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一二九”运动：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龙翔五洲

再思“一二九”运动：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时间：2015-12-10 21:37:01   来源：[color= ][url=]《中共党史研究》[/url]   作者：[color= ]欧阳军喜    点击：9

       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性质的运动，也具有思想运动的特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二九运动内在的思想动力，但占主导地位的还 是马克思主义。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主张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整是影响一二九运动内容与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一、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一二九运动的直接动因无疑是日本的侵略以及由此引发的华北危机。正是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让北平学生意识到只有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同时也意 识到学生在救亡运动中的重要责任。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为了反对华北领土的分割，为了反对政府对华北的出卖，为了要联合全华北的 民众，作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随后又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大纲领。从此，北平产生了统一的学生组织，担负起组织 和发动各校学生开展救亡运动的任务。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批准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8日，北平学联决定次日发动游行 请愿，反对华北自治。9 日，一 二九运动爆发。

　　一二九运动因华北危机而引发，其思想根源则在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自由主义在学生中的影响日渐降低，而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则日渐增强。九 一八事变后，思想界曾一度笼罩在“抗战必亡”的悲观气氛中。一些自由主义者如胡适、丁文江等极力主张对日忍让。胡适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爆发战争，民 众应冷静地考虑代替战争的其他解决办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他反对学生投身救亡运动，主张学术救国。丁文江则极端“唱低调”，认为中国的政治力、 军事力和物质力决定了中国“没有宣战的可能”，“我们对日宣战，完全是等于自杀”。他主张中国应效仿1917 年俄国革命时列宁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条约并“准备到堪察加去”的做法，对日妥协，准备退到中国的堪察加即云贵地区。

　　然而，青年学生对这些“名流学者”的言论并不认同。《清华周刊》批评丁文江的言论犯了“严重错误”，并认为“今后中国的出路，不是屈服，而是斗 争”。北平15 个大中学校联合发表宣言，明确表示“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尽管华北事变后胡适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 完全错误”，但学生们宣布“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这就是要“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正是这种救亡图存的思潮促使学生走上街头，发动大规模的请愿与游行。显然民族主义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动力，并且这一思潮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展开而愈加强烈。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样为一二九运动提供了重要思想动力。在一二九运动前及运动中，中共有意识地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自 大革命时期开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意识、有计划地试图对学生运动施加政治影响。以清华大学为例，1926年11月，中共在清华大学建立了第一 个党支部。1928 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国民党势力也进入清华校园，但共产党的影响并未因此消失。1933年至 1934 年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在清华大学发起成立 “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等读书团体，组织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座谈会”于 1935 年3 月解散，之后中共又领导了一个秘密群众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均加入这一组织。同时，《清华周刊》也 为进步学生所掌握，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指导学生救国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现代座谈会” 和《清华周刊》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的影响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其主要成员后来成为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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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对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充分体现在运动中学生提出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上。北平学联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第 二天发布的宣传大纲中宣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我们的目标， 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是我们的方针。然而这种重大的任务，绝非学生群众所能单独胜任的。所以为了我们伟大的前途，我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 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可见，一二九运动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性质，并且这一认识在随后的运动中不断得到学生的认同与强化。学 生运动被视为 “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锁链中的一环”，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发展这一环，推移这一环到次列的一环”，亦即 “要转变学生运动成为整个的民族解放运动”，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之所以在学生运动中要把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是因为封建势力向 帝国主义投降，成了反帝的大障碍”，“中国的民众为了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势必将反帝与反封建的两条战线统一起来，这是环境的需要，形势的必然，无法 将这两条战线分开”。

　　学生运动被赋予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学生运动不再被当做一时一地的运动，而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学 生运动不只是为了“华北问题”，更不是为了“冀东问题”“察北问题”，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在12月9日的行动中，学生们提出 “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但目标绝不止于此。学生同时提出“反对投降外交”“争取救国自由”“扑灭汉奸”等口号。“反对投降外交”从消极方面说是反对妥协 退让，从积极方面说则要求革命外交;所谓救国的自由，是包括了一切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自由在内的抗日救国的自由;而 “汉奸”也绝不仅仅指殷汝耕等人，一切对外屈服投降、对内压迫民众摧残民众的人，都被视为汉奸。显然，这些口号都不只是针对 “华北问题”，而是针对整个中国问题而发的。在 12月16 日的大示威中，学生们又提出 “反对冀察政委会及一切傀儡政权”的口号，同时更进一步提出“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口号。可见，学生运动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反对“华北自 治”的运动，它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和更广大的目标，这就是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学生们把这一运动当做民族解放运动，完全是中共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第一是理论宣传。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中共就通过进步学生所掌握的学生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第二是在运动中给予学生具体指导。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指示平津党组织，“转变平津学生运动为华北民众的反日反蒋游击战争”。一些中共党员通过与学生座谈，给学生运动的发展方向予以具体指导。第三是通过中共外围组织引导学生运动的走向。学 生在南下扩大宣传途中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完全是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的，其斗争纲领也来自中共的政治纲领。民先队 “以抗日反汉奸卖国贼为当前任务，以反帝反封建为终极目标”，主要工作除了参加救亡运动外，就是研讨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在南下扩大宣传过程中，党组织 有意识地引导民先队员讨论 “对各个帝国主义应取的态度”“目前中国政治的出路”等问题，以保证运动朝正确方向发展。

　　无疑，一二九运动的内容与方向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所 有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学生当时已参加了共产党或者思想左倾外，大多数同学纯粹是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参加运动的。正 如当时参加运动的一名学生所说：“我们的运动完全是由于纯真的民族自觉意识所激起;因为不甘我中华民族的沦亡和坐待国命的摧折，我们才不得已起来作唤醒民 众的自救运动。”即便是一些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学生运动领袖，在当时也并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杨学诚在运动初期，“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主义的思 想准备，也很不充分。他的参加救亡运动，而且是如此之积极热烈，最有力支持着他的，可说只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清华大学学生吴承明刚参加运动时也是非 常盲目的，“只想到我是该去参加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参加”; 北平师大的郭庆云在与参加南下扩大宣传的进步同学交流时发现，同学虽然认定中国的将来归宿只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惟共产党所采的手段是否适宜于中国，仍 不敢定”。可见，大多数同学包括一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不是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由于中共在运动中 “起了骨干的作用”，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潮始终处于马克思主义民族解放理论的支配之下。中 共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与学生中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政治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一二九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从 而规定和影响了一二九运动的内容与方向。中共明确表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宣传，而且反对在国难未完全过渡的时期中(即中国还未完全驱逐一切帝国主 义势力，完全独立与统一的时期中)在全国或一部土地上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任务。”正是由于中共反对把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主张把民族斗争 与阶级斗争的任务结合起来，才使运动既未脱离民族主义运动的轨道，又带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特征。可见，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动力，既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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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合战线与人民阵线

　　一二九运动就其表现形式而言，经历了一个由请愿而示威再请愿最后归于平静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单纯的学生运动向民众运动转变再回归学生运动的过程。导致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青年学生对中共统一战线原则的理解与运用前后出现了变化和调整。

　　一二九运动是在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指引下发动起来的。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正是看到了共产国际 七大的相关文件及 《八一宣言》后，才开始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明确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方向。运动中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然而，运动一开始就偏离了统一战线的轨道。运动最初以请愿的形式发动，但迅速演变成游 行示威。继“一二九”当天示威游行后，学生又发动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和 “三三一”纪念郭清烈士示威游行。学生运动陷入了与学校、地方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对立的局面。从学生当时的宣传文字看，学生不仅没有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意 愿，反而试图武装自己，推翻国民党政府。显然，学生运动虽然是在中共统一战线原则的指引下发动起来的，但在运动的实际过程中，偏离了统一战线的轨道。学联 消极地不信任国民党政府和学校，不仅使学生运动失去了一部分上层人士的同情，也导致学生内部产生分化。学生运动不但未能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反而陷入了 孤立。

　　导致学生运动一开始就偏离统一战线轨道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学联认识上的错误，“不能了解半殖民地的学生运动的特殊意义在扩大政治影响推动广大群 众参加救亡运动，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而学联之所以不能充分认识团结全国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又与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指导学生运动时采取的 关门主义政策有关。学生运动兴起后，北方局指示平津党组织 “积极的扩大平津学生群众的运动为全华北以至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反蒋反汉奸走狗的实际行动”。虽然北方局也要求学生“绝对采取一致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深入 与扩大这一斗争到农村、工厂、兵营与各党各派、各社会阶层的广大群众中去，实际取得他们的抗日行动援助”，但同时又强调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卖国汉奸蒋介 石”。在 “反蒋” 方针指导下，学生运动要想不偏离统一战线的正确轨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6 年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开始纠正学生运动中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错误。他严厉批评北平学联纪念郭清烈士的示威行动，并警告 “这样的行动，如果再有一次以至几次的话……最后只能剩下你们几个布尔什维克在秘密的房子内去‘抗日救国’”。他强调指出：“今天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 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为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 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 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刘少奇还针对学生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正确对待学校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对待第29 军和宋哲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校学生联合会均改名为 “学生救国会”，学生运动开始放弃过去孤立冒险的路线，走上“联合战线”的途径。学生运动的核心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开始更密切的注意到‘联合战 线’的问题，并且更彻底的讨论怎样在一切工作上执行起来”。

　　尽管学生对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一致赞同，但学生内部在如何运用这一原则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民先队内部就有所谓少壮派与元老派之争。少壮派重视 发动群众，元老派则重视联系上层;少壮派重视实际行动，元老派则重视理论研究;少壮派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自主，元老派则主张无条件的统一。还有一 些民先队员对联合战线只是口头接受，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真正执行。清华和北大两校的联合战线就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两校的民先队员持有很深的宗派观念，对于同 学间的合作不积极、不主动，忽视一般中立分子的要求，在合作的交涉中不能诚恳地与对方商讨。为纠正学生对联合战线认识上的偏差，1936 年暑假期间，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到清华大学，对党员和民先队员进行了形势与政策教育，从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为贯彻中共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进一步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好了准备。此外，彭真还主持改组清华中共支部，支部书记由杨学诚担任;同时将中共北平学委改归北方局直 接领导，由蒋南翔担任北平学委书记，负责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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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1936年8月25日，中共致信国民党，宣布中共将“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当全中国统 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9月17 日，中共中央又通过 《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再次宣布中共将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 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与之相应，学生运动的方针也发生改变，对联合战线原则的认识与贯彻更加自觉和深入。10月10日，北平学联发表由蒋南 翔起草的宣言，表示“今后我们愿意毫不迟疑地首先捐除过去对政府对各校当局的各种成见，设法消解彼此间不融洽的空气，一切愿与各校当局全国人士，尤其是政 府开诚合作，虚心诚恳地接受各方面的指示，以冀能在救亡阵线上多得到一点助力”。11月21日，北平学联再次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全力支持政府”。这表 明，学生运动已发生方向性的转折，联合战线的原则得以明确化、具体化。这一转变也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肯定。

　　然而，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学生运动再度分裂。事变发生后，北平学委和学联未能及时表明态度，导致有些左派学生主张杀蒋介石，对右派学生提出释放蒋 介石和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予以“严词驳斥”。显然，学联在西安事变后再次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尽管这一错误迅速得到纠正，学联也一再声明反对张、杨 所采取的方式，要求迅速释放蒋介石，但同学间分裂的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支持右派学生组建起新的学生联合会。从此，北平学生的分裂就演变成新、旧学联两大 学生团体的对立，代表了当时学生中实际存在的左、右两种政治倾向。时论指出：“西安事变以前，左倾的势力比较有严密的组织，比较有多数的群众，所以左右的 斗争是一个压倒的现象，不是势均力敌的冲突。西安事变以后，给了右倾势力一个大大发展的机会，他们的组织也扩大起来，从此两方面的斗争日益激烈，结果造成 今日互相水火的现象。”

　　学生运动的分裂，既有国际政治变动的背景，也与国内思想界的争论有关。国际上，到1936 年，以德、意为核心的法西斯集团与以法、苏为核心的反法西斯集团两大对立阵线已经形成，同时一些国家内部也出现了两大集团的对立，如法国和西班牙出现了右 翼法西斯分子组成的 “国民阵线”与左翼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人民阵线”的对立。在国内，围绕联合战线与人民阵线问题，也分裂成左、右两个阵营。中共主张 建立 “联合战线”，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联合战线”相号召。国民党及一些支持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者则反对联合战线的口号。中共曾经提出过 建立“人民阵线”的口号，但很快意识到这一口号的局限性，转而提倡 “联合战线”或 “民族阵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 围广大得多。”

　　1937 年 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首次提出“抗战”主张，并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愿意与共产党谈判。中共中央认为这标志着一二九运动后所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即 “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的阶段”，中央要求北方局在这个新阶段内“必须坚持联蒋的方针”，同时把工作中心转向 “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北平市学联及时调整工作思路，提出“统一学运”的主张，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健全学生生活的旗帜之下”与新学生团体 “联合起来，进行合并”。同时，学联还修改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使之更适合一般学生的要求。从此学生运动走上了“联合”与“统一”的途径，学生运动的方式也 有了很大改变，由原来激烈的秘密斗争转向公开的合法斗争; 学生运动的主要任务也由游行、请愿、示威转向争取抗日救国的自由，实现抗日的民主权利。

　　综上可见，一二九运动之发生、发展和演变始终贯穿着 “联合战线”这一思想主线，中共有关联合战线的政策和主张直接影响了学生运动的内容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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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读书与救国

　　学生是否应该牺牲学业，参加救国活动?如何处理好读书与救国的关系?这是自五四运动以后每次学生运动发生时都会讨论的问题。一二九运动期间，这 一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热点，并被赋予新的内涵。青年学生首次明确地把自我身份认同与特定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从而使读书与救国问题的讨论成为决定学生运动发 展方向的另一重要思想因素。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生举行总罢课。北平各大学校长曾先后两次联名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恢复学业”，“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 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然而学生认为大学校长们是在用“腐朽的读书救国论”来压制学生运动，并表示要以“扩大罢课”作为回应。学生罢课的行动也遭到 一些著名学者的批评。胡适就认为 “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强调“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 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对于胡适的批评，学生同样不予接受。有人认为胡适的言论“似是而非”，因为要想让青年学生能够 安心向学，“必须在政治上负责者真正能够担负起‘御侮’的责任，保障着全国领土(连东北四省在内)和主权的完整”。在学生看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救 国急于读书，救国是读书的前提。清华大学救国会在一二九当天发表的《告全国 民众书》中，针对“名流学者”的“读书救国”论，指出：“‘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正因为如此，他们宣告：“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不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意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 族做一点实际工作。”

　　学生所谓“实际工作”主要是宣传活动。平津学生在罢课期间，发起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这一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国民党政府提前放假的策略，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训练学生。学生运动兴起后，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提前放假的方式来分散学生力量，使学生运动自然消灭。有鉴于此，中共决定组织学生到工厂去，到 农村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把学生运动扩大为全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学生在经过游行示威和罢课之后，也认识到“单纯的学生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必 须把这一影响扩张到大众间去。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绝不能以学生做主干，必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才能发挥伟大的力量”。为此，根据党的指示，平津学联发起南下扩 大宣传活动。学联在宣言中指出：“这一次对日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由全国同胞——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和各界同胞总动员参加，才能得到胜利，单 靠我们学生是万分不够的。所以我们决定在这罢课期间，由全部同学分批出发到各城市和乡村中扩大宣传，要求全国同胞的一致奋起! ”1936 年一、二月间，平津学生约500 人参加南下扩大宣传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发表演讲，表演新剧，号召民众起来救亡。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活动与学生的“国民先锋”身份认同有关。有学者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渐有压倒学生身份意识的倾向。而 此时，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中又增添了一种先锋意识和使命意识，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普通的国民，负有特殊使命。在他们看来，民众知识贫乏，消息闭塞，不了解国 家危亡的现状，“所以在他们本身有许多的缺陷，不能够自己起来作救亡运动”;而国内的“名流学者”“向残余的封建恶势力投降，无耻的汉奸以及新兴买办阶级 妥协”，不可能由他们来领导群众作救亡运动;只有学生“站在时代的 前线，认识比较清楚”，而且满腔热血，“不能坐视亡国的惨痛”，“所以他们不能不挑起救亡运动的担子，负起时代伟大的巨艰，作民族开路的先锋”。也有学生 认为，学生之所以应该并且能够担任救亡的先锋，负起领导民众的责任，是因为学生“具有丰富的理解力和坚毅的意志”，“把握住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正确理论”。 学生的这种先锋意识和使命意识在北大学生的罢课宣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宣言写道：“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争取自由与平等，只有实行民族革命的斗争，在这种 革命的斗争里，基本的队伍，虽是一般的民众，可是，只有学生才能来作前哨与先锋……我们既认清了这点，了解了这点，就得负起历史的时代的使命： 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促进民众运动，发动民族革命斗争。”显然，学生已经把自己的“国民先锋”身份与民族解放的目标结合到一起。

　　从思想上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活动明显。受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影响。自20世纪10年代后期至 20 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俄国的民粹派相信“农民具有共产主义的本能，因此认为农民是直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战 士”。同样，中国青年学生认为农民具有天然的反帝反封建倾向。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想法与当年俄国民粹派的想法同样是幼稚的，但当时的青年学生坚信农 村中蕴涵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因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 “到民间去”的征程。事实上，在南下扩大宣传活动出发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进步学生曾经讨论过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问题，甚至考虑过武装暴动，只是因为 力量不够才没有这样做。

　　当然，中俄两国的学生运动也有不同，“俄罗斯的学生所要求的只是政治的解放，社会的解放，而今日中国的学生，即以民族的解放为主要目标。因此中 国学生的任务比他们七十年前的先驱是更为重大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学生只是抱着一个伟大的希望和一颗献身的决心走向民间”，而中国学生除此之外， “更有实践的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中国学生到民间去的活动必定能摆脱俄罗斯学生失败的结局，取得成功，“如果俄罗斯学生运动是一个最哀伤的悲 剧，那么中国学生的悲壮剧将如哥德的《浮士德》一般，在第二部中转为喜剧”。

　　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活动的最终结局仍然是悲剧性的。如同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学生运动的命运一样，他们不仅受到政府方面的压迫，而且民众本身也没有真正接受他们。学生的救亡宣传没有切实和民众的生活问题打成一片，因此民众 对于学生运动也没有给予有力回应。有些地方的民众 “只知道要饭吃，对于什么抗日救亡，一点也没有兴趣”，宣传工作遇到很大困难。而学生内部对于宣传的内容也意见不一，如《一二九打牙牌歌》和《打回老家 去》一剧，因为其中有涉及苏俄和共产党的内容，遭到部分同学的反对，并最终导致他们中断宣传，提前返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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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罢课，加之南下扩大宣传遇到挫折，导致学生内部产生分裂，一些同学开始反思过去救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过去放弃学业专门从事实际救国运 动的做法产生怀疑。有学生在文章中对自己也对他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国难紧急的时候松懈了自己的工作，这是救国吗?”“我到底是走列宁的路呢，还是走 爱因斯坦的路?”换言之，是做革命家还是做学问家? 是读书还是救国? 可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动后，读书与救国的关系再度成为困扰学生的一个问题。一些人开始意识到救国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读书与救国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要救 国并不是不要读书，要读书同时要救国而读书也是为了救国。由于学联过去过分强调从事实际救国工作而忽视课堂学习，学生运动失去社会上层人士的同情，也使学 生与政府、学校与学生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立日趋严重，学生运动遇到严重挫折。学联从中吸取教训，在读书与救国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改变。与之相应的是 学生在身份认同上向学生身份的回归。当北平学联在宣言中强调读书是学生“本份以内的事情”时，实际上也就认同了自己的学生身份。曾经积极参加“一二九” “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并被捕入狱的清华学生王永兴以 “同是青年最亲敬的名义”告诫北方青年：“我们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可以与闻政治但却不可干政治”，“我们是学生，死读书是错误的，但是不读书更大错而特 错”，“我们是学生，我们要学习要读书，读更多的书更有价值更大的更难懂的书。我们必得有知识，知识是我们生命的食粮，知识是我们救国的武器”。“我们是 学生”既是王永兴认识上的变化，也是北方青年学生身份意识回归的表现。

　　当然，“回学校去”并不是回到原来的书本中去。1936 年2 月，北平学联宣布复课后，曾经制定过一个“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其目的在于“唤醒并加强们对于目前民族危机的认识和积极地养成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必需 的知能，以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该方案有关高等教育的部分一方面修改了社会科学方面教学的内容，特别注重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注重近百年来帝国主 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过程及加紧进攻中国的原因; 注重各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及帝国主义崩溃之自然性;等等。另一方面增加了共修科目，如 “国际及中国政治经济问题” “中日关系史”“社会进化史及现代社会学” “国防概论”等。显然，该方案试图取代传统的学校教育内容，把学生训练成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这一方案在推行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事实上，这一方案也没有 真正推行下去，“方案虽定，方法毫无，空空洞洞，不着边际。也没有和教职员取得密切联络……结果变成盲动”。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不仅让学生意识到建立 “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使学生对如何处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北 平学联的转变是有代表性的。该会发表的宣言宣称：“一二九以来学生运动所走的道路，到三中全会为止已经告一段落；今后的学生运动，在本质上一定要有一个全 新的转变，然后才能有更光辉的开展”，“我们认为：文化运动就应该是今后学生运动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范围，主要可以分两方面：一是追求知 识，自我教育；二是传播文化，教育大众”，“因此，我们今后要尽量接受学校课程内的切实有用的知识，不轻易废弃功课”；“在传播文化教育大众的事业上，愿 意自告奋勇为祖国服役。如农民识字班，民众补习学校，乡村宣传队等等，都是目前唤醒民众，教育大众的有效工具，我们以后将很重视的多多开辟这一类工作”。 此后，学生开始回归课堂，学生运动向文化运动转变。其时，由中共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正全面展开，一些进步学生号召广大同学积极投身新启蒙运动，“面向民众去实践新启蒙运动”。这样，一二九运动在经历了几次转变之后，最终汇入新启蒙运动的大潮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联合战线与人民阵线的论争以及读书还是救国的讨论构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图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一二 九运动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运动中学生分裂成左、右两个思想阵营，他们政治倾向不同，思想主张互异，就是左派学生内部也存在分歧。如何救亡?如何建 立统一战线?如何对待政府当局?如何对待帝国主义?这些问题在学生中间都曾引起分歧与讨论。同时，学生的思想又没有固定在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主张上，而是随 着局势的演变而演变。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学生的思想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单纯的“抗日救亡”到主张“民族解放”，从实行“关门主义”政策到推动“联合 战线”的建立，从初期的“到民间去”到后来的“回学校去”，无不反映出学生在思想上的急剧转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极为复杂，当时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立， 国内国共两党之间的政争，思想界左右两种倾向的争论，都在学生思想中得到反映并影响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不过，透过这一复杂的思想图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二九运动内在的思想动力，但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运动基本上是在中共的影响之下展开和发展的，而学生对中共建立联合战线主张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整是影响一二九运动内容与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2014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