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被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取代的方法

傑瑞米柯賓

防止無產階級專政被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取代的方法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一九八一年

本次收集的論述社會主義兩黨制的文集，其中每壹文都是獨立成篇又相互關聯的，它們全部完成於1981年8月，曾分別投寄給有關報刊機關參考，這次是從淩亂的原始草稿中搜集整理出來的。時隔很多年，我覺得它在某些方面還是能給人們帶來啟迪和思索的，盡管文章結構和措詞用句都還保留著那個時代的特征，許多語句都還適應著當時環境的政治要求，個別定義名稱還受到歷史認識所造成的局限，有些見解還因區域封閉以至產生誤解，可光明的思想還是在前面召喚著。

這組文集當初定名為“光明在前”，起源於毛澤東在1947年春天撤離延安途中給延安中學青年的題詞，附錄於下：

這組文集共五大篇，十七小篇。闡述了共產黨取得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後，代表人民的組織形式的多樣化，使得它們在名義上都代表人民，而在實質上卻又都不能充分地代表人民。為什麽呢？在第二篇的《幾個哲理法則》說明了其理由。那麽這種沒有真正代表人民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下去會是什麽樣子呢？在第三篇《試論權勢社會》和第四篇《論權勢主義提綱》闡述了這個問題。至於最後壹篇《社會主義體制的設想》則構思了壹個黨派在取得專事執政的權力後，面對它給自己和社會帶來的變化所應該進行的改革。對於第壹篇《追求的希望》，是通過對文革的分析論證了分裂共產黨破除終身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總之，本集力圖對以往的教訓進行總結分析，以得出盡可能真實正確的理論，從而避免盲目的實踐。因為時至今日還堅持著“摸著石頭過河”，只會給國家、民族，社會、人民帶來另壹種悲痛。

經過很多年，某些觀念已不再強調和重視了，例如革命、階級、共產主義等等。然而，不提它們並不是說明它們不存在了，只不過有的隱蔽起來，有的換了個說法而已，否則現今的社會就不會是社會主義、黨也不能稱之為共產黨了。

歷時很多年，共產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波蘭的瓦文薩和團結工會，東德消失，蘇聯解體。縱橫觀之，更說明了這組文集所分析的理念有值得探討的價值，這也是該文集時隔多年仍意圖面世的原因。

經過很多年，隨著視野的開闊，對西方世界也應該有個真實的認識。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不是壹成不變的，它也在變化著、前進著，用凝固的觀點看待它們只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在本集中提及了資本主義在上層建築的兩黨制，可並沒有考慮到它在經濟基礎上出現的變化，資本主義社會雖說至今仍然標榜著私有制，可事實上它已通過某些形式將生產資料變相地公有制化了，並且它還通過法律的形式竭力抑制壟斷產業的產生。這也是在經濟基礎發展到壹定程度，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在我們還原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將生活資料交還給私有制時，資本主義早就在兩黨制的爭論中在人民的選擇中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同樣反映了馬克思思想的先進性、科學性，從另壹個側面說明了人類歷史的必然。


作為文革老三屆，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中；接受了紅旗的教育，體會了紅旗的激勵；感受到紅旗給人生所賦予的痛苦，見識了紅旗給社會所造成的謬誤；在這種矛盾的生命經歷中，在那麽沖突的理念思想裏；誕生了對紅旗的深刻思考，出現了對紅旗的重新認識。這，也許就是本文集應運而生的內在因素吧。

當初書寫這些東西的時候，從未想到要發表、公布，更沒有考慮現在網絡時代所帶來的開放和自由。況且它們“生日”久遠，更兼篇幅較大，不便大量修改。對某些明顯不符時代的東西，還有部分文法、語句方面的差誤，希讀者見諒。

國家是人民的，歷史是社會的。每個生活在社會上的人，都有權利、義務和責任，並且也應該有能力去思考這些既貼身又遙遠，既偉大又理性的問題。

壹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其理論上講，它比資本主義制度要先進、優越得多，它的發展也理應比資本主義更為迅速。然而在實際上，新中國卻發展緩慢，據雲是由於多災多難而如此，那麽難道資本主義國家就沒有災難嗎？也可能是因為社會主義還處在幼年時期而問題多些，那麽是否在壯年時期問題就會少些呢？不！現實對問題的回答並非如此。

歷史在發展著，生命在運動著，社會也在前進著，事情必定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那麽，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那些情況，而與之相適應的變化是否應該更科學更合理，以便更好地適應歷史發展的進程，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事業的損失呢？還是重溫壹下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影響最大的文化大革命吧。

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錯誤，這已被實踐所證實。那麽發起文化大革命用於防止政權蛻化、社會變質、官僚腐敗（在當時稱之為“反修防修”，在本文以下簡稱為“反腐防蛻”）也是錯誤的了。不！雖然不純的動機必定會產生不良的效果，但事實謬誤卻不能證明願望的邪劣。那麽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正確的了。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並不是什麽不應該或可以避免的事。請想壹想吧，在當時，企圖對處於領導全黨全國地位的中央進行所謂的“防修反修”（即防蛻反腐）會采取什麽方式呢？由上而下嗎？那豈不是針對基層問題的方向了嗎？於是中央選擇了由下而上的運動形式。當然，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總算證明了，要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種運動群眾的形式來反腐防蛻是不行的，相反卻給陰謀家、野心家的纂權制造了機緣。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是為反腐防蛻所進行的壹次實踐，而不是某個人的過失。誠然，這次實踐是失敗的，並且因此還犧牲了很多的東西。然而通過這次挫折不就是在今後為我國，並為全世界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正確的反腐防蛻的形式，尋到更為符合實際的真理而提供了教訓、創造了條件了嗎？

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解決上層領導變修的問題，反卻險乎乎讓林彪“四人幫”壹夥陰謀家野心家纂奪了領導權。在葉劍英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八零年國慶講話中，列舉了四人幫極左路線的特征。其中後二個（社會上煽動無政府主義，方法上采取反革命兩手），是由於他們的本性所致，而前五個卻是他們利用了黨和國家以及人民在思想上、體制上、組織上的問題所造成的。下面分別述之。

思想上，沒有正確地理解經濟基礎的作用力與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力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是個偉人，他發現並闡述了反作用力的巨大能量。然而過分強調並誇大了這種作用，特別是忽略了產生這種反作用力的條件，這樣勢必是會出錯的。試問，如果子彈不出膛，哪來的反沖力呢？反沖力又何以會大於射擊力呢？那麽，如若沒有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何以存在呢 ？如若要求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的發展，會產生什麽後果呢？

人民中的大多數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織了共產黨，共產黨中的傑出人物又構成了領導階層，其中最卓越的人物就是領袖。因此，他們是壹級壹級的附屬關系。而決不是至今還在認為的平等關系。當然，領袖、政黨都是有著很高的威望、極大的號召力，它們對歷史也起著巨大的作用。然而，它們又都是對人民負責的，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領袖，人民也可以並且應該擁護為他們服務的政黨。它們之間的關系不也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嗎？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而領袖和政黨的作用不都是對人民所起的反作用嗎？過去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因為過分地崇拜領袖，過分地迷信政黨，以至林彪四人幫可以打著共產黨的幌子，假借毛主席的旗幟來欺騙、蒙蔽嗎？要使國家富強、要讓人民幸福、要想歷史前進，只應該相信科學，相信科學的、先進的馬列主義，以及它帶給人類幸福、進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至於共產黨則僅僅是為了更好地實現這個目標的組織形式而已，領袖也僅僅是能比較正確地領導全體人民前進的個體。

話說回來，即使在現在，這個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也沒有被真正掌握。當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的時候，卻常常忽略了願望是發現真理的首要且必要的條件；當以效果為準繩時，卻常常割舍了動機的作用；當要雄厚經濟基礎時，卻常常在加強上層建築；……。實質上，馬列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說，人間萬事都是辯證的，而物則是決定性的基本的正作用。

至於體制的問題，黨中央指得很明白,是“離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那麽，為什麽會離開民主集中制呢？這點很清楚，因為毛澤東同誌、乃至中央各個領導的同誌，甚或全黨全國的大部分人頭腦中都或多或少地殘留著封建主義的遺毒。然而，對進行這場運動的錯誤的方式，黨又怎麽能久久認識不到它呢？林彪四人幫又怎麽能揀起法西斯的手段來鬥爭老壹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多數人壹開始卻又怎麽能在這場違反黨紀國法的運動中篤信虔誠呢？因為黨的代表可以領導壹切，包括憲法、黨綱，於是這些制度、法令統通被拋到壹邊去了。豈不知，黨的領導並不是指黨的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也並不是指黨的組織由此可以騎到人民之上，甚或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更甚者可以控制路線和主義。黨的領導應如毛澤東所說過的，要站在民眾中間指導他們，起骨幹作用，而不是站在前面指手畫腳，變成救世主的形象。“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只有進行這樣領導的黨，它的目的才能實現，也才能被人民所歡迎和擁戴。

在組織上，文化大革命當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還選擇了林彪為接班人，這是極大的諷刺，是對共產黨這種選擇接班人的組織路線的可笑的嘲弄。如今已經知道，依靠這種“妳辦事我放心”的轉讓權，或是中央事先選定的任命權，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它並不能帶來政局的穩定。反之，它卻容易被陰謀、虛偽所蒙蔽。列寧說過，那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領袖和他們的威望，都只應是在群眾鬥爭中自然地產生的。這，大概就是產生眾望所歸的人物的唯壹途徑吧！

文化大革命的這些思想上、體制上、組織上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然而今後又能用什麽方法來防止它呢？也就是說，應該怎樣才能減少出現這類現象的可能性，怎樣才能增加不重演這類事件的保證？

毛澤東曾總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兩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也就是說，要把馬列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現時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說得更直接，“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思考壹下，要保持思想的正確，依靠什麽？實踐！對的，可它畢竟是馬後炮，就如文化大革命壹樣。那麽有沒有其他的方法？有的——爭論。“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在這種大家互相爭鳴、各抒己見的闡述中，經過分析、比較，人民自會找到正確的答案，黨也會尋到比較簡捷的線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對中央文革對四人幫提出過質疑嗎？可卻又為什麽會被鎮壓、打擊下去呢？因為是四人幫掌握著權力，那麽現在的人們在爭議時不也同樣要顧慮到現在的專政黨嗎？如此也就是說，怎樣才能造成壹個既不脫離黨的領導而又能充分自由地發表言論的局面；同樣，在體制上又怎麽樣才能找到壹個既能加強黨的領導而又不使黨有高據於人民或法律之上的權力的制度呢；而且，在組織上又怎麽樣才能形成壹個既能保持政局的穩定而又能產生有威望的領袖的群眾鬥爭運動呢？

這些是矛盾，矛盾的解決依靠鬥爭，而且，“只有為壹定的原則、為壹定的鬥爭目標、為達到目標的壹定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才能克服矛盾。”當然，由於時代的不同，其鬥爭形式也應不同。在社會主義社會，能夠受到共產黨綱領路線的制約卻又沒有任何形式或實體的威迫和約束的鬥爭形式，只有壹個：就是兩個在施政方法、領導能力各有千秋的共產黨的抗爭。也就是說，必須讓現在的壹黨制改為兩黨制。也就是說，要進行符合這種要求的改革就必須把現在僅有的壹個執政的共產黨分裂成二個都可能執政的共產黨！

哎育，那可不行，這樣壹來，不是和資本主義社會壹樣了嗎？是的，在形式上它是仿效了資本主義制度，然而在本質上它和資本主義社會又有本質的不同。首先是國家性質不同，它具體體現在憲法的內容上。其次是這兩種制度所產生的國家及首腦對要負責的對象不同，資產階級的政府是對擁有資本的選民負責，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對擁護、贊成社會主義的人民負責。也許有人會擔憂，采取這種形式可能會導致滑入資本主義社會。不！這是不會的，可以看到，在資產階級所搞得選舉制度中，資產階級政府中的執政黨或領導集團的變更尚且不能危及資產階級統治，而社會主義是個比資本主義更為先進的、更受大多數民眾所擁護的制度，它又怎麽能因執政黨團的不同而影響政府的社會主義方向，導致國家變質呢？反之，現在這種“地無二天，民無二黨”的永恒壹黨制是否也是壹種封建專制主義的殘余？是否也是壹種封建集權制的推廣呢？是否也是壹種封建終身制的引申？資本主義是比封建主義要先進的制度，我們常常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那麽又為什麽不能仿效它們的先進的國家組織體制的形式？而卻偏偏要遵循那種落後的封建君主政體的模式呢？社會在前進，歷史在發展，社會主義也從幼年時期成長起來，新中國也在實踐中摸索著壯大。我們不可能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而脫離了具體的實踐。

葉劍英在國慶講話中談到：“我國的人民政權在制度和組織上還需要完善，……。”現在改革不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嗎？當然“鬥爭的形式可能變更，而且確實由於各種比較次要的和暫時的原因而經常變更。但是，鬥爭的本質，鬥爭的階級內容在階級存在的時候是始終不會改變的。”也就是說，我們無論怎樣的變化都不應觸及到國家的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工農聯盟的基礎、人民民主的專政、社會主義的方向。無產階級領導的具體形式就是黨的領導，至於工農聯盟的基礎則是以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來體現，人民民主專政自然是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代表，而社會主義方向應以國家的憲法、刑案的法律、行政的法令為依據。當把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貫徹到壹切大法中，將馬列主義的原則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有機地結合起來，那麽法律作為比較永恒的準則，而政黨相對而言就成了按照黨章國法行事的組織形式。

而且，這種改革能夠更多地代表人民的意誌，可以使政府更為全面地對人民負責，人民也可以更為直接地行使自己的權力。這種對國家、民族、人民都有利的事不也是符合黨的方針和目的的嗎？

無庸違言，這種變化將對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它所派生出來的對黨組織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然而可曾想過，它也能對黨本身滋生出積極的因素，它能夠增加黨的新鮮朝氣，它能夠促使黨摒發出更大的活力。我們都看到企業競爭所激發的能量，可以想象，作為壹個組織個體的政黨也有了抗爭的話不也可以對歷史、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呈示出更強大的力量嗎？退是為了進，壹個政黨分組成兩個黨，表面上看起來是被削弱了，可它卻能樹立黨的更崇高的威望，增強人們對實現社會主義的信心，對黨的前途將展現更為深遠的影響，對黨的生存將出現更大的發展和興旺，對黨內的思想也將呈現出更多的活躍和爭論。

不用說，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必須是團結的、統壹的，這是當時鬥爭形勢的需要，但奪取政權、掌握政權雖是這壹時期革命的目的，卻不是共產黨奮鬥的終點目標。它在實現共產主義這壹漫長的歷程中，也僅僅是壹個手段、工具。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維護有了保證的前提下，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共產黨又為什麽不可分組成兩個呢？矛盾的法則貫穿於壹切過程的始終，在壹定的條件下事物是統壹的，隨著情況的轉化，這種同壹性也將變成分而事爭。生命的延續在於運動，事物的發展在於變化，“任何領域的發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從前的存在形式。”這是自然規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也不能離開這個規律。

傑瑞米柯賓

在自然界，還可以看到有這麽二種規律：單數可以保持穩定，復數可以促進發展。縱的交換能維護穩定，橫的替換可以帶來發展。不是嗎？當只有壹件物品的時候，則唯它、僅它，無所取舍；當有兩件時，則有比較和鑒別，這樣客觀上就能促使它們的改進。同樣，要保證政局的穩定，就只能有壹個團體執政；要使國家發展，就得有二個組織在競爭。當動植物的縱向同種繁殖時，只是舊有種類的模仿；而它們橫向的異種交配，卻可能發展成優良的品種。同樣，現在這種改善領導班子的新陳代謝能保持政黨的穩定，但對政黨的進化、前行及發展是有欠缺的。社會在進步，馬列主義在發展，國家要強盛，黨也要改革。

由此可以聯想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領袖人物不也可以在這種抗爭中得到湧現嗎？領袖理應是在群眾鬥爭的實踐中得到鍛煉、提高，發揮他的傑出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和尊敬，從而自然地形成的。當然這種抗爭應是兩個方面的，壹個是和資本主義傾向、封建主義殘余的鬥爭，另壹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領導藝術、領導能力、領導威信的競爭。如此，只有在這兩個方面都可以獲勝的人才能理所當然地取得領導人民的權利，那麽要進行這兩條戰線的抗爭，是壹個黨好？還是兩個黨好？

不可否認，現在的新陳代謝制度給黨組織輸送了新鮮血液。然而這種替舊換新僅是在縱的方向改善了領導班子的面貌，而沒有在橫的塊面賦予它們以更強的活力效能。因為國家是由獨黨執政的，則對工作的好壞、為民負責的強弱就沒有比較、沒有競爭。這樣，那些新鮮血液也不過僅僅是年紀輕些、執政長久些罷了，至於他們的活動能力由於沒有實踐機會，也就無從發揮。另外，這些新任領導除了必須相信共產黨而外，事實上還應該多少符合某些前任的口味，這樣他們的活力又怎麽能保持常新而旺盛？

在動中才能找到高能粒子的徑跡，同樣只有在爭中可以看到人民所信賴的傑才和團體。當把壹個政黨分成二個政黨時，不就能在客觀自然的法則中產生事業的接班人嗎？它不比那些在章程中規定、在遺囑中指定、在選拔中任定的主觀人為的作法要高明得多嗎？用這種形式對防止林彪四人幫的陰謀、野心不也起了點預防作用嗎？

確實，林彪四人幫拼命想爬上黨的最高領導層是為了控制黨的組織，改變黨的方向，然而他們最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控制國家、掌握政權。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不就是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嗎？江青不是在夢裏都想當女皇嗎？如果把壹個執政黨變為兩個有權利執政的黨時，不是就能為野心家設置障礙，為陰謀者制造妨礙嗎？不就為防止和避免這類事件重演提供了比較切實可靠的保證了嗎？當然，這樣也還能更多、更好地防止和限制修正主義纂奪國家的最高權力。還能更穩當、更可靠地在這種兩黨抗爭運動中、在群眾的批評爭論中消除產生上層修正主義的溫床。因為即使有壹小撮假馬列主義的騙子纂奪了黨的權力，他也無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即使他們本領高強能竊取黨和國家的雙重權力，他們也不能維持長久，人民將會在短期內依據法律驅趕他們的。而不會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如此巨大的損失，如此長久的災難。可見，兩黨制是個比較先進的國家管理形式，如果實現這種變化將也不乏為是個進步的措施。

生命在於運動，發展在於競爭；優是在和劣的比較中暴露出它的長處，善是在與惡的搏鬥中顯現出它的光輝。如果是壹潭死水那就什麽也不能發現。這也就是民主選舉年年有，幹部地位總不變、錯誤缺點卻難免的守舊風氣得以盛行的緣故吧。然而也不能忽略，雖然長久的穩定將產生老化和退化，但極端的發展也將爆發混亂和瘋狂。因此，要實現的這種變化只能限於壹分為二，不能分為三、四或更多。那樣將會給社會主義的事業帶來損失，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

前面提到社會主義兩黨制的變革形式，那麽這種變革是加強了黨的領導還是取消了黨的領導？對此，首先要清楚黨的領導究竟是指的什麽？現在許多人的腦袋中依然存在著許多模糊認識。人們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功勞多少與職權大小，將地位高低和經濟利益，將政治責任及法律罪行相牽扯；將意見和反對，贊美和支持，批評與貶低，表揚與晉升相聯系；……。這也許是由於歷史的原因，或者是習慣的束縛，再或是封建思想的桎梏所造成的吧。就說在黨的領導問題上，不也總是將黨組織在社會上、國家中的地位和黨的綱領路線對人民指導作用相混淆嗎？不能否認黨對國家、社會以至人民的領導作用。然而前進的道路畢竟是要人民自己去開創，共產主義是全中國人民願意並必須走去的方向，這是由於共產主義的先進性質所決定的，這不是什麽團體、組織，甚或是代表人民的政黨所能使役的問題。政黨的作用在於教育群眾怎樣抗除幹擾，戰勝險灘；指導群眾怎樣采取最好的辦法，走最簡捷的路。現在黨將國家權力交給人民的另壹個代表形式，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讓黨的綱領更深地貫徹到憲法中，讓黨的主張更準確地落實到群眾中，讓黨的威勢地位下放到人民代表大會之下，這怎麽能說是取消了黨的領導呢？反之可以說，這樣做才是為了真正地堅持黨的領導。

誠然，“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然而在民主革命時期，黨並沒有取得政權，也即沒有取得對人民發號施令的權力和地位，那麽能說共產黨那時沒有領導人民嗎？可見，共產黨的領導體現在對群眾進行共產主義的指導上。也許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即使在現在也沒有黨管理人民的情況，只存在黨代表人民的資格。不！四五運動說明了什麽？它證明了，當黨的言行和人民的利益壹致的時候它們是統壹的，可當被壹小撮壞蛋纂奪的“黨”的做法和人民的要求相矛盾的時候，黨組織就成了被他們利用來管理、壓迫人民的工具。另外，黨在代表人民時全國人大也在代表人民。如前所語，這種復數的形式將造成人民利益的代表地位的不穩定。固然，不可否認“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但它畢竟是指馬列主義在民眾思想中的主體，而不是黨組織掌握壹切的地位的頂峰。所以說，黨的領導體現在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被廣大人民所了解所掌握，而決不是什麽指揮權，決定權。眾所周知，自然界裏只能有永恒的法則而無不變的形式。同樣在社會上只有比較長遠的主義，而決不存在什麽絕對不可能被纂奪、絕對不可以被改變的組織和政黨。由此證明，這種變化並沒有取消黨的領導。相反，這樣變動不僅堅持了並且更加鞏固了黨的領導。

可是這樣壹來黨的紀律呢？黨的集中原則到那裏去了呢？不必庸人自擾了。當分組成兩個黨時，那麽各黨會有它們各自或者相同或者差異的紀律，它們也會有各自的集中。只是這種變動將黨和國家分開了，並且賦予國家也有民主集中的原則。現實證明，壹黨主宰易滋生專制主義，群起運動又會產生無政府思潮；過份的集中將可能培育出修正主義，過份的民主又會導致混亂，因此正確、合理、適當地掌握這個分寸，將能給人民帶來幸福，給民族攜來希望，給事業造成興旺。

如此，黨的團結呢？這種分化共產黨、破壞黨的統壹的變動難道還是符合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要求的嗎？

自然界有許多現象都證明了，只有分裂才能成長、才能發展。細胞分裂的過程就是壯大的過程，原子分裂的時機就是釋放巨大能量的時機。歷史也證明，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可見分裂並不是什麽壞的東西，那麽當分化有益於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有益於實現共產主義，有益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話，又何樂而不為呢？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拋棄壹切，現在為了國家的繁榮興盛，也為了黨本身的生存發展又為何不能扔掉這種高踞於人民代表大會之上、淩駕於憲法之上的所謂“領導”地位呢？又為什麽不可以自己解體自己呢？更何況這種分組僅僅是指黨團，也即是指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標的組織，也就是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集團。這樣的分是為了更好更快 實現全體人民（包括這二個黨團）的共同目標。也就是說，奮鬥目標、努力方向沒有變，不過由於情況的更動，必須要改換壹下方法罷了。

誠然，過去統壹團結的共產黨對人民大眾的解放起了積極的作用、對歷史的發展、國家的進步作了有益的貢獻。但由於時代的前進，現實情況的變動，這種統壹的形式不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嗎？而且事實上黨內鬥爭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的。特別是57年以來，這種不同意見、不同主張、不同措施的爭論，那種革命和反革命的拼死決鬥總是此起彼伏，顯得格外頻繁。現在，當社會進行了壹場兩條路線、兩個階級的搏鬥之後又轉入到另壹個回合的新與舊之間的紛爭，此時又為什麽不能順時應勢地將其明朗化呢？也許也人要問，那麽為什麽不能象過去的黨內鬥爭壹樣，將現在的爭執放在壹個統壹形式的黨內進行呢？回答是，因為過去的情況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而現在僅是黨內存派，可執政黨外卻沒有還可能執政的黨與之抗衡，使得無產階級在獲得部分勝利以後就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前面說過，單數可以保持穩定，然而長久的穩定將意味著守舊。現在當實行這種變化以後能使兩個黨的不同的施政觀點、方法統壹在壹個馬列主義的旗幟下，能使兩個黨組織統壹在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下，能使兩個黨團統壹在壹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下。也就是說，能使社會、民族穩步地迅速地健康地發展，這又有什麽不好呢？又為什麽要死抱著壹個黨的所謂統壹形式不放呢？

當然，民主是壹種手段。反言之，集中、團結和統壹不也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壹個工具嗎？過去由於鬥爭形勢的需要，必須有壹個統壹的黨。然而“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作某種壹成不變的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難道不應該采取另壹種手段以實現我們的最終目標嗎？況且，無產階級的運動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團結壹致’實際上到處都以彼此進行生死鬥爭的各種不同黨派的形式來實現。”⑧現在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並已鞏固了政權，即人類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國家轉為社會主義的唯壹方向，已被廣大人民所堅信並掌握以後，在進行社會主義形式下的鬥爭或爭執的時候，又為什麽不可以用兩個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綱領的黨派進行競爭的形式來體現無產階級的團結壹致？

更何況，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和林彪四人幫鬥爭的經驗也說明，這種壹黨說了算的貴族作風給壹小撮陰謀家、野心家的宗派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現在能戰勝這些壞蛋是由於黨的艱難奮鬥的歷史所提供的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是由於黨有壹大批久經考驗的優秀幹部和黨員，更由於國家有絕大多數的經受黨的教育堅信馬列主義的人民。然而在這些必然的條件後面是否還有那麽壹點兒偶然的因素？今後又怎麽樣才能增加戰勝敵人的必然性而減少點偶然性呢？這也就是需要實行某種變動的問題的癥結。

那麽照此理解，過去張國濤、林彪的分裂路線還是正確的了？不！它們的本質區別就在於：當黨要求統壹的時候，野心家采取了陰謀手段破壞了黨的機體，而現在當形勢要求把內部矛盾公開對立起來的時候，這種變動能改善黨的組織。自然告訴我們，世界上自從有了事物就有變化，就好像有了生命就有了運動壹樣。其中有的變化是反轉歷史車輪的，是拉社會後退的，這種變化是不可長久的。就好像文化大革命的那種轟轟烈烈的所謂群眾運動壹樣，而這裏所述的變化則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的。因為它是用馬列主義的精髓——辯證唯物主義，對客觀現實進行科學的分析，對已往的經驗教訓進行比較合乎邏輯的鑒別、總結而得來的。這兩者的本質是截然不同的。歷史事物已經證明了，合乎時代潮流的變動是不可阻擋的。

不可避免，有人會擔心，這種變動會破壞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會制造國家的分裂、社會的混亂。不！實行了這種變化以後，不僅政治局面會更加生動活潑，而且政權還會更加穩定。因為執政機構還是只有壹個，執法機關還是壹個。何況，這樣壹來，國家的社會主義法律就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在現行體制中，國家存在著兩個權威，壹個是黨組織在國家中所處的統帥地位的權威，壹個是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復數是不穩定的，當黨組織是被人民所擁護、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這種組織的形式和法律的內容是統壹的。可當黨被壞人纂奪了的話，那所謂的社會主義法律將成了壹紙空文，而變了質的“黨”也必定會另外樹起壹個按照他們的思想所定的法律的權威。可實行這種改革以後，將會更有效地保持和鞏固安定團結的局面。

那麽在實行兩黨制以後會不會造成大換班大震動？又會不會引起兩黨的極端仇恨的對立情緒？資本主義社會的兩黨制的競選活動的形式給我們提供了借鑒。他們在進行那種活動時有換班、有震動，也有兩黨間的仇恨和對立，然而這些更動、影響以及反對、爭執卻都沒有改變國家的性質，禍及人民的生活，波及社會的穩定，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發展方向，它怎麽反會不如資本主義？事實上，換班、震動是應有的，但不會有多麽深遠的，因為當壹種制度成為壹種慣例的時候，人們就會習以為常了。至於對立情緒，那也是必須有的。沒有對立，何來的競爭？反之當有且僅有壹個共產黨時，黨內的各派就沒有對立情緒嗎？當各派的鬥爭轉化成革命和反革命的階級搏鬥時，不也是妳死我活的拼命性質嗎？然而當實行這種復數以後，那種兩黨的對立卻不可能發展到殘殺程度，因為它們有法律的約束，更有思想的解放。可以看到，當民眾了解了掌握了這種制度的規律和宗旨以後，無形中他們就增強了主義、法律的觀念，淡薄了宗派、朋黨的概念。他們也就決不會為了某個團體、組織去當犧牲品，他們也就決不會允許某些派別、社團隨意觸犯法律、侵犯國家利益、違背人民利益的。可見，當用某種事實、狀況、體制來影響群眾、啟發民眾，這不比那些空洞的說教、廉價的宣傳來的更有力嗎？人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種變動的本身不就是安定團結的最根本的保證嗎？

當然發展的極端就是混亂，權威團體的增多就是無政府主義，這也是在實行這種變動時要註意的問題。

自然而然地，還會有更多的人會指責這種變動是反對黨的領導，是和章羅同盟的“輪流坐莊”唱壹個調子。啊！這是誤解了。這種變動不僅沒有反對黨的領導，而僅僅是改進了黨組織的領導形式，並且還因此而改善了黨的領導。它更密切了黨和群眾的魚水關系，當某個可以執政的黨要提高它的威望，要得到擁護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更多的信任，就促使它更為密切和民眾的聯系，了解他們的感情，明白他們的願望。這不是從客觀上加強了黨和群眾的有機的深厚感情嗎？確實，在這種變化中有輪流坐莊的形式，可它是在兩個共產黨之間進行的，它不同於章羅提出的讓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執政的要求。打個比方吧，壹個人只應有壹個腦子，領導壹個國家也只能有壹個主義，而章羅卻要求壹個人要有二個腦子，讓壹個國家用兩種思想輪換主宰，這怎麽可能呢？這難道能得到人民的同意嗎？可壹個人走路最好要有二條腿，領導新中國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也最好要有兩個可能執政的黨。請問，壹個人是用壹只腳跳躍著走路快？還是用兩條腿大踏步前進來的快？中國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是要有兩個並生共存的共產黨為好？還是只有壹個執政黨來得快？可見這種變動符合自然的法則，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應該的，可行的，而且是必須的。

傑瑞米柯賓

可是還會有許多人會認為，這種變動是不是意味著否定了共產黨的優越性？不是的。看壹個人、看壹個政黨要從整體上全面地壹貫地了解，看以往的行為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當時的現狀進行客觀的分析。毛澤東說過，“不應該肯定我們的壹切，只應該肯定正確的東西；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我們的壹切，只應該否定錯誤的東西。”事實上，人類的認識規律決定了黨的行為不可能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然而這並不能證明共產黨的優劣。如果有這種看法，實質上是將動機和效果，願望和實踐，主義和行為混淆了。不是嗎？在世界上只存在願望的好壞之分，實踐的正確錯誤之別，而不能倒置。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不能說明反腐防蛻的好壞，分成兩黨制也不能就此判斷黨的優劣。現在已經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但良好的願望卻應是發現真理的首要的先決條件，同時錯誤和挫折又是從反面證明真理的必經途徑。我們的黨是光榮的，這已被歷史所證明。現在，在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的黨也必將會抱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向實行這種改革的正確道路邁進的。

“啊！這種變動否定了毛澤東思想。”這又是壹種論調。這洋對嗎？不！中國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的指南。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依然要用毛澤東思想作為計劃的準則、行動的原則。可以看出，這種變動的理由都是來源於辯證唯物主義——這壹集體智慧的東西，對客觀事實、歷史進程進行比較合乎科學的分析得到的。可以認為，這種變動實質上是找到毛澤東遺留下來的防修反修這壹重大課題的可能的解決辦法。這壹行為的本身實際上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悍衛和發展。毛澤東是個偉人，他看到了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問題，並且發動全黨動手在中國實踐以圖解決它。雖然在他個人在世時沒有看到成功，然而正是由於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使中國能夠先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找到發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比較好的辦法。今天，當我們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奮勇前進的時候不能不感謝以毛澤東為首的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思想財富、鬥爭經驗及失敗教訓。

由此可見，在中國實行兩黨制，把眼下的壹個唯壹的共產黨分組成兩個可能執政的政黨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客觀存在的需要，它也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實際事物的聯系。共產黨人是要將人類社會推進到共產主義的，這就得要進行革命，“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革命究竟是什麽意思呢？這就是（用暴力）打破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破那由於和新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而到壹定的時機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現在當無產階級掌握並鞏固了政權以後，不能“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壹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目前而犧牲未來的運動。”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所有制關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傳統是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力。”可以堅信，先進的無產階級是壹定能夠摧毀掉它的。

拋開束縛我們頭腦的舊框框吧，不要逢迎傳統，不要盲從法則。我們能夠通過實踐去發現真理，也壹定能夠通過實踐去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它是用合理的論理辯證方法和基本的哲學唯物主義去觀察、認識世界的科學，同時它又是改造世界的正確理論，是理性行動的戰鬥指南，它具有思維批判的性質，具有徹底革命的黨性，它還具有活的承續性，它是不斷發展、不斷豐富的學說。因此說辯證唯物主義提供了對現實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的正確觀點，現在當社會發生變化、科學進壹步發展的時候，需要采取這種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去認識世界，而不是消極地勉強解釋當今現狀；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對社會現象的實質反映進行分析，而不是用這種認識論去維持和辯護某些不合理的表面現象；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對客觀現實進行科學總結，而不是用這種認識論在主觀思欲上進行理論交鋒。

下面本文嘗試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為依據推導出哲理上的幾個基本性質，並進而揭示偶然性現象中隱藏著的必然性實質。

《單數和復數》

辯證唯物主義說，任何事物都是運動、變化著的，它們都包含有內部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這些對立的方面和趨勢處在相互關聯、互相排斥的狀態中，它們的鬥爭和同壹又是事物運動的動力、現象變化的源泉。在對立統壹的規律中還可以知道，矛盾的雙方又各有自己的內容和形式，這些內容和形式也是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相互聯系、相互沖突著的。不難明白，當兩個對立的矛盾在鬥爭的時候，它們的內容和形式也在各自彼此的沖突當中，當兩對立的矛盾在多次的鬥爭後達到短暫的某壹階段的同壹時，它們的內容和形式也可能都發生各自統壹的情況。這裏，將鬥爭著的兩個矛盾的兩種形式稱為復數，將同壹時的矛盾的統壹形式稱為單數。

現在觀察壹下，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對立面處於鬥爭狀態時，矛盾各方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辯證唯物主義指出，在形式和內容的統壹體中，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則影響內容，同時事物內部矛盾的存在又決定著這些矛盾之間的鬥爭，並且這是事物內部的主要鬥爭，是事物發展的根源。綜言之，是事物內部對立的矛盾內容決定了矛盾形式的對立，並造成整個矛盾之間的鬥爭。也就是說，當矛盾的雙方在鬥爭勢態時，矛盾各方的內容和形式是統壹的，它們的鬥爭則是指矛盾壹方的形式和內容的統壹體和另壹方的統壹體的鬥爭。這時正因為這種矛盾的鬥爭是事物運動、變化的主要動力和源泉，故形式和內容是從屬於進行這種鬥爭的矛盾各方。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事物內部的形式和內容的沖突則是指矛盾壹方的形式和矛盾另壹方的內容之間的沖突。具體地講，就是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新的內容和舊的內容發生了沖突，由於舊內容和落後的形式在此時是統壹的，所以新內容和舊形式也產生了沖突，同時新內容也在尋求新形式，並且趨向新形式。而舊內容又在極力維護舊形式，並且阻撓新形式的出現，結果這種沖突以新形式和舊形式的鬥爭表現出來，這就是事物內部矛盾鬥爭全面展開的狀況。

由此可以分析，因為內容的沖突決定了形式的對立，所以復數的形式必定體現事物本質的變化。當先進的形式壓倒落後的形式時，這就說明事物新生的對立面占了優勢，此時事物就發展、前進，這是復數的發展性。反之，則表明陰暗的壹面取得了短暫的優勢，此時事物就退步、落後，因為新生的發展的東西是有前途的、光明的，所以從長遠的觀點看，第二類情況是壹種暫時的、沒落的、偶然的可能，而第壹類情況是壹種上升的、先進的、必然的趨向。總之，形式的復數可以影響事物的發展或落後，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

可是還有這種情況，當矛盾壹方的形式與內容並不相符時，此方的形式肯定要影響內容，內容也必定要改造形式。於是，矛盾這方的內容除了要和矛盾另壹方的內容及形式發生沖突外，還得和本方的形式發生沖突。當然由於內容決定形式，壹切形式都要以包含有什麽內容為轉移。所以這種狀況是不可能長久的，可是這種情況必竟要使事物的變化要復雜、激烈、和動蕩，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

同時由於事物內部的矛盾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因而決定了對立的形式較之同壹的形式要長久些。形式對立的階段，比形式同壹的層次要“數”多些，也就是說，復數使事物內部的鬥爭本質具有絕對性。

到此再看，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對立面處於同壹狀態時，它們的形式和內容的關系。因為內容決定形式，所以當矛盾各方的內容達到統壹時，它們的形式也必定完全得到統壹，那麽當矛盾的形式達到同壹時，是否矛盾的內容也能同時達到同壹呢？也就是說，是否整個矛盾都能完美無缺地同壹呢？辯證唯物主義根據實踐指出，新內容可以利用某種舊形式，滲入到舊形式裏面，改變舊形式的本性，使舊形式適合新內容的目的。而舊內容也在腐蝕新形式，以圖用舊內容去充實新形式，以阻緩拖延事物的發展。對此也可以說，先進的內容和內容的發展總是先於形式產生的，落後的內容和內容的消失也總是後於形式逝去的。可見形式和內容的都達到同壹的狀況，是非常短暫的。

這是什麽原因呢？辯證唯物主義教導說，不要過高地估計形式，它並不起也不可能起獨立自主的作用，它不是什麽超然獨立的東西，而是由壹定的內容來充實的，因此，當事物內部的矛盾的對立面表面上達到統壹時，也即它們的形式達到同壹，可它們的內容並不能隨之發生同壹。當它們的形式處在同壹時並不壹定就說明它們的內容也將是同壹的。

當然，形式對內容也並不是漠不關心的、消極的，僅管內容對形式來說是首要的，但形式也能積極地影響內容，促進或阻礙事物的發展。可以看到，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形式是單數時，它們的內容仍在對立地鬥爭著。在這過程中，當新內容占優勢時，由於矛盾同壹的形式是新內容所賦予的，所以單數的形式必將促使新內容更加鞏固和發展，可當舊內容占優勢時，由於內容是決定性的東西，它勢必要使單數的形式改變它那新生的先進的性質，使事物的本質發生變化，阻礙和延緩事物的發展，這些就是單數的保固性和可更性。很清楚，那第二類情況壹般是不會產生的，因為事物內部的矛盾之所以會達到統壹，是由於矛盾新生的方面占有壓倒優勢的力量，它的形式在事物內部已占有統治地位，它的內容也正處在上升階段，具有比復數時更強大的生氣。然而不管怎樣，當事物內部矛盾的兩面在統壹姿態時，矛盾內容的相互對抗和相互排斥都是在壹個統壹的形式中進行的。概言之，同壹的形式影響事物內部矛盾內容的鬥爭，使之不超出它的範圍。也就是說，單數的形式賦予事物的現象以壹定程度的穩定性。

如此，當事物再往上發展時，事物內部矛盾本質殊異的統壹現象中的鬥爭，不僅表明它們的形式早已達到同壹，而且還將促使它們的內容也逐漸達到同壹。當然，根據對立統壹的規律，對立面的相互聯系這個因素是暫時的臨時的，那麽這種雙方矛盾的內容和形式都達到統壹的狀況是比兩方僅是形式達到同壹的狀況要更為短暫的壹瞬間。也就是說，單數有對事物內部的求同實質。

再朝遠看，因為事物是在發展的、運動著的、所以雖然昔日的矛盾解決了，過去的對立面消除了，可新的矛盾又將產生了，高級階段的對立面又將出現，鑒於內容和內容的發展總是先於形式的產生和發展的這個原則。事物的這種矛盾將首先在形式同壹體的內容中出現，並發生差異引起抗爭，由於單數的穩定性，形式必定要努力維持和護衛自己，盡力影響內容的抗爭不至激化，以造成形式的分裂。這時，高級階段的新生的殊異的內容與原有的形式發生了沖突。具體地說，就是壹個新階段剛剛開始的前夕，新產生的對立面的內容和原有的同壹形式發生了沖突，即過去的先進的形式由於事物的發展，在另壹個高級階段變成舊的陳腐的形式。總之，此時事物內矛盾的統壹體中，形式的單數影響事物的本質，使之變成凝固的僵死的東西，這就是長期單數的守舊性。

當然，隨著事物的進壹步發展，事物內部矛盾內容的進壹步激化，勢必要造成原有的同壹形式的分裂，使事物發生飛躍，引起質變，產生決定性的轉折，從而進入矛盾鬥爭的事物發展的高級階段。

下面為了更清楚地說明以上所述的規律，不妨以圖表的模式表達出來。

由於鬥爭的絕對性、普遍性，故用圖中的方限來表示矛盾的兩個對立面。

由於統壹的相對性、暫時性，故用圖中的直線來表示矛盾同壹的狀態。由於內容和形式也是壹對從屬於事物內部主要對立面的矛盾，故也依上述方法所處理。那麽我們把整個穩固的面作為某壹階段時的事物內部狀況。可表示如下：

從圖中可以看出，對立面的鬥爭主要指左右兩方的鬥爭。此時，形式和內容的鬥爭則是指上右方與下左方或上左方與下右方的鬥爭。

也可以看出，對立面的統壹主要是指下右方與下左方的同壹。這時，統壹體內的鬥爭則是指上右方與上左方的鬥爭。

另外根據剛才所述的，還能夠將單數、復數的性質歸納如下：

復數 單數 事物的實質 發展性 保固性 事物的現象 變化性 穩定性 極端的後果 動亂性 守舊性 進化中的地位 絕對性 相對性

下面為了更明白地了解這些規律，試舉幾例加以解釋。

在數學上，有正負數的對立，它們的形式就是各自的量的符號，它們的內容就是相互否定的性質。若有兩數，則其的表現就是運算，它使兩數都發生更動，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其統壹的結果是得出壹個新的數，這就是復數的發展性。這個數必定有壹個確定的形式，即數的大小，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這時它肯定也會有壹個或正或負的內容，以使新的數更為明確，這就是單數的保固性。

可以看到，若兩數中有壹數的符號寫錯，則會使人迷惑，得出錯誤的結論，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如在得出壹個新數後，又出現了或加或減的內容，則此數就不能正確反映真實的結果，這就是長期單數的守舊性。

另外，在數學中運算是經常的、反復的，這就決定了復數形式的絕對性，而單個的數則僅僅是表示固有的量和質的東西，這就是單數在運算中的相對性。

在物理上，有正負電之別，它們的形式以導體中的空穴和自由電子來體現，它們的內容以電勢的高低來表明，兩極間電流則是電的兩個對立面鬥爭的結果，它改變了電兩端的電勢差和導體的狀況，這就是復數的發展性和變化性。如果有個糊塗人將電的極性搞錯，則會帶來認識的混亂和實踐的破壞，這就是復數的動亂性。當電流停止時則是兩個對立面統壹之時，這時導體內的空穴和自由電子首先達到統壹，使電路呈現靜止狀態，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然此時電極兩端的電勢依然存在，不過它們不足以克服阻力引起電流，這就是單數的保固性。也可見，假如保持導體原狀，剪斷與電極兩端的聯系，將使具有強大電動勢的兩個對立面不能暢順地流動，也就是說單數形式的導體具有保守性。

人們更清楚，發明電的目的是為了能有電流，這就是復數的絕對性。而不能產生電流的壹個導電體，對電來講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單數的相對性。

再拿水這個物體(註意，不是概念)來說，它的形式是狀態、重量，含有水分子的數目。它的內容是水的質的要素——氧和氫，這是它內部的二個對立面的內容。氧原子和氫原子在整個水體中的量，則是水中對立面的形式。化學家指出，水中氫氧組合的改變將使水變成另壹個物質，這就是復數的發展性。然水中氫氧原子的增加或減少，將使水的體積、重量發生更動，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同樣，水的組成是氫二氧壹，若認為是氫二氧二，將是不符合水的真實情況，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

事實上，氫、氧雖是水中的兩個不同的體，可又是緊密地結合成水分子的壹個體。當水分子的數目壹定時，將使水的量和質都定下來，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和保固性。可若是在水中投放進鹽，那還稱其為純凈的水，將使人的認識落後於水單變化，這是長期單數的守舊性。

如此，水中的正負價的氧、氫，這復數的絕對性和水分子的相對性，也可以很清楚了。除此，自然科學的其他事物中，這類例子也是很多的。而且，即使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範疇中也可以看到這些性質。

譬如，在生產方式這壹事物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兩個對立的矛盾。生產力的形式則是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工具和有壹定的勞動技能的人，它的內容是社會對自然力的關系。生產關系的形式卻是對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及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其內容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

當這兩個對立面發生矛盾時，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在發展社會中勞動的人，與舊的所有制和舊的生產地位發生了沖突 (反之也然) ，它使社會的生產方式可能發生改動，這就是復數的變化性。其鬥爭的結果當然是占上風的社會對自然力的關系，促使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得到改善，這就是復數帶來的發展性。如果人們沒有正確地認識生產關系中殘酷剝削的內容是由資本所有制的形式所影響的後果，反卻以為是生產力中的形式——工具，帶來的名堂，必然會象英國歷史上魯德運動那樣，去搗毀機器，造成錯誤的鬥爭，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當然這也是工人階級處在自在階段的原因，事實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才能使工人走向自為的道路。

然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壹，即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時，首先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適合了進行大工業生產的勞動工具，適合進行社會化生產的人的創造力的發揮，然後是人們之間的關系隨著資本的公有制和生產地位的平等而逐步適合社會對自然的改造能力，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和保固性。當然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完全適合並不是絕對的壹成不變的適合，由於生產力是生產中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它會又走到生產關系的前頭。這時如果不在新的社會條件下采取新的解決矛盾的鬥爭方式，即爭論、批評、改革的話，將會使原來先進的生產方式成為落後於時代的東西，這就是長久單數的保守性。

傑瑞米柯賓

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或尖銳或和緩的沖突是普遍的，而它們的互相適應關系則是絕對的，這就是復數的絕對性和單數的相對性。可以看到，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下棋的雙方是個復數形式，在對弈的過程中，會有優勢、劣境的起伏，這是變化性。對弈後會有成績，這是發展性的結果。如對弈時有旁人亂指揮，會使博者的思路受影響，這是動亂性的情況。還有，既然是下棋，那雙方都得動子，這就是絕對性的問題。

再看，在棋局比賽中，某人若只參與壹場博弈，則其勝敗的性質也是他在整局賽中的結果，這是保固性。同時也是整局賽中這個人的成績，這是穩定性。可以理解，這壹場比賽並不能反映出他的真正水平，這就稱作保守性。可當某局賽事中只有二場對弈，則可能沒有確定的結果，這就是由復數只有變化性而沒有穩定性所帶來的難題。因此，在某局比賽，壹般是進行三場或五場的競爭，也就是說，用復數和單數結合起來所構成的形式來決定整局賽的結果。

由此可以推導，為何領導班子壹般需要奇數的成員來組成呢。

此外，在現實社會中，也可以找出這樣的例子。

譬如說，在社會經濟方面，經濟形式仍在利用舊的資本主義的，不過它們已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加以充實，它們的機能也已發生根本的改變，它們更加鞏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是單數的穩定性和保固性。可當社會經濟的內容有了分歧，壹個是為人民的利益，壹個是服從權勢的需要，這就會使社會經濟的形式具有保守性。據此，就可以用以分析中國的社會體制、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然而代表人民利益的形式卻是二個，即政府的最高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當然兩者不是先天排斥的根本的對立面，然而它們既然各是事物中的某壹體，那就不會呆板的僵死的，它們的形式會影響了它們內容，在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前提下有可能有所差別，這種差別將帶來非對抗性的矛盾，所以說這兩者是人民的代表——這個事物的復數。如此，因它有發展性，從而使國家、人民曾被左的思潮和傾向所影響。它又有變化性，從而使代表人民的形式，可能會變化，即人大決定的憲法可能會成為壹紙空文，也可能使黨脫離人民的意誌。事實也是這樣，當代表人民的任壹形式和人民願望相背離時，社會就會混亂，這就是虛假復數的動亂性所決定的問題。可見，要實現政治上的長久穩定安定，除了要在經濟上調整外，還要在體制上實行改革，就是在國家機構中(註意，不是指社會生活中)人民的代表只能理所當然地由人民代表大會來擔當，至於執政的只能是信奉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而不應該是整個黨的組織。也就是說，執政的共產黨人應該服從人大的決議去管理國家，而不能去聽從黨的意旨去執政，至於黨的意見只能由人民代表大會去考慮。

眼下再來談談中國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出現標誌著馬列主義的形式，即共產黨，在中國社會取得了統治地位。可是資本主義的流毒並未消除，這時這種單數形式幫助馬列主義在中國取得更加徹底的勝利，並且鞏固了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可社會在發展中，當無產階級專政得到徹底鞏固以後又出了權勢主義和馬列主義的矛盾。結果這種長久單數形式的守舊性將不利於這種矛盾鬥爭的開展。屆時如果還沒有有力的措施，將會由於事物的不斷運動變化的活力，以使兩種思想意識的矛盾愈加劇烈，最終形成權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兩個社會存在，使社會主義社會產生質的變化，轉化成權勢社會。這就是蘇聯革命後帶來的教訓。如此而言，怎樣才能防止權勢社會的產生呢？根據上面說的矛盾各方的形式內容的對立統壹規律可知，社會內容增大時總是有對立面的，也就是說，在這個單數形式的階段，馬列主義和權勢主義的思想鬥爭是極難消除的，在這個時期防止權勢主義的發展是沒有形式上的保證。因此，采取馬列主義的復數形式占據這個社會意識的鬥爭就能產生壓倒的優勢，能使馬列主義在意識隨社會的發展中始終占據強大力量的地位。可見，分組馬列主義的形式是政治體制的需要，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歷史前進的必然進程。

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共產黨的信奉馬列主義思想的復數形式是有利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前進的，它可以使人民的思想不斷提高，使廣大群眾的共產主義信仰更加堅定。也即是說，在社會意識中應該由高於現實生活的先進思想占據人的精神境界，而在社會管理中應該用立足現實狀況的科學態度指導人的行動實施。

現在正在進行共產主義理想、道德、信仰的教育，當然這是必須的，是思想戰線的鬥爭的需要，可是如果人們欲想以偉大、美好、崇高為願望、倫理的力量，去根絕社會邪惡，去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話，這只能是空想。雖然它是能夠感化個別的人，可若圖以催醒具有不勞而獲、居高圖位的整整壹大批人去“棄惡從善”，這是做不到的。只有用改革的手段去改變現存的體制，這才是挽救道德墮落，拯救信仰危機的最好且必行的途徑，才是壓制邪的勢力，擡高正的優勢的必由道路。

在這壹節裏，打算用事物發展的規律以及事物的內因和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外因關系，來談談用辯證唯物主義推演出來的另壹個哲理原則。

前面已詳述在事物發展某階段的各個層次中，它們內部的各個矛盾的形式和內容的對立統壹規律。可以看出，這裏的形式和內容實際上是某個體的外觀和本質、表象和實質、樣態和性質，量和質的同等語，因此當把上壹節中所述的事物變化的各個層次依次連接下去、疊合起來，將構成事物的漸變過程，也就是事物發展的量變階段。本文把這種質不變量變的漸進方向定義為縱的趨向。

那麽橫面指的是什麽呢？

先從事物緩慢的逐漸積累中斷時，迅速而根本地轉化的飛躍層次來分析。上節講到，當事物內部矛盾的雙方統壹時，首先表明各方的形式達到同壹，而內容仍在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鬥爭著，之後才是內容和形式的完全同壹，再後由於任壹事物都是在不斷運動發展和變化中的，根據這壹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原理，事物內部將產生新的矛盾內容，那麽這是不是指質變呢？不應該吧！質變應是指事物的質和態的徹底改觀，是從內容到形式的全部改變，故這應是質變的孕育層次、準備時期，其後才會因為那些矛盾內容的不斷激化將導致事物同壹的形式也發生分裂，從而創造誕生出事物的新的質和量，走向事物發展的另壹個高級階段，這才是指舊質態轉化到新質態的飛躍。

這裏有壹個問題，上節講到，形式對內容不是被動的消極的，它將影響新的對立的內容，竭力使它們不至激化以保持原狀。如此又是因為什麽才使形式的努力落空了呢？固然，發展運動的規律指明事物必定要發生變化，具體地講，由於長期同壹的單數形式具有守舊性，所以此時，新的內容的出現到要發生這種舊的形式的衰亡，高級階段的內容激化註定要戰勝低級階段的形式保守，絕對的復數形式肯定會取代相對的單數形式。可是，這是不是唯壹的壹個原因呢？換言之，就是除了有引起質變的決定性的內因作用外，有沒有輔助性的外因作用呢？

斯大林寫道，“……，和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什麽彼此隔離、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事物或各個現象的偶然堆積，而是把它看作有內部聯系的統壹整體，其中各個事物現象是有機地相互聯系著、相互依賴著、相互制約著的。”(《列寧主義問題》P839)

由此可見，自然界不僅是個統壹的整體，還是壹個由極繁雜的眾多的事物所組成的多層次多結構多序列的完整網絡，而且這些事物與事物之間是有相互作用的。這裏，本文將事物在發生矛盾同壹階段時，壹個事物的本身和另壹個外界事物的相互作用的關系，定義為橫的勢面。

可以看出，飛躍層次是處在事物自身發展的兩個縱向和兩個事物的相互作用的橫面的交點之上。換言之，飛躍的結果除了依賴於事物自己縱向的動因之外，還依賴於事物之間橫面的相互作用。

也可以明白，既然這裏談的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則兩事物必然有所區別，或形式不同，或內容兩離，或量不等，或質廻異，但在此言及的又都是事物，則必又有共同點。辯證唯物主義指出，世上任何事物都有對立面，都有矛盾的鬥爭。不然事物就不能存在，事物也無從產生，同時它還也肯定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這些也就是上節所述的，任壹事物都有內部的矛盾，以及矛盾雙方各自的形式和內容。

另外，根據辯證的唯物的發展的觀點看，事物內部的矛盾雙方必有壹個是新的，另壹個是舊的。那麽什麽是新的，什麽是舊的呢？馬克思主義說明，正在產生和發展的、有前途的、能促進事物向前運動的方面是矛盾的新的壹面；反之，衰頹的、落後的、保守的、阻礙事物向前發展的方面是矛盾的舊的壹面。如此，又怎樣來看待前途和發展呢？

辯證唯物主義講，事物的運動規律是：量變——質變——量變……，可為什麽玻璃杯不能質變成紙，書又不能質變成手呢？可見，在任壹事物的發展歷程中，它由某個質轉化成另個質之時，這個高級質態的事物與低級質態的同壹事物在大部方面是根本不同的，可還有壹部分是相同的類似的東西。那麽，什麽東西在質變以後保存下來，什麽東西在質變以後被廢棄了呢？

可以論證，由於所有的事物都有其形式和內容，由於內容決定形式，更由於在量變的最後層次，鑒於矛盾形式的同壹，使對立面某壹方原先的形式遭到消亡。還由於在質變時，鑒於復數形式被同時破壞，使對立面另壹方原有的形式也隨之拋棄。即是說，事物的形式，不但在發展的量變階段是不斷變動的，而且在質變的飛躍階層也在發生變化。所以事物在兩個相異質態時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是面貌全非的。

可事物內部矛盾內容的對立則占據發展的量變階段中的絕大部分，即使當其同壹時，也僅使對立面某壹方原先的內容遭到衰亡，就是在質變前矛盾內容的鬥爭也是指剛出現的矛盾內容與原來矛盾中另壹方的內容的抗爭。因此，這個原存矛盾中的另壹方內容是在事物的質變中被續連、承接下來的東西，從此得出結論：在事物由低級質態轉到高級質態時，事物內部的矛盾對立面中，有壹方的內容是可以並且能夠、應該而且必須、當然更且唯可，會由壹個質態繼承到另壹個質態的僅有的壹個東西。於此，將它稱作：在質變前的量變階段中，是符合發展的有前途的新的進步的東西，反之則是舊的落後的東西。同時，由於事物是由兩個對立面所組成的，那麽其中必有壹個面包含有在質變後仍被遺留下的內容，如此它就被稱作矛盾的新的壹方，反之則喚作舊的壹方。

前面講過，縱是指前後時間的質變結果的內部原因，橫是指左右位置的飛躍結果的原因。也即是，所謂的縱是指在質不變的前提下，某個事物本身的不同時的連續變化。所謂橫是指在矛盾同壹期間的不同事物之間同時的互相作用。

那麽除了同壹階段，在發展的其他階段存在不存在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同時的相互作用呢？

可以假設，如果此時事物之間有相互作用的話，則必會有這種作用所帶來後果，可事實上各個事物處在矛盾鬥爭階段時，並沒有發生質的改觀，那是否就不存在這種此時的作用了呢？

可以相信，根據不同事物的相似共性，所有事物內部的新的對立面之間是相互親近的，舊的對立面之間是互相利用的，它們的新形式之間或舊形式之間也在相互借鑒，它們的新內容之間或舊內容之間也在互相幫助。也就是說，由於新生力量的相近處，腐舊勢力的共同處，決定了事物之間既有相互聯結的啟發，又有互相敵視的影響。由此可得，在兩個事物都處在發展中的量變的矛盾對立鬥爭時期，它們之間的關系說明了它們之間是有很微小的作用，這種作用只能略許縮小事物之間的差距，而不會根本改變事物內部的情況，只能根據使事物有發生質變的意圖和傾向，而不會使事物有產生質變的結果和實際，這就是外因只能對事物變化有輔助性作用的緣故。

當然也可以理解，兩個事物之間不同時的關系是通過它們之間同時的相互作用，和其中任壹事物的發展狀況的組合而完成的。換言之，即不同時的關系是間接的聯系，而不同位置的關聯則是直接的作用。

從以上分析可以清楚，事物在其內部矛盾鬥爭的情況下能夠保持自身變化的安穩、牢靠，不受或少受別的事物的作用，這就是縱的趨向能免受外界影響的牢穩性。現在再來觀察，某壹事物(簡稱甲)在內部矛盾同壹時，而另壹事物(簡稱乙)卻處在矛盾鬥爭時，兩者的關系。

開始，甲的矛盾形式達到統壹，而其包含的新內容卻仍在與殘存的內容鬥爭，可乙的內部卻是對立的鬥爭。鑒於兩個事物的不同差別，鑒於事物內主要的新舊矛盾鬥爭的絕對性，以及統壹的相對性，造成它們關系有所改變。即乙的矛盾積極影響甲的單數形式，鼓勵舊內容企圖恢復其舊形式的努力。同時，乙的矛盾又積極作用甲的矛盾內容之爭，幫助新內容對舊內容的最後決戰。也就是說，事物之間在矛盾鬥爭階段時的微弱作用，從此開始上升，當然由於甲中的力量的強大，更由於內因是決定的因素，結果舊內容必將被拋棄。

屆時，甲的矛盾已達到短暫的完全統壹，其內部已無所謂新舊的區別，這時由於內容在統壹體中是首要的決定性的東西，更由於矛盾對立的絕對性，同壹的相對性，故乙的新舊矛盾鬥爭必會首先反映到甲的內容中，促使甲的內容滋生另壹種類型的新舊矛盾內容。也可以說，甲內矛盾的全部統壹，使它易受乙的幹擾，從而提供了變化的根據，而乙中矛盾的新舊對立，使它能參與對甲的強大作用 ，從而提供了變化的條件。可見，由於事物運動的力量，使事物之間在矛盾同壹階層時的作用增加了，這也是事物所以能在內部產生矛盾的緣故。

再往後，甲內剛出現的矛盾內容決定了其內容的又壹輪的新的抗爭，也決定了其單數形式的守舊，還由於甲的繼續運動，決定了矛盾內容之爭更為激烈，且乙中新舊鬥爭也使它給予甲的內容鬥爭以更強大的作用，使之更加動蕩，結果將是造成甲的同壹形式遭到毀滅，使甲產生飛躍，出現另壹種類型的新舊矛盾形式，可見飛躍的結果是由縱橫的雙重因素所決定的產物。

從以上分析得知，某事物在內部矛盾統壹狀況時，它與別的事物的相互作用能夠帶來質的轉化，產生飛躍。使這壹事物跳上發展的另壹個高級層次，即“個別的運動趨向均衡，而總的運動卻又破壞著個別的平衡。”(恩格斯《自然辯證法》P206) 這就是橫的勢面能夠促進事物變化的發展性。

前面還講過，在事物發展的質變中，是有東西由低質態繼承到高質態的。實際上，這就是縱的承續性。可以了解，在矛盾同壹時的事物的相互作用是會敦促事物向前更迅速地前進，這就是橫的促動性。

同樣，根據辯證的對立統壹的規律，在事物的發展進程中，縱是絕對的，而橫是相對的。

可以看到，當人們沒有正確認識縱的發展源泉和規律，將會冒出反科學的形而上學觀點，這是錯誤縱向的守狀性。而多種事物的交叉的共同作用也會使事物的內部紛繁雜亂，又就是廣相橫面的混亂性。

下面為了更清晰地理解起見，依照上節將幾何面表示為事物發展的某壹層次的原理，來把縱和橫的關系作成下列兩圖：

可以從圖中了解，甲乙兩事物在橫面的作用主要指乙的上下兩方對甲的左右兩方的影響。

同上節壹樣，可將縱的趨向和橫的勢面之性質歸納如下：

橫面 縱向 事物的實質 發展性 牢穩性

運動中的作用 促動性 承續性 極端的後果 混亂性 守狀性 運動中的地位 相對性 絕對性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是正確反映自然界的理論，同時它又是壹門研究社會的科學，因此它是可以進行論證的，而且在正確邏輯的推導下，得出的新結論也應該是符合自然界的事實和現象的。固然，從認識中去掉實踐並認為認識過程似乎是通過抽象思維來完成的唯理論是極端錯誤的，可把感覺、直接觀察，在認識中的作用提到了首位，而否認理論思維、概括和抽象的作用，不也會帶來不正確的經驗論的立場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裏推演出的哲理法則也可以且應該用事實加以部分說明。

傑瑞米柯賓

在現代自然科學中，可以看到正在不斷湧現出的新的學科，那麽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呢？科學家們總結說，這是由於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交叉、相互結合的橫向聯系，這對新科學的誕生起了強有力的催化作用的結果。同時，科學史也表明，綜合探索的趨勢首先表現在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之中，它是各學科的縱向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綜合的結果。可見，自然新學科的創立依賴於原科學的相互作用及各自發展所引起的分化，之後才由這種分化而產生飛躍的質變，綜合成新的科學分支。

觀察壹下，當某壹學科在自身發展時，由於它自己的未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所以也很少和別的學科相滲透，這是縱向的牢穩性。可當學科發展到依靠本身的力量難以解答時，就會從別的學科中汲取知識，從而產生出新的學科，這就是橫的聯系能推動自然科學前進的發展性，它在整個科學史上起了促動性的作用。同時，新的學科是在原有學科的基礎上出現的，這使新舊學科的兩個縱向發展有承續性。當然，從科學的全面發展史上看，學科本身的發展總是長久的、普遍的，而可以產生新學科的學科之間的作用總是短暫的、少見的，這就是縱的絕對性，橫的相對性。

同樣也可以知道，當遇到本學科難以解決的課題時，不想跳出圈子，開闊眼界，而死抱住原學科的知識，則難題是不可能有答案的，這是錯誤縱向的守狀性。可若在面向外界時，不是針對問題去尋找有益的學說，而是眼花繚亂，這兒抓壹把，那兒看壹些，同樣延誤了科學的發展，這就是廣相橫面的混亂性。

再譬如，化學物質的量的變化是指其分子的增減，屬於縱的趨向，而兩個物質的化學反應或某個物質在某種條件下的化學變化，則為橫的勢面。當物質的數量變化時，它們的質是不會變的，這是縱的牢穩性。當物質通過化學反應變成了另壹個物質時，其中，總是起碼有壹個原子或原子團得以不變且保留下來。這個東西就稱作在這個化學反應的變化中，原先物質中的有發展性的內容，這就是縱的承續性。然這個化學反應能使物質產生質變，這就為橫的發展性。它來源於化學反應的條件或在這個化學反應中添加的物質，這就是橫的促動性。同樣可知，在自然界中，物質數量的變化比起物質性質的改變是比較普遍的、經常的，這就叫橫的相對性，縱的絕對性。

也可看出，在化學反應之後，有人仍認為其生成物仍和反應物是相同的物質，這種看法的謬誤就是錯誤縱向的守狀性。可在化學反應當中，若扔進眾多的其他物質，得到的將是既有生成物又有亂七八糟的別的東西的混合物，這就是廣相橫面的混亂性。當然，這類例子還有很多，由於篇幅的關系，這裏就不再逐壹列舉了。人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為革命實踐服務的，它和對周圍現實的消極的直觀態度是完全不相容的，它證明了世界的可知性，指出了偶然現象中的必然性。下面用論證過的原理來分析某些現象，以便能夠依照社會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根據對客觀發展的估計定出它的策略和方法。

根據縱橫的原理可知，在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鬥爭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縱向。之後，當共產黨奪取了政權，社會成了對立面同壹(註意不是均衡)的事物，共產黨也廢棄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原來的地位形式，轉化為專政的社會地位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易受外界的作用。比如生產方式中生產關系的影響，從而使部分黨員產生權勢主義思想，這是橫向的作用。上節講過，為了防止這種思想意識(不是社會意識)引起社會存在，必須強化馬列主義的力量。這裏有幾種方法，壹是行政措施；壹種是宣傳教育。事實證明，這二種“堵”的方針是無效或無力的，是不適應事物發展規律的，只有用馬列主義的發展才能壓抑權勢主義的生成，只有用馬列主義範疇內的新舊矛盾之間的對抗、左右傾向之間的競爭去占據社會中的思想鬥爭領域，才能壓抑權勢主義的生成。換言之，只有用馬列主義的復數形式的發展性，去取代馬列主義和權勢主義之間的復數鬥爭，來構成社會意識的縱向發展，才能防止外界事物的不良影響，才能保證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占社會的主導地位，這就是縱的牢穩性。同理，為什麽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黨制有麻醉人民、腐蝕鬥誌的作用。確實資本主義的性質決定了其社會的腐敗、墮落，而兩黨制則起了維護剝削現象，鞏固資產階級專政的作用。強盜雖能用刀殺人，為何百姓就不能用之砍柴割草呢？

馬列主義認為，對立面的鬥爭規律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生活條件下有各種不同的表現，而共產黨為了引導並推動社會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不可把形式變成壹種超然獨立的、壹成不變的東西。只有正確地反映現實，才會有完善的、符合歷史、適應社會的形式。現在，對某些錯誤的社會變革常常歸咎於領袖的終身制，其實這是極不公平的。理論和現實證明，這些錯誤是黨的終身制所造成的，是由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能適應社會變革的政黨在社會結構中的終身制所造成的。因此，共產黨分組成馬列主義政黨的復數形式才能進行自覺的、有組織的對立來揭發、克服矛盾，從而防止橫面的權勢思想的影響。所以說，隨著政權的鞏固，將黨內矛盾擴展到社會上，以利用、適應事物的縱向發展規律，是指導人們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途徑。

此外，在國家的管理成員的人選中，也可以看出縱和橫的作用。通常采用的是縱的交替式的發展，在每個縱向，它們都有牢穩性，在兩個縱向的接替中有承續性，因此這種人事組織制度表面看來是能保持性質的不變。然而，對立統壹規律要求人們看到事物的兩方面，在此不應該忽略在縱和縱之間的橫的因素，盡管這是壹種相對的作用。不可輕視，由於這種橫面的條件影響將使新質和舊質之間多少有些區別，自然，這種區別的內容應由施加作用的另壹事物來決定。如果始終是權勢主義的影響，將使縱的交替逐漸倒向權勢社會，如果始終是馬列主義的作用，將使縱的替換始終保持共產主義事業的本色。可以看到，中國現在是馬列主義者的縱向發展，可今後又怎樣才可始終保持馬列主義如壹地壹直對執政的管理人員的作用呢？可以覺察，兩個馬列主義的組織形式的相互作用，將使它們都可保持自己的性質、內容，因為任其壹個執政，都會受到馬列思想的另壹個的作用。可見，這種橫的關系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好處的。事實上，馬列主義從不把事物絕對化，它認為事物本身不斷也不停地發展和變化，在發展、變化的過程，新形式逐漸變舊，會由發展的推動力變成發展的障礙。這時，對之應該加以完善，重新賦於它以先進的地位，推動事物前進。

上面是用對立統壹的原則，根據事物的絕對可分性和時刻運動性，分析了事物在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性質。下面用同樣的原理澄清運動和存在的概念。

首先，存在指的是什麽？壹般認為，存在是說，確實的而不是虛妄的，真實的而不是謊假的東西。那麽，它又包括些什麽呢？能夠看出，它可以分為現象和物質二部分。其中，又可以分為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自然物質和社會存在的二個方面。另外同樣不難令人信服，在這兩者之間，是物質決定現象，現象反映物質。因此可以認為，物質是存在的內容，現象是存在的形式。從此也可得出結論：存在是指事物的總和而不是單個的、少數的幾個事物。所以，世界的統壹性是指存在的同壹性，世界的多樣性也即存在的可分性。

馬列主義認為，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方式、形式，那麽是否唯有物質才能有這個特性呢？因為物質所能表露出來的是現象，現象所賴以產生的是物質。故而，既然物質是運動著的，它的現象也應是在隨之運動著。可見，運動不僅是物質的形式，還應是整個存在的活動方式。

同時，現代科學也指明了，物質何以能運動呢？因其有能量。愛因斯坦論證了，沒有能量就不可能有物質，有物質就存在著能量。所以，物質是在不停地、持續地、永久地運動著的，至此也可得出結論，物質的內容是能量，形式則指運動。同樣可推理，能量也是整個存在的活動源泉。

如此，運動內涵又是什麽呢？完全清楚，能夠說明運動的具體情況的是空間和時間。其中，運動的具體時間決定了各個物質的不同位置，而物質在軌道中的具體位置，說明整個運動的具體時間。倒之，某個物質的詳細位置不能決定整個運動的時間，某個物質在運動某壹階段的具體時間不能反映其他物質的運動位置。因此可以說，在時間和空間的統壹體中，時間是運動的內容，空間是運動的形式。可見，時間是整個存在而不僅是個別事物的活動依據，空間是許多事物而不僅是單個事物的運動實現。

所以說，運動和存在是互為表裏的統壹體的形式和內容，是世界上各種事物總和的形式和內容。這樣就可以正確地理解，馬列主義論述的時間和空間是物質的形式的教導，以及時間、空間、運動都是客觀存在的意義。也可以明白，人們為什麽總是將時間作為分析事物變化、發展、運動的概念，而將空間作為事物之間相互作用、聯系的觀念。

這些都說明，事物的存在表明了事物的運動軌跡、運動方向，反過來，事物的運動證明了事物於某壹時間階段某壹空間區域的存在。然而，人的認識卻會有延遲性、滯後性，對現實事物的認識經常會帶有對過去已有認識的慣性思維，對事物的存在常常會與它的運動割裂開來。很多情況，人們對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真理就認為是絕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準，用於世紀而不朽。例如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的至理名言，“黨指揮槍”、“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現今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裏，人們還在堅持著這種理念，豈不意味著黨、軍隊掌管著國家的命脈、站立在人民之上嗎？這究竟是人民的軍隊，還是軍隊下的人民政權？

至於政黨，乃從政的社會團體，即使它是代表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即使它是代表人民的先進分子所組成的，即使它是專事治理執掌政權的，它的本質特征仍然是壹種從事政治活動的社會集團，它絕不應該超越政治、國家，成為人民的救世主。所以說，政黨，從政之黨，黨在政下，理所當然，黨在政上，“黨”非其黨。

那麽，這壹切又是怎樣產生和發生的呢？是由於人們將革命戰爭時代的真理放到人民當家作主的年代；是由於人們用慣性思維把以往的經驗、教訓延續到新的完全不同的歷史時代；是由於當今的社會存在遺棄了那些理論的基礎——已逝的社會存在；是由於社會歷史的運動造就了那些理論的變遷——運動著的社會更替。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新的存在及運動的條件下，必須要有新的發展以適應新的社會和歷史。

無產階級政治是應該服從於馬克思主義真理的，這是社會主義事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和基礎，由於馬克思主義真理具有理論所賦予的科學意義和實踐價值，這才使得它在被大多數人所理解後得到擁戴及追隨。若理論屈從於政治，為政治服務，為政治行為作所謂的解釋，為政治輿論搖旗吶喊，勢必失去它的科學性、實踐性，淪為壹種工具，遲早會被大多數人所不齒。

確實，科學的理論和實踐壹樣，都是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積極姿態的反映。實踐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積極作用的手段，可理論同樣也是人改造自然和社會的積極因素的途徑。可以相信，當人們認識到社會的存在及運動的規律，就會使自己的活動有了方向，使自己的努力有了信心。就會利用這個規律，適應這個規律，改變自然，推動社會向人類美好的明天前進。確實，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是檢驗認識的標準，是決定真理的是否曲直。但理論也不是消極的、被動的，它影響實踐、指導實踐，並且根據正確的理論進行正確的推演，還能預測今後實踐的情況。只是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然界不是理性的壹部分，而應把理性看作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因此，不能從想當然的意識中推導出世界中的必然性，而應由客觀自然的秩序規律中引伸出社會發展的必然性。

所以，馬列主義的政黨——共產黨怎樣進行人為的、有組織的馬列主義組織復數形式的改革，將是保證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國家安定團結，人民幸福和睦的決定因素。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存在就是為了組織群眾、指導人民，去爭取共產主義的早日實現。它不會因為共產主義遲早會實現就忽略了自己的任務，也不會因為社會主義勢必是先進的，就放松了對自己的改造。

確實，共產黨的領袖和領導集體都是有“為民服務”、“為民辦事”、“為民除惡”、“為民解困”、“為民排憂”的宗旨和意願，在此指導下大量行為是有益人民、有利社會、留芳歷史的。即使給中國帶來十年動亂的毛澤東及其領導集體，他們的本意也絕不是要給國家、人民、社會造成浩劫。可當社會的運動——歷史，進入新的社會主義階段，歷史的存在——社會，更換成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時，人民有了更好的自己的代表形式，而政黨——代表人民的另壹種形式，依然要和它站在同壹層次或超越於它的地位上，這種人民代表的復數使得真正的人民的意願得不到充分的代理和表達，這使得共產黨充其量不過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救世主而已。

因此，要給人民帶來真正的永久的民主、幸福，就必須“還政於民”，而要做到這壹點，就應該改革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共產黨，使之成為復數的思想載體的形式。現在，人們常說無產階級專政，可又標榜共產黨執政，這也是壹種理念上的混淆和誤導。因為政黨不應該專政，可事實上它又是在專政，共產黨應該在執政，可事實上它又不僅僅是在執政。因為，執政，執掌政權，階段含意，永久治理，專屬其業，非“執”可言。

對這些具體理念的分析，說明理論上、認識上、體制上的謬誤會將共產主義運動引入歧途，並因此可能喪失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宗旨——解放人類，進而最後葬送掉自己。

可以說，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個事物和對待其他事物壹樣，不僅要看到它的整個發展趨勢，還要了解它在個別發展階段中存在的情況，以及造成這種情況的偶然因素。然後找出這種偶然因素中的必然條件，從而盡量減少事物運動的彎曲軌道，使事物能在有限的歷史長河裏進行更多更長的位移。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進壹步說明了理論上、認識上、體制上的謬誤會給國家、人民帶來災難、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害。目前，對文革的教訓總結，總還是停留在對表面現象的牽強附會的解釋方面，認為是封建主義的遺毒造成的，是個人崇拜所產生的。其實，準確地講，文革實質上是壹場社會主義改革的實踐，是領袖毛澤東和他的領導集體（包括劉少奇主席）所作的壹場反對官僚腐敗防止政權變質的實踐。雖說經檢驗這是壹條行不通的路，然而它給人們的啟示是什麽？它給社會主義帶來了什麽有益的教訓？難道這場代價巨大的嘗試的經驗僅僅是對領袖本人的功績評價嗎？

其實，崇拜並沒有錯，錯就錯在盲目崇拜以及封建獨裁方面，但縱觀領袖和領導集體的運動歷程，對這種崇拜和獨斷壹直是有著充分的警惕的，那麽這壹切又是怎樣發生的呢？是體制！體制是有決定性力量的東西，即便是領袖人物也勢必要被它所左右，在這種體制中偉大的傑出的領袖也難逃被神似的崇拜以及由此滋生的獨斷。

在社會主義的存在發生變化時，社會主義的運動勢必進入壹個嶄新的軌跡。在社會和國家中的人民代表的形式已不再可能是以政黨面貌出現，同樣，社會主義思想載體的形式也不應該僅僅是單數的政黨，這，就是和其軌跡相應的社會主義制度。可在人們依然按照習慣采用原來的曾經行之有效的奪取政權時期的制度時，結果使得社會主義運動的軌跡並沒有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想的那樣進行螺旋形的上升，而是在體制的作用下理所當然地回到原先的起點，就好比在平面劃了壹個圈，這就是社會主義國家會轉變成權勢社會的運動軌跡。

準確地說，制度的謬誤將使得馬克思主義政黨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學說，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宗旨，更使得人們的言論行為、思想舉止都適應這種虛偽的假冒的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制度，即使傑出的領袖人物也無法幸免。自然，即便是在封建制度的專制性質下，還是會有像李世民壹樣傑出的開明的明智的給國家帶來興盛的帝王。可如果是這樣，那還要馬克思主義幹什麽呢？所謂的共產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嗎？共產黨奮鬥幾個世紀的目的又是為什麽？

如果在當今的時代，人民還要祈求偉大的傑出的領袖給人們帶來幸福，這是不是壹種悲哀。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人們還得寄托希望於領導集體能給民族造就富強，這算不算是被憐憫的痛苦。在世界進入新的歷史軌跡，所謂的社會主義卻仍然徘徊在封建制度的軌道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苦難還是共產黨的無奈。在可以憶及的中國，有著拒絕科技、反對工業，從而導致屈辱、落後、挨打的記錄。難道在理論給出明確推導，實踐有著顯明借鑒的如今，依然還要拒絕復數制度帶來的先進，真正社會主義形式賦予的體制上的優越。並因此帶來新的社會存在和歷史軌跡下的另壹種類型的落後、屈辱和挨打嗎？

傑瑞米柯賓

總之，事物運動的軌跡主要在於事物內部的活動，社會運動的軌跡在於社會制度所制約的內部活動。當人們主動地、人為地制造社會主義事業內部的新和舊的兩個對立面，不比自發地、被動地出現社會主義和權勢主義的兩個互不相溶對立面要更好嗎？要人們相信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先進的事物，只有當社會主義無論是形式和內容上都占據社會的矛盾對立的各個方面時，那時它將會極快地、飛速地發展，將可以和任何發達國家爭衡高低，更不會淪入向往昔對比的地步。

本文的目的就是力求揭示，這些偶然性中的必然性。以使人們從盲目的偶然性的奴隸轉化成自由的必然性的主人。使中國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願望，通過科學而正確的措施轉變為共產主義可以且確實能早日實現的現實希望。

馬克思主義指明了人類前進的方向，辯證唯物主義提供了解決前進中問題的辦法，先進的工人階級必將會把人類帶到美好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必然是先進的、光明的、有前途的！

權，是指有職責地位的支配和指揮的力量；勢，則指沒有職務稱謂的影響和控制的力量。它們的作用內容都屬於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領域，它們的占有形式都屬於上層建築的政治機構範疇。馬克思指出，決定社會性質的是經濟基礎，壹般地講，就是生產方式裏面的歸誰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關系問題。而本文卻在描述壹個占有政治範疇中的權勢的社會，也就是說，在這裏竟冒出壹個以上層建築來決定社會性質的社會形態，這可能嗎？這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這符合社會歷史的狀況嗎？難道還真有這樣的社會嗎？

有的，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就出現過法西斯的極端權勢社會，還存在著蘇聯這樣的初級權勢社會，在中國也險乎由於四人幫的篡黨奪權，而差點形成壹種權勢社會的稚形，如果現在還不認識到這壹點，今後的歷史上還會出現這樣的權勢社會。

且慢，定義不要下得太早，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是從現象到本質。試問，以上所說的社會的狀況是什麽，它的實質是什麽，它為什麽會產生，它的結果將怎樣？

《權勢社會的特征及其產生》

觀察壹下，在希特勒猖獗壹時的法西斯社會裏，在蘇聯統治階級瘋狂擴張的社會裏，在林彪妄圖建立的林家王朝的資本中，在四人幫企圖成立的江氏天下的夢幻中，都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壹、資本的國家所有制。二、權勢的個體(或團體)占有制。

不是嗎，希特勒鼓吹國家至上、權力至上，蘇聯現今社會則是把公共經濟變成國家資本，把人民職權變成政黨特權，林彪、四人幫也是同樣沒有把企業分給私人，但卻力求把其組織和國家變成他們自己人組成的世襲的小家庭。

這樣，由這二個特點所決定，在這些社會中就出現了壹些類似的共同現象。看看：在這些社會裏，由於資本的國有制使這樣的社會形態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事實上，希特勒的納粹不是曾偽裝成民族利益的代表，蒙蔽人們，“我是為民族的興旺而奮鬥，非此，民族生存將會發生問題的。”蘇聯社會的執政者也假裝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告誡民眾，“我是為妳們掌權執政的啊，不然，妳們的權利也會喪失的。”而林彪、四人幫卻偽裝成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群眾運動的旗手來大叫大嚷，“為防止資本階級上臺，還是讓我們來保住無產階級專政。”“為防止資產階級復辟，應讓我來代表群眾專政。”這些言論就好像資本家在愚弄勞動人民壹樣，“我占有資本是為妳們謀生啊，不然社會生產就會停頓的。”然而實質上他們都是以救世主的面目掩蓋了他們自私自利的動機，他們都是把權勢或資本當作自己尋歡作樂、滿足私欲的工具，他們都是把權勢或資本當作自己絲毫不可容讓的私有“物品”，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假面具早被揭穿，而這種社會的偽善面目也到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時候了。

此外，在這些社會裏，由於統治階級把權力和地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就如資產階級把資本當作命根壹樣，結果造成了在體制上的專制性，造成了民主集中制度的破壞，而代之於專制集中，或是發展成獨裁統治的形式。他們把民主作為絕對服從的招牌，他們把自由作為強制紀律的附庸，他們把民主平等的職能徹底踐踏，而把統壹意誌的作用無限擴大，他們把國家的性質徹底改變，變成他們壹夥決定壹切、管理壹切、計劃壹切的傀儡，變成他們壹夥指揮壹切、調動壹切、命令壹切的工具，變成他們壹夥控制壹切、掌握壹切、奪取壹切的手段，結果這些人間的敗類，就能使歷史回轉，使社會倒退，使人民遭殃，使國家逢難。

同樣，在這些社會裏，統治階級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勢，就必須對國家和組織實行壟斷和世襲，安插親信，裙帶連勢，接班指定，職位轉讓，竊據權力，奪取領地，更換幹部，清洗人員，培養特權，扶植奴才，包庇敗類，保護小人，支持壞人，滿足同夥，勾結投機者，利用代理人。

同此，在這些社會裏，由於這種權勢的私占制，造成國家機構的雍腫，機關的腐化。不是嗎？統治階級為了使自己的權限有更大的效能，他們增設了應有盡有的龐大機構，添加了為其服務的各式人才，造就了辦事拖拉，聽令迅速的作風，倡立了敷衍塞責、濫欲窮奢的習氣。故此，對社會的物質、人力都造成了荒唐的浪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

並且，在這些社會裏，鑒於這種權勢的獨占制，還產生管理上的暴虐性。瞧，希特勒殘暴酷虐，使人人處於恐怖之中。蘇聯統治集團實行特權專政，對不同政見者無情打擊，血醒鎮壓，還要硬說成“精神病患者”送進“瘋人院”。林彪欺世盜名，誰有不滿，逮捕監禁。四人幫為所欲為，還必須人莫予毒，襟口緘言。當然，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加劇了社會矛盾，形成了新的階級分化，促使這種社會的早日滅亡。

另外，在這些社會裏的統治階級，他們為了利用自己的權勢，就不可避免地要破壞社會的物質基礎，使社會生產混亂，使人民生活艱難，使國家財政崩潰。他們還必定要利用生產資料的國有制，把它換成為壹小撮集團服務的壹體化的經濟基礎，敗壞了物質生產，摧殘了國民經濟，踐踏了民生大計。他們充分利用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營私舞弊、貪汙盜竊、明取豪奪，來滿足他們對私欲的需要、奢侈享樂的揮霍，他們盡可能地利用國家資源，消糜浪費，要挾利用，維持權勢，來應付他們對更大權欲的渴求，更高地位的想往，他們巧妙地利用國家的計劃經濟，不顧人民生活，不管社會貧困，無視窮苦饑餓，來創造他們的軍事強國，世界霸權，他們隱蔽地利用有秩序的生產，變相剝削，畸形發展，軍備競賽，來充實他們的戰爭機器、武裝力量，總之，這壹切都使這種社會在經濟上具有腐敗性。

結果，這種腐敗性使這些社會裏，勞動的個體和資本壹樣都被剝奪了獨立性和個性，雇傭勞動由此也變成了強制勞動，人民不得亂說亂動，自由爭論，權勢卻可胡作非為、橫行霸道，生產品的分配服從於權勢的意願，資產的運用則服從權勢的安排，這使得由權勢的占有而導致的階級分化更加劇烈地對立起來。

當然，這種權勢的私占和經濟的腐敗，還使得這些社會的精神生活空虛墮落，道德風尚庸俗頹廢，思想面貌陳腐落後。結果使社會中蓬勃的創造力被壓制，使社會中原有的各種差別被擴大，使文化教育被野蠻控制成為灌輸落後思想的場所，使新聞宣傳被粗暴幹涉變成統治階級的應聲蟲，使科學技術部門被強行占領出現“學閥式”的壟斷現象。

同時，因為這種權勢的私占，更使這類社會在國際世界上具有擴張主義的性質，統治階級的權欲熏心，野心大增，將使他們力求控制鄰國，服從它的私利，變成它耳提面命的“殖民地”；將使他們要求小國聽從它的擺布，變成它的附屬國；將使他們支壹派打壹派，謀求更大的所謂“革命”利益；將使他們追求同其他強國爭霸全球、合夥瓜分世界；將使他們實行侵略，強盜般地占領別的國家。這將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痛苦，給人類社會帶來黑暗，這將是壹幅多麽慘不忍睹的景象啊！

總而言之，這些社會是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同於封建主義社會，更異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壹種社會形態，因為在這些社會裏，權勢成了決定壹切的力量，而資本卻成了從屬於權勢的附庸，在這些社會裏，權勢成了壹切邪惡的根源，而資本則是擴大邪惡的本錢。可見，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經濟唯物主義的觀點，對這些社會還是定義為權勢更為合適壹些。

固然，不可否認，這些社會除了具有這種共同性外，還有著它們的異同性。例如，納粹德國的生產資料表面上是財政資本的專政形式，實質上卻為希特勒集團所控制掌握，而蘇聯則是把生產資料公開地置於國家的權勢之下，納粹德國赤裸裸地宣揚權勢暴力，而蘇聯則是虛偽地代表人民去服務掌權，但是，可以看到這種差別僅僅是壹種面的量的區別，而它們的實質卻是壹個，即權勢的私占或獨占。

由此也就帶來了壹個問題，馬克思認為，歷史的前進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存在依賴於經濟基礎的形態，而現在卻出現壹種以生產關系中的權力來支配人類歷史某壹階段的情況，以上層建築中的政治來決定社會性質的狀況，這是為什麽呢？哦，現實和理論發生了矛盾，事實和學說產生了沖突。這時，只有用馬列主義觀察分析事物的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實質性的研究，去發展馬列主義理論學說，才能更科學地總結客觀事物，更貼切地解釋表面現象。

先觀察壹下，那驕橫跋扈的希特勒在德國所建立的法西斯王朝，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權勢社會，它是權勢主義極端發展而形成的絕對壟斷性的高級權勢社會，它是在資本的壟斷達到極端，使生產資料由許多個體的私有制轉變到，唯有壹個團體所可掌握和控制的獨占制的條件下產生的。它是在社會的經濟形態由資本主義的分散、無秩序的生產轉化成由壹個團體所計劃和安排的生產的情況下所造成的，它是在上層建築為適應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而建立的權勢專政的時期中所出現的。也就是說，產生納粹德國的客觀條件是社會經濟因素，而它們得以存在的條件則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它們得以出現於歷史舞臺上的原因在於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所致的結果。

這就是壹種反作用的效果，這就是當代傑出的馬列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在錯綜復雜的矛盾現象中發現的，在事物發展到壹個階段，當決定性的、基礎性的物質存在達到當時當地的豐富、充足的壹定程度之後，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精神的政治對物質的生產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樣就給正確地解釋當今世界上的某些奇怪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武器。

再看看蘇聯權勢社會是否也是如此呢？

社會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大飛躍，在列寧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裏，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因此它改變了舊有的經濟基礎，並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無產階級專政。這時，也唯有此時，當新的經濟基礎得以建立起來以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才突出起來。然而，既然是反作用，那就必然會存在積極的或消極的兩種可能，也就是說，有可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起到非常重要的鞏固措施，但也有可能，在改變舊的經濟基礎以後所建立的上層建築由於某種原因（這種原因後面還要講到）被蛻化成權勢專政的話，那麽它將會對尚未充分鞏固的經濟基礎產生消極的反作用，從而形成權勢主義的生產方式，並且由此也造成壹個占有權勢的社會形態。

由以上分析可知，這種社會仍然是經濟基礎變化的產物，只不過是由於壹種消極的反作用而導致的後果，並且也正因為它是消極的產物，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的本身是腐朽的，也正因為它是畸形變化的後果，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對人類世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也正因為它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中所派生出來的旁支，所以決定了這種權勢社會的沒落性。

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權勢社會也無例外，而且也正如以上所述，既然這種社會是由於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消極的反作用而得以存在的，那麽在權勢社會裏，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必然會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事實上，在這種社會裏，權勢已被壹小撮人所掌握和控制，達到他們占為私有，統治壹切的目的，達到他們奴役、壓迫人民的精神滿足，達到他們攝取國家財富，剝削人民勞動成果的物質享受。如此，肯定會對經濟基礎產生破壞性的作用，這時，經濟基礎又將使權勢專政的統治不穩，結果這種惡性循環必然會促使權勢社會走向侵略、擴張的道路，從而最終導致權勢社會的滅亡。

同樣可以看到，在權勢社會裏，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是公有制還是國有制已不是決定性因素，而應該是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管理生產的權柄為勞動者所有，還是被壹小撮權勢者所占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權勢社會裏，資本的支配已降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產的權柄是私有制還是公占制已上升為主要矛盾。當然，在這裏，並沒有否定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東西，而是說，當生產力發展到壹個新水平的時候（註意，這是賴於產生反作用的條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產生消極的反作用的結果。由此也就證明了在權勢社會裏的生產關系必然會延緩並阻礙生產力的進壹步發展，並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矛盾。根據馬克思理論中的生產關系壹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這種狀態是決不可能過於長久的，由此也就決定了權勢社會的壽命壹般是不會長久的。

同時看到，在權勢社會裏存在著剝削和壓迫，也就是說，存在著對抗階級的矛盾。馬列主義告訴我們，這種現象是由於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所造成的，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仍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而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可現在生產資料已經劃歸國家壹體所有，那麽，這種社會對立的現象又是因為什麽原故而造成的呢？馬列主義還告訴我們，階級對立的現象還由於人們在壹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在壹定的社會勞動組合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造成的。由此可以知道，權勢社會裏的階級分化是由於壹部分人在社會生產中專司指揮、命令的職能，在勞動組合中專職計劃、督促的工作，而更大部分人則是在社會生產中專門從事被支配、被服從的勞動，在勞動組合中長期從事處於被動、被制的地位，從而由此造成的。也就是說，生產資料的壹體化並沒有消除對立階級，而是造成在新的狀態下的新的階級分化。我們知道，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所以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為誰所有可以決定不同的階級的經濟地位、政治態度，然而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壹體化的國有制代替的時候，根據壹定條件下反作用的原理，生產關系中的權柄為誰占有不也可以決定不同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利益嗎？

根據這種原理，可以把權勢社會裏兩個對抗性的階級分為壓迫並導致剝削的權勢階級，被壓迫並引起被剝削的無勢階級。

這裏，只要仔細觀察壹下，權勢社會的生產狀況就可以知道，權勢階級的猙獰面貌。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是為權勢階級的野心和權欲而服務的，因此它必定要依靠野蠻的強行命令才可維持，這就帶來了權勢階級的奴役性。

同樣，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成果是以無勢階級的勞動力和社會的自然力為代價而獲得的，這就決定了權勢階級的寄生性。

同樣，在權勢社會裏，生產是極不平衡的，是壹種畸形的變態，這也決定了指揮生產的權勢是壹個垂死的階級。

可以看到，在權勢社會裏，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得以進壹步發展的桎梏，這就說明，高據統治階級地位的權勢階級是反動的階級。

也不難理解，在權勢社會裏，由於生產計劃的社會性，生產資料的壹體化，必會賦予權勢階級以更大的活力，更充足的能量，這勢必使權勢階級有比資產階級更大的危險性。

還由於在權勢社會裏，權勢的私占制引起權勢階級的權欲極為強烈，這種野心更加膨脹的結果壹定會促使權勢階級走向控制別國的地步，這也就是權勢階級的冒險性。反之，可以知道，處於這種社會底層的無勢階級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是改革這種不合理社會的先進階級，是粉碎權勢私占制的革命動力。

此時，還可觀察到，在這種權勢社會裏，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所賴於產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已經消滅，也就是說階級的社會存在形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可是那種不勞而獲、奢侈享樂，奴役控制他人的思想意識由社會存在的變化所決定，從而變得膨脹起來，此時也唯有此時，社會意識開始對社會存在發生了反作用，權勢階級對權勢的渴望勝過或超過對物質的占有，階級鬥爭也從支配資本的鬥爭轉為控制權勢的爭奪，這也就是在權勢社會裏矛盾鬥爭的主要方向。

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中也可以知道，階級鬥爭已由經濟物質領域的主要鬥爭轉化為政治權勢範疇的主要鬥爭，這也就是毛澤東同誌所說的精神的東西對物質的東西的反作用而導致的結果。

因此，在權勢社會裏，除了這種對抗性的階級鬥爭是社會的主要鬥爭外，還有壹種權勢階級內部的爭奪性的矛盾鬥爭。由於權勢的私占制，使得占有權勢的宗派、團體極力想擴大自己的權勢。結果，某些陰謀朋黨的野心得到部分的滿足，而另批人的權勢因此就被喪失，這種鬥爭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權勢的獨占制。

傑瑞米柯賓

由這種權勢的獨占制所決定，從而使得權勢社會的另壹個矛盾變得尖銳起來，就是權勢社會和其他形態的社會不相容的矛盾。

當權勢社會裏的權勢還是私占制的時候，由於權勢階級共同的野心所致，他們必然要掠奪、控制和掌握其他國家。可當權勢的占有形式變成獨占制的時候，這種權欲的野心就發展到極點，由此也就造成了權勢專政的國家對外部（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瘋狂的侵略和虜掠。

同時，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在於壟斷資本集團要掌握更多的資本，獲取更高的利潤，而權勢主義的侵略性則基於壟斷權勢集團的野心和權欲。可見蘇聯這樣的權勢社會的國家，確實是當代戰爭最最危險的根源。

自然，這種戰爭將給世界帶來災難，給人類帶來禍害，但也必定會使沒有夭折的權勢社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而導致最後滅亡。

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給廣大人民要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願望帶來了希望。可權勢社會的出現又給廣大人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可能投下陰影。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總是在鬥爭中發展的，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中，權勢社會由它的本質所決定，是屬於壹種腐朽的沒落的歷史現象，而工人階級畢竟是先進的要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馬列主義必定是進步的指導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理論學說。大家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和原理對社會主義社會所以會產生權勢社會的根源進行探討後，也許就能找出防止的辦法，這樣社會主義事業的鞏固將有了更可靠的保障，廣大人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也就有更堅定的信心。

首先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矛盾中探討這個問題。革命家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雖說生產資料實行了公有制，可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並且對此解釋，這是因為社會還很幼稚，資產階級傳統還沒有被消滅，剝削思想的痕跡還沒有被絕跡的緣故。確實由於慣性的作用，社會不是在壹天之內就可以被改變的，然而這種現象總不能長時期地持續下去吧，如若這樣，社會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就是壹種虛有的、無形的東西，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鬥爭就是壹種懸浮的、不實在的矛盾了，這對不對呢？還是仔細分析壹下現象吧！

看！在工人階級隊伍中，不少動機不純的革命家、立場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徒有虛名的理論家被蛻化變質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上還滋生了大量的投機分子、妄圖不勞而獲的陰謀家、企圖高據別人之上的野心家。這些人為了建立他們腐化墮落的天堂，總是在千方百計爭奪人民群眾手中的權力，總是在挖空心思地瓦解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總是在竭盡全力地腐蝕、拉攏、蒙蔽管理國家的代表人物。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的定義已從社會存在的實體轉到社會意識的概念上來，階級鬥爭也從集團抗爭的形式轉到民主爭論的模式上來，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也已從妳死我活的武裝暴力轉到克制惰性、批評改革上來，階級鬥爭的內容也已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絕對東西——資本，轉移到爭奪社會主義社會的絕對東西——權勢上來。

對這些問題，當代的偉人毛澤東同誌有的就看得很清楚，有的卻作了錯誤的判斷。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主要是權力之爭，鑒於蘇聯的現狀，他說的很對，可他把社會主義的階級劃分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人民群眾的這兩個實體卻是導致黨發動錯誤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他又把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形式定為群眾運動的實踐，結果導致黨采取錯誤的運動群眾的方式，對這種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對那種不合理的事物應該拋棄。

同樣，從社會主義社會的現狀中也可以知道，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在思想戰線的鬥爭內容上也有了區別，資本主義社會裏，主要是力圖維持資本私有和努力打破資本私有的鬥爭，而社會主義社會則主要是爭奪權勢的鬥爭，當然這是由於資本私有和資本公有，這種社會存在的形式不同所決定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含意會發生以上所述的轉變。

可見，現在的革命家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根源的解釋並不全面，應該在他們的解說後添加上“更因為在這種新的情況下，產生了權勢主義的影響，滋生了權勢壓迫的意識”。事實上，在社會主義社會阻止權勢主義的出現是比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務。

剛剛曾經講述，在新形勢下由於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社會鬥爭的形式已轉到民主爭論的範圍，那麽，當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著絕對優勢的永久的力量時，民主的空氣能否充分、自由的氣氛是否活躍。具體點說，當共產黨這個組織形式處於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絕對地位時，能否活潑地進行爭論呢？顯而易見，這是不可能的，反右運動的現實已證明了這點。

同理，由於在新的局面中，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矛盾鬥爭的內容已轉到權位、勢力的爭奪上，那麽，當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中，有個相當長期的專職管理人員時，馬列的思想能否鞏固，人民的意念能否堅持。也就是說，當共產黨這個組織形式占有社會的精神、生產、武裝等各方面的永久的權力時，能否可靠地保持人民民主專政的穩定呢？事實給予的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說明了這點。

“哎育，這種說法是違背集中的原則，反對黨的領導”。衛道士們壹定會急切地跳出來指責，且慢，帽子不慌扣，請問，集中的原則是什麽？三個服從。也就是指，行動對按國法辦事的管理機構的服從，可有沒有指言論、思想都得盲信呢。再問，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領導權限、領導地位指得是什麽？難道就是為長久地控制國家的各級管理機構嗎？可見，只有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那麽正確的答案自然會出來。

列寧說得好，“戰勝自身（指工人階級）的保守、渙散和小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戰勝萬惡的資本主義遺留給工農的習慣。” “當這種勝利鞏固起來時，而且只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紀律才會建立起來，只有那時，退回到資本主義才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是不可戰勝的。” （列寧·《偉大的創舉》）是的，共產黨人應該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線。那麽，在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是站在權勢的最高層去反對權勢主義的篡奪，還是退居壹位，去指導人民群眾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權利呢？是抓住國有制的資本去反對資本主義的復辟，還是退居壹位，去指導人民群眾更好地掌握公有制呢？

如此說來，社會主義產生權勢主義是由於現在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產黨處於長期絕對的地位造成的了。這是不是荒謬絕倫的屁話？

下面，還可以從體制上探討這個問題。

當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將發生兩個最重大的變化：生產資料實現公有制，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多種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壹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可以有各種形式。可是，事實上，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基本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最多不過名稱不同而已，它們都是把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置於壹個、且是唯壹的壹個無產階級的代表形式——共產黨的控制之下。在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起來的時候，這種形式確實沒有什麽壞處，因為共產黨，這個要把人類社會推向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管理形式都是名副其實的，這兩者的形式和內容都是統壹的。可是隨著歷史的進展，舊制度遺留下來的社會狀況的改變，舊社會殘存下來的思想意識的變化，新的矛盾出現了。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的弱點暴露了。

由於這壹個共產黨，在國內沒有與之敵對的對抗的組織形式，也沒有可以匹配的對立的相等形式，因此它的戰鬥力減弱了不少，它的蓬勃向上的朝氣衰弱了不少，它在社會中的競技狀態也沒能充分的建立起來。這樣，它阻止壞分子的入侵就缺少奮爭環境的考驗，它抗禦不良思想的侵蝕就缺乏活躍思想的免疫，它抵抗資產階級的腐蝕就缺乏積極的鬥爭活力。總之，這種單數的組織形式雖然能使政黨主宰國家的地位穩定，可卻也帶來政黨的守舊和退化。如此，這種形式上的穩定將造成它所包含的具體內容的不穩定，結果，它使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具有極大的可變性。

現實也是，壹旦當共產黨的統治集團的性質發生改變的時候，共產黨也就產生了名存實亡的實質性的變化，國家的管理機構也就成了為它們壹小撮統治階級服務的機構，社會主義社會也就被篡改成權勢主義社會。

如此說來，現在的模仿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是壹種不健全的社會主義制度，在這種不健全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能產生壹種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消極的反作用的權勢社會的社會形態。是麽？

最後，再從管理上探討這個問題。大家很清楚，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管理人員的來源和蘇維埃初期壹樣，都是從經過歷次大革命風暴的考驗、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能忠心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幹部中挑選的，這當然是最佳人選。因為他們是和人民群眾息息相關的，真正代表人民意願的國家管理人員。然而，由於自然法則的因素，需要提升壹批新的管理人員；由於思想意識的鬥爭，需要撤換壹批舊的管理人員。當然，在這過程中，是不能保證新的人員是好的或始終是好的，也不能保證撤換的是壞的或始終是壞的。但由於不健全的體制，還由於把階級的定義仍以壹種存在的實體來判斷，結果造成了壹種重形輕道、重人輕理的觀念。詳細地講，就是絕對服從共產黨的組織形式，淡薄輕視馬列主義的觀點；堅決看重壹貫行為的人，簡略忽視影響人的變化，其後果當然是被打倒的永世不得翻身或難以擡頭，已上臺的今世不會退出，起碼也是不易落選吧。這樣壹來，必然會造成壹個龐大的管理幹部隊伍。可以明白，這個幹部階層的形成，將給社會主義社會帶來很大的墮性，由於他們知道自己位置的穩固性，那種陳腐落後、墨守成規的官僚主義有了市場。由於他們知道自己地位的長久性，那種腐化安逸、貪虛喜誇的不良作風得以盛行。同時還因為他們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那種高人壹等、優越高明的思想占了上風。因為他們了解自己權勢的作用，那種大膽行惡、無恥盜竊的行為得以放手。並且更因此他們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會攀附靠攏更高權勢的人物，他們為了穩住自己的權力會只選拔提升自己親信的人物。簡言之，就是造成管理職務的私有，造成大大小心的獨立王國。啊！這真是壹種危險的傾向。那麽如此說，選拔管理人員應從沒有經過考驗的，共產黨還不能確信的不可靠人員中選拔嗎？同誌哥，請不要考慮自己，應該讓人民去取決，不要去用幾個人讓群眾像阿鬥壹樣去走過場。所謂集中也並不是指定人員讓人民去選舉，而是人民服從他們自己挑選的共產黨人的指揮及按排。

列寧說得好極了，“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種荒謬、粗野、卑鄙、齷齪的舊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建設工作，只有所謂‘上層階級’，只有富人或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勝任。” 列寧又說，“組織家的工作凡是能識字、善於識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才幹，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蔑視、所鄙稱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的。這樣的才幹，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中乃是取之不竭的泉源，並且是壹個最豐富的泉源。” （列寧·《怎樣組織比賽》）可見，國家管理的工作並不是什麽神秘的、高超的職責，國家管理的崗位也並不是什麽終身的、永久的職業，國家管理人員也並不是黨的首長，必須由所謂的歷經考驗（實際也不可能）、精通馬列（真假也難斷）的人去擔任。可是在社會主義中國，這種思想至今仍未消除，這種現象至今仍未打破，現在是到了該變革的時候了。不然，這些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將使國家的權勢變成私占制，將使中國的社會滑向權勢社會的形態中去，這是多麽危險的觸目驚心的事實啊！

綜上所述，在中國，不僅是有可能會倒向權勢社會，也不僅是有偶然的因素會使之滑到權勢社會，而是由現在不健全的制度所決定，會使中國今後必然地走向權勢社會！這事實難道還不值得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出壹身冷汗，多多深思嗎？

前面已經講過，權勢社會的政治形態、經濟形態及它的危害性，並且研究了社會主義國家所以產生權勢主義的根源。那麽，是不是就要把共產黨從執政的地位上拉下來呢？不！決不是。看問題應該有個中肯的客觀的認識，而決不能從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試看，如果共產黨不執政，那麽革命的過程就不是繼續，而是從頭來起了。

這不是在使歷史倒退嗎？這是絕對行不通的。更何況，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依然還存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存在著權勢主義篡奪的危險。而要領導人民進行這場鬥爭，沒有共產黨是不行的，要預防這兩種傾向的出現，取消黨的執政地位也是不明智的。那麽，對這種矛盾的現象該怎麽辦呢？

無須著急，列寧早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他在《怎樣組織比賽》壹文中詳盡地改進了這個問題，“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比賽。” “必須在工農出身的實際組織家們中間組織比賽” “正是在這種工作中（指開展比賽），組織家的才幹應當實際顯現出來，並應提拔這種人才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

如此說來，就是要讓共產黨在管理國家的問題上開展競賽了，可現在中國的共產黨只有壹個，怎樣比賽呢？那麽，為什麽就不能壹分為二，組成二個黨進行比賽呢？這樣，黨的事業的接班人不也能在這種比賽中得到群眾的公認了嗎？可見，在中國應該實行這種改革！這是在新的形勢下階級鬥爭的需要，這是為了防止步蘇聯的後塵，產生權勢主義的需要。

傑瑞米柯賓

此外，對體制問題，列寧在同壹文中也作了明確的指教，“巴黎公社作出了把問題的首創、主動精神，自由機動、宏偉毅力和那自願實行而與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配合起來的偉大模範。” “應當反對知識分子所愛好的壹切死板公式以及想從上面規定統壹模型的企圖。死板公式和從上面規定統壹模型的辦法是與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制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列寧還具體地說，“若沒有有學識的人、知識分子、專門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 “若沒有從老百姓出身，即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有這些人的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行的。” “但意見和指示是壹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管是另壹回事。” 可見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共產黨是不能脫離它能提出高明的意見和能下達正確的指示的地位。然而管理（即組織切實的統計）責任則應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負責人來承擔，監督的工作也應由群眾團體來參加。因此可以說，上述的改革就是為了更好地完善這種制度、健全這種制度，是為了保證民主集中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阻止權勢主義的興起。

而且，事實上可以想象，當進行如此的改革以後，那種國家管理終身制的牢靠概念被打破了，那種當官就永遠是治政，做民就永遠聽使喚的局面被改變了，它可以為人民的直接參政創造條件，它可以使社會主義社會取消幹部階層變為事實。這樣可以調動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更可以消除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產生權勢私占的根源，並且還可以使生產資料的國有制變成真正的公有制，更可以使管理和生產、幹部和群眾的有機聯系變得更加緊密。當然，這種措施是和資本主義兩黨制相類似，不過，不要壹聽到資本主義的就害怕。列寧說，“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租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可見，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形式與資本主義相似並不能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正相反，由於國家的實質沒有變，社會主義事業只會更加興旺，無產階級專政將會更加鞏固。

概言之，把共產黨分為二個，把國家政權由兩黨來執政，將是防止權勢社會出現的比較好的措施。固然，這也是壹種“修正”的觀點，可沒有修正那來的共產主義呢，列寧不修正馬克思理論能有馬列主義嗎，毛澤東不修正馬列主義能有毛澤東思想嗎。問題在於“修正”的方法、邏輯合不合乎馬列的觀點，“修正”的內容是拉社會倒退，還是推社會前進，“修正”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還是為了利已保守。同誌們，革命就是“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要最堅決地打破過去傳下來的各種觀念。”

鑒於蘇聯的教訓，鑒於林彪篡權的陰謀，鑒於四人幫奪權的野心，中國現在“如果不進行有系統的和頑強的鬥爭來改善國家機關，那我們壹定會在社會主義的基礎還沒有建成以前滅亡。”（列寧·《“論糧食稅”壹書綱要》）壹切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壹切真正的革命黨人，壹切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有堅信共產主義必勝的青年後輩，所有熱愛黨的事業的誌士仁人，所有關心國家前途的人民群眾，要深思啊！

粉碎四人幫時，有人認為這是黨內派系在爭權奪利。後來的大好形勢，他們認為，這是每個統治者都要采取的明智作法，對群眾許願，給人民壹點好處，這些即使換上林彪或者江青上臺，他們也會這樣做的。是嗎？不！歷史已經證明，他們給人民帶來的是酷虐和盲從，而真正的革命者給予人民的則是幸福和信任。理論也將證明，林、江集團妄圖建立的王朝決不是什麽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而是國有形式的權勢社會，現實還將證明，林、江集團留下的主要的大量的後遺癥，正是權勢主義、權勢思想和權勢意識。

那麽，什麽是權勢主義呢？它和社會主義的性質有何不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用馬克思分析歷史解剖社會的方法來了解，權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資本主義之前的管理方式——職權和權勢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出現是從能夠制造勞動工具開始的，人的產生同時也就是人類社會的產生。在原始社會裏，人的勞動是以簡單協作為基礎的，由此人的生活也是以簡單的組合為基礎的。隨著勞動分工的自然產生，氏族部落出現了，它是人類組合的組織形式，它是適應集體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可見，在原始社會裏，人們的社會活動是以簡單的組合來完成的。正好像集體勞動產生了生產資料以及勞動產品公有制的必然性壹樣，這種社會的集體組合也產生了管理的必然性。也正如生產上的分工產生了職業壹樣，管理上的分工也產生了職務。職業的生產需要特定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技能，職務的管理也需要職責範圍內的權柄和威信。也就是說，管理形式的出現產生了職權和權威的需要，而它們的任免則來源於勞動中的態度和生產上的技能，以及所從事的職業在整個人類生活的地位。

這裏，根據唯物辯證法可以看出，正是由於在原始社會裏，勞動僅是人們謀求生存的壹種手段，故而管理也僅僅是社會為了圖求延續的壹種手段。事實上，如果原始人不是群體生活，那他們又要管理幹什麽呢。如果原始人在集體中生活，那他們沒有管理意識又怎能延續下去呢。可見自從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勞動和生產，同時也有了人的集體和社會，從而也就有了集團和社會的管理及其形式。當然，社會的產生也正是因為生存的需要。可見從根本上說，管理也是為了人類的生存和延續。同樣也正如在原始社會裏，勞動分工的自然性壹樣，因各種職業並無重要或不重要的差別，故也無貴賤之分。由此而來，職權的管理，對其對象也就並無強制或暴力的成份，因為它完全是適應管理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完全是隨著勞動生產的變化而遊移的。當然這裏所說的對象是指管理的壹個整體對象，至於整體屬下的個別單元，則職權乃是有制約、限定的作用，因為職權本身就是管理的壹種形式，而所謂管理，就是負責、料理、照看、約束、拘轄工作的形式。職權又是通過什麽來管理的呢？職權是種管理形式，而原始的管理是在原始社會裏產生的。它的成立和實現依賴威望和信任，這就是權威，可見職權是種有職責範圍的管理形式，而權威則是職權範圍內的使人信任而服從的壹種支配力量。當然，歷史的延續又使權威引申為某個方面的使人信服的威望，則此延展的概念又當別例。

然而，無論是職權還是權威，它們的作用都是有壹定範圍的，這是由職務本身所決定的，如若有超出範圍的管理形式，那將不稱為職權，而叫作霸權。如若有超脫範圍的支配力量，那也不成為權威，而是欺壓。可由於原始社會低下的生產水平所決定，這種狀況實際上是不可能出現的，更何況原始社會低級的思想意識也決定了職權的目的並非為了達到職務以外的有形或無形的東西。

在原始社會裏，簡單的生產方式，沒有剩余積累的經濟形式決定了職權的功能是為了管理，為了氏族公社的管理，也是為了社會各個方面的管理。它決定生產的組合，產品的分配，認可自然的分工，婚姻的親配等等。總之職權是應“社會管理的需要”之運而生，且反過來又為“更好地進行管理”的功能而存在。那麽職權的目的又是什麽呢？馬列主義指出，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會反過來影響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同誌也指出，在壹定條件下，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會有反作用力。可見，職位作為原始社會簡單的上層建築主要是對經濟基礎產生作用，因為權威作為集體的某種支配力量將對群體的生產勞動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是不斷調整的作用。結果，這種在生產能力基礎上不斷調整的生產關系，最終影響了生產力，促使了生產力在原有基礎上的發展。因此可以說，職權的目的則是提高生產力、壯大經濟基礎。由此可見，協作勞動的基礎產生了集體生活的必要，而社會生活的必然又萌發了管理的產生，可管理的形式在原始社會裏由生產狀況所決定，則出現了職權的產生，而職權的存在又對管理產生了作用，這種作用又將推動人類勞動的發展，促進生產力的提高。

但是後來，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制的出現，引起了氏族的瓦解，產生了奴隸社會。在這種社會裏，由於私有財產的出現，職權演變成強制的權力，權威轉化成暴虐的勢力。這種權和勢的集成，最終形成了奴隸國家。可見，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隨著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職權也緊跟著逐漸轉變成權勢，由此，人類的歷史也就進入了階級鬥爭的歷史階段。

馬克思英明地指出，隨著奴隸私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轉化，人類進入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裏，地主作為統治階級管理著國家。開始，他們是以貴族的身份和地位分散占據著各自的私地或國土的。可是，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封建割據的局面消失了，君主專制形式的巨大民族封建國家形成了。這時，社會的最大權力和勢力集中到封建國家機關的首領——國王，即君主的手中，他們同時又變成其所統治地區的最大、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就如古語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就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由此可見，封建社會是土地私有制的社會，同時也是權勢私占發展到頂峰的社會（當然它並非權勢社會，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裏，它的經濟基礎還僅僅是生產資料的壹部分——土地，被逐漸轉變為以君主為代表的國有制而已）。這裏，從封建主義的定義來源也可以看到，所謂封建主義，即指國王把掠奪、並吞來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親信，作為建立藩邦的領地這樣壹種社會制度，或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滋生出來的壹種思想體系。可見，在封建主義時代，使社會得以延續的經濟基礎是土地私有制，而使這種社會得以存在的統治體系則是權勢私占制，因為“如果地主沒有直接支配農民個人的權力，他就不可能強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經營的人來為他們做工。”（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是說，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是必然以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這樣壹種超經濟的強制為前提的，這種超經濟的強制是什麽呢？就是權勢。

那麽權勢究竟是什麽呢？簡單地說，就是前面提到的，強制的權力和暴虐的勢力的集成。具體地講，權，這個由枰錘轉變而來的詞，是指有職責地位的命令和指揮的力量；而勢，這個喻無形、漂渺的詞，則指沒有職務稱謂的支配和控制的影響。此兩者的集合，則是指權柄範圍的有所影響的力量。為什麽這樣說呢？首先，看看權勢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權勢的產生是從奴隸社會開始的，而奴隸社會所以會產生，則是由於私有制的出現瓦解了原始社會。因此，奴隸占有制度成為社會存在的主要支柱，奴隸勞動成為社會存在的基礎。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職權是蕩然無存的，權威也已消失殆盡。因為如果這種職權存在的話，奴隸主又怎麽能超出職務範圍去占有奴隸呢，這怎麽能超越職權的範圍去管理奴隸呢。可見，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職權也和社會的生產資料由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壹樣，它也成為私有的權勢。

可見，權勢的第壹個性質就是私自侵占的自私性。這種性質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伴隨著生產率的發展，共同的集體勞動逐漸被個體的分工勞動所取代，公有制逐漸由私有制所替換，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逐漸向對抗的階級剝削社會所演變，從而萌發出來的。這種性質更是在這種社會情況下滋生出來的自私自利、好逸惡勞的思想意識在上層建築領域的反映。這說明權勢這種管理形式同樣是在經濟體系的基礎上產生的，也就是說，私有性質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管理方式的專制機能。這種專制機能說明了權勢的壹切管理都是集權式的統治，是打擊所有異己的力量，扶植各方利已的勢力，鞏固治者全面的主宰，這樣的壹種管理形式。自然，管理形式也並非消極的，它能夠在整個社會生產能力的範圍內對經濟基礎施加壹定的影響。

這種影響是通過奴隸國家和封建國家來體現的，它是依靠國家軍隊、統治機構、懲罰機關等來實行平民對統治者的人身依附，它就是依靠這種作用來維持其經濟上的剝削體系，不難看出，權勢要達到其私自占據的目的，就要改變職權式的管理，而代之於強暴的權勢式的管制，這就是壓迫，這就是權勢的作用，這就是為經濟體系提供前提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所以說這種專制性質的管理形式是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產生的，並且它也只有在生產資料被某集團社會性地占有，且管理職務已成為壓迫強制的手段時才能正式出現。而結果，這種作用的存在，又將與剝削的形式壹起共同促使了階級的劃分、對立和激化，造成了奴隸和農民的反抗、起義，最終推動了社會的前進。

當然，這種強制性質的壓迫力量並非是道法無邊的，它也是有壹定的局限範圍的。但它已不是職責的影響所及，它已是今非昔比，不可等量齊觀了，它已被大大地擴大了，這種被擴張以後的管轄作用範圍，稱為權限。所以說，權勢又是壹種只有權限制約的管制力量。由於權勢的性質所決定，擁有權勢的人和集團總是在千方百計擴展更多的權力，拼命地圖謀更多的勢力。可在各種自然的、人為的、經濟的、社會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手只能伸到壹定的權勢所局限的範圍，也許正因為此，使得他們的野心總是得不到滿足。

據此而知，權勢者的野心總是在努力增加自己的權力和勢力，以維護他們壓迫性質的統治，以維持他們剝削性質的霸占，以滿足他們精神上的腐化墮落，以保證他們物質上窮奢極欲。所以說，權勢的目的正是為了鞏固少數剝削者的專政機器，是為了保護少數壓迫者的經濟體系，是為了守護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是為了促進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發展。當然，權勢本身並不能產生私有制，它只能在私有制的基礎上滋生出來，並反過來影響私有制。這也就是上層建築的性質對經濟基礎能起反作用而不是正作用的緣故。

總而言之，分工生產和剩余產品的出現導致了私有制的產生，而私有制又必然會造成管理性質的改變，形成權勢式的管治，可這種“天子獨尊”的形式，又對社會的管理及國家的治理產生作用，並最終影響了私有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這裏，對職權和權勢，這兩種管理方式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不同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區別該多麽的相似：

看，職權是壹種有職責範圍的使人信任而服從的，為了社會生產進行管轄的管理形式。權勢是壹種有權限制約的對人壓迫並強制服從的，為了私有經濟進行專制的管理形式。

見此，有人要驚異，其實用不著奇怪，因為它們本身就是在共同的土壤裏養育出的產物。如果，根據它們的來源再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還會發現它們竟具有壹些有趣的屬性。

首先需明白，管理本身是有兩重性的。因為體現管理的各種職務是多種多樣的，有行政上的、有軍事上的、有生產上的、有分配上的、有中央級的、有地方級的、有公社級的、有部門級的，總之，各種職務都體現著某種管理，都表明在壹定的職務下進行的管理是種具體管理。同時，各種職務還可以相互比較，彼此均等，雖然它們的各種具體管理有著區域、內容等質的區別，但是在它們之間還是隱含著壹切管理所固有的東西，就是它們作用的力量有著某種相等的、同壹的標準。這種標準是從各類職務中進行互相比較而抽象出來的，因此這就稱為管理的抽象性。

從這種管理的具體性和抽象性可以了解到，既然抽象管理指出管理的職務是有著某種大小標準的，那麽也就意味著，各種內容性質不同的職務，有著某種在相互比較時的同等的基礎，某個管理者的管轄在某壹方面會產生相等的作用效果，這就是地位。可見，地位是說明抽象在職務中的，具體管理的作用（大小、高低、廣狹、博窄、深淺）程度，所以說，管理的兩重性，實質上是包涵管理的質和量的區別，而地位則是聯系兩者的紐帶。

由此而來，也就帶來了職權上的二重性。已經知道，職權是這樣壹種管理，第壹它是為了解決集體生產、社會生活的組織機構而產生的，因此它能滿足社會的某種需要。第二由於職務是在分工管理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定論，職權不是為了自身的職務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管理工作。

這樣，由於職權能滿足社會的某個方面的需要，就使得它具有某種權威的身份，又因為職權能完成社會各個方面的管理工作，這又使得它具有某種權柄的職責。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職責也就不存在身份，有了身份也就明確了職責；沒有權威也就不會有權柄，有了權柄也就影響了權威；沒有身份，權威沒有邊際；沒有權柄，職責無從論起。可見，它們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協調壹致的兩個方面。

顯而易見，職權的這種權威和權限的兩重性，身份和職責的兩重性，是由管理上的兩重性所決定的。因為每種具體管理都體現出權威的職責，每種抽象的管理也都表明權柄的身份。而地位只不過是表明身份的、職責的等級和範圍。

同樣可見，由於權勢同樣是由職權演化而來的壹種管理形式，故而它也由此而派生出它自己的兩重性，這就是權力和勢力。權力是由具體管理導致成的壹種力量，起指揮、命令的作用。勢力是由抽象管理發展成的壹種影響，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地位則是決定兩者大小的標準。

傑瑞米柯賓

綜觀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它們和馬克思論述的勞動的兩重性和商品的兩重性，有著如此奇妙的偶合。也許這正是辯證唯物主義的高明之處，過去人們往往註意了唯物的壹方面，而常常忽略了辯證的另壹個方面。結果現在時時陷入許多困惑、矛盾之中。自然界就是這樣，它以它固有的規律迫使人們去了解它、掌握它，而不可能去違背它、脫離它。並且，當剖析職權和權勢的運行過程也可以清楚它與馬克思所論述的商品和資本的運動公式也有著固有的巧合。

職權的壹般規律：管理——職務——管理

權勢的壹般規律：職務——管理——職務

職權的規律意味著，它是由管理的需要出發，而到管理的目的截止，為壹個過程。至於職務不過是完善這壹過程的中間環節，當然這是整個運行過程中的壹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為沒有它作為手段，那麽整個管理將是壹句空話。但是它本身畢竟不是起點和終點，這就決定了職務對職權的性質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

同樣，權勢的規律表示，它是通過職務起家，經過管理，從而達到更高的職務。箇中的意義就在於管理由目的變成從屬於職務的工具，而職務的地位則成了權勢的基礎，職務的權力卻成了權勢的目的，這就是權勢在階級社會裏最基本、最平凡、最常見的運行過程。顯然，權勢者要滿足他的野心，開始必須在社會上找到壹種盡可能高的地位，這種地位在奴隸社會是依靠奴隸來獲得，在封建社會則是憑借封地來取得，到資本主義社會則將是使用金錢來達到。它就是作為上層建築的權勢對經濟基礎的依賴作用。

真是有偶無獨，事物的推理常常呈現出某些類似之處。或許有人認為，這種類同不過是在把復雜的社會現象進行簡單的、積極的、死板的、牽強附會而已，其實理論本身的意義不也就是把眾繁龐雜的各種現象進行結晶、濃縮和提煉嗎？！事情確實是很簡單，然而簡單的哲理卻常常需要很多、很廣、很深的知識才能清楚地明白。

下面分析權勢對資本主義所起的作用，及對其社會發展所起的影響，以便進壹步了解這些簡單的論點。

眾所皆知，封建社會是土地私有，同時又是權勢主義得到極端發展的社會，可是生產力的發展，造成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產生，結果最終使得封建制度瓦解，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資本主義時代，它與由奴隸占有制及封建制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社會上層建築的初起的權勢類型不同，它不再是把社會構成各種復雜的不同等級的等級制社會結構，它主要是用貨幣的無個性的權力和資本的無限專制來代替各種各樣的世襲特權和人身依附，它在其獨特的生產方式下，使得階級矛盾簡單化，把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敵對陣營。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權勢不會是以國家為形體的、集中的、專制類型，而是在機器生產社會化的基礎上以各個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私有化為主要形式，以被資本所左右的國家為輔助形式的壹種低級類型。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指揮、調度、監督等管理的職能是由資本家執行的，這種職能的特點就是它同時又是資本剝削雇傭工人的職能。所以說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不僅因為他擁有資本，還在於他是管理工業企業的權勢者。盡管後來，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他又擺脫了直接經常調度監督工人的職能，然這只能說明這種權勢方式的管理更加集中、更加專制罷了。

可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的不斷再生產，社會產品的不斷增多，與之相應的生產關系也在不斷更新。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不可相容的基本矛盾也就不斷尖銳，從而資本主義的國家管理、社會生產、人民消費三者之間矛盾日益加劇，終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為帝國主義的壟斷統治所代替。列寧指出，“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不消滅競爭，而是駕淩於競爭之上，與之並存，因而產生許多特別尖銳、特別劇烈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八卷第258頁）可見，這種由生產集中而產生的壟斷組織，實質是表示權勢主義已從幼年階段進入了壯年行程，權勢者也從占有微薄產品的單個作用不大的資本家發展成積聚有大量財政資本的、能控制國家命運的財政寡頭，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因此更進壹步的加深和增大，結果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又轉變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即帝國主義社會向登峰造極的以國家為範疇的真正的權勢主義社會轉化。例如猖獗壹時的希特勒德國為首的法西斯社會。

明乎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就是權勢主義，當然，權勢主義並不壹定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因其產生的土壤並不是必定要由帝國主義而來提供。由此可以明白，過去論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實質也就是權勢社會的部分特點，這裏試列舉如下：

1、生產社會化到最高程度。

2、私人和壟斷國家的組織交織成壹體。

3、國家機構服從壟斷組織。

當然，它應該還有壹些，但僅從這幾點就可以看出，權勢社會是權勢集團（或壟斷組織）通過國有化來霸占國家財產，並使用專制的形式來利用國家財產以謀自己私利的壹種社會。不可否認，事物都是辯證的，生產資料國有化也是生產社會化的形式，社會集體的專制也使得管理的作用得到高效能的發揮，只不過它們都已被壟斷組織利用了而已。

同樣，權勢國家的日益發展加強了壟斷組織的權勢，使生產更加壟斷化、更加國有化，“加重了對勞動群眾的剝削和壓迫，增加了被剝削者反抗的困難，加強了反動和軍事專制。同時必然會使大資本家靠剝削其他階層而得來的利潤急劇增加，必然會使勞動群眾由於要向資本家繳付數十億借款利息而遭受幾十年的奴役。”（列寧·《關於目前形勢的決議》）它使得兩個對抗階級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它迫使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者在爭取解放和改造世界的鬥爭中更加堅決、勇猛，結果它最終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基於這種觀點，所謂的權勢社會，它是在社會生產資料由分散的私人所有制轉化為壟斷組織的國有制的基礎上，社會的管理組織轉變成私占化的權勢形式的情況下，從而產生的壹種專制社會。這時，它的基本矛盾也與資本主義社會有所不同，它變得更進壹步了，它不再僅僅是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的私人資本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了，而變化成生產的社會性和社會管理的壟斷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了。

前面講過，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權勢依舊存在，不過是種低級類型罷了。如此，它又是怎樣逐漸進化到權勢社會的權勢，這種高級形式的呢？固然，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的更新，生產產品的增加，生產規模的擴大是允許產生這種過程的基本的必要條件，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各種形式的變化，權勢也在不斷發生波動和擴張，對此用馬克思分析資本積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明白。

所謂權勢的擴張，意即依靠強化本地區、本單位、本部門的權勢，從而擴大自己的權勢範圍或範疇的過程。

和再生產同樣的道理，社會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要管理，正如它不能停止消費和生產壹樣，隨著各個時代人類經濟活動的能力不同，其管理範圍也便有所局限，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其生產管理限制在壹家壹戶的基礎上，古代的牛馬及海船的簡陋決定其政治管理不能跨越超出大海。但是，和生產過程必須經常更新和不斷重復壹樣，管理過程也必須不停地往復和時常地改革。當然，不管其改革的變動多大，其管理的性質（總的形式）是不會脫離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而輕易變化的。可見，生產過程不僅在於人們能夠不斷制造大量的新產品，而且還在於社會中相應的生產關系和管理方式也在不斷更新，在階級社會裏管理過程也不僅在維持或維護權勢，還在於擴張權勢。

資本是通過積累和集中而聚集起來的，權勢則是經過強化和收買而擴張起來的。壹般來說，其擴張過程首先是要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的循環運行。職務 —— 權力（包括“人力，物力，財力” ） —— （通過“管理”得到） 權柄—— 權勢

第壹階段是由職務形式轉變成管理形式，即掌握控制人、財、物的權力。權勢，每個權勢均是以壹定地位的職務開始的，或是工作職務，或是管理職務，然後它才轉變成權勢。這種轉變保證了生產和管理得以順利結合，假使沒有這種結合，也就不會有後來的管理過程。當然，如若它不轉變的話，也就是說有職無權的話，那麽職務形式也就無意義了。

這樣，權勢在完成勢必的第壹階段後，還必須進入第二階段，就是權勢地位的管理過程的開始，即指揮、支配人力、財力、物力的過程，也即運用權力的過程，這是壹個重要的階段，因為此時權柄者已通過管理而得到更多更大的權力，創造出新的權限。譬如企業權勢者通過安排各個人力、財力、物力，從而得到更多的物品，獲得更多的財富，招收更多的人員。簡單地說，即擴大或增強了企業，也就意味著掌握了更多的權力，擁有了更大的權柄。當然，在這壹階段，權勢如果發生停滯的話，那就表示權力沒有運用，管理沒有進行。可見，權勢擴張運行的第二階段是管理形式改變為權力形式的過程。

第三階段則是權力形式變成具體的職務權勢，這是在整個擴張運行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環節。在這壹階段，權勢是通過玩弄權柄的利惠、名聲、壓力、威力，而獲得大於原先地位職務權勢的。這結果有兩種情況，壹是職務名稱未動，活動擴大或影響加深。二是職務提升，接觸面隨之擴大，地位也跟著提高。自然也有畫虎不成而並未獲得大於原先職務的權勢的情景，那只能說明這個權勢者在擴張過程中遭遇了失敗。另外也會存在流動階段發生阻塞的情況，這時未使用的權柄就會被閑置，擴張過程也就要被中斷。然而不管如何，於正常發展的環境中，在這個階段，由於直接產生的權勢，那個自私性質的霸欲所要求的權勢，而並非是僅僅簡單地提升職務、擴大權限的表面事實，也並非是在這種事實中也許蘊涵著社會性質的、民眾所需要的職權。所以說，這壹階段確是根本決定循環的權勢命運的問題。

自然在這壹階段，它的功能還可在於通過利用權柄，第壹、把權勢者預付在管理上的權勢以職務形式歸還給權勢者。第二、把管理過程中創造出的新權限實現為權勢者的新地位。

這樣，權勢者順次經過這麽三個階段而完成了它的壹次循環，並進而利用其結果所得的職務權勢而重新開始它的第三次周轉。這就是權勢的循環式運動。因此，權勢也是可看作運動的、動態的東西，而不可理解為靜止的事物。實際上，每個權勢管理都同時存在著這三部曲，在任何壹個權勢者的事業中都會同時有著職務的權位，管理的權力，準備使用的額外的權限。當壹部分權勢正由權位轉化到管理的權力時，另壹部分權勢則已變為新的權限，而第三部分卻在形成擴張了的權勢地位。它們都是在順次拮取和放棄這三部曲中的壹種。不難明白，單個權勢是如此，整個權勢應當也是這樣。

當然，權勢在進行這樣的循環後，權勢者還將濫用其得到的新權限以利鞏固和加強其地位，這就是權勢的強化。權勢者就是依靠這種強化以保護自己、壓迫他人，同時在這種權勢強化的基礎上，再不斷地擴張其權勢，以滿足權勢者的霸權欲望、以攝取更多的財富、以壯大自己在官場角逐中的能力。

此外，權勢者也常通過收買來擴張自己的權勢，但它仍是依靠權勢強化為前提的。如前所言，管理是具有具體性的。但就整個社會的管理來說，可以大致分成政治管理和生產管理兩大類，由此又帶來經濟領域內和政治領域內的權勢兩大部分。顯而易見，雖然權勢管理的不斷擴張是以權勢強化為條件的，但擴張最快的是直接管理生產的經濟領域的權勢，其次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除政治以外的上層建築領域的權勢，最慢的方才是政治領域的權勢。因此，壹般而言，經濟領域的權勢應當大於政治領域的權勢，經濟實力應當大於政治指導，這就是權勢擴張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

其次，在實際社會裏，即使對壹個權勢來講，它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在這兩部分中，政治實力即是經濟基礎，政治指導也即政治目的。可見，這兩部分並不是可以完全截然分開的。

可是，從以上分析能得出結論，要使社會管理得以實現，管理的各部分之間，必須保持壹定的比例，可在事實上，有的權勢者政治野心空前地膨脹，使得政治權勢超過了經濟權勢，結果造成管理進行不下去，權勢擴張不能實現。反之，政治權勢如果落後經濟權勢過多，也會拖延整個權勢擴張的速度。具體地說，當政治管理強於經濟生產時，它就會和消費利益發生沖突，使得權勢擴張不得不停頓；而當消費水準高於管理供求時，生產發展將會和政治領導發生矛盾，引起權勢擴張的延誤。由此可以清楚，管理、生產、消費，三者之間恰如壹個三角形，它們各處在其中的壹個頂點上。管理必須適應生產的要求，生產又必須供給消費的需求，而消費也應該滿足管理的職能。自然，在權勢社會裏，由於權勢者的本位和野心，這種比例經常遭到破壞，使得這種天合之作的均衡成為壹種偶然現象。在權勢社會裏，它們只有在遭受無數的波動破壞之後，才可能達到平衡的短暫實現。

資本家正是通過這種權勢的擴張從而過渡為權勢者的，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大量地榨取利潤供給奢侈享樂的需要，他們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盡量地獲得權勢，滿足權勢野心的欲望，故而他們采用擴大生產、擴張權勢的手段來達到這些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權勢主義的特征正是為權勢而管理，為權勢而擴張，他們正是在把霸權主義的貪欲建立在億萬群眾的壓迫、蹂躪之上，把窮兇極惡的歡樂樹立在廣大人民的痛苦悲哀之中，這難道不就是滋生在邪惡的社會細菌上的毒性膿腫嗎，這不就是原發病竈在惡化、在糜爛的險象嗎？這不就是可怕的腫瘤在浸潤、在轉移、在擴散，在把人類和社會驅向泯滅演毀的懸崖嗎？

有趣的是，在世界上有著眾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歷史都很悠久，可是發展成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僅只在以往有過為數不多的幾個法西斯政權，這是為什麽呢？相反令人遺憾的是，在理應成為社會典型、國家楷模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出現了向權勢主義的變質，不是嗎？蘇聯已走在霸權主義的道路上，林彪、江青也險乎乎把中國也推向極權政治的深淵，這些又都是因為什麽呢？

問題只有通過研究才能獲得解決，企圖憑借直覺解決問題的人是會失敗的。當理論和現實發生矛盾時，只有三種解釋：現實是虛假的，理論是有謬誤的，或是現實條件發生了變化，理論內容需要改進。第壹點是不存在的，至於理論的是否，這裏也無庸討論，現在來看看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影響“表面”現象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到事物原來的本質？

由於人的認識過程是由外部現象到內部本質的壹個運動過程，是揭露事物的愈益深刻的本質的過程，所以應該以理論來適應現實，而不可牽強附會地以事實來適應理論。列寧就是這樣做的，他全面分析了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統治的實質過程，因而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的階段是帝國主義的科學論斷。可是辯證法還說，好與壞、美與醜、高與低都是同時存在的，只有善於全面地、運動地，而不是狹隘地、孤立地去觀察，才有可能從對比中發現事物的本質，才能牢牢地把握事物的規律，從而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自然和社會的主人。可以看出，壟斷僅管沒有消滅私人占有的形式，反使其競爭在更大規模和更劇烈的過程中進行，然而它卻使生產更加社會化了，使管理和權力更加集中化了。正如在機器基礎上達到勞動和生產的社會化是社會向前發展中的壹大進步壹樣，這個壟斷在社會化生產的基礎上能達到管理和權力的相對集中、初步統壹及比較有計劃壹些，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不也是比以前的自由競爭要前進壹大步了嗎。當然這種生產管理上的集中會帶來政治管理上的獨裁，並最終導致權勢社會的出現。也許這就是物極必反的道理。

然而事實上，現在的帝國主義不僅是在經濟生活上實現壟斷統治，還在政治管理中形成兩黨制，列寧說得好，這種兩黨制是麻醉人民、消磨無產階級鬥誌的工具。同樣它也是緩和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強化資產階級國家的機器。然不管它是工具也好，機器也好，它本身並不是制造腐敗、墮落的根源，也不是產生剝削奴役的土壤，那麽它的本質作用究竟是什麽呢？許多人對它襟若寒蟬，因為類似的問題曾反復在歷史上出現過判決，他們斷定這個提法壓根兒錯了，他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是個大逆不道之舉，但辯證法卻頑固地訴說，形相似而實可察。兩黨制僅僅是種復數的政治領導形式。它和資本家手中的工廠機器壹樣，它本身能提高管理效率，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鞏固資本主義社會，增強對工人階級的管制，降低了社會管理的水平；它本身能監督管理效果，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維護私有制的天堂，保證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削弱了社會管理的能力；它本身標誌著人類的自知之明，標誌著人類對社會管理的自由，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把人類處於金錢管理的奴役之下；它本身促使了生產的迅速發展，增加了人類對社會財富的利用，可資產階級的應用卻使它把經濟置於資本的隨心所欲之上。可見，復數的形式只不過是提供了使科學用於管理過程的場所，使管理具有了有生氣的先進性罷了。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在評價工場手工藝的分工時指出：它“造成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因此，壹方面它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契機，另壹方面它是文明的和精巧的剝削工具。”那麽，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領域和上層建築中出現的這兩個變化不也同樣如此嗎？它們壹方面都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壹方面又都是資產者的工具，壟斷是為了增加利潤，兩黨制是為了保證剝削。明乎此，資本壟斷是權勢專制的前奏，是壹切矛盾尖銳化的根源，是埋葬資本社會的棺柩。但資本主義兩黨制卻調和了壟斷集團間的矛盾，維護了各壟斷力量的平衡，發展了政治管理的權術，緩解了勞資間的沖突，拖延了資本社會的壽命，遲滯了權勢社會的出現。

同樣用辯證的方法分析壹下，最具有現實意義的壹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的變質問題。斯大林曾經十分關切過這個課題，毛澤東更是註意到並力圖解決它，可憐的是，這種努力卻化為十年的災難。現在人們認識到，“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錯誤的，那麽是否繼續進行革命也是謬誤的呢？文革運動是罪惡，如此凡涉及運動都是醜惡的嗎？不！正是由於這種理論，滋養了林、江之流，殘害了廣大人民，所以它是錯誤的，因而也反證了要進行真正的革命乃是當務之急。事實上，眼下陸續揭露出的個別的腐敗現狀也證明了這點。同樣，錯誤的文革也 不該株連到運動這個詞的褒貶上吧。自然是在運動中存在，學術是在運動中前進，人類也是在運動中進化，社會也是在運動中發展，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不也存在著許多自發的運動嗎？和平、反戰、限核、婦女、等等，不可設想社會主義社會這怎麽能沒有運動呢？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可再搞那些摧殘人類、拖延歷史、敗壞社會的反進步的逆運動，但如若沒有推動社會前進的進步運動，不就是要倒退了嗎？不動即退，為了將來，為了明天，還是要有運動，理由很簡單，因為地球是在不斷運動著的。然而壹個符合歷史前進的運動，沒有正確理論的指導是無法實踐的，僅靠盲目的摸索，即使會有短暫的、虛假的、奇異的繁榮、興旺也決不可能帶給人類以利益和幸福，固然理論的來源又在於對現實的分析，妳要想知道以後的事理，那就要先對現在和以往的史事作番研究。

按照毛澤東的見解，蘇聯變質的原由是過分強調了建設，忽略了“群眾性的”“繼續革命”。然也，斯大林確實很重視電氣化之類，而蘇聯領導也大都是大專畢業、工程師或技師出身。如此，由壹個極端走向另壹個極端，“大老粗”者執政造反，搞得混亂沆瀣，十年不振。可見，革命和建設兩端都不可輕視，應該平衡發展，協調前進。不然，危險的懸崖就在路旁，左邊也是，右邊也是，朝下跌很方便，是沒有什麽神奇的浮力來拯救的，它們都可能將社會帶到權勢主義的深淵。事實上，這種極端性也等於是把革命和建設對立起來，或者反過來把知識和主義對立起來。人人皆知，主義並不等於知識，但它包含著知識的壹部分；知識也並不全是主義，但它也是主義的有機的組成部分。因此說，讓革命的有管理知識的人擔負領導責任是比較科學的，當然年輕化也是壹條，但它不是唯壹的且不是首要條件，因為它僅僅不過是壹個重要的生理上的原因罷了，否則就等於承認“代溝”學說。可老年人卻並非都守舊，年輕人也決非都創新，社會矛盾的實質還在更深更幽的境地，它肯定不是輩份或年齡所能左右的，就連革命和建設問題通過蘇聯和中國的教訓，也證明了變質的真正原因並不在這裏。那麽，它究竟在那裏呢？

要解決大的問題先從小的麻雀開始解剖。《人妖之間》（以下簡稱《人妖》），這部有很大影響的報告文學就揭示了壹個典型人物——王守信，他是如何在中國這塊貧窮落後的土壤上開放出“香艷誘人”的權力之花的，確實“王守信（貪汙案）的產生和發展是有壹定科學道理的，否則她（它）就不能存在。為此對她（它）進行解剖、分析，將對人類社會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如此，就首先了解壹下它產生的原因吧。

王守信所以去貪汙，這與它的思想、經歷、品行等不無關系，但若撇開這些個人因素而探求這類貪汙犯的共性的話，就會發現，不管他（她）們是怎樣的人物，都有壹個共同點，就是窮極無盡的物質貪欲，而對於典型的、比較“成功”的王守信而言，還要加上壹條，那就是“強烈的物質貪欲和權勢欲攪和到壹起，便不顧壹切了。”並且從其犯罪的活動來看，後者還遠遠地勝過前者。請看：“她要的是順從，她需要顯示的是權力，疼愛和打罵壹點都不矛盾。”因為“沒有什麽東西比權力更易使人產生對自己的幻覺了。”這裏生動地描述了權勢帶給某些人的陶醉和快樂，難道這不就是王守信在那時從事壹切活動的動機和目的嗎？自然，產生這種欲望的基礎或土壤是比較復雜的。有人說是封建主義的殘余、小農生產的影響；有人說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有人說是貧窮落後；……。然不管是什麽，在社會主義社會，會產生並不斷產生這些欲望，且由此將決定或影響人們的活動，對這壹點是不會有人存在什麽懷疑的。另外眾所周知，壹個活動僅有主觀願望是不壹定能達到實踐的客觀結果的，它還必須具備主體的本身的積極作用和壹定的必要且充分的條件。如此產生王守信犯罪活動的社會條件是什麽呢？無疑，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給她創造了興旺發達的溫床。可文革的內容很多，有破舊、四大、串連、武鬥、造反、奪權、下放、514、四五，等等。具體地說，是哪些東西給它們提供了最合適的時機和條件的呢？文革後又是哪些在繼續供給營養和水分的呢？《人妖》中談了三個因素：壹、奪權，“田鳳山倒下、楊政委掘起、張誌新出黨、王守信入黨，這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狀況能夠是無足輕重的偶然事件嗎？”當然不是，文革壹切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此。固然，權總是要有人掌的，毛澤東的本意也不過是為了能讓更好的革命者執掌社會主義的大權，但結果卻沒想到，即使基層群眾中也有腐敗、墮落分子在力圖入黨、奪權，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執政的黨已不同於戰爭時期的黨了，它（在動亂年代又可縮指文革小組）可以指揮壹切、包辦壹切、管理壹切，且管理又成了有利可圖、有欲能填的特權，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在左的思潮和路線的掩蓋下，從事黨務工作的某些成員已不再滿足於領導的職能，他（她）們對引導、帶頭、建議、宣傳等困難而艱巨的工作已感到厭煩，他（她）們想親自實踐壹下管理的功能，不！他（她）們想親口嘗壹嘗權令的滋味，他們對舒舒服服地、無憂無慮的享樂發生了興趣。於是，他（她）們到處插手，出現了重疊管理的狀況。這種形式是不穩定的，結果，他（她）們的活動與黨的忠誠衛士從事的管理、治政工作發生了沖突。利用毛澤東的錯誤，他（她）不失時機地開始興風作浪。這股風浪則給社會渣滓的泛起創造了條件。並且這些渾濁的泡沫又助長了奪權的聲勢，可見雙重管理是問題的壹個方面，另壹面就是特權。其實，管理僅指壹種行為，而要保證和證明其正確與否，尚需計劃和監督與之配合。可後來黨的指示不需要了，因為它們已經兩位壹體了。民眾的檢查取消了，因為它已淪落為多余的“壹致通過”的虛設了，結果胡作非為、隨心所欲的特權應運而生了。總而言之，在這種特殊的處境下，二月奪權風暴給人民帶來了災難，給壞分子、野心家帶去了幸福。這就是制造王守信貪汙案的第壹個契機。

《人妖》中言及的第二點是“風氣”。“社會風氣的敗壞，非法活動的逐漸合法化，對於道德淪喪現象逐漸習以為常等等。這些現象本身首先掩護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動。” 很清楚，這種狀況正是文革的直接後果之壹，也是極左的狂熱的思潮所導致的結果之壹 。自然，這種意識的產生和利已思想壹樣，是有著復雜的多方面的原因。但問題並不在此，而在於為什麽這種原本次要的、隱晦的卑劣意識竟會上升為普遍的、正當的社會意識呢？固然，動亂的社會給它們的擴散創造了條件，但為何粉碎四人幫後它還繼續存在呢？不錯，外界的影響、歷史的殘留是重要的因素，可那些積極的上進的力量又在那裏呢？換句話說，負領導職責的共產黨的戰鬥力為何下降了呢？難道這還不值得人們深思並進壹步探究嗎！

第三，“關系”。“我們必須全神貫註去觀察和研究的就是這個‘關系’”，“在哥兒義氣、感恩戴德、親友情誼等等溫情的紗幕下，掩蓋著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人和人之間錯綜復雜重重疊疊的關系，已經織成壹張又厚又密的網。” “什麽馬列主義原則、什麽黨的方針政策，壹碰到這張網就象觸電，不靈了。”可見，“關系”的厲害。但當撕破這個隱語的外表，觸及它的實質就不會覺得奇怪。所謂“關系”，只不過是階層的稚形罷了。不是嗎？改造和被改造的、整人和被整人的、新貴和“老牛”不都是各有各的關系嗎？這種“關系”不是已經超出行業、職務、教養、信仰等等的界限了嗎？它不是已將各色人等在壹種新的境遇中都聯系起來了嗎？也許這壹派和那壹派是無法共患難的，也不存在互相庇護的關系，然它們的成員之間不也是由類似階級的關系而決定親疏的嗎？因此說，“關系”的存在也如階級的必然；“關系”的廣泛尤如階級的普遍；“關系”的事業尤如階級的利益。對此，不難明白，為何“關系”能使社會主義制度走樣；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扭曲；能使“是非混淆、賞罰顛倒”；能使“真理屈從於謬誤，善良受制於邪惡”；這是因為“關系”本身都有著其固有的意識和行為。自然有人也會有疑問，所謂階級是指在生產體系中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支配產品的方式和數量不同的，這樣的壹些集團。而這裏所論及的“關系”和這些又有什麽聯系呢？確實，在現實中，無論什麽“關系”都不象資本家壹樣直接占有生產資料，但他們都是通過在經濟結構中的管理地位，間接地占有國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從而以壹種互換有無的方式，來獲得更多的產品分配權。這狀況與階級的含意不是有著相通之處嗎？固然，他們尚沒有形成對立關系的社會性的集團，所以僅僅稱之謂階層的稚形。欣慰的是，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這些政治關系已正在瀕於沒落、消亡的地步，他們已不可能進壹步形成階層以至階級了。可在十年動亂及其後的壹段時間內，這種“關系”曾發展、膨脹、泛濫到何等猖獗、可怕的地步。升官、貪汙、盜竊無不需要牽涉到“關系”，甚至營業員和生產工人也能在特定的境況下利用自己管理商品、材料、工具的權限，而加入“關系”的隊伍。可笑的是，許多正常人在做好事時也得利用“關系”，以至於連新聞也是由小道轉來的要可靠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這些“關系”在提供王守信犯罪活動的場所；在形成王守信貪汙活動的保護層；在不斷產生著王守信之類的人物。

概言之，這三個歷史和社會的條件正是王守信之流產生發展的環境，同時也是他們努力制造、竭力維持的環境，他們和環境就如遊魚和水壹般，和諧而協調地交融在壹起，共同敗壞著國家的前途、損害著人民的利益。

此外在《人妖》中，作者還將王守信犯罪活動如何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出來，為此進行解剖研究也許能得出饒有趣味的科學結論。

首先可以看到，他們的經濟犯罪活動是從奪權開始的，他們自竊取職務之日起就正式地行使職權，占據了國有資產的管理權，可是在管理的過程中，卻在不斷地進行“交換”，“這邊投以報桃是依靠手中之權給以物質實惠或是取得其物質實惠的條件，那邊報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間接的物質實惠給予償還”。“這實際上是通過權力功能的交換而實現的物的交換”。確實，這種“交換”比起資本主義交換有廣泛的好處，他們不僅可以實現權與權、權與物的交換，甚至可以實現權與人情的交換，以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為交換的資本。對此，《陳奐生轉業》就說得非常清楚，為了獲得某些人所需要的物資，可以把感情也加以利用，以至使樸素純真的階級感情也商品化、庸俗化了。在《人妖》裏則更加具體地分析道：“同是屬於無產階級的人民幣，經過壹番轉移就創造出壹種新的關系來，第壹、債權人從國家變成私人，第二、欠債人欠下的是人情加債務，償還這種債務的最好方式是債權人利用他手中的權力給王守信方便。”不難理解，這第壹點就是占有、侵占國有財產，變相地據為私有，第二點就是“交換”，不過它不是當場兌現的賄賂，而是以壹種賒欠的形式尋求報答。結果“事情非常明顯，每壹次這種交換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給社會主義公有財產造成損害，或者使黨紀國法失靈，……”。從此，他們就利用這種通過管理、交換、轉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權柄和權限，擴張了自己的權勢，擴散了剝削壓迫的意識，擴大了權勢者的“關系”，侵蝕了國家的財富，浸潤了社會的機體，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可見，王守信之流的權力流動過程是從職權起始，經過管理，最後得到權勢的。這與前面論述的權勢運行公式是吻合的。事實上，由於他們是為了權勢而奪權以達到享樂 滿足的欲望的，所以這就決定他們決不會把職務作為管理過程的必要手段和權利，而是作為獲取更大、更多的權勢的出發點；作為謀求私利的階梯；作為管制人民的工具。因此可以說，社會主義社會變質問題的癥結並不在職務或職權本身，那麽是在那兒呢？

顯而易見，運用職權的管理過程是產生問題的環節，而它又是由意識根源和存在條件所決定的，即：有野心的權勢目的提供了動機，有弊端的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前者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是現階段無法消除的，後者是人為的機構的組合，則是完全可以進行改革的。如此，要改革就應先找出弊端，而弊端又在哪裏呢？任何壹個結果都可以從縱和橫兩個方面找到原因，縱向的即現在乃在沿用的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管理形式和方式，橫面的即現在的生產資料已是以國有制為代表的公有制，故而事情也就由此而萌發。舊有的管理制度和現在的公有制產生了矛盾，結果它使得國有制不再能真正地代表公有制了，從此國有制就成為管理私占化的基礎，成為滋生權勢主義的土壤，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會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基礎上發生權勢使管理逐漸私占化的自然過程：

第壹、由於國有化，管理日益集中在國家任免的官員手中，而公有制本身卻要求許多人共同監督管理。

第二、在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工作有了明確的分工，它們各司其職、互不幹涉，缺乏協調和合作，以至有些工作相互重疊，官僚化隨之產生。

第三、分散的、獨立的、個體管理狀態消失了，代之以國家計劃管理下的本位管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管理只須對計劃負責，用不著關心社會的供求。

第四、擁有管理權限的幹部排斥了勞動者對工作的自由選擇，增強了各種人身依附的形式，防止了勞動力的任意流動，從而保證了管理的相對穩定性，並使之成為計劃管理的基礎。

第五、隨著國有制管理的發展，管理幹部的專職制和世襲制由此而產生了。

概而言之，社會主義變質成權勢主義，權勢意識是動力，生產資料國有制造就了基礎，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條件。當然，這裏所指的方式包括前面所說的缺乏監督的黨和國家雙重管理的形式。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則是社會主義國家，而無產階級執政則不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壹個主要內容。共產黨盡管是先進階級的執政黨，然它也不過是社會上眾多政黨中占特殊地位的特別重要的政黨而已，可社會主義國家卻是無產階級組織賴以公開生存並活動的條件之壹，是無產階級得以實現其遠大目標的切實保證。可見，國家應該是高於政府、政黨之上的壹種政體機構，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它又是共產黨掌舵的壹種政體機構。所以說，黨不可淩駕於國家之上，也不可替代政府的機能，當然也不應放棄自己的領導職責。

事情就是這樣，以往那些常識性的東西，在今天經過全面具體的分析，有的成了當時的偏見，有的獲得了理性的科學的認識。霸權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也是僅從表面現象得來的定義，它們的實質都是權勢主義。只不過它們壹個是由壟斷資本而導致，壹個是由國有制而產生，但究其本質都是將管理方式奠定在私占制或獨占制的基礎之上的壹種社會制度。所以說，權勢主義即是指的這樣壹種社會制度，以及與這種制度相應的思想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