伙伴，同一个梯队的种子选手，同一个殡葬管理处的掘墓人。于幼军自己说是带着任务出场的，谁分配任务?谁负责幕后指挥?虽然重要却并非关键。问题在于：什么任务?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怎样的政改?脚本《政改》作者说得分明：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民主宪政。再说白一点：把人民民主专政改成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把共产党改成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
“一篇《政改》文章，充分暴露了作者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特殊，这篇文章给整个社会舆论造成了严重混乱;而且，给蓄意改旗易帜颜色革命反动势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治靠山。为了肃清其流毒，对《政改》一文分“文革破坏宪法”等方面，分六个专题进行剖析评论。预期抛砖引玉的作用。”
“《政改》三反第一论——“文革破坏宪法”论”
“《政改》三反第二论——“个人决策畅行无阻”论”
“《政改》三反第三论——“集中力量办坏事”论”
“《政改》三反第四论——“分权制衡”论”
“《政改》三反第五论——“宪政潮流”论”
“《政改》三反第六论——“中轴转变”论”
（《向东：《“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篇三反大毒草(全文)》，2016-05-06 18:19:50，红歌会网，向东）
批判很有说服力，除于幼军点名了外，另两个是什么大人物？
一个是开记者招待会污蔑薄熙来的温家宝，另一个是《“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作者王沪宁。
对王沪宁的这篇文章我早就批判过，请见：
《可怕的王沪宁（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和全世界之结论）》
（《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九四，2013-4-13，华岳论坛）
想看我文章者可发电子邮件要，见电则发。
网友：有文章说：
“所谓见微知著，从一个智囊人物的相关思路和立场便可管窥中共此举的历史必然性，他就是王沪宁，从江泽民、胡锦涛到如今的习近平时代，他都是中国公认的第一智囊，辅佐三代中国领导人，人称‘三朝帝师’。”
《也谈文革之否定 也谈王沪宁》
（多维网，武忆恩，2016-05-17 07:52:18）
为什么王沪宁会匪夷所思地成为“三朝帝师”？
作者：因为接班人不合格，缺德少才，肚里无货，离不开能够胡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的秀才王沪宁。
避免亡党亡国难就难在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朝帝师”们从根子上就不是合格接班人。
被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基因了的决策层不可能避免亡党亡国。上层只有薄熙来认识到避免亡党亡国正确道路，因为他说过：
“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我父亲因为文革被整了十二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
（《薄熙来：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但是》，万维读者网，2013-08-29 13:27:21，来自共识网）
薄熙来是有希望拯救党和国家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里的叛逆者，可惜被国内外反动派联手扼杀了。
网友：30多年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笔杆子越来越掌握在走资派卖国派手上，整天潜移默化地告诉群众修正主义改革开放好，资产阶级剥削好，资本主义世界好，美帝好，日帝好；
毛泽东时代不好，毛主席不好，传统社会主义不好，文化大革命不好。这样当然要亡党亡国。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共产党应该怎么看文化和意识形态？
作者：这个在《五一六通知》里有明确论述：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党中央成员一致通过的正确文件。
但是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我国重新变成：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这样怎么能不亡党亡国？
网友：文化大革命时没有网络，现在是不是要补充上面文章列出的媒体？
作者：是的，与网络媒体相比，上面列出的传统媒体的重要性相形见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体现在所有媒体上，特别是网络媒体上。
网络无处不在，上网一网打尽，但是却掌握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缺德少才的走资派对笔杆子丢掉了的危险现状掉以轻心。
我所在的退休人员党支部竟然把党员名字等信息放在网上。如果共产党所有支部都这样，则共产党就被美帝一网打尽了。
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起作用的阶级社会里竟然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必然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马列毛主义者

如果社会的某些方面有矛盾，则社会就容易被颠覆。例如社会主义国家号召人民一切向钱看，则必然颠覆公有制，亡党亡国；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媒体号召反对资本剥削和两极严重分化，则同样会被颠覆。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批判剥削，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第271，272页）。
中国共产党原来正是这样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经济上基本消灭了私有制，意识形态上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所以比资本主义有道义制高点，完全没有亡党亡国危险。
但是在政治上没有“打碎”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问题非常大，毛主席非常不满。
让我们看看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记载了的两篇著作。
先看1951年5月对《武训传》的批评（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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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引用完毕
即使现在看，毛主席65年前的文章也鞭辟入里顽石点头。但是共产党其他官员都是“跟着走”的缺德少才者，完全不理解，没有改变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乱象。
于是在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又抓住《红楼梦》问题做起了文章，他给政治局等同志写信说（两条直线之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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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引用完毕
此信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是那些缺德少才“跟着走”的老革命完全不知道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批评效果仍然很差。
在文化大革命里毛主席无奈地说：
“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七卷）
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是笔杆子，每时每刻都在潜移默化地教育或者毒害人，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或者被颠覆。
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已经解决了经济公有制问题，但是在文化方面还有两个因为历史原因而实力很强的敌人：
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
封建主义文化强是因为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君臣父子、男尊女卑、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会因为有了公有制就立即消失。
帝国主义文化强是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因为生产关系比封建主义先进而长期统治和掠夺全世界，已经成为主宰世界的意识形态。
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斗私批修”、“破四旧”、“反对崇洋媚外”、“打倒洋奴哲学”、“批林批孔”、“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等都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口号。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笔杆子越来越被国内外资产阶级控制，离亡党亡国悬崖越来越近。
现在卖国派我行我素，请看我刚看到消息：
《已成“毒瘤”的高校评教体系：言必称美国》
（朱富强，2016-05-23，察网，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9日）
《邯郸学步当代版：3小时2800元 上海富豪子弟流行花钱学吃饭走路》
（报刊文摘，14:18:32 05/23/2016，华岳论坛）
“美华转：纪检干部自述：遇被查官员，遭其挥拳侮辱恐吓
(2016-05-23 18:00:00)
跟帖：
laiqvcongrong204
那边习总在南京刚国难日讲话音还没落，这边王旭明这类汉奸狗崽子就把南京大屠杀从语文课本删除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是不和谐，你妹的
今天 19:30”

马列毛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里的75宪法规定人民有“四大”民主权利：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证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有软实力，使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的假民主相形见绌。我刚看到文章说：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的一次示威游行中，有一位白人高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示威者特别引人注目。
于是众多记者蜂拥而至，这位叫‘肯尼’的白人向记者演讲时重点阐述了‘美国社会是富人游戏规则的社会，只有引进中国倡导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才能救病入膏肓的美国’。
肯尼大力称赞毛泽东是世纪伟人，毛泽东开拓性地创造了中国是中央集权的人民政府，能够在极端贫穷落后的时候魔术般地让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和同情中国的外国人放弃名利为新中国服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也是全球唯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肯尼主张只有中国式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他断言道，‘美国经济的衰退主要是美国富人俱乐部推动政府的好战政策造成的，是为了维护美国富人阶级剥削和压榨穷国穷人的利益造成的’。”
（《从革命暴动到武装起义，西方世界面临大崩盘！》，水木然，2016-05-16，察网）
还有学者指出：
“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的大趋势就是美国在一天天衰败下去，中国在一天天的强盛起来。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西方封锁制裁下，中国人为了温饱，为了强壮自身的肌肉，埋头苦干三十年，让中国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是闻名世界的东亚病夫，当时的人均寿命不到三十五岁，当时中国人的文盲率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中国人毫无工业基础，是真正的一穷二白。
美国人不担心中国会有经济实力与美国叫板。他们与中国的主要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精英把希望寄托在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的和平演变上。
但是毛泽东主席为了应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和平演变”主战场推到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的美国，法国，日本。
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美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日本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青年学生运动，实实在在的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平演变了一把。毛泽东思想在西方世界传播超过了圣经，印刷量达到三十亿册。从来没有一位来自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的思想像毛泽东思想那样被西方的年轻人所接收。”
“被西方奉为神圣的毛泽东，终于被他的中国的同志打倒了。中共中央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的行动，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基本成功。”
（《关于中美关系未来的思考：历史视野中的中美全球战略博弈》， 15:33:06 03/20/2016，华岳论坛， 韩东屏（河北大学特聘教授， 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教授），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缺德少才鼠目寸光的走资派既违法又无理地否定毛主席和文革自掘坟墓，祸国殃民，亡党亡国。
改革开放后的宪法立即取消了“四大”民主权利，否定了无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在法律上为走上亡党亡国道路扫除了障碍。
如果当权派忠诚于无产阶级民主和人民民主，则应该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
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网友：说到聂元梓，她是不是受人指使写大字报的坏人？
作者：不是，是被冤枉的好人。请看：
“晚年的聂元梓尽管深受患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2010年大陆媒体《领导者》曾有一篇长文介绍。《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载了署名牛辉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记》，讲述了文革中作为与聂元梓一起呼风唤雨的‘红卫兵战将’，是如何听聂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吴溉之家的陈年往事。她气急败坏地称，‘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老太太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他（牛辉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个混世魔王，哪有资格撇清自己、往别人身上泼屎，搞人身攻击！’她还投书《炎黄春秋》辩白，结果被杨继绳指责‘你这还是文革那一套遗风啊！’”
“2010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到底还是刊载了聂元梓的《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一文。她说，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条，是一条对历史的辩诬，证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我16岁就参加革命了，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为党工作，两个人壮烈牺牲，6个人坐过敌人的监牢。父母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国家，至今我们家的房子还办着学校，中共河南滑县县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同志都是在我家里办公。参加革命后，我就抱定了为党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么会产生反党思想和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文革那年：北京五大造反派今何处（上）》，多维网，穆尧，2016-05-12 01:41:29）
聂元梓大字报有历史意义。对上级决定“问一个为什么”没有错，毛主席对此大字报的极高评价更高瞻远瞩。如果人民都敢于对一切决定“问一个为什么”，则避免亡党亡国就有了群众基础。
但是聂元梓自己未必理解大字报的历史意义，因为她后来吃了许多苦，十分后悔自己写了大字报。这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表现。
据说：
“中共某年决定向参加过抗日战争者发纪念章，就连国民党人士也发了，但是没有发给聂元梓。她肯定是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所以她曾经努力去争取，未果。”
（《聂元梓文革后的半生点滴》，刘若 2016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果聂元梓参加过抗日战争，不发给她是毫无道理的，应该补发，知错就改。

五、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既然叫文化大革命，你能不能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论述必然性？
作者：当然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是否亡党亡国关系极大，因为会在潜移默化里塑造出新人。
有网友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有非常深刻的分析：
“如果说毛主席领导的‘一化三改’，铲除的是资本主义的苗的话，那么，其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拔资本主义的根，同样，如果说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铲除的是‘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的苗的话，那么，其欲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拔除社会主义的根，试问，这样的改革能推动吗?”
（《李华亭：为什么改革推不动、文革摁不住？(2)》，z2z2，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5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4-17 15：05）
按照马列毛主义观点，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相辅相成的不同方面，核心是人。
经济上逐步消灭私有制，政治上尽快升级到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思想文化上坚持不懈与私有观念作斗争，使无私奉献成为自觉习惯，这些都是向无阶级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例如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是私有制；政治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是赞扬私有观念，一切向钱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人变成商品，剥削天经地义，有钱是主人，无钱是奴隶；媒体想方设法潜移默化歌颂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如此等等。
社会主义则相反，经济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是提倡无私奉献，批评个人主义，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人人生而平等，人是国家主人而不是商品，反对惟利是图；媒体想方设法潜移默化歌颂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优良品德，抨击自私自利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如此等等。

马列毛主义者

6、聂元梓大字报给了毛主席灵感，发动人民揭露共产党的官僚主义者。其实毛主席多次想这样做。57年就想这样做，但是后来不得不改弦更张。例如：
“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5页）
但是内部老革命反对大民主，外部又有傻瓜想“轮流坐庄”，结果不得不反右，特别是被邓小平扩大化，成为了失误。
关于人民民主问题下面再说。
如果当权派还忠诚于人民，则应该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进而研究怎样才能更好地防止“官僚主义者阶级”，培养合格接班人等问题。
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四、从发扬人民民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现在要谈从发扬人民民主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了吧？
作者：是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没有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配合就很容易变成法西斯专政。毛主席特别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例如在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
“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９〕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２０〕，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八卷，1962年1月30日）
但是在两千多年官本位长期熏陶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封建中国没有民主习惯。官员如此，群众同样如此。这是很可怕的。
中国长期是成王败寇，不断篡改历史，文化大革命历史就被篡改了。
篡改历史危害极大，使政党完全没有信义和凝聚力。
文化大革命里也有篡改历史的情况，例如林彪在台上时竟然说井冈山是林彪与毛主席会师，实际上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排长。有文章说：
“当听说林彪被说成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刘伯承元帅跟老部下肖永银聊天，突然问了一个问题：‘一个排长能起什么作用呢？’ 肖永银下意识回答：‘一个排长就起一个排长的作用呗。’
肖永银可能还不知道，刘伯承元帅问的是当时最火的排长林彪。但他无意给出了林彪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一个排长就起一个排长的作用呗。”
（《林彪面对个人崇拜的真实态度揭秘》，多维网，2016-05-18 19:42:22，摘自微信公众号“脑洞历史观”）
篡改历史还有什么信义和凝聚力？当然林彪未必知道。
再例如无耻吹捧华国锋是众所周知的闹剧，也成为了共产党的伤疤。
为了克服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奴隶主义”，必须提倡独立思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曾经很有名，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不如毛主席的主张正确。毛主席强调：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829页）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转引自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
尽管毛主席反复呼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并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毛主席为什么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因为看到群众自发抵制上级的错误非常高兴。
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如果没有“问一个为什么”的觉悟怎么能防止“社会公仆”为所欲为背叛自己呢？所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有历史意义，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
用大民主方式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有必然性，毛主席总结说：
“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七卷）
有网友说：
“近些年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过批判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精英’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十年，老百姓说：不经过‘改革’，看不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良苦用心，不知道毛泽东的伟大。”
“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与分配的平等，解决人们政治上地位的平等。但是，还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还不能解决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贪污腐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赋予老百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这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可以整治那些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生产队的社员可以写大队书记的大字报，可以写公社书记、主任的大字报，可以写县委书记、县长的大字报，工人、学生可以写省委书记、省长的大字报，不仅可以写，而且可以堂而皇之的贴在县政府、镇政府、省政府的大门前，不仅可以贴大字报，还可以‘大辩论’，谁是谁非，一辩就明，一句话，只要你犯了错，老百姓，就是现在网络上说的‘草民’，不仅可以不买你的帐，而且还可以揭发你、批判你。这样的历史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世界乃至人类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现在称之为官员）不管你的职务有多高，你也不能让老百姓抓住把柄，否则，就要你的好看，要想当好官，要想不被人民批判，你就得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做工作，就是不做坏事，只干对国家有益的事，对人民有益的事，否则，你就不要当干部。”
“令中国人民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历史，在毛泽东及其老一辈革命家相继去世后，竟然被称之为‘动乱’与‘浩劫’。”
（《民不和官斗？错！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让民斗官！》，中国国是论坛，发表于 14 小时前，我阅读的时间是：2016年4月23日星期六，15：00）

马列毛主义者

2、由苏联联想到中国。
苏联已经有了“特权阶层”，中国有没有？当然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例如上面我引用过毛主席语录：
“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总结说：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出处同甄岩上文）。
3、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对共产党上层的官僚主义阶层极其不满。例如：
1963年9月27日毛主席强调：
“我们现在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
“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同）
同年11月毛主席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批评两次：
“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2月12日阅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十二月九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后毛主席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
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0日会见越南劳动党时
“毛泽东说：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2月13日毛主席批评教育部说：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 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
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
3月28日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
“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 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4月10日接见日共代表团时批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
“那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国际问题上强调三和一少，在国内问题上提出三自一包。中央各部，每个部都不是太平的，都可以一分为二。”
5月15日毛主席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 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 嘴里赞成， 实际反对。”
6月8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说：
“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
6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强调：
“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出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无非是闹那么几个月，或者几年，或者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又要走向反面。这个修正主义它不做好事的，脱离群众的。”
“还要抓理论，还要 抓文艺。比如唱戏，就是没有改革过来，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他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12月20日毛主席指出：
“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1965年1月3日批评刘少奇王光美说：
“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
“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
1月7日毛主席指出了问题：
“在一个部、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搞得太久了， 容易把它看成自己的， 听不见反面的话了。”
6月26日毛主席批评卫生部：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在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因这类有危机意识的讲话非常多，不赘言了。
搞文化大革命显然正是想解决“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
上面内容证明毛主席对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极其愤怒，但是批评没有用，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4、但是新中国是老革命打下的江山，他们已经控制着所有权力机构。尽管他们中有人成为了官僚主义者，但是难发现更难更换。
这牵涉到政治制度，传统社会主义没有找毛病的二线，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不了。
5、毛主席知道：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让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实施很难。一方面是人民，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战友们，“手掌是肉，手背是肉”，而且当时人民非常相信老革命。

马列毛主义者

1965年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江西副省长王卓超转述过毛主席的话：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王卓超觉得：
“这对理解文革后，中国出现的‘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制度有所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甄岩）
文化大革命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也确实开天辟地第一次参与了对党和国家的管理。
例如工人王洪文当了党的副主席；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等等；据说1975年的四届人大代表情况是：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2885名代表中，工人代表813人，占28.2%，农民代表662人，占22.9%，工人农民代表共1475人，占2285名代表的51.1%。加上解放军代表，工农兵代表的比例达到了72%。”
（《毛泽东的民主最广大》，红色中国网，2015-1-17 04:53，文言）
显然毛主席代表工农兵等大多数人的利益，搞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从周期律和人民当家作主看文化大革命有历史必然性。
遗憾的是毛主席走后文化大革命就很快失败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情况完全改变了，据说：
“1998九届人大代表2979人，工农10.8%；
2003十届人大代表2985人，工农不足4%；”
（《数字折射地位》，中华爱国者群，上海--天哥<[email protected]> 2014-3-9 18:09:51）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有天壤之别。
有篇文章说得好：
《文革挖了官僚旧文化的千年祖坟，所以他们刻骨痛恨》
（z2z2，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昨天 09:31，原作者红旗手、武阳龙）
卖国派的恐惧反而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巨大，彪炳千古。
网友：与现在腐败透顶相比，文化大革命前干部相对好，那时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也行？
作者：干部是相对好，但是不搞不行，因为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历史课题没有解决。
我看到陈再道文革里的检查：
“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
（《陈再道文革自爆：我生活糜烂乱搞女人》，多维网，2016-05-12 19:13:30）
估计是真的。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并没有监督和考察措施，干部的权力非常大，不受人民约束，当然与私有制占主体的现在不同。当时相对好是因为最高领袖毛主席等德才高，经常教育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且经济上是公有制。
网友：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同作为批判对象正确吗？
作者：当然正确。现在不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著名左派网友黎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最得力，请看：
“第一，根本理论上彻底推翻——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下愚不移’等文人官僚体制的理论，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根本关系上彻底推翻——破‘官贵民贱’，立‘为人民服务’……”
“第三，组织形式上彻底推翻——用‘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等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取代了清一色的‘文人一统天下’这千百年一贯制的文人官僚体制组织形式。”
“第四，用人标准上彻底推翻——破‘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读书必做官、做官必读书、不读书者不得做官、学历至上’，立‘唯才是举，任人唯贤、‘行行出状元’、不拘一格用人才、英雄不问学位、看做不看说、不看学历看实际’，只要有真才实学实践成果实际能力，工农兵照样当国家领导——陈永贵、郝建秀、吴桂贤、李素文、倪志福……”
“第五，待遇制度上彻底推翻——破‘升官发财’，立‘升官不发财’；破‘当官做老爷’，立‘人民勤务员’：‘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文革发生的一切中，这五条是‘公知’们最最不能容忍的东西，因为它直接挑战了中国千百年来雷打不动的文人官僚体制，横扫了‘公知’们最碰不得的奶酪——特权，寄生于文人官僚体制的特权，过去之文人、今日之‘公知’们千百年来赖以高人一等、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欺压百姓的特权。”
“文人官僚体制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动乱腐败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当前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
（《黎阳：从老百姓角度反思文革与反思文人官僚体制》，华岳文摘选，12:15:23 05/07/2016，华岳论坛）
又看到他批判文人官僚体制和和动乱周期律的雄文：
《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和动乱周期律》
（黎阳，19:11:35 05/15/2016，华岳论坛）
共产党再不纠正错误路线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共产党没有背叛人民，如果共产党想“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那么就应该“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应该彻底否定为了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伟大目标的文化大革命科学实验。
科学实验虽然会因为认识的局限性等而失败，但是不应该否定科学实验本身。例如为了飞上蓝天人类失败过无数次，但是能够彻底否定科学实验吗？显然不能。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彻底否定论荒唐透顶，祸国殃民。
如果当权派忠诚于人民，则应该为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平反昭雪，进而研究怎样才能胜利实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这是避免亡党亡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也是使人类脱离弱肉强食丛林世界的必经之路。

三、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斗争看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反修大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关吗？
作者：太有关了，实际上是反修大论战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1、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是传统社会主义由“东风压倒西风”变成“西风压倒东风”的历史转折点。
1956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自己生身的父亲”斯大林（参见《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太匪夷所思了，毛主席这时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进而发现苏联已经产生特权阶层。在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里指出：
“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470，475，476页）
文章还根据毛泽东思想总结了许多条预防措施，提出了接班人五条标准等。特别强调：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514页）
这正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希望从造反派里发现合格接班人的原因之一。

马列毛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又总结说：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出处同甄岩上文）。
——————————————————————————引用完毕
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必须让劳动人民参加政权机关，监督和参与对党和国家的管理。
所以我想补充毛主席号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有关内容。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
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这些谈话与文化大革命明显有相关性。请看：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後，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 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因为怕没有干部就不搞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的观点。”
“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历史文献摘要，09:38:41 04/26/2016，华岳论坛）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思想动机，是非常深刻的思想。

马列毛主义者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又总结说：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出处同甄岩上文）。
——————————————————————————引用完毕
为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必须让劳动人民参加政权机关，监督和参与对党和国家的管理。
所以我想补充毛主席号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有关内容。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十八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
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这些谈话与文化大革命明显有相关性。请看：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
“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後，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 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因为怕没有干部就不搞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的观点。”
“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历史文献摘要，09:38:41 04/26/2016，华岳论坛）
“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思想动机，是非常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