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革命巨浪的新时代正在酝酿

马列托主义者

这份文件由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2021年世界大会的代表们批准（报告全文见此）。它提供了我们对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主要进程的总体分析，在这个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动荡为标志的时期。随着世界经济基础中的炸药和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局势中投下阴影，所有的道路都指向阶级斗争的加强。

“就整个来说，危机像一只能乾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22日[於伦敦]。

纵观分析的本质
本文应与我们於2020年9月发布的文章一并阅读，它与我们过去印发的所有世界纵观草案档有所不同。

在前几个时期，当事件以一种悠闲的速度发展时，至少大体上还可以同时细看多个不同国家内的局势。 然而现在事件的发展速度已经加速到处理每一情势都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地步。 本草案不旨在列举所有当下革命实践，而是为了揭示革命事件的基本潜在过程。

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所解释的那样：“事实上，不是对累积知识的野心，而是对理性洞见的追求，才是每个学习科学的人都应抱持的态度。 ”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般性社会进程，因此只能纵览几个国家。 这些国家的现阶段能最清楚地说明这些进程。 当然其他国家将在单独的文章中被处理丶分析。

戏剧性的开始
2021年以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开始。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正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在各国之间蔓延。 事态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同样的政治混乱丶经济混乱和阶级两极化的景象。

新年伊始，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敦促下，一群极右暴徒冲进位於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庄，而这使得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心脏的美国俨然成为一个失能政府。

这些事件，再加上去年夏天在美国爆发的巨大“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抗议活动，显示出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变得非常严重。

除此之外，印度、哥伦比亚、智利、白罗斯和俄罗斯的群众抗议活动则展示了同样的过程：民众的怨恨在增长，统治阶级无法按照旧方式执政。

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
这些世界观不同於我们过去处理的任何其他世界观。 新冠疫情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整个世界，高度地复杂化了诸多情势，并导致数百万人遭受苦难丶痛苦和死亡。

疫情持续失控。 在撰写本文时，全球已有1亿多病例，近300万人死亡。 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时期却出现了这一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火箭般上升。

疫情这一可怕的祸害对全世界贫穷国家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并且也严重影响到了一些最富有的国家。

在美国有3000万病例，死亡人数已超过50万。 英国的人均死亡人数则是全球最高，超400万病例，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因此，当前的危机不像一场普通的经济危机。 对数百万普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生死攸关之际。 如果及早采取适当的措施，那麽很多人的死亡本是可以避免的。

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资本主义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存在本身导致了它们。

疫情暴露了如鸿沟般的贫富差距，它揭示了区分社会内深刻的阶级断层，也就是那些注定遭感染和死亡的人和那些不会生病和死亡的人之间的界限。

它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浪费丶混乱和低效，并正为世界上各国的阶级斗争上升铺路。

资产阶级政客喜欢用军事类比来描述当前局势。 他们说我们正在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意指这株可怕的病毒。 他们鼓吹的结论是：所有阶级和政党都必须团结在现有政府麾下。 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的言行非常不一。

以计划经济和国际计划来解决这场全球危机的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病毒不会严格遵守边界或被边境控制。 这种情况要求国际社会作出广泛反应，汇集所有科学知识，调动地球上的所有资源以协调一项真正的全球性行动计划。

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正相反，英国和欧盟之间在疫苗稀缺问题上争吵不休，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景象。 而另一边则是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实际上根本无法获得任何疫苗。

为什麽缺疫苗呢？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疫苗生产问题实际上深刻反映了社会迫切需要与市场经济机制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真的在与病毒作战，各国政府应调动一切资源来完成这一任务。 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政策就是尽快提高疫苗产量，加快疫苗生产。

产能需要扩大，但这只能通过大建新厂来实现。 大型私营疫苗制造商对大规模扩大生产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做的话，他们的经济状况会更糟。

如果他们提高生产能力，达到能使全世界在未来6个月内得到充足的供应的状态，那新建的设施将在这之後被立即空置。 这与目前的情况相比，其利润将大幅下降。 因此目前的情况是，不那样做，这使得现有工厂在未来几年里都能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

促成大规模生产疫苗的另一个障碍则是大型制药公司拒绝放弃本国的“疫苗智慧财产权（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疫苗实际是在国家提供大量资金的情况下开发的），以便其他公司能够廉价的生产。

制药公司的利润高达数百亿美元，但生产和供应都存在问题，这意味着严重的短缺。 而与此同时，数百万人的生命正处於危险之中。

工人生命受到威胁
政客和资本家们急於重启生产（而这就是利润），於是他们开始不择手段。 工人被送回拥挤的工作场所上班，但却得不到足够的保护。 这相当於对其中的许多工人及其家属判死刑。

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切希望都建立在新疫苗的基础上。 但疫苗的推广却被搞砸了，它未能控制病毒的传播——这增加了产生新抗疫苗病毒株的风险——不仅对人类生命和健康有害，而且还严重的影响了经济。

经济危机
据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称，目前的经济危机是300年来最严重的。 2020年的全球失业人数约有2.55亿，这是2009年的4倍。

所谓的新兴经济体正被其它经济体拖垮。 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都处於经济危机之中。 韩国经济在去年出现了22年来的首次萎缩，尽管政府提供了价值2830亿美元的补贴。 在南非，2020年的失业率达到了32.5% ，GDP 则下降了7.2%  。 而这比1931年大萧条时期更为严重，尽管财政刺激方案的支出高达 GDP 的10%。

这场危机使数百万人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 世界银行在2021年1月估计，将会有9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状态。 2020年9月26日的《经济学人》则写道：  “联合国更加悲观地预测：如果人们得不到乾净的水丶电丶充足的食物和孩子上学的机会，那麽实际上他们就是定义上的穷人。”

“在与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合作中得知，这种流行病可能会使得高达70个国家的近4.9亿人陷入贫困，使近1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这样说：“在粮食计划署有业务存在且有数据可查的79个国家中，2021年估计将有多达2.7亿人处於严重缺粮的高风险状态中，而这是前所未有的。 ”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对这场全球性危机的规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除了疫情的影响外，全球生态危机很可能会加剧这种不稳情况，助长贫困和粮食不安全。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剥削有可能使关键的生态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看到争夺稀缺的水资源和环境破坏的冲突在增加，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大规模逃离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口迁移。

世界各地的普遍不稳定与日益严重的贫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这既是成因，也相互影响。 它是许多正在发生的战争和内战的根本原因。 衣索比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衣索比亚曾被资产阶级专家们奉为经济发展典范。 2004年至2014年期间，埃国经济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其被视为一个值得投资的国家。 而现在随着该国的提格雷省（Tigray）爆发战乱，该省约有300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救济。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 过去一段时期内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名单很长，人类遭受的苦难令人震惊。

阿富汗：200万人死亡。 叶门：10万人死亡。 墨西哥毒品战争已导致超过25万人死亡。 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战争已导致4.5万人死亡。 索马利亚有50万人死亡。 伊拉克至少有100人死亡。 南苏丹大约有40万人死亡。

在叙利亚，联合国估计死亡人数为40万，但这个数位似乎太低了。 真实的数位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60万起。 在刚果发生的可怕内战中，约有400多万人丧生。 依旧没人知道真实的数位。 而最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也发生了冲突。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这些东西不再被认为适合刊登在报纸头版。 他们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列宁曾经说过的话：资本主义是没有尽头的恐怖。 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威胁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并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创造野蛮的条件。

政治危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研究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 它对各阶级意识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处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且还是一场政治危机。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和深刻性，以至於统治阶级正失去对他们过去常用来管理社会的传统工具的控制。

结果，统治阶级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控制事态。 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 但它也适用於许多其他国家。 提到特朗普丶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和博索纳罗（Bolsonaro） 这几个名字就足以强调这一点。

美国
美国在世界上依旧占据中心地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球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内发生革命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现在美国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一切都颠倒了。

6800万美国人在疫情期间申请失业，一如既往，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尤其是有色人种，受害最深。 失业的祸害尤其沉重地压在年轻人的肩上。 约四分之一的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 他们的未来突然被夺走了。 美国梦似乎变成了美国噩梦。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迫使许多人，无论老少，重新考虑那些他们以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并质疑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本质。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特朗普的迅速崛起为统治阶级亮起了红灯。 这种事是本不应发生的！

统治阶级对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危险感到震惊，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我们这时应提醒自己，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官方教条，国家不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任何作用。

但面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时，统治阶级被迫将所有公认的经济理论扔进垃圾桶。 根据自由市场理论，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很少或根本没有作用的国家，现已成为支撑资本主义体制的唯一东西。

在所有国家，从美国开始，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就像冠状病毒感染者一样，挣扎在生命维持系统上。 国家发放的大部分钱直接进入了富人的口袋。 但统治阶级担心另一次企业救助的政治後果。 因此他们向每个居民发放了补助金，并大幅提高了失业救济金。 这缓冲了危机对最贫穷阶层的影响。 但在某个时刻，这些支援将被削减或是被完全取消。

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中最可怕的贫穷与最令人厌恶的财富和奢侈品并存。 2020年10月，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 食品银行正在激增。

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不平等程度已打破先前的所有记录。 贫富之间的鸿沟已如深渊般不可逾越。 2020年，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了约3.9万亿美元。 纳斯达克（Nasdaq）100指数比疫情前高出40%  。 从2020年3月，到2021年2月，全球上市股票价值增加了24万亿美元。

标准普尔（S&P）500指数成份股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非管理层员工的357倍。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约为20%。 在1989年雷根（Reagan）总统任期结束时，这个数位还是28%。

仅举一个例子，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现在每秒的收入比一般美国工人一周的收入还要多。 这使得美国回到了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一战前所严加谴责的资本主义强盗大亨时代。

这一切都是有实际影响的。 所有关於“国家利益”的煽动，诸如“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抗击病毒”，“我们是同舟共济的”，都不同程度的暴露了他们那最卑鄙的伪善。

群众在某些情况下愿意做出牺牲。 在战争时期，人们准备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是事实。 他们至少准备暂时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准，并在某种程度上也准备接受对民主权利的限制。

但贫富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社会和政治两极化，并在社会上制造爆炸性的情绪。 它破坏了创造“民族团结感”所做的一切努力，而这是正统治阶级的主要防线。

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至2020年底，美国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群的净资产高达80.7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GDP的375%，且远高於历史水准。

如果开始起征5% 的税，那麽将产生约4万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於 GDP 的五分之一。 它将支付自疫情以来的所有花费。 但富有的强盗们并不打算分享他们的掠夺物。 他们中的大多数（包括特朗普）表现出明显的不纳税意愿，更别说接受5%的税率了。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没收银行家和资本家的资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想法必然会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援，并与此同时扫除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切残馀偏见，甚至扫除那些被特朗普蛊惑的工人阶层脑中的错误想法。

这已引起资本市场的严肃战略家们的担忧。 摩根大通（JP Morgan）资产和财富管理部门主管玛丽•卡拉汉•埃尔多斯（Mary Callaghan  Erdoes）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这将带来极高的风险，我们必须找到适应的方法，否则我们将处於非常危险的境地。 ”

对国会山庄的袭击
发生於1月6日的国会山庄袭击事件生动地表明，美国现在面临的不是政府危机，而是政权本身的危机。

这些事件既不是政变，也不是叛乱，但它们显然暴露了社会深处存在的原始愤怒，以及国家内部出现的深刻裂痕。 从根本上说，他们表明的是社会两极化已到临界点。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在受到毁灭性的考验。

人们对富人和权贵丶银行家丶华尔街和整个华盛顿建制（“沼泽”）有着强烈的仇恨。 右翼煽动者特朗普则巧妙地引导了这种仇恨。

当然特朗普他自己只是沼泽地里那最狡猾丶最贪婪的鳄鱼之一。 他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他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他玩火自焚般的召唤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力量。

通过言行，特朗普正在摧毁资产阶级体制的正当性，并制造巨大的不稳定。 这就是为什麽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都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惊。

特朗普的弹劾案
民主党试图弹劾特朗普，并指责他组织了一场叛乱。 但可以预见的是，他们没能让参议院给他定罪，因为这将阻止他将来竞选公职。

虽然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都很乐意这麽做。 他们憎恨和害怕这个政治新贵。 他们很清楚谁是1月6日事件的幕後黑手。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诺（Mitch McConnell）在投票宣布前总统无罪後，对他做出了一个谴责性的裁决。

但事实上，他和其他共和党参议员都害怕特朗普那愤怒的追随者会因此而撕碎他们。 因此他们最终选择明哲保身，违背自己的良心，捏着鼻子投了无罪票。

但如果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起义，那实际上则非常糟糕。 与其说是起义，倒不如说是大规模暴动。 一群愤怒的特朗普支援者冲进国会山庄，着显然至少得到了一些卫兵的纵容。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所谓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至圣之地，但他们却拿它没一点办法。

这些无组织丶无领导的暴徒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乱扔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并对他们所指控背叛特朗普的民主党人南希 · 佩洛西（Nancy Pelosi）丶共和党副总统迈克 · 彭斯（Mike Pence）和麦康诺大喊并威胁喋血。 与此同时，“造反派”的总司令也随之消失了。

如果历史重演，那麽这首先是一场悲剧，然後是一场闹剧，或者这就是一场纯粹的闹剧。 最终没有人被绞死或送上断头台。 这些“起义者”因大喊大叫而筋疲力尽，他们要麽悄悄回家，要麽去附近的酒吧喝个酩酊大醉，吹嘘自己的英勇事迹，留下是一堆垃圾和伤痕累累的自尊心。

然而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它为未来树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创始人雷•达利奥（Ray Dalio  ）曾说过：：“我们正处於一场可怕内战的边缘。 美国正处於一个转捩点，它可能从可控的内部紧张局势转变为革命。 对国会山庄的攻击是对统治阶级的严重警告。 毫无疑问，这将产生严重後果。 尽管受到媒体的猛烈攻击，45% 的共和党员还是认为这是合理的。 ”

这不得不与一个更重要的事实相比，54%的美国人认为烧毁明尼亚波利斯（Minneapolis）员警分局是合理的。 全国约10%的民众参加了BLM抗议活动，这是那些冲进国会山庄的人数的2万倍。 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美国社会政治两极化的迅速发展。

在乔治 · 佛洛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後，自发的起义席卷全国，在总统选举之前和之後发生的前所未有的事件标志着整个局势的转捩点。

马列托主义者

意识的变化
愚蠢的自由主义者和改良派自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们只看到事件的表面，而不了解表面下的深层暗流，这些暗流强烈而迅猛地流动在表面之下并推动着事件发展。

他们不断地大喊法西斯主义的到来，用以指代他们不喜欢或害怕的任何东西。 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这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不断地唠叨“民主的危机”（他们指的是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这种做法其实是在制造混乱，为在“较小的恶”旗帜下的阶级合作铺路。 他们对拜登的支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我们必须考虑到的是，特朗普的支援者具有非常复杂和矛盾的特点。它包括以特朗普本人为首的资产阶级一派，以及大量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丶宗教狂热分子和公开的法西斯分子。

但我们必须记住，特朗普在上次选举中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其中许多人都是工薪阶层，他们先前投票支持奥巴马，后对民主党失望了。 在接受采访时他们说：“华盛顿不关心我们！ 我们是被遗忘的人。 ”

有向左和向右的剧烈波动。然而大自然憎恶真空，由於包括左派改良派在内的所有改良派彻底破产，这种愤怒和沮丧的情绪被右翼煽动家，即所谓的民粹主义者所利用。 在美国，我们有特朗普主义现象。 在巴西，我们看到了博索纳罗的崛起。

但右翼煽动者的吸引力在与政府现实接触时很快就消失了，博索纳罗的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特朗普确实保持了数百万人的支援，但他仍被撤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会山庄遭到袭击前後，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 · 霍利（Josh Hawley）说：“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将很难处理这件事...但未来是明确的： 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而不是一个华尔街政党。 ”《卫报》

列宁说过，历史充满着各种奇特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够区分什麽是进步的和反动的。 我们必须明白，伴随着这些事件的萌芽，我们已经有了美国未来革命发展的轮廓。

当然这位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无意在美国组织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这样的一个政党也不会从共和党的右翼中分裂出来。 但旧两党制的动荡无疑预示着一些全新的事情：一个将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第三党的出现。

这样的一个政党起初会有一种极其混乱和异质的性质。 但反资本主义的因素将迟早会占主导地位。 这才是体系面临的真正威胁所在。 当群众开始直接干预政治时，当他们决定是时候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这本身就是即将到来的革命发展的徵兆。

资本主义体制中严肃战略家们对当前动荡中危险含义的理解远超印象主义和恐慌的小资产阶级。2020年12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由编辑部署名的非常有趣的文章。

它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以及它将走向何方，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它从所有这些中得出的结论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被经济变革抛在後面的群体越来越认为那些掌权者并不关心自己的困境——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操纵经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那些处於边缘地位的人。

这种情况正缓慢而稳步的使资本主义和民主相互紧张。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背叛感激起了对全球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反弹。

右翼民粹主义者可能会在这种反弹中茁壮成长，并同时离开资本主义市场。

但由於它无法兑现对经济受挫者的承诺，群众为了反击资本主义体制还有其既得利者们揭竿起义，是迟早的事。 [我们的强调]”

这篇文章显示了对阶级斗争动态的完美理解。 其语言也很重要。 农民用锄头和竹竿武装起来起义，这与法国大革命或1381年的农民起义相似，当时的农民占领了伦敦。

这些词句的作者完全明白，朝着所谓右翼民粹主义方向的浪潮可能只是革命性爆发前的第一阶段。 公众舆论向右的剧烈波动很容易导致不满的民众更加剧烈地向左转，这些民众正在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这是对未来一段时期事态发展的一种高度敏锐的预测。 不仅仅是在美国。 这种巨大的波动可以在许多国家看到。 在每个国家的表面之下，一种对既定秩序的愤怒丶痛苦和怨恨的情绪正在发酵。

政治中间派的崩塌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即贫富差距可以被掩盖起来，并且可以在可控范围内控制。 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阶级不平等的持续加剧已造成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社会两极分化。 它现在正挑战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机制的极限，并准备超越这些极限。

贫富之间的对立日益激烈。 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推动力，驱使着阶级分开。 而这正是所谓的“中间派”为什麽垮台的原因。

这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恐慌，他们感到权力正从他们手中溜走。 世界各地的建制派政党都被那些过着节俭生活的大众从生活水准上进行攻击。

社会内的愤怒情绪，表现在群众对官方机构丶政党丶政府丶政治领导人丶银行家丶富人丶员警丶司法部门丶现行法律丶传统丶宗教和现行体制的道德的信心崩溃。 人们不再相信报纸和电视上说的话。 他们比较所说的和所发生的事之间的巨大差异后，他们意识到他们被一连串的谎言骗了。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过去，大多数人不太关心政治，这也适用於工人。 工作场所的谈话通常是关於足球丶电影丶电视节目。 政治很少被提及，除了在选举时。

现在一切都变了。 群众们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 而这本身就是朝着革命方向前进的一种表现。

在过去，如果人们在选举中不愿意投票，他们通常会投给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投票支持的政党。 然而现在选举变得极其不可预测。 选民的情绪是愤怒的，不信任的和反覆无常的，左右反覆横跳。

拜登政府的前景
“中间派”的资本战略家们意识到这种两极分化带来的巨大危险，并正拼命地努力重建“中心”。 但客观上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的依据。 对於拜登这样的人来说，他们是不绝如缕的。

华尔街现在寄希望於拜登政府及其疫苗接种运动。 但拜登现在正在一个分裂而衰落的国家里处理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建制派正敦促他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他也毫不迟疑地公布了针对美国经济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 如果我们再加上国会先前同意的900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和疫情爆发初期通过的3万亿美元减免方案，这一切加起来就是一座债务山。 统治阶级正竭尽全力恢复政治稳定。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这样说：“我非常同情拜登的所作所为。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面临经济不稳定的风险，但现在我们有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所有 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巨大危机的到来。”

与此同时，数百万不满的公民甚至不相信拜登赢得了选举。 对他们来说，不管他做什麽都是错的。 另一方面，一旦特朗普离任时最初的落寞感消散，他众多支援者那被夸大的希望就会像热炉上的一滴水一样迅速的蒸发殆尽。 尽管他将不可避免地享受一段时间的蜜月，但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巨大的幻灭，并为新的剧变丶动荡和不稳定做好准备。

拉丁美洲
从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该地区的GDP在2020年下降了7.7%，是120年以来最严重的崩溃。 这是在十年经济停滞之後出现的，2014-2019年的年均增长率为0.3%。 预计该地区要到2024年才能恢复危机前的GDP水准。 而其极端贫困水准已恢复至1990年的水准。

在疫情爆发之前，这已造成了社会和政治动荡。 在拉丁美洲，2019年的起义（厄瓜多尔丶智利）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丶苏丹丶伊拉克丶黎巴嫩...） ，由於这场席卷非全球并造成毁灭性後果的疫情的爆发而暂时性中断。

巴西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秘鲁也受到了重创。 在厄瓜多，人满为患的停尸房前堆放着棺材，一些地方的尸体无人看管。

然而，在2020年的下半年，我们看到了群众起义运动的回归。 2020年9月，哥伦比亚发生了一起针对员警谋杀案的暴行，40个员警局被烧毁。 在秘鲁，群众运动推翻了两个政府。 瓜地马拉的抗议活动导致议会大楼被纵火。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并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在哥伦比亚，当地的群众以强大的全国罢工运动重新崛起，将支持杜克政府的社会基础降至最低。在秘鲁，教师工会成员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在总统选举中意外当选。同样，在智利，在制宪会议、市长和地区长官的选举中，我们看到了右派的失败和与2019年起义有关的候选人的崛起，以及共产党和广泛阵线的胜出。

在巴西，左派和宗派主义者大肆宣扬所谓“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博索纳罗的支援正在瓦解。 这个口号最初是由我们的巴西同志发起的“Fora Bsonaro”（博索纳罗下台！  )。 这一被口号之前被所谓“左派”视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现在已被群众普遍接受。

“强人”博索纳罗是如此软弱，以至於他甚至无法成立自己的政党。 虽然他一直在拚命尝试这样做，但到目前为止，他甚至没有得到足够的签名来进行注册登记，而这导致了他的悲惨失败。

问题不在於博索纳罗的实力，而在於左派的软弱。 曾经获得工人压倒性支援的巴西劳工党在最近的选举中大败。 这也是一个问题，不是客观困难的问题，而是主观软弱的问题。

在拉丁美洲不同国家发生的革命和叛乱事件，以及在工人和农民支持下的“进步”领导人上台（墨西哥的AMLO、玻利维亚的Arce、秘鲁的Castillo等），是对所有认为拉丁美洲有“保守主义浪潮”的人（包括宗派主义者）的反驳。这里的资本主义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弱得多，疫情的影响在健康和经济方面都是毁灭性的，而群众在我们最近看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斗争中正在获得力量。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拉丁美洲很可能成为即将发生的革命事件的场景之一。

古巴
与此同时，古巴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疫情爆发，随之而来的特朗普制裁和经济措施又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危机，这些政策一项都没有被拜登撤回。 其经济在2020年后萎缩了11% 。

这促使该国领导层实施了一系列资本主义市场措施，这些措施讨论了10年，但一直没有被完全实施，包括货币统一丶国有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丶关闭不“盈利”的国有企业，取消基本食品价格补贴等。

这些措施已对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产生了影响，并引起了广泛性的不满。 这是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的一个转捩点。

这些经济因素是7月11日抗议活动的客观基础。这是自1994年 "maleconazo "以来古巴最大的抗议活动，而且是在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年的权威。

该运动有一个真正的组成部分，即抗议工人阶级正在遭受的匮乏和困难。然而，还有另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几个月来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在社交媒体上的持续宣传和在街头的挑衅行为的回应。

在哈瓦那的抗议者大约有2000人，由不同层次的人组成：来自工人阶级地区的穷人，受到经济危机和官僚机构采取的措施的严重影响；贫民和犯罪分子；在过去10年市场改革中蓬勃发展的小资产阶级亲资本主义分子；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关心审查制度和抽象的民主权利的青年。

必须明确解释的是，抗议活动是在“祖国和生活”（“Patria y vida”）、“打倒独裁”和“打倒共产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显然具有反革命性质。这些问题和困难是真实的、真正的；有一些混乱的分子参与其中；但在所有的混乱中，是反革命分子主导了这些抗议活动。这些人是有组织的，有动机的，有明确的目标。因此，革命家有必要反对他们，捍卫革命。如果那些推动这些抗议活动的人和他们在华盛顿的导师一起实现他们的目标--推翻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加速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使古巴回到它以前作为美帝国主义事实上的殖民地的地位。古巴工人阶级遭受的经济和医疗问题不会得到解决，相反，会更加恶化。只要看看博索纳罗的巴西或邻近的海地，就能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古巴革命的失败将对整个拉美地区和全世界的工人的意识产生负面影响。

在当下正在展开的斗争中，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无条件地支持捍卫古巴革命。我们必须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完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开展了反对封锁的运动。然而，我们无条件地捍卫革命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加批判。我们必须清楚地解释，官僚机构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当前局势的原因。官僚主义的计划导致了管理不善、效率低下、浪费和懒惰。官僚主义的强加和武断导致了年轻人的疏远。支持资本主义的措施导致了社会分化和贫困。

许多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工人和青年中出现了对领导层的广泛质疑。我们必须解释，捍卫革命的唯一有效方式是让工人阶级来负责。我们的模式应该是巴黎公社的工人民主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们主张革命者之间进行最广泛和最自由的政治讨论。国家媒体应该向各种不同的革命意见开放。在所有的工作场所，工人自己应该有充分的权力来重新组织生产，以使其更有效率。此外，官僚机构的特权（特殊商店、优先获得基本产品）必须被废除。所有国家官员都应该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

古巴革命的命运最终将在国际阶级斗争的领域内决定。古巴革命者应该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立场，而不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外交的立场。我们支持工人民主和国际社会主义。

马列托主义者

欧洲
2020年，欧盟成员国的实际 GDP 下降了7% 。 这是欧洲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大一次衰退。 官方数据显示有1320万人处於失业状态，但在扣除休假计划的影响後，真实的失业率接近12.6%  （约2000万人）。 官方数据中还有约3000万失业人数被“消失”，这被称为“隐性失业”。

欧盟委员会搞砸了新冠疫苗的推广，这导致整个欧洲出现疫苗严重短缺。 丹麦最初只得到了40，000，而它原本预计的数位是300，000。 荷兰最初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疫苗项目的失败源於去年发生的PPE（个人防护设备）短缺危机灾难。 当义大利面临最严重的危机时，欧洲的团结一致被完全的放弃了，人人自危。 疫苗计划试图在欧盟内部重建团结，但是未果。

更糟糕的是，21个欧元区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升级限制性措施（封锁等），大大减缓了经济活动的复苏，这使欧元区面临双重衰退。

去年春天，当疫情首次来袭时，欧元区经济经历了一次突然而深刻的冲击，而新一轮的传染病激增持续了更长时间，这导致了经济活动进一步下降，速度放缓和更加的衰退。

旅游业丶零售业丶酒店业丶商业信心和消费者支出在2021年的头几周都受到了冲击。 除非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继续实施支援经济增长的措施，否则这将有可能导致新一波延迟的破产潮。

因此经济学家预计欧元区在2020年最後三个月的产出将收缩1.8% 至2.3% ，接下来，欧元区的许多主要经济体，包括德国和义大利，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再次出现下滑。 这可能导致欧元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陷入第二次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继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总统之後，欧洲资产阶级觉得自己再也不能依赖传统盟友了，特朗普从不费心掩饰他对所有欧洲事物的蔑视。 马克宏（Emmanuel Macron）讨好特朗普的愚蠢尝试也相当失败。

特朗普明确表示，他视欧洲为主要敌人，俄罗斯只是一个“竞争对手”，他言行一致。 他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洲。 在他执政的最後几天，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好战的态度。 美国在元旦夜宣布对来自欧盟的法国和德国的飞机零部件以及葡萄酒徵收新关税。

拜登希望恢复与欧洲的关系。 他再次承诺美国将致力於多边主义，包括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 他还支援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 对伊朗核协议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对於迫切希望白宫改变方向的欧洲人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欢迎的步骤。 特朗普将这一新战略称为“美国殿後”。

然而双方之间存在着更难解决的冲突。 欧洲人不相信美国的对华战略。 他们还热衷於利用中美贸易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和欧盟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最後几周达成的新投资条约被普遍认为是对拜登的侮辱，新总统被迫忍气吞声。

还有更多长期存在的争端需要解决：空客-波音国家援助争端已持续了几十年，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北溪2号管道也在美德之间造成重大裂痕，美国坚称这条管道将加强俄罗斯在欧洲的影响力。 拜登和欧洲之间新发现的感情将在未来几个月受到考验，因为这两个集团都试图在疫情后的危机中恢复出口。

在2008年危机之后，欧洲已经出现了成员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英国脱欧是这一动态的转折点，就像疫情危机和处理医疗卫生危机时盛行的民族主义一样。深刻的全球危机将向这个方向施加巨大的压力：欧盟必须与其他帝国主义集团竞争，同时，组成欧盟的不同国家将相互竞争，输出自己的危机。

德国一直是欧洲的锚，一个能经常暴风雨的水域中保持稳定的岛屿。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被视为这个欧洲最重要国家的舵手。 但是随疫情而来的是新问题。

德国资本家已意识到必须改变方法以阻止欧盟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 这一趋势在疫情爆发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去年秋天，德国被迫为欧洲复苏基金（European Recovery Fund）承担了7500亿欧元的贷款以维系欧盟的稳定。 这庞大的一揽子计划将为欧盟提供临时救助，但它只是一次性补贴。 德国坚决杜绝了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的呼声，最後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默克尔不得不延长德国的封锁期。 她的联盟正在为疫苗接种率低和供给不足而斗争。 国民情绪已从自我陶醉转变为闷闷不乐。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9月大选前的政治形势看起来更加支离破碎和动荡不安。 ”

法国的马克宏政府现在完全名誉扫地，反对率高达60%：这是自吉拉特年轻人抗议活动以来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9% ，但实际上要高得多。

“国家大辩论”没有恢复公众对政府的支援，也没有解雇总理爱德华•菲力浦（Edouard Phillipe）。 马克宏多次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伟大政客”这一角色，但总是引起各方嘲笑。

英国
不久前，英国可能是欧洲最稳定的国家。 但现在它可能已经是最不稳定的。

当前的危机残酷地暴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弱点。 英国经济在2020年下降了9.9%，是德国的两倍，美国的三倍。 而现在，面对疫情的影响和英国脱欧的灾难，进一步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脱欧完全是保守党的疯狂行为，它现在已经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控制。 政府正被马戏团的小丑所控制，而这个小丑又被疯狂的反动沙文主义者所控制。

尽管保守党在2019年12月的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们的名声每况愈下，尤其因为当局对疫情的不当处理，造成英国死亡人数超过了欧洲任何其他国家。 英国的死亡人数（官方数据明显低估）是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然而保守党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提议。 直到情况严重到迫使他们采取这些措施。

这些人对人民的生活和健康不感兴趣。 他们也不关心国民健康服务（NHS）的可悲状况，这是他们几十年来削减开支的结果。 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 追求利润。

保守党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生产，这就是为什麽他们决定重开学校的原因。 这导致了一月份头几天的大规模抗议和高达40万教师的在线会议。 他们威胁要采取罢工行动迫使政府关闭学校。

然而尽管政府不受欢迎，工党和右翼领导层仍落後於保守党。 工党没有真正的反对意见。

科尔宾（Corbyn）和麦克唐纳（McDonnell）在2019年12月工党败选後辞职，这是对左翼的严重打击，也是对右翼的恩赐。 左翼完全有机会改造工党。 他们得到了普通民众的全力支援。 这就意味着对议会工党右翼和官僚机构进行彻底的清洗。 但他们却对此有所退让，拒绝支援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丶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援的取消议员选举的口号。

归根结底，左翼分子害怕把斗争推向最终结果，那将意味着与右翼彻底决裂。 但是右翼对左翼却没有这样的仁慈。在他们软弱的鼓舞下，他们对左派进行了清洗，包括停止了科尔宾本人的职务。 这个弱点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这是左派改良主义的一个有机特徵。

大企业现在正在工党中发号施令。 基尔 · 斯塔默（Keir Starmer）的说话不像是一名反对党的领袖，更像是强森内阁膝下的一条舔狗。 他一般是等到约翰逊采取行动后才说“我也会这样做”丶“我同意”。

但现在右翼已走得太远。 通过它的行动，右翼会迫使左翼出来战斗。 工党内部的斗争已准备就绪。实际上，我们在工党，特别是工会的领导左派中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 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在工人运动中已经赢得了作为唯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的权威，我们的思想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

无论发生什麽，马克思主义的趋势都会有所收获，许多新的大门将为我们打开。 政治的艺术在於抓住每一个机会。

义大利
义大利仍然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 目前的危机暴露了它长期的弱点。 由於无法与德国等更强大的经济体竞争，它正越来越落後，并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

它的银行系统一直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崩溃可能会拖垮欧洲其他国家。 正是出於这个原因，欧盟不得不支援它，但它却在暗中咒骂。

尤其是德国银行家，他们正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直到最近才要求采取严肃措施来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生活水准。 也就是说，他们把义大利推向了深渊。 自从疫情迫使他们所有人都向政府求助以来，形势有了变化。 一旦疫情结束，他们将带着复雠之情重返紧缩。

为渡过目前危机，义大利统治阶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但义大利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这个政治体制已腐朽至极。 对政治缺乏信心则表现为政府的长期危机。 一个不稳定的联盟接着另一个，在本质上什麽都没有改变。 群众是绝望的，他们寻找出路的表现是左右剧烈摇摆的。

疫情大大加剧了危机，这导致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快丶更严重地袭击了义大利。 在撰写本文时，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万人。

统治阶级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中左翼联盟以防止社会爆炸。 但这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选择已被用尽。 前总理伦齐的政党义大利万岁党（Italia Viva）感觉到了背後的火势，并就疫情的失败从孔戴的联盟中撤出了三位部长，这导致了政府的垮台，并打开了组建德拉吉政府的大门。

义大利总统出面介入，但他没有提前举行选举，而是邀请欧洲央行（ECB）前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组建政府。 在这里我们又有一个“技术官僚”被强加给国家的例子，他们不是由任何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理。

“中间偏左”的破产为义大利兄弟党（Brothers）这样的极右组织提供了机会。 他们没有加入支援德拉吉的联盟，首先是因为他们不被需要，其次是因为他们希望以牺牲现有政府中的另一极右派联盟党来获得权利。

然而议会游戏迟早会被公开的阶级斗争所取代。 在现有系统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稳定性。 在义大利，没有一个大众工人党。 但群众的情绪却一天比一天更加愤怒和不耐烦。 工人们的激进行动是对即将到来的情况的提前示警。

政府的一再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阶级斗争的爆发。 最终，问题不会在议会得到解决。 重心将从名誉扫地的议会转移到工厂和街道，而那一天将不会遥远。

俄罗斯
在俄罗斯，同样的动荡和波动随处可见。 阿列克谢 · 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的回归和被捕是全国范围内抗议浪潮的信号。 莫斯科有4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彼得堡有1万人，以及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在内的110个城市的数千人举行了也举行了游行示威。

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还没有我们早些时候在白俄罗斯看到的那麽大，当时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推翻卢卡申科。 但这些都是俄罗斯背景下的大型游行示威活动。 他们的组成非常多样化，有许多中产阶级丶知识份子丶自由主义者，但也有人数越来越多的工人，特别是年轻工人。

员警以镇压作为回应，许多城市发生了街头战斗。大约40名警察受伤，数千人被拘留。

这代表什麽？ 这些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纳瓦尔尼被捕的愤怒。 但纳瓦尔尼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因素，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

纳瓦尔尼被西方媒体描绘成英勇的民主捍卫者。 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他有着可疑的政治经历。 现在回想起来，他将被视为一个偶然出现的人物。

但偶然的人物在某些时刻也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在化学中，需要一种催化剂来催化加速从而引起特定的反应，所以在革命过程中，需要一个参照点来作为雷管去点燃群众积累的不满情绪。 这种催化剂的确切性质无关紧要。 在现实情况下，纳瓦尔尼被捕，这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生活水准下降
最重要的是，不是必然性事件通过偶然来表现自身，而是在於必然性本身。 这场动荡的真正原因只不过是人们对生活水准下降丶经济危机和腐败专制政权滥用权力等一系列事件所积累愤怒的小爆发而已。

一切迹象都表明普丁的支援率正在下降。 虽然民意调查经常显示出超过70% 的支援率，在吞并克里米亚时期，这一比例上升到80% 以上。 但现在这个比例却徘徊在63% 左右，在最低点时仅略高於50% 。 这些数位一定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严重恐慌。

在过去，普丁可能会夸耀自己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现在不会了。 2013年到2018年，在疫情爆发前，俄国年经济增长率是0.7%，也即基本停滞状态。而2020年底，负增长率约为5% 。 失业率迅速上升，许多家庭失去了他们的房子。

有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俄国吞并了拥有大多数俄罗斯人克里米亚之後，普丁打出了民族主义牌。 这迅速提高了普丁的声望，但沙文主义的浓烟现已基本消散，普丁的信誉也因他的养老金改革而受到严重损害。

人们对统治精英腐败而奢侈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到愤慨。 纳瓦尔尼在被捕两天后发布了一段视频，数百万人看到了这段曝光普丁个人腐败行为的视频，视频展示了他在黑海建立的一座大宫殿。 而所有这些都在营造着一种爆炸性的情绪。

普丁政权的支持基础一直在缩小。 除了那些臭名昭着的腐败寡头集团之外，工作和职业生涯都依赖於老板的政府官僚，还有大量依赖国家合同和与克里姆林宫的有商业联系的亲信，以及其他在老板支援下发家致富的人。

最後但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他依靠的安全机构和军队。 普丁政权是一个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权。 归根结底，波拿巴主义是由“刀剑”统治的。 普丁是一个“强人”，他站在国家顶点平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他把自己塑造成俄罗斯民族的化身。

但是这个强壮的男人还是有弱点。 在随着耗尽了他的大众支持基础后，他越来越沦落到通过欺诈丶无耻的操纵选票和赤裸裸的镇压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塔莱兰德（Talleyrand） 曾经对拿破仑说过，刺刀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但不能拿来坐。 普丁应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政治反对派的逮捕丶监禁和毒害不是力量的表现，而是代表了恐惧和软弱。

此外，恐怖主义是一种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使用的武器，但要服从收益递减规律（狼来了）。 人们迟早会开始失去恐惧，着对於一个专制独裁政权来说最危险的时刻。 最近的示威活动证明这一进程已开始。

而事实上，能维持这个政权的唯一办法就是群众的暂时惰性。 我们目前不能肯定地说这种不稳定的平衡能够持续多久。 虽然目前大规模的镇压成功地阻止了抗议活动，但实际上根本问题一点都没有得到解决。

最近的抗议活动让该政权感到震惊。 他们将镇压与让步结合在一起，他们宣布了一项帮助最贫困家庭的计划。 这可以为他们争取一些时间。 但是相对较低的石油价格将继续损害俄罗斯经济，美国施加的制裁将继续，甚至会加强。

现今的俄国“共产党”
在俄罗斯，主观因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俄共（CPRF）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那麽它现在应正在为执政做准备。 但久加诺夫（Zyuganov）集团对夺取政权没有兴趣，而是过着金屋藏娇的生活。 普丁保证了他们的特权，对应的条件则是他们不能做任何干扰他掌权的事情。

俄共总书记的态度在党内造成了越来越大的不安，已经发生了几起地方和地区党基层的起义。 随着清洗和驱逐被镇压下去，整个地区性党组织就这样被摧毁了。久加诺夫担心党内激进的反对派情绪有可能上升。而这种反对派的增加和共产党内危机的加剧，为加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普通共产党员中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目前这种不稳定的休战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这种拖延只会意味着矛盾继续增长，为未来更大的爆发铺平道路。 这个等式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俄罗斯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出最後的决定。

要预测事件发生的精确时程表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尚未处於革命前的状态，但事态发展非常迅速。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该国事态发展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

马列托主义者

印度
在印度，农民发起了一场近乎起义的运动。 1月26日，他们在德里举行了拖拉机游行示威以扰乱共和国日盛大的阅兵式庆祝，让莫迪蒙羞。

这些事件必须放在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来看。 在农业部门的恶性竞争中，大型食品跨国公司正试图压低压垮中小型农产品收购价。

印度农业的市场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正如我们在前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领导时期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 金融资本大规模进入印度农业，迫使农民越来越难以承担，不得不依赖贷款来购买必要的农业资源，而这些资源的成本一直在飙升。

新法一出台，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格就下降了50% ，而食品零售价格却相应上涨了。 正是这种无法忍受的状况导致了印度农民的大规模迁移，他们的要求是废除新法。 但他们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问题也没有在会谈中得到解决。

早在2020年8月，也即莫迪农业法案公布於众时，旁遮普邦（Punjab）就爆发了小规模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活动慢慢升级为一场规模更大的运动，并蔓延至其他州。 2020年9月，印度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会呼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Bharat Bandh”（大封锁罢工）。 这场运动持续升级，因为与政府的无休止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到2020年12月，约有500万人参加了20000个地点的抗议活动。

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发生在1月26日的一个重要事件，当时数十万农民在德里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法案。 农民们从市郊强行进入这座城市中历史悠久的红堡。 这些穷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们与全副武装的警察搏斗，但遭到鞭打，并被踢打到在地。

尽管受到警方的严厉镇压，但农民们还是冲进了红堡并占领了城墙，员警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赶出去。 一名抗议者死亡，300多名警察受伤。 而这只会更加的激怒农民，并从其他邦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团结运动中。

这场斗争的规模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动荡。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甚至连农村地区里被认为相对保守的阶层也开始行动起来和变的激进起来。

然而就在不久前，莫迪第一次胜选时，疲惫不堪的左翼和前左翼人士还在哀叹“法西斯主义”在印度的崛起。 而我们的趋势则清楚的明白应该莫迪在任时为巨大的反弹做好准备。 大规模的事件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看到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与之相去甚远的阶级分化和激烈的阶级斗争。

斯大林主义者的角色
莫迪显然被农民起义震惊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群众的愤怒程度。 但在印度，这场运动的弱点体现在工会的领导层身上，他们未能从强大的印度工人阶级那里得到支持农民的严肃回应。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我们看到印度无产阶级大规模动员多年後发生的，包括几次长达24小时的大规模总罢工，涉及多达2亿工人——这是国际工人阶级历史上人数规模最大的总罢工。

2016年9月，1.5亿到1.8亿公共部门的工人进行了长达24小时的大罢工。 在2019年则有约2.2亿工人参加了大罢工，2020年1月有2.5亿工人参加了24小时的大罢工。

这些事实证明了印度无产阶级的巨大革命潜力。 工人们准备战斗。 然而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并不是动员群众与莫迪政权摊牌，而是依靠群众运动获得让步，从而与其达成协定。

实际上他们采用了为期一天的大罢工策略，允许工人们发泄情绪，同时将群众运动转移到无害的管道中。 这与希腊工会领导人使用的策略相同，他们号召举行一系列为期一天的大罢工。 这是一个让工人们筋疲力尽的伎俩，把大罢工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姿态，同时制造出果断行动的假像，并在实践中破坏这种行动。

大罢工的口号
客观地说，在印度，全面大罢工的一切条件都是具备的。 党和工会领导人本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在拖延。 他们本可以推翻莫迪政府并结束他的反动政策。 但他们却做了相反的事，只发表了一封象徵性的声明，而不是呼吁采取严肃的行动。

这凸显了在印度建立马克思主义力量的迫切需要，但我们必须保持分寸感。 我们在印度的组织仍处於早期阶段。 如果对我们现在能取得的成就有一个夸张的想法，那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们的任务不是领导运动和争取群众，而是耐心地工作去争取最优秀的丶最具革命性的分子，因为他们对领导层无休止的搪塞和动摇已经不耐烦了。

我们必须及时提出符合形势的紧迫需要的过渡口号，推动这一运动向前发展，并同时揭露领导层的懦弱行为。

农民的斗争在工厂里引起了共鸣。 工会领袖感受到了他们背後的怒火，并开始讨论为期四天的大罢工。 我们会支援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

我们应该说：很好，让我们举行一次为期四天的大罢工。 少多做！ 在工厂里发起一场运动。 召开群众抗议会议，成立罢工委员会。 吸引农民丶妇女丶青年丶失业者和社会上所有受压迫的阶层。 把这些普通的斗争机构在全市丶地区和全国范围内联系起进行斗争。 换句话说，组织苏维埃的目的是把权力转移给工农。

一旦印度群众组织起来要夺取政权，地球上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们。 为期四天的大罢工将很快就会转变为全面无限期的大罢工。 这就提出了权力的归属问题。

这就是我们必须耐心向印度工农解释的原因。 通过这样的方式，即使我们很小，但我们的资讯也会打动那些寻求革命道路的最先进的工人和青年。

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和培养足够的革命干部，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影响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

缅甸
缅甸的军事政变证实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 这次政变出乎许多人意料。 军方已起草一部能保证他们拥有25% 议员席位并能控制关键部委的宪法。 它还在里面加入了一个条款，允许军方在“紧急情况” 时介入。

但这里的“紧急情况”指的是什麽呢？ 2020年11月，也即选举期间。 翁山苏姬和她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全民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军方却谎称存在大范围的选举舞弊行为。

这场政变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几个势力在争夺1988年开始私有化经济内的利润。 从那时起，军方官员就忙於通过极低价格攫取国有资产来中饱私囊。 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正推动缅甸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

帝国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缅甸的主要外部力量是其邻国中国。 缅甸最大的进出口配额来自中国。 因此我们在这里有一场关於势力范围的斗争，基本上是中美之间的斗争，而翁山苏姬是後者的代理人。

军方首领们已把自己转为资本主义寡头，并把全民盟庞大的压倒性胜利视为对他们利益的潜在威胁。 军队被群众如此的憎恨，以至於非常担心在如此巨大的支援下，新上任的政府很有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限制缅军的权力和特权。

军方也担心选举後群众信心的日益增强。 他们习惯於过去那种颐指气使的方式，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干预并决定国家前进的方向。 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反对派对军事统治的强烈反抗意愿。 群众没有忘记军政时期的情形，他们认为军人阶层腐败而贪财。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马克思所说的“反革命的鞭打”的例子。 这场政变并没有使群众恐慌和瘫痪，而是反而刺激了他们继续前进。 因此缅甸的前景是加剧的阶级斗争，而不是瘫痪和士气低落。

中国
中国从前缓和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但现在它是加剧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唯一一个在2020年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大国。 中国政府非常果断地进行了干预以应对疫情和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很有效的，但却是代价很高的。 中国债务水准自2008年以来直线上升，在疫情期间则上升了30%，到2020年已达到285%。 目前中国的债务水准已超过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的增长率为8%。自去年春天以来，中国的表现一直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这种成功将成为它的败笔，因为它的复苏是以出口为主导的。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当局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促进内部需求。他们还试图发展新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5G和太阳能，这些技术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他们还试图制定替代贸易协定，以对抗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

这些措施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中正在发展的矛盾。事实上，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已经变得更加依赖出口。此外，债务继续以爆炸性的方式增长，与邻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冲突正在加剧，增长的不平衡性在继续，沿海地区远远领先于内陆地区。所有这些都将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

这将导致一个新的矛盾，并将威胁到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 中国正在对世界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并将不得不利用世界其它地区的危机进行更积极的干预。 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美国之间关系会更加紧张，美国认为中国是其经济和世界老大角色的主要威胁。

特朗普政府在临终前对中国采取“焦土”策略并非偶然。 而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也不会发生什麽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威胁。

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引发一场更为严重的贸易战。 这是对现存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因为正是世界贸易（所谓的全球化）的增长，在上一个时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氧气。

而这一切反过来将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 尽管有强力的干预，但疫情对其社会稳定依旧还是构成了严重威胁。 已有一些工厂倒闭和失业，这些虽然被隐藏起来，但它们确实存在。 私营企业通过解雇和工资攻击将问题转移到工人身上。 工资支付被推迟了几个月，工人积累了巨大的愤怒和怨恨。

统治集团担心经济危机和失业率上升将可能会导致社会大爆炸。 这就是为什麽习近平不得不对香港进行强力镇压的主要原因。 这不是力量的表现，而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 中国的统治阶级害怕这种运动最终会蔓延到大陆，就像白天之後就是黑夜一样。

到目前为止，这个政权成功地控制了中国各地沸腾的不满情绪。 但它随时都可能爆发，一旦爆发，就不可能像香港那样被压制住。即使在香港，当局也曾一度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当面对众多香港人时，他们发现自己实际漂浮於半空中。

巨大的事变正在中国蓄势待发。 很可能它会在各界最无预警的时候爆发出来。 这也是因为任何它的极权体制让我们占时看不到社会表层下的撼动。

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
使美国摆脱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二战。 但那条路现在已经被关闭。 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对於其他列强也已经衰落，其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在下降。

征服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需要迫使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加强进军。 它一直在攫取世界各地的资源。 例如它控制了斯里兰卡（Sri Lanka）的一个港口和一个机场，在吉布地（Djibouti）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在衣索比亚（Ethiopia）修建铁路，在刚果（Congo）掠夺铜和钴，在尚比亚（Zambia）掠夺铜，在安哥拉（Angola）掠夺石油等。 中国还声称对南海拥有主权，而南海是世界贸易最重要的通道。

这直接威胁到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 在以前的时期，这无疑会导致战争。 但是现在力量的平衡已完全改变了。

特朗普无法让北韩放弃核武器。 被特朗普戏称“火箭人”的金正恩则是让前者兜了一圈，那为什麽美国不对朝宣战呢？ 毕竟北韩只是一个亚洲小国。

美国人过去在朝鲜发动了一场战争，以平局告终。 但在越南大量流血和投入大量资金之後，他们第一次被击败了。 此後在伊拉克丶阿富汗和叙利亚也遭受了屈辱。

特朗普一时似乎正准备空袭伊朗，但由於担心後果，他在最後一刻退缩了。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一个要结合实际来看的非常具体的问题。

美国无法保护乌克兰或乔治亚免受俄罗斯的攻击，俄罗斯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在叙利亚展示了它的有效性。 美国被迫撤退，留下俄罗斯和伊朗成为这个国家实际上的主人。 美国人向波罗的海国家派遣了一小部分军队以“保护”他们於俄罗斯。 但普丁无意入侵这些小国，也不会为这件事操心。

关於中国的情况也更加清楚。 今天的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贫穷丶不发达的国家。 它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拥有核武器和足够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击中任何美国城市。

最近中国将一颗卫星送入月球轨道，并向火星发射了天问一号，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华盛顿方面也已适时注意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之间，或者说美俄之间应该不存在战争的问题。

由於力量平衡的改变排除了1914-18年或1939-45年期间发生的大灾难。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下，双方开战将意味着一场核战争，而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下一个时期将是和平安宁的时期。 事实则恰恰相反。 在非洲和中东，战争将一直存在—比如一些规模虽小但却具有破坏性的局部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参与了支援其代理军队对其竞争对手发动战争的地方战争，未来中国也将如此，但他们非常反对那种美国公众强烈反对的对外战争中拿美国士兵的生命冒险的行为。

这种情况只有在波拿巴军事警察政权在美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改变。 但只有在美国工人阶级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失败之後才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根本不是我们的观点。 早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工人阶级就有很多机会夺取政权。 所谓的左翼和宗派不断抱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所谓法西斯主义，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孩子气。对他们的惊慌失措，我们绝对不应予以任何理会。

目前美帝国主义利用其经济实力来维护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特朗普政府多次利用经济制裁威胁来恐吓世界其他国家，并迫使它们盲目追随华盛顿在外交事务领域的政策。 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把贸易武器化了。

特朗普单方面终止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与伊朗艰难达成的协定，并加强了制裁以遏制伊朗经济，然後迫使欧洲企业和银行跟进效仿。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过去，如果英帝国主义者对像波斯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有意见，他们会派炮舰前来。 而如今，美帝国主义从贸易委员会寄来一封信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事实是，後者的破坏力远超过前者。

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 现在我们应该补充一点，贸易就是一种其他方式的战争。

马列托主义者

“巫毒经济学”
当统治阶级到了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时，他们就会孤注一掷来拯救这个体制。 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资产阶级在不顾一切地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就像一个醉汉从一个灯柱蹒跚到另一个灯柱那样。

他们在历史的垃圾箱里翻找，最後找出了凯恩斯主义的旧思想。 资产阶级突然沉醉於他们新发现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只不过是他们以前轻蔑地丢弃的陈旧的丶不足为信的理论。

泰德· 格兰特（Ted Grant）曾把凯恩斯主义描述为“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 这是一个非常公平且贴切的描述。 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注入大量公共资金来避免危机或摆脱危机的想法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对左翼改良派而言，这种想法免除了他们为改变社会而斗争的必要性。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小问题。

国家不是一棵神奇的摇钱树，认为它可以成为无限资金来源的想法完全是幼稚且可笑的。 然而几乎每个政府都采纳了这种做法，这实际上是一项因绝望而生的政策。 只会导致天文数位般的债务堆积，目前除了在战争时期外，还没有过先例。

目前世界各国政府花钱如流水。 他们谈论着花费数十亿美元丶英镑或欧元，就好像他们用零钱买一盒火柴一样。

其结果是，债务就像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已经成为经济的基础。 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比任何恐怖分子的炸弹都更具破坏性。 这就是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提到的“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疯狂”。 这种疯狂必然导致股市下跌，而这被委婉地称为“技术性调整”。

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在2020年5月8日发表了一份来自编辑部的声明，其中包括以下措辞：

“如果没有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很难想像政府怎能像过去两个月的封锁那样迅速而深入地干预私人市场—劳动力市场丶信贷市场丶商品和服务交换市场。”

“一夜之间，数以百万计的私营部门雇员从公共预算中领取了工资支票，各国央行用电子货币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资金。”

但这些声明怎麽能与经常重复的一个口号--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不该有任何角色--相一致呢？ 对於这个问题，《金融时报》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

“但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不是自给自足的，需要得到保护和维持，才能保持弹性”。

换句话说，所谓的“自由市场”根本不是自由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它必须依靠政府作为支柱。 它的存在要感谢政府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施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全球财政支援的总额高达惊人的14万亿美元。 全球政府债务现已经达到 GDP 的99% ，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种破产的自白—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是这样。 这个等式的核心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债。 到2020年底，全球债务总额（包括政府丶家庭和企业）将达到 GDP 的356% ，这比2019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达到创纪录的281万亿美元。 现在甚至更高，而且还在上升中。 这是资本主义体制面临的最大危险。

日本花费了约3万亿美元来缓冲来自疫情的经济冲击，并增加了其公共债务，这已经是其经济规模的2.5倍。 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中国的债务总额已超过 GDP 的280% ，这使得中国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於同一水准，而且各经济部门都还在迅速增长。

今年1月，世界银行（WorldBank）就“第四波债务”敲响了警钟，这波债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尤为严重。 他们非常担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长期後果。

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赌徒，挥霍自己没有的钱。 他们遭受着同样的错觉，经历着同样的疯狂狂喜，挥霍着巨额金钱，自信的相信他们的运气永远不会耗尽... 直到致命的时刻到来，即当债务必须偿还的时候。

这些债务迟早会追上他们。 但在短期内，他们将会很乐意继续这种疯狂，印发大量没有实际支撑的货币，并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巨额虚拟资本淹没实体经济。

然而，不同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和改革派所认为的那样，这不是简单的“债务危机”。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危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些巨额债务是其症状。巨额债务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如果长期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如战后时期，那么这些债务可以得到管理并逐渐消除。但这样的观点被排除了。资本主义体制不是处在一个经济上升的时代，而是一个停滞和衰退的时代。因此，债务负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越来越巨大的阻力。减少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紧缩；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将以崩溃和新的紧缩时期结束；或者直接违约。但这些变种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更大的不稳定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有可能恢复“正常”吗？
带着这种狂喜，他们甚至发表文章，自信地预测经济会出现反弹—不仅仅是复苏，而是会大幅的上扬。 在资产阶级报刊的专栏里，人们可以看到对经济复苏的自信预测。 这些预测大多是乐观主义的，但能印证的事实则少的可怜。

目前的危机与过去的危机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它与疫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

基於以上的所有这些原因，IMF 和世界银行的经济预测只能被视为纯粹的猜测。

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可能可以完全被排除？ 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形式的复苏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体制总是在繁荣和衰退中交替运转的。 这场疫情只是扭曲了经济周期，但却并没有消除这两个本质的特徵。

列宁解释说，即使是最深刻和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体制也总能走出来。 它将继续存在，直到被工人阶级推翻。 它迟早也会找到摆脱这场危机的办法。

这个问题必须在我们已知道的基础上具体的被提出。 这些繁荣和衰退的确切性质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必须要问的问题是：是怎样的复苏？

它是否意味着长期的增长和繁荣时期的开始？ 还是仅仅是一个危机和另一个危机之间的暂时插曲？ 最乐观的说法是基於 （至少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是如此）“被压抑的需求”的存在。

在疫情期间，人们无法在商品丶餐馆丶咖啡馆丶酒吧或国外旅行上花费太多的钱。 这种理论认为，疫情的结束有助於释放这些未动用的资金，并推动经济大幅上升和恢复民众信心。 这一事实再加上进一步的大量的公共资金注入，实际上是有可能导致经济迅速复苏的。

经济复苏和阶级斗争
让我们暂且承认，不能先验地排除复苏这种情况。 结果会是什麽？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发展绝对不会是负面的。 这种随疫情而来上升的失业率震惊了工人阶级，并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瘫痪。

它对罢工和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起到威慑作用，并允许政府以“防疫”为藉口采取反民主措施。

但即使是轻微的经济复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率下降，再加上疫情结束的影响，也会重新激发经济斗争。 因为工人们正在努力赢回他们在前一时期失去的一切。

然而这种复苏将会是暂时的和极不稳定的，因为它将建立在一个非人为和不健全的基础之上。 它本身就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爬得越高，摔的越重。

此外，这也将会是一个不平衡的复苏，中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占时让其超越美国的，而欧洲则落在後面。 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以及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导致中美贸易战的进一步加剧，争夺稀缺的市场，进一步破坏世界贸易，抑制经济生活。

这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 让我们回顾一下，大萧条不是由1929年的股市崩盘所造成的，而是由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政策造成的。

新的“咆哮20年代”
当经济学家们预测疫情後会经济出现急剧上升时，他们通常会把这种情况与“咆哮的1920年代”相提并论。 但这种类比实际上是极其站不住脚的，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从中得出令人鼓舞的结论。

的确，1924年後的经济复苏具有相当狂热的特徵，证券交易所的大量投机活动产生了大量的虚拟资本。 但我们不能忘记它结束於1929年的崩溃。

我们完全有可能遇到类似的情况。 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现在产生的史无前例的虚拟资本比“咆哮的二十年代”要多得多——事实上，比和平时期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因此当它到来时（这是必然的），下跌幅度也会相应地更大。

资产阶级忘记了这样一个小细节。 货币必须代表真正的价值，否则它将永远只是一张纸。 传统上，纸币的後盾是黄金。 每个国家都必须在金库中储存黄金，而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兑换与纸币等值的黄金。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学会了接受美元丶英镑或欧元等其他看起来与“黄金一样好” 的东西。 在金子之前，它是银的。 在此之前，它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 可能是生产。 但除非它基於某种物质价值，否则它只会一文不值。

当金本位制的废除打破了与黄金的联系时，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钞。 但通过向经济中注入大量真正的虚拟资本，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它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关系变得扭曲了。 以 m2为例衡量，美国经济在2020年的货币供应量惊人地增加了4万亿美元。 这是自1943年以来最大的年增长率—26%。 而这将最终必然表现为爆炸式增长的通货膨胀。

政客丶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们现在正轻而易举的忽视这一事实。 他们指出迄今为止，对通胀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 这是非常正确的，它反映了需求的严重下滑，这是危机深度的一个症状。 由於消费者价格没有出路，通胀压力使得股票价格丶加密货币等投机泡沫膨胀。 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投资者最初的乐观情绪随後将转变为相反的情绪。

在2008年危机之前的时期，通货膨胀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包括全球贸易的增长、新技术、以及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寻找低成本劳动力。这些因素在近30年里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但在最近的时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几年来，全球贸易的增长已经大大下降，而允许生产成本大幅降低的新技术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

所有关于世界贸易的统计数据似乎都显示出一种内包的趋势，即回归到资本主义原产国的生产，这并不是一种巧合。这种趋势通过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自发地得到确认，但也被特朗普和其他帝国主义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客观地加强。

2007年危机后，我们看到了在紧缩制度下基于信贷的扩张，这与今天的性质截然不同：过去，资金用于对银行、保险公司和濒临倒闭的企业进行资本重组，或者用于证券交易所或房地产投机，但没有扩大大众消费的基础。

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些新趋势的综合效应是通货膨胀的秘诀，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极为关注的问题，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也在讨论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当中央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并停止在市场上购买垃圾债券以控制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时，会发生什么？

矛盾的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资本主义对债务危机的 "解决方案"，因为通货膨胀和价格的上升会使债务贬值。但它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且，一旦它起飞，就很难再被控制住。在20世纪70年代，泰德-格兰特解释说，资产阶级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感到震惊，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今天，这种试图用马克思所说的“流通的技巧”来规避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做法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在这里，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要求国家通过发行债券来承担债务；今天提出的是质的不同，即遵循现代货币理论（MMT）的疯狂建议，从而以无限的方式印制货币。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真正的质变是，像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这样完全非理性的理论发现自己处于调节（如果不是决定）世界上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大国的经济选择的特权地位！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也关系到中国。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美国。这种趋势现在是全球性的。最近，日本银行前副行长岩田克夫声称，日本必须通过增加公共部门的债务来增加税收支出，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这种 "直升机货币 "的提议被确定为低增长的解决方案，其基础是仅仅通过印刷更多的货币来刺激需求的想法。这些正是MMT的主张，德拉吉在2016年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时也对其给予了肯定，尽管欧盟的内部矛盾并没有给它提供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的回旋余地。

虽然没有办法事先准确地知道危机将如何展开，但在某一时刻巨额累积债务所带来的压力将引起恐慌。为对抗通货膨胀，利率将不得不大幅上升。 到目前为止，维持金融体系运转的廉价信贷将在一夜之间枯竭。 银行将停止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而这些企业将会破产。

如同1929年一样，经济现实将给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泼上一盘冷水。 正如白天过後是黑夜一样，全世界的证券交易所都将陷入恐慌。 投资者将会亏本抛售他们的股票，从而造成一场势不可挡的暴跌。

投资者已经开始看到美国堆积如山的巨额债务，并开始怀疑美元是否真的值他们所说的价值。 除非随後采取严厉的补救措施，否则抛售美元的浪潮将不可避免。 美元价值的急剧下跌将对其它货币产生多米诺骨牌般的效应，并将导致国际货币市场的混乱。

资本家们将把黄金丶白银和白金视为安全的财产避风港。 这将是实体经济深度衰退的前奏，随之而来的是投资崩溃丶信贷枯竭丶破产潮丶工厂倒闭和失业。

最终，危机将冲击银行本身。 仅一家大银行的破产就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性的银行业危机。 这就是於1931年5月11日在奥地利发生的事情，当时Creditanstalt 银行宣布其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资本，这是根据奥地利法律银行破产标准而宣布的。

所有这些都可能再次发生。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依旧还是重复着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因为我们已经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之类的陈词滥调，并用它来安抚那紧张不安的神经。 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经验和历史教给我们的是，人民和政府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根据从历史中推汇出的原则行事。 ”

然而，警告信号已经在闪烁，一些头脑更清醒的经济学家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不管有什麽样的警讯，资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走那条他们已经选择的路。

资本主义现在表现出了晚期衰老的所有症状。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复苏都不会意味着该体制总体情况的改善，只可能是一次周期性的好转，但将引发一场更深层次的危机。 一场比上世纪30年代更为严重的经济萧条正在酝酿之中。 这将是目前正在推行政策的必然结果。 这才是真正的前景，其社会和政治後果将无法被估量。

马列托主义者

社会和政治後果
对於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济学的研究只有在表现在大众意识中的时候才具有重要性。 我们所描述的情景与1930年代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之处。

当时的社会矛盾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解决，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或以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的形式进行的反动而结束。 今天由於力量平衡的改变，排除了这种快速的解决方式。

今天的工人阶级人数比1930年代要多得多。 它在社会中的比重要大得多，而反动势力的社会储备来源（农民和其他小业主等）则急剧减少。

资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却不能很快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尽管有着客观的力量，但却在不断地受到领导层的阻碍，现在的领导层比1930年代的领导层更加堕落。

由於以上所有的这些原因，目前的危机将在时间上延长。 由於缺乏主观因素，它可以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跌宕起伏。 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事实上它将是长期和持久的，这并不意味着它将是任何更少的动荡。 恰恰相反：是一个急剧而突然的变化。

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不能机械地简化为罢工和群众示威的次数。 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宗派主义者和极左分子完全依赖於盲目的行动主义，没有看到表面之下一直在悄悄发生的更深层次的激进主义进程。 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分子性过程。

肤浅的经验主义者只能看到事件的表面，而事件的真正过程却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因此阶级斗争的暂时停顿立即使他们失去平衡。他们变得灰心丧气和悲观，而当运动突然浮出水面时，他们则完全措手不及。

这种疫情和大规模失业的结合已成为经济斗争的一个刹车。 在不利於大规模罢工的情况下，罢工的次数急剧减少。尽管有时会发生示威。 但没有群众斗争，丝毫不意味着阶级意识的发展已经停止。 事实上恰恰相反。

这场危机的深度正在改变着数百万男女的心理。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对革命思想非常的开放。 社会上的哭泣的矛盾，群众的可怕的苦难，所有这一切都在制造一种巨大的愤怒和痛苦，这种愤怒和痛苦正默默地积累在社会的深处。

工人阶级在大流行病开始时暂时迷失了方向，尽管在意大利，2020年3月和4月有一个重要的罢工潮。

利用疫情为借口，统治阶级一年多来一直把巨大的压力压在工人身上。但这造成了一种苦闷和怨恨的情绪，这为阶级斗争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随着病毒病例的减少，将为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认真动员创造条件。

我们不再是2008-2009年，当时工人们被危机和大部分出乎意料的重组吓了一跳，这导致了劳工运动的主动性暂时瘫痪。

在从危机的最初影响中恢复过来后，工人们现在正在恢复信心，相信斗争可以赢得切实的结果，从而更愿意动员起来采取行动。

这一进程将因经济的重新开放以及最近在大流行病期间的经验而得到加强，这些经验暴露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那些从未关闭的部门（医疗、运输、贸易、工业），但还是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压力和工作节奏的无情增加。

工人们在与科维德的斗争中付出了极高的死亡和牺牲的代价，因此，今天他们不仅更加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占据的角色，而且还希望通过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来补偿。这是阶级意识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工会官僚机构仍然是一个障碍，尽可能地给运动踩刹车。但他们不再拥有像过去那样的权威，使他们能够控制工人。他们依靠的是官僚机构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但这种权威从未像现在这样低。

资产阶级会试图用强制和镇压措施来限制阶级斗争，出台新的反罢工法和限制各地的示威权利，但历史告诉我们，一旦群众开始行动，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些方法可以推迟进程，但它们只会使进程在更远的地方更具爆炸性。

首先，工人的动员会有一个主要的经济特征。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危机的深度和多年来积累的巨大挫折感，他们将变得激进，最终具有政治特征。一个新的法国1968年“5月”，或意大利“热秋”，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货膨胀不仅不会阻碍运动的发展，反而会产生刺激运动的效果，正如我们在历史上多次看到的那样。绝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普遍受到压力，再加上财富从雇佣劳动向资本的可耻转移，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增长将推动工人捍卫他们的购买力。

正是在这块肥沃得多的土地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将蓬勃发展。工会将进入危机，旧的破产领导层将受到挑战。当然，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分寸感。我们还没有处于能够挑战改革派在劳工运动中的霸权的地位。但通过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战术，我们可以在工会中取得进展。有必要反对机会主义，但也要反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会的偏差（比如在意大利的科巴斯工会），在这场危机中，这些偏差已经被暴露出来其破产本值。

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在工会中起着最消极的作用，把阶级先锋队引入盲道，把他们与群众运动分开。通过将坚定的原则与灵活的战术相结合，我们可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逐步提高我们的形象，并开始成为劳工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种情况的持续时间越长，最终爆发时就会越剧烈和原始。 它会来的，正如黑夜紧随着白昼。 正如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所说。

就整个来说，危机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

工会
托洛茨基曾写道，理论带来的前瞻让我们能处变不惊。 改良派和宗派主义者总是惊讶於工人们在一段明显的惰性後才开始行动。

在1968年初，曼德尔派（Mandelites）和其他宗派主义者已经完全排除了法国的工人阶级。 他们说工人中产阶级美国化了。 其中一位先生写道，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发生大罢工。 而在几个星期後，法国工人发动了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大罢工。

他们完全被前一时期里没有大规模阶级活动所误导。 今天工会和劳工运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也被过去的事件弄得迷失了方向。 他们对工人奋斗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变得悲观丶怀疑和愤世嫉俗。 他们自己也成了阻挡奋斗道路的障碍。 如果我们被他们的带有偏见和失败主义的观点所左右，那将会是致命的。

正如我们所解释过的，即使是相对较弱的经济复苏也将是阶级斗争爆发的信号，这将动摇工会的根基。 改良派的工会领导人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它们反映了过去，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过得很轻松，与老板们的关系也很好，老板们可以去给工人让步而不侵蚀他们的利润。

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老板们试图把危机导致的所有负担都推到工人的肩上，工人们发现自己处於无法忍受的境地，甚至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处於危险之中。

这场危机的深度排除了任何有意义和持久的让步。 工人们将不得不为每一个需求而斗争——不是获得新的让步，而是维护和保持过去取得的成果。

但即使他们成功了，他们的收益也会被通货膨胀所抵消，通货膨胀必然会重新出现，因为大量的虚拟资本被投放到流通领域。 老板能用右手给你这个东西，就能左手收回它。

这意味着工会将直面来自工人的压力，他们将会采取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丶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准。 工会领导人要麽屈服於这种压力，要麽发现自己被其他积极斗争的人所取代。 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会将发生变化。

当官方工会受阻，并没有立即更换领导层的想法时。 在某些情况下，工人们也会发挥独立自主性。 像西班牙Mareas 这样的普通工人组织，比利时1000名公共汽车司机组成的集体组织和法国的医院集体组织等。 这都是由於工人积累的愤怒丶和立即采取集体行动的要求被官方工会领导人的消极态度所忽视造成的。

辩证法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变化的，事物可以转变为相反面。 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 即最反动和显然不活跃的工会也有可能卷入这场斗争。 这一过程已在英国等国家开始了。 旧的右翼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或退休，或被取代。

新一代年轻的阶级斗士开始挑战旧的领导层。 把工会变成斗争组织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根本所在。

我们目前的工作
2021年将会是前所未有的一年，工人阶级已进入一所非常严酷的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有许多失败和挫折，但工人将必定会从那所学校吸取到必要的教训。

多年来积累的紧张局势将可能会导致事态在一夜之间发生突然变化。 而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在今後一个时期，斗争将有新的层次。 我们在法国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美国看到了佛洛德被杀後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和包括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及波多黎各的全部50个州的2000个城镇的近2600万人参加。 当面对这种情况时，特朗普急忙跑进了他的避难房。

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引领群众的领导。 群众的愤怒情绪是广泛存在的，但这在官方组织中却没有表现出来。 工会领导人试图阻止这场运动，但实际上不管有没有它们，这场运动都会在某个地方找最适合表达自己的方式。

群众只能在一样东西上学习，那就是经验。 正如列宁常说的那样：生活教会我们，工人们正在从他们的危机经历中吸取教训，但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学习过程。 从理论上讲，群众需要时间才能得出与我们多年前相同的结论。

如果存在一个人数足够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并且有足够的职权听取工人们的声音，那麽这个学习过程将会大大加快。这样一个政党可能存在於 IMT 的行列中，但它目前还只是一个胚胎。 正如老黑格尔所写：“我们希望看到一棵橡树，他又，有力的树干，伸展的枝干，茂密的叶子。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橡子，那我们实际上并不满足。 ”

我们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我们希望能够取得更多进步。 而且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缺乏必要的数量。 我们缺乏在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必要根基。

但有了正确的思想和及时的口号，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最先进的工作者和青年，通过他们，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 我们可以在这里或那里领导特定的斗争。 但总的来说，我们应以小成功为基础并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前行，这是未来大成功的必要前提。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我们的国际组织已表现出巨大的韧性和胆识用於面对困难，并不断发现新的工作方法。 因此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而其他组织同时却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和分裂，并正在被理所应当的迅速遗忘。

我们的竞争对手比过去少得多，这些宗派正在分崩离析。 在过去，斯大林主义者曾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但他们现在只不过是活在过去影子下的旧残留。 他们在工会中继承了过去的职位。 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充当了官僚右翼的“左皮” 掩护。 一旦工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他就会和官僚右翼一样被群众洪流扫地出门。

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左翼改良派，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再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以及正确的改良主义者压力和工人阶级压力之间不断摇摆。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

但尽管他们缺乏明确的观点（部分原因是这样） ，但他们将依旧不可避免地在大规模激进化的基础上脱颖而出。 由於政治不稳定，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他们偶尔会说出非常激进的丶甚至是革命的口号。 但这只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他们可以左右反覆横跳。 而我们则会在特定时间给予左翼关键性的支援，无论他们何时与右翼作战，我们都会支持他们，但我们也会批评他们任何倒退丶让步和投降的倾向。

我们所有的政治对手--包括左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他们无法赢得年轻人的青睐。 而我们显然成功地赢得了最优秀的青年，这使怀疑论者感到愤怒和愤慨。 最让他们困惑的是。在一切都如此黑暗和绝望的情况下，IMT 怎麽能赢得如此多年轻人的支援呢？ 他们摇头表示怀疑，并继续抱怨着世界的惨状。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谁赢得了年轻人，就赢得了未来。 我们成功的原因不难看出。 年轻人天生就是革命家。 他们要求与资本主义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斗争，他们对胆怯和理论上的混乱感到不耐烦。

我们的力量基於这两个重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青年的坚定面向。 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证明了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组合。 这些成功为未来提供了信心和乐观。 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分寸感，因为我们还只是刚开始。

更大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它将考验我们。 我们不能骄傲自大。 我们应如实质疑自己是否准备好利用现有的巨大机会？ 真实的答案又是什麽？ 如果我们还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应如实回答，不，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至少现在还没有。 但我们必须尽快做好准备，而且越快越好。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必须始终从品质入手去赢得一个又一个人，并且教育和培训干部。 但我们也必须及时的将品质化为数量：建立一个更大丶更有效的组织。 反过来说就是量变将引起质变。 有一百个干部则可以做成十几个人做不到的事。 想想看，我们在英国丶巴基斯坦丶俄罗斯等国能用一千名干部办到什麽。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干部队伍建设必须与发展齐头并进，这并不矛盾。 组织必须随形势变化而发展，变得更专业，更自律和更成熟。

我们有正确的思想丶方法和观点。 然而我们需要的远不止这些。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发展起来，并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干部军，他们能领导工人参加斗争。 我们在这方面已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

在一开始，似乎疫情会给马克思主义者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 但实际上，它无疑摧毁了那些所有把自己建立在盲目行动主义基础上的伪马克思主义宗派。 国际马克思注意趋势的前途一片光明，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赢得了1000多名新成员。 而这仅是一个开始。

国际的同志们！ 我们在争分夺秒。 我们任务简单概括下就是使工人阶级从无意识（或半意识）中觉醒，并有意地去改变社会。

重大事件正在准备之中。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进行一场内部革命，从自己的思想革命开始。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思考了。 一切小圈子思想和惯性思维的痕迹都必须被根除。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专业的党建方法。 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麽比这更重要的了。 如果我们继续追求正确的思想丶策略和方法，那麽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修正过后于2021年7月25日无异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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