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马列托主义者

东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

转载
2016-01-22 13:47:02

标签：历史

2016-01-22 09:35:37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东夫

我要评论

点击：3655次

摘要

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但主流却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献身精神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的地步。

　　——读《王大宾回忆录》

　　我一直认为造反派才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读了香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的《王大宾的回忆录》，更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一)

　　经过多年的蓄意涂抹歪曲，文革这一页刚刚翻过的历史，已成功搅合成一锅浆糊，连许多过来人都被忽悠得找不着北，更别说后来人了。所以在谈这个话题前，先要对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做个定义(百度“造反派”是不成的，不信试试)。概略说吧，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虽然都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水火不容的两拨人。一泼人造的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打击的敌对分之的反，斗争矛头向下;一拨人造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斗争矛头向上。前者实际上谈不上“造反”，所以被骂成“保皇派”、“保爹保妈派”、“保守势力”等等;后者才是真正的“犯上作乱”(当然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自诩“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本文所说的造反派属于后者。

　　因为犯上作乱，造反派被文革中受到打击的当权者恨之入骨，报复起来比造反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其作为胜利者重写历史，就把文革的灾难统统朝他们身上堆。于是如今人们心目中的造反派，就是影视剧里凶神恶煞、无恶不作的歹徒。至于造反派头头，当然是罪恶累累的大坏蛋了。

　　(二)

　　他们是那样的人吗?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王大宾这个名字的，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兵团的头头，文革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人物。当年是初中红卫兵的我，只有仰视的份。多年后经朋友彭伟引荐，竟然在他安身立命都江堰相识：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黝黑脸上刻满岁月的皱纹，朴实得近乎土气，完全没有呼风唤雨大人物的气派，更看不出丝毫恶魔的影子。

　　是不是挨了整坐了牢才“改造”成这样的呢?不是。王大宾从来就是一个好人。他本四川德昌县大山深处贫苦农家子弟，靠助学金一路走进北京的大学。大学里是团干部，中共预备党员，巴心巴肝爱党爱国爱领袖，一言一行谨遵不渝，标准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历经上天入地的大起大落，受尽不白之冤，坐牢九年出来还是本性难移。公职开除无以为生，香港的亲戚带电子表给他赚钱，他不愿“投机倒把”，居然偷偷摸摸原价出售。有人想办法安全送他到香港，他认为属于“偷渡”，说宁可回家乡种地，也不干这种“给千千万万红卫兵脸上抹黑”的事。他从无到有一手一脚把一个乡镇小厂办到全行业知名，自己成了行业全国理事，却不拿一分钱奖金。外商给他投资办合资企业，他怕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拒不接受，乃至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学、都江堰市领导多方劝导他才想通……。如此等等，傻得可爱。也正是如此，他才被许多不执政治偏见者认可，施以援手，从一个刑余无业人员，打拼成颇有成就的技术型企业家，挣得衣食无忧的晚年。

　　(三)

　　造反派是群众自发组织，自然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有之、胡作非为者之，但主流却是王大宾这样的人。他们是一大批听领袖和党的话，极富革命激情、社会担当和献身精神的单纯、幼稚、偏激的时代产儿，尤其当头头的。他们的罪过不是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而是太过听信党和毛主席的话，听信到了丧失正常思维能力(用时下的话就是脑残)的地步。试想一批青少年学生，书读得好好的，求上进还来不及，哪里想到要“造反”。因为红太阳一挥手，党中央发号召，生怕当不了乖娃娃，就热血沸腾地干起来了。说他们是坏人，是谁教他们干坏事的?王大宾当年气壮如牛，不就是背后有大公主肖力(李纳)撑着么。正如当年坚持接收王大宾的灌县(现都江堰市)县委书记徐振汉所说：“他当时是个学生，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他当时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党中央的话，他听谁的话?”

　　话说回来，王大宾们造反，也是被逼出来的。文革初期刘邓用的是文革前整人的老一套，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打“黑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引蛇出洞抓右派。照这么搞下去，无非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右运动，反对工作组的王大宾在劫难逃。结果刘邓也没有料到这次主席的主意变了，他要运动群众清洗党内异己。于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驾轻就熟的整人套路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列入名单的右派突然就变成了左派。王大宾们拨云见日一飞冲天，云里雾里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追随大救星的革命斗志可以想见。不幸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会把船打到什么地方，连伟大舵手都弄不清楚，无法无天由着性子整烂再说。划船的小子们只有卖力的分，天知道他什么“战略部署”。看到船要打翻了找平衡，就把划船的抓来治罪，你说冤不冤?达到目的就兔死狗烹，把所有的灾祸都扣在他们头上，你说惨不惨?

　　(四)

　　文革惨遭文化浩劫，这是谁干的呢?通常说法就是造反派干的。其实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而是以高干子弟为首的早期红卫兵(以下简称老红卫兵)干的。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通过的文革《十六条》，进一步提出“破四旧”。当月老红卫兵发起“砸烂一切四旧”的行动，全国各地竞相效仿，迅速演变成一场毁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这一轮浩劫在中央文革提出批评后得到遏制，并随着斗争矛头转向打击“走资派”而不再大规模发生。也就是说，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主要发生在文革初期，实施者主要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保爹保妈派”的老红卫兵。例如北京市文革中被毁的4992处文物，基本上都是在1966年8到9月被毁的。而这时造反派还出于被压制的少数派地位，根本不成气候，与这一切基本不相干。

　　(八)

　　造反派不是文革后、而是文革中就落难了。造反派组织1966年10月以后在全国大规模兴起，至1968年10月中央命令取缔，总共风光了两年左右。其间1967年1月颁布的公安六条，就成为各地镇压造反派的口实。紧接着的“二月镇反”造反派遭到大规模镇压，四川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有近10万造反派投进监狱。1968年以后，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批无政府主义、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无休无止的整造反派，无论谁倒台，造反派都跟着遭殃。陈伯达是中央清查5.16专案小组组长，倒台后却成了5.16的“操纵者”;林彪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一个都不能放过，林彪死了照样整。抓四人帮华国锋主政，又来一个“清查帮派体系”，把造反派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打成“帮派分子”，从体制内彻底清除。邓小平主政，又来一个“清查三种人”运动，公开宣布整“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实际上只清查“造反起家”一种人，把已经整得七死八活，查得底朝天的造反派头头正式逮捕，重新判刑。保守派派性再严重也不查，刮“红色风暴”的红二代开始接班。地富反坏右都摘帽了，造反派的帽子越扣越重，形象抹越黑。

　　

马列托主义者

longdongfang 发表于 2016-1-23 15:29
“马列托主义者”，看来你给自己戴这么个帽子的确是有原因的，问题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文革是一场旨在寻找无 ...

文革错综复杂，有各种说法，其实有些时候，看一二张文革揪斗的图我们就能充分认识到文革的荒谬性，文革这场运动的是内耗，主要是消耗政治革命动能，到毛死，官僚们开始要终结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似乎根本再也找不到反对力量了，因为这些动能已经通过文革耗尽，直到1989年重新出现返照，被镇压后，官僚们通吃的比解体苏联还厉害的就是即私有化市场化把国家集体的公有财产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同时维持党官僚体制。

longdongfang

“马列托主义者”，看来你给自己戴这么个帽子的确是有原因的，问题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文革是一场旨在寻找无产阶级真正解放的途径的革命，那你又怎么配加马列二字？把文革视为荒谬胡闹，这没有摆脱右派的立场观点方法。建议你读读夏尔·贝特兰的《大跃退》，这篇极富远见卓识的光辉著作或许能改变你的看法。

马列托主义者

文革虽然是荒谬的，不等于说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文革还是改革，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体制内力量，都是这一批人：党官僚老“革命”和他们的子女，体制外的就是一般群众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毛虽然总体要比这个体制内这些人要进步，但是他的成功依赖这个体制，他不可能真正要求击溃这个体制，至多说他是这个体制的改良主义者，不希望这个体制对体制外的一般群众包括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压迫的太厉害导致这个体制外的政治革命的要求的火山岩浆积累得太盛以至于粉碎体制本身，于是毛用太极手法发动了文革，借力打力是太极的真谛，毛借政治革命的力（造反派）来消解政治革命的力（造反派）最终保存了这个体制。

马列托主义者

造反派的政治革命的动能没有步入正轨，毛在世时，一种太极就耗散了这种力，毛就是这个太极高手。

马列托主义者

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
（Paul M. Sweezy ＆ Harry Magdoff）
1993年12月11日于纽约市立亨特学院


　　12月26日标志着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泽东的一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思想领域，军事的战术和战略以及政治领导。可是，对我们这些处在20世纪和公元第二个千年行将逝去的人们来说，这些都还不是使我们怀念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得以成功，只有当革命赖以产生的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明显地超出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可以挽回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新的领导，代表人口中被排斥的分子，而且准备推行那些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社会的）紧张状态因而得以缓和，许多人经历了他们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改善，于是产生了将来生活更好的希望。事情在一段时期内进展良好，可是新的形势远不是静态的，新的社会冲突在发展，在革命中有所损失的那些人们会重新整补并且计划卷土重来，于是革命的领导逐渐衰败下去，新上来的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因为手中有权而享受到实惠，对他们来说现状要维持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营造。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社会这个舞台于是又处于周而复始的状态。通常对毛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是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得到权力的有激励人心能力的中国革命领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时为止，他是党的主席，也是戴有中国特殊标记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今天中国官方的观点是这样的，毛的晚年迷失了方向，从1966年起他把中国推入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其结局是一场灾难，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被打断。这一观点是莫斯科导向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同意的，并且以各种形式为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公认。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实际上相当简单。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在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正在恶化之中。领导层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却相信有效处理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在这里，长期受苦受难的、非常贫困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毛是后一种倾向的首要推动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集团，而且趋向于认为所需要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进一步的改革。毫不奇怪，这个集团支持领导层中更保守的那些人。到6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正在增长，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架空毛的权力的那种细致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这一进程没有受到反对，其结果也将会使中国革命或快或慢地停止激进。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一点呢？原因是10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使毛引退的是他的逝世而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发动了文化革命，特别对准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总选制度”的约束，并且将变成“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对世界上的官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可诅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败的可能。后来他几次提及，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两次，也许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或在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是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无论是人类或是它的自然栖息之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发生革命，伴随而来的将是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真实的历史形象才会被充份地认识到。


（洛城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

马列托主义者

(七)

　　造反派的确批把许多干部整得惨，但他们被坑得更惨。王大宾奉中央文革之命到成都抓彭德怀，听彭总几番真情道白，发现完全不是原来听说的那回事，对彭总深感敬佩和同情，竟然拒绝执行命令。后来把他抓捕关押，头号罪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文革后判他的刑，头号罪状又变成“诬陷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同志”。欲加之罪，有荒诞甚于此乎?北京钢铁学院20来个学生的5.16兵团写大字报反周恩来，生病住院的王大宾知道后立即给总理和邓颖超写信，表示保卫总理的决心，邓颖超回信称“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白纸黑字摆在那里，还是硬给他扣上“搞反革命政变，反对周总理”的帽子，在暗无天日的私牢里一关就是两年，几乎丧命。颠倒黑白，有甚于此乎?未婚妻什么事都没干过，仅仅因为是他的未婚妻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也几乎被整死。株连所及，大山沟里的母亲都不放过，沾亲带故无一幸免，连小学中学的同学、儿时一起放牛的伙伴都被审查交代“5.16”问题。

　　王大宾在回忆录中披露，5.16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出来后，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组织均立即表态坚决反击，并把5.16几个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周恩来表示：不能说反对我就是反革命，下令放人。够大度吧?后来他又说，是不是5.16参没参加组织不重要，“罪行就是本质”，“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够厉害吧?事实上绝大多数受害者是被安上这个罪名后才听说5.16的，大多数抓5.16的人也不知道它为何物，不过视为造反派的代名词罢了。运动中北京高校成千上万师生关押审查，全国上千万人受牵连，300万人打成5.16分子，手段之残忍，时间之漫长，株连面之广，逼死人之多，超过文革所有运动。

　　造反派本质上是体制外的势力，毛泽东无论有多少疯狂的想法，也不可能摆脱体制而另铸天下。他知道这个体制下产生的民怨，也深谙“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国民性，他利用民怨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但不可能改变制度本身，因为他是体制的创建者，同时也是体制的产物，脱离了体制他就什么也不是。用他自己爱说的话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他的目的是否完全达到，他最终必然回到原点。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官僚和原强势社会群体构成的保守势力变本加厉的响应是必然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的结局也是必然的。这里没有逻辑，不讲道理，没有法律，不择手段，只有利益。有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屠杀。有如1968年广西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以致发生骇人听闻的吃人肉运动。云南的“滇西挺进纵队”案、内蒙“内人党”案等，也是以造反派为目标的屠杀冤案。

　　同样是打砸抢整死人，造反派与保守派处理也大不相同。造反派武斗中有“血债”的一律逮捕法办，打死人的偿命，打伤人的或偿命或坐牢，就算罪有应得吧。那为何“红色恐怖”中打死人的、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杀人吃肉的(广西4.22事件)没听说偿命的?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杀俘不算)，有如两军交战，打死人国际公法都是不定罪的，后者等等则属于屠杀，正当严惩。为什么?因为阶级敌人该杀，犯上作乱的造反派该杀。

我的评论：造反派是上当，文革是闹剧，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斯威齐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的斯威齐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上居然也肯定毛泽东，实在令人不解，斯对中国文革的实态了解还是片面的，而斯这样评价 毛，估计是斯本身都是停留在笔头上的红色梦，在毛却是红红火火的一场运动，哪怕这场运动如此的荒谬。斯如果在那个时期，肯定是一个热情地支持毛泽东的造反派，然后因为这场运动而时时地被镇压直到最后被投入监狱

马列托主义者

　当年的“走资派”说起文革字字血声声泪，实际上大规模批斗干部只在文革初期一年多时间，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保守派)转入内斗后，就顾不上他们了。开始整造反派，大多数当权派的日子就一天天好起来。九大以后干部逐步解放，70年代陆续恢复了工作。七十年代末以后，绝大多数干部彻底解放官复原位，罹难者平反昭雪。他们文革中受迫害的经历，成为革命生涯中的关荣一页。其实他们中许多人文革前历次运动制造的冤案，并不比造反派少。文革十年，造反派被整了七八年，文革后继续整，永远背着罪恶的十字架，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给个说法，一想整人就拿出来说事，你说谁付出的代价更大?

　　王大宾文革前是预备党员，根红苗正，品学兼优，还未毕业就当干部使用，如果不是文革，前程一片光明。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造了两年反，没打过人，没组织参加过武斗，没有任何可以入罪的行为，结果关押审查坐牢13年，开除党籍公职，妻离子散，葬送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不过，比起那些高呼着“完蛋就完蛋，为毛主席而战”死于非命的少男少女、在一轮接一轮凶残的报复清算中泯灭的冤魂、一生都被毁掉的千千万万造反派，王大宾还算幸运的，他毕竟还有个有所作为的后半生和活得有尊严的晚年。

　　(九)

　　其实文革老干部中最为不幸的，是一批被造反派认可者。他们多半是文革前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受害者。他们对整人的当权派耿耿于怀，对历次运动造成的灾难有切身体验和更深的认识，文革中响应中央号召起来揭发翻案，被造反派视为受走资派迫害的干部给予认同和保护。西南头号当权派李井泉是四川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人，四川干部对其不满者和反对者众多，文革中群起揭发批判。当年在北地东方红避难告状的四川干部主要就是这样的人。如向中央揭露四川饿死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一贯反李井泉的邓垦(邓小平弟弟)等。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称李井泉为“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走资派，这批干部被造反派视为好干部，解放较早，有的被“三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工作，从而与失势的当权者形成势不两立。造反派挨整，他们就成了“黑后台”跟着倒霉，如莫须有的“三老会”冤案，就使一大批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认可的干部惨遭劫难。

　　李井泉文革后期复出，1975年再次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与其同时打倒的干部纷纷复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轮番被清洗。文革后清理“帮派分子”和“三种人，这批人基本上被清理出局，有的长期关押审查。如七千人大会写匿名信控告省委推行极左政策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文革中任省委宣传部长，文革后清理“三种人”，被打成四川“小四人帮”撤职审查;因揭发万斤田造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农工部长申培林，文革在造反派支持下恢复工作，后来长期关押审查，致死不做结论，郁郁而终。如此等等，全国皆然，居然被历史忽略。

　　文革这本大书还够得读，不是一面之词的“彻底否定”能糊弄过去的。相信读了《王大宾的回忆录》，你会明白更多。




　　(五)

　　文革中整死人，是安在造反派头上的最大罪行。实际大谬不然。文革中死于非命者大多数并非造反派所为，反倒是造反派被整死得最多。

　　文革整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数，比较靠谱的说法是200万左右。这些人是如何死的呢?学界比较认可的海外当代史学家丁抒教授的计算是：

　　一，1966年“红色恐怖”时期杀人约10万;

　　二，文革初期自杀者约20万;

　　三，武斗死30到50万;

　　四，“清队”死50万以上;

　　五，一打三反、清查516致死约50万;

　　记住，第一类“红色恐怖”时期死亡与造反派无关。“红色恐怖”1966年八九月间老红卫兵制造的暴行，他们在“破四旧”的同时，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大规模抄家，残酷打杀，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北京市被抄家达11.4万余户，全国抄家上千万户。伴随抄家的，是拷打杀害以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手段之凶残骇人听闻。北京市已公开的数字是打死1772人，未公开的统计打死万人以上。

　　记住，第二类死亡“文革初期自杀”与造反派无关。文革初期自杀潮，也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弃世者包括运动初期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及其之女、历次政治运动戴帽者、建国前工商业人士，知识文化精英等。著名者如老舍、邓拓、傅雷夫妇等，全国皆然。笔者所在的成都四中文革初期也有两位教师自杀，一个卧轨，一个上吊。

　　记住，武斗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武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残杀，死者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武斗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行为，和杀害手无寸铁和解除武装者性质不同，后者属于屠杀。而灭绝天良的大屠杀基本是保守派所为，造反派是其中主要屠杀对象。如1967年七八月间的湖南道县大屠杀，七千多人死于非命，就是城里失势退守农村的保守派与县、区、乡干部联手所为。

　　记住，“清队”整死的主要是造反派。“清队”全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毛泽东为结束文革乱局发起的政治清洗运动，目标是所谓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同时进行“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合称“批清”运动。运动由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的军队干部领导，相当于又一次镇反运动，实际上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大批人被整死和镇压。如四川在“清队”运动中就批斗、关押、判刑十多万人，仅成都市就涉及两万余人。(李亚丹：《李大章远去的背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记住，一打三反、清查5.16运动整死的主要也是造反派。批清、清查5.16运动先后从1968年初持续到文革后期，整死百万人以上。如四川清查5.16运动高潮的1970年前8个月，全省共发生自杀3887起，死亡3331人。连“当过区供销社群众组织头头”都成为罪状。(同上注)。

　　总之记住，除了武斗，文革死人基本不能算在造反派头上，反倒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人死得最多。

　　(六)

　　那么整死老革命呢?造反派打击对象是当权者，这顶帽子似乎铁打的了。也不对。

　　其一，文革中领导干部几乎人人被批斗，但置干部于死地的，主要不是被造反派批斗关押，因为那不过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许多人是扛得住的。因为是人是鬼，还得“组织上”说了算。“士可杀不可辱”者固然有之，但更多是被“组织上”扣上反党黑帮、死不改悔走资派、叛徒特务等罪名而置之死地的。你能说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许多老革命是造反派整死的吗?其二，十年浩劫中不断有干部被整死，而造反派大规模批斗干部只有一年多时间，很快就沦为打击对象退出政治舞台，这笔账怎么能都算在他们头上?其三，造反派打击了一批干部，也保护了一批干部。如王大宾领导的地院造反派，就让十多个省市的老干部到地质学院避难，因而受到周恩来、李先念表扬和拨款资助。而所有的派斗武斗，都是围绕保护或打到某个领导干部展开的，为此死于非命的造反派，比被害死的干部多了不知多少倍。

　　据叶剑英提出的数据，文革中有250万干部受到批斗关押，十一万五千五百余人在关押批斗中死亡。这个数字令人怀疑，因为他同时说文革害死了2000万人，显然不靠谱。假定他说的数字是真的，那么干部在死亡总数中只占0.58%，比干部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还低，可见其受害比老百姓小得多。

　　不幸的是，这些历史都被掩盖和篡改了，文艺作品更是竭尽栽赃之能是。例如因改编电视剧闻名的小说《亮剑》，描写李云龙文革中下令向冲击军队的造反派开枪，被打成镇压群众运动的侩子手开枪自尽，妻子田雨也割腕自杀，悲壮之极。其实小说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原为北京军区中将副司令员，因爱上小姨妹坚决跟原配离婚，1964年被撤职开除党籍，沦为农场场长。文革中他写信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获开恩，1970年复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与小说情节风马牛不相及，亏作者编得出来。看来作者心目中大英雄，文革必然被造反派整个七死八活，就像流行的革命履历，把挨过造反派整，弄得像挨过地主的皮鞭、鬼子国民党的枪子儿一样，否则就不是一贯正确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