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驳郑永年：集权之后不会有分权及我的简单评论

马列托主义者

迟飞分析问题越来越非马克思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反映
资本主义内外在革命或危机压力越大越容易集权法西斯化，英国和美国先发优势，导致他们转嫁危机的能力比德国俄国中国强，所以他们虽然国家层面在大危机下也会强加，但是还不至于走向法西斯，而后者很容易法西斯化，因为他们是危机的承受地，革命压力大，阶级矛盾突出，所以这里的资产阶级更加喜欢集权法西斯。
而中国是集权法西斯的最后堡垒，如果失败，或许也会导致英美也返向法西斯，全世界进入要么法西斯要么社会主义的抉择的时候。

解廌角

水边 发表于 2016-1-2 10:01
不小心看了一眼，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年轻人原来还在红中上贴东西，一直就喜欢自己生造些没 ...

这是当今做学问的“主体流变”。该作者钱途无限量，岂能说他“看来是没救了”

水边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16-1-2 08:02
迟飞按捺不住寂寞，真名真姓登场了

不小心看了一眼，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年轻人原来还在红中上贴东西，一直就喜欢自己生造些没用的概念，写的东西似是而非，现在还要摆出大师模样，看来是没救了。

远航一号

迟飞按捺不住寂寞，真名真姓登场了

马列托主义者

姜洪智

政府集权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全面打击官商勾结，且从政治到经济文化，都在收权。这丝毫看不出是”暂时状态”的意思，政府也无意提再放权。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集权只是改革放权的过渡行为的观点，现实来看，根本站不住脚。

政府改革是先集权再分权的观点，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里》提出的。他以他独立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行了一番分析。取得的社会认同度还是相当高的。除此之外，他也对执政当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辩护，指出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文化，强求普世价值是不可能的。人们一定要放下那种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等等。

然而这一系列的观点，似乎仅仅是迎合了某些社会人士的“精神胜利”，一厢情愿地以为政府改革是为进一步走自由主义道路而设。不理解就假装理解，变着法地理解，只是能起到麻醉自己的作用，是不愿接受事实而已。其实郑永年教授提出的观点，恰恰还是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意思是，在迈向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要调整下步伐，如此而已。真可惜了他有这份高瞻远瞩的心，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意图这样做。

中央不说话，这点就很聪明，刺激了社会各集团的“猜想”。宫廷政治的的密室谋略，大家都成了出色的猜谜人。然而中央就是不说话，那么大家就各显神通，拼命为体现自己智商的谜题增加难度。于是就有了“中央其实有一盘大棋”的观点。郑永年教授的观点，恰恰就是“一盘大棋”。

这很有意思，中央政策既然成了猜谜的智商测验，那么人们自然会编造出比中央决策层高明得多的改革方案来。猜谜者开始佩服自己的“一盘大棋”的绝妙时，他也就开始钦佩政府决策的英明，这实际也就进了圈套。太聪明的猜谜人往往就是傻瓜。因为这个谜压根就不需要猜。一切都在明面上摆着。

从文化角度说，政府开始收拢社会自由舆论，以”朝阳群众“打击各类大v，且多以吸毒嫖娼的罪名。实际这就没有为自己留退路。就是说，舆论控制是要加强，而不可能再削弱，给能量很大的大v以攻击的理由。而从不久前乌镇互联网大会的政府表态来说，实际政府核心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意图，并进行了理论化的阐述——所谓网络主权。意思就喊话西方，也可以说喊话自由主义人物。中国不搞西方那套，还是要集权，而且集权得光明正大，已经上升到国家主权的法理高度上来了。这就不是为再分权做打算，而是要巩固这个政府成果。西方意义的言论自由，中国方面可以不听，而且公开反对了网络无国界的自由主义认识。这样，可以认为所谓长城防火墙的设置，绝非什么暂时过渡，政府已经打算把它作为信息控制的常备工具了。网络主权已经提出，那么政府是要只搞黑名单，还是更严厉的白名单，就任由其选择了。它当然就没有留下叫人反攻倒算的可能。

文化层面上是加强信息垄断，舆论掌控。而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加强国企垄断，如南北车合并，电信业重组等等。国企大规模整合已经箭在弦上。而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的国际扩张策略，明显地是以国企打头阵，而非民企。这是经济改革风格的显著改变。而一带一路必定是长期战略。政府力图以陆权制海权。走的还是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路线。而对立面则是英国和美国路线。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无疑希望中国走英美路线，然而现实完全相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垄断巨头被打击，如谷歌退出中国，微软等在中国的业务也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意图简直与文化层面完全一致。就是打造强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这是在朝昔日的计划集权方向靠拢。

政治上呢？政府高举反腐大旗，整掉了不少与商人企业家关系密切的官员。其意图不止是反腐本身，而是要撇清政府与资本的关系。这并非是要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而是要打造以强势政府为领导的主导型政府。英美青睐资本，而中国则更崇尚权力。资本在英美呼风唤雨，而中国的资本家则屡屡遭到传唤，而其保护人被反掉后往往自身的亨通财运也就戛然而止。资本寡头之势不可成，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分权，把收上来的权力再返还给资本家。在政府眼里，企业本身只是政府统治的下属部门，也可以认为是仆役，单纯挣钱的。这不能有过多的奢望。

虽然名不副实，但中国政府依旧高举了”特色社会主义“，且罕见地宣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等等。即便南方的工运依旧被镇压，但依旧坚持这样的宣传。这足以体现政府本身藐视资本的现实状况。这恰如刘少奇曾经提到过的”养猪论“，猪肥了要杀。古往今来，中国的土豪很难善终。原因就是强势政府的严格控制。

古老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在分析政府行为上或可有所帮助。中国政治集权一直是历史常态。这个常态在毛泽东时代还达到了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顶峰状态。而短短四十年功夫根本无力动摇这个集权的逻辑基础。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历史重大事件，所谓的改朝换代等等，都还是保持着强大的制度惯性，并未迎来一个新世界。从社会组织的层面上说，仅仅换了一下外衣，略微进行了下松动而已。而这在如德国，苏联这样的传统集权国家内也是如此。尽管强大的德意志第一第三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但德国经济文化政府主导，国家掌控的特色依旧极为明显。而整个西欧就远不如美国那样资本开放，这就是历史遗产，时隔一个世纪，它依旧如此强大，特色鲜明。至于苏联之后普京的集权同样有目共睹。即便它们有了多党制，也是形同虚设。即便没了马列主义，替代的东正教文化，还是集权一套，变革步伐并不大。

那么指望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再分权，彻底走上英美道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上来说也绝无可能。哪怕是我们这代人生命终了，恐怕也见不到那一天。须知中国的集权文化绵延数千年，这比德意志或俄罗斯更加根深蒂固。循序而渐进，而这样一个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架构变化，根本就不能以一届领导人的改革而发生转折。这得以三十年以上的周期来分辨才符合事实。

可以这样来看中国近代历史，晚晴七十年，一直是集权状态，分权不下去。民国时代三十多年，一直是分权状态，问题是集权不起来。而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空前加强了集权，改开以后，一再分权，同样经历了三十多年。此时，钟摆又回去了，这不可能仅仅就一届领导，再分权的预计要更长远，或许三十年四十年。未来为什么又要分权，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如苏联，德意志，他们的分权是很不情愿的，是以政权更迭为代价的。所以，不要错估了周期，更不要错估了形势。

我是承认全球化需要国家分权的，但肯定不是当下。顺势而为，不仅是顺全球化的大势，也要顾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周期。直线达成全球化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个松紧波动反复进行的。这个企业为王的全球化，不知要持续多少年，五十年，或者两个世纪，都是可能的。反复磨合，反复适应，这是历史的长周期。要研究这个全球化态势，实际斗争双方也是分明的。就是英美印为一阵营，德俄中为一阵营，相互为分权联邦体制与中央集权体制反复缠斗。这个制度斗争可以绵延到十九世纪晚期。而把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乃至冷战过程全部囊括进来，统称为体制斗争。当我们认识到这点，就不能奢望体制会一味地分权下去。

最后，还是要以产缘民主论来进行下认识，即德俄中为地缘中央集权的典型，而英美印阵营则是产缘分权体系的国家定位。长期斗争来说，后者优越于前者，我们已经看到了德意志帝国和覆灭。这是个历史必然的因素。因为社会组织在缓慢进化，核心资源从地缘土地和国家转向产缘金融与公司是长期趋势。长期来说，地缘中央集权力量是要落败的。体制竞争唯有世纪长跑才能 分出输赢。而在当下，地缘权贵与资本新贵，还是前者占据明显优势，这个斗争反复进行。然而现在谈分权的变革，还不是时候，政府对资本的认识，还没有转型。

姜洪智：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者，笔名迟飞。

微信公众号：eziv587

马列托主义者

姜洪智

政府集权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全面打击官商勾结，且从政治到经济文化，都在收权。这丝毫看不出是”暂时状态”的意思，政府也无意提再放权。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集权只是改革放权的过渡行为的观点，现实来看，根本站不住脚。

政府改革是先集权再分权的观点，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的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里》提出的。他以他独立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行了一番分析。取得的社会认同度还是相当高的。除此之外，他也对执政当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辩护，指出中国与西方是不同的文化，强求普世价值是不可能的。人们一定要放下那种意识形态的惯性思维等等。

然而这一系列的观点，似乎仅仅是迎合了某些社会人士的“精神胜利”，一厢情愿地以为政府改革是为进一步走自由主义道路而设。不理解就假装理解，变着法地理解，只是能起到麻醉自己的作用，是不愿接受事实而已。其实郑永年教授提出的观点，恰恰还是自由主义的主流观点。意思是，在迈向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要调整下步伐，如此而已。真可惜了他有这份高瞻远瞩的心，然而中国政府并没有意图这样做。

中央不说话，这点就很聪明，刺激了社会各集团的“猜想”。宫廷政治的的密室谋略，大家都成了出色的猜谜人。然而中央就是不说话，那么大家就各显神通，拼命为体现自己智商的谜题增加难度。于是就有了“中央其实有一盘大棋”的观点。郑永年教授的观点，恰恰就是“一盘大棋”。

这很有意思，中央政策既然成了猜谜的智商测验，那么人们自然会编造出比中央决策层高明得多的改革方案来。猜谜者开始佩服自己的“一盘大棋”的绝妙时，他也就开始钦佩政府决策的英明，这实际也就进了圈套。太聪明的猜谜人往往就是傻瓜。因为这个谜压根就不需要猜。一切都在明面上摆着。

从文化角度说，政府开始收拢社会自由舆论，以”朝阳群众“打击各类大v，且多以吸毒嫖娼的罪名。实际这就没有为自己留退路。就是说，舆论控制是要加强，而不可能再削弱，给能量很大的大v以攻击的理由。而从不久前乌镇互联网大会的政府表态来说，实际政府核心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意图，并进行了理论化的阐述——所谓网络主权。意思就喊话西方，也可以说喊话自由主义人物。中国不搞西方那套，还是要集权，而且集权得光明正大，已经上升到国家主权的法理高度上来了。这就不是为再分权做打算，而是要巩固这个政府成果。西方意义的言论自由，中国方面可以不听，而且公开反对了网络无国界的自由主义认识。这样，可以认为所谓长城防火墙的设置，绝非什么暂时过渡，政府已经打算把它作为信息控制的常备工具了。网络主权已经提出，那么政府是要只搞黑名单，还是更严厉的白名单，就任由其选择了。它当然就没有留下叫人反攻倒算的可能。

文化层面上是加强信息垄断，舆论掌控。而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加强国企垄断，如南北车合并，电信业重组等等。国企大规模整合已经箭在弦上。而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的国际扩张策略，明显地是以国企打头阵，而非民企。这是经济改革风格的显著改变。而一带一路必定是长期战略。政府力图以陆权制海权。走的还是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路线。而对立面则是英国和美国路线。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无疑希望中国走英美路线，然而现实完全相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垄断巨头被打击，如谷歌退出中国，微软等在中国的业务也受到了限制。政府的意图简直与文化层面完全一致。就是打造强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经济发展。可以说这是在朝昔日的计划集权方向靠拢。

政治上呢？政府高举反腐大旗，整掉了不少与商人企业家关系密切的官员。其意图不止是反腐本身，而是要撇清政府与资本的关系。这并非是要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而是要打造以强势政府为领导的主导型政府。英美青睐资本，而中国则更崇尚权力。资本在英美呼风唤雨，而中国的资本家则屡屡遭到传唤，而其保护人被反掉后往往自身的亨通财运也就戛然而止。资本寡头之势不可成，政府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分权，把收上来的权力再返还给资本家。在政府眼里，企业本身只是政府统治的下属部门，也可以认为是仆役，单纯挣钱的。这不能有过多的奢望。

虽然名不副实，但中国政府依旧高举了”特色社会主义“，且罕见地宣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等等。即便南方的工运依旧被镇压，但依旧坚持这样的宣传。这足以体现政府本身藐视资本的现实状况。这恰如刘少奇曾经提到过的”养猪论“，猪肥了要杀。古往今来，中国的土豪很难善终。原因就是强势政府的严格控制。

古老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在分析政府行为上或可有所帮助。中国政治集权一直是历史常态。这个常态在毛泽东时代还达到了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顶峰状态。而短短四十年功夫根本无力动摇这个集权的逻辑基础。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历史重大事件，所谓的改朝换代等等，都还是保持着强大的制度惯性，并未迎来一个新世界。从社会组织的层面上说，仅仅换了一下外衣，略微进行了下松动而已。而这在如德国，苏联这样的传统集权国家内也是如此。尽管强大的德意志第一第三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但德国经济文化政府主导，国家掌控的特色依旧极为明显。而整个西欧就远不如美国那样资本开放，这就是历史遗产，时隔一个世纪，它依旧如此强大，特色鲜明。至于苏联之后普京的集权同样有目共睹。即便它们有了多党制，也是形同虚设。即便没了马列主义，替代的东正教文化，还是集权一套，变革步伐并不大。

那么指望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再分权，彻底走上英美道路，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上来说也绝无可能。哪怕是我们这代人生命终了，恐怕也见不到那一天。须知中国的集权文化绵延数千年，这比德意志或俄罗斯更加根深蒂固。循序而渐进，而这样一个集权，分权，再集权，再分权的架构变化，根本就不能以一届领导人的改革而发生转折。这得以三十年以上的周期来分辨才符合事实。

可以这样来看中国近代历史，晚晴七十年，一直是集权状态，分权不下去。民国时代三十多年，一直是分权状态，问题是集权不起来。而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空前加强了集权，改开以后，一再分权，同样经历了三十多年。此时，钟摆又回去了，这不可能仅仅就一届领导，再分权的预计要更长远，或许三十年四十年。未来为什么又要分权，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了。如苏联，德意志，他们的分权是很不情愿的，是以政权更迭为代价的。所以，不要错估了周期，更不要错估了形势。

我是承认全球化需要国家分权的，但肯定不是当下。顺势而为，不仅是顺全球化的大势，也要顾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周期。直线达成全球化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个松紧波动反复进行的。这个企业为王的全球化，不知要持续多少年，五十年，或者两个世纪，都是可能的。反复磨合，反复适应，这是历史的长周期。要研究这个全球化态势，实际斗争双方也是分明的。就是英美印为一阵营，德俄中为一阵营，相互为分权联邦体制与中央集权体制反复缠斗。这个制度斗争可以绵延到十九世纪晚期。而把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乃至冷战过程全部囊括进来，统称为体制斗争。当我们认识到这点，就不能奢望体制会一味地分权下去。

最后，还是要以产缘民主论来进行下认识，即德俄中为地缘中央集权的典型，而英美印阵营则是产缘分权体系的国家定位。长期斗争来说，后者优越于前者，我们已经看到了德意志帝国和覆灭。这是个历史必然的因素。因为社会组织在缓慢进化，核心资源从地缘土地和国家转向产缘金融与公司是长期趋势。长期来说，地缘中央集权力量是要落败的。体制竞争唯有世纪长跑才能 分出输赢。而在当下，地缘权贵与资本新贵，还是前者占据明显优势，这个斗争反复进行。然而现在谈分权的变革，还不是时候，政府对资本的认识，还没有转型。

姜洪智：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者，笔名迟飞。

微信公众号：eziv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