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苏交恶赫鲁晓夫与毛

马列托主义者

中央电视台曾与俄罗斯国家电视一台共同举办了名为“等着我”的中俄跨国寻亲大型公益节目。当初的骨肉至亲、同窗好友、异国情侣，在彼此音信隔绝、苦苦等待五六十年之后，终于奇迹般地相聚重逢，无不喜极而泣。此情此景，令人不胜唏嘘。同时也不免产生疑问：何以会出现如此骨肉分离、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个中原因，主持人不便点明，或者说不说自明。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若干年前的中苏交恶。

建国之初，中苏友好深入人心，看苏联书，唱俄语歌，观苏联片，一时蔚然成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几成既定的国策。然而好景不长，五十年代末期，两国即开始渐行渐远，最终发展到彻底决裂、兵戎相见的地步。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多年来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力主援华

被伟大领袖批为“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的赫鲁晓夫，放牛娃出身，小学文化程度，参加过国内战争，从基层做起，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曾经担任过区委书记、市委书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等职，颇受斯大林的重用，但似乎并未将他当成接班人来培养。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不过是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而已，党内排名不是很靠前。当时问鼎最高权力呼声最高的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岂料阴差阳错，倒让赫鲁晓夫拣了个漏，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号人物。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赫鲁晓夫终其一生也不能动笔为文，随便写个批示或者便条都不免要犯拼写错误（也就是写错别字）。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白字先生”，居然把苏联的事情办得轰轰烈烈，风生水起。至于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败得失，这里按下不表。

且说赫鲁晓夫主政后，于1954年9月率团前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并献上一份厚礼。苏联将4个股份公司的股份全部归还中国，并提前将旅顺港海军基地归还中国，增加对中国15亿的贷款，修建新疆铁路。来华前他召开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大幅增加对华援助，并多方奔走，四处游说，促成了大量援华项目。可以说，历届苏联领导人中，数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援助最多，质量也最高。斯大林时期原定援建141项重点工程，这次又追加了15项，且质量提高，这就是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156个项目。

此外，苏联从1954年起，还派遣大批专家和技术顾问来华工作。1956年和1957年苏联专家的人数达到最高值，这也正好是我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关键的时期。苏联还向中国无偿提供大量的科学技术文献、教学大纲、工业制品的国家标准等等（只收取少量影印费）。并按出口优惠价格为中国设计制造了若干仪器、设施和设计样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将对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援助的一半给了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总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苏联和东欧援建的项目建成并投产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得以初步建立。

大规模向中国提供援助，也让苏联人民做出了牺牲。据测算，1959年对华援助的资金约占苏联国民经济总值的7%。假如用这笔钱修建268万套公寓，即可大大缓解苏联国内的住房短缺问题。赫鲁晓夫却顶住压力，执意援助中国，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要能站住脚就靠中苏联盟，让中国强大了就等于苏联自己强大了，必须尽全力援助。1954—1956年是苏联对华援助的鼎盛时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援助中国建设方面，赫鲁晓夫功莫大焉。

1956年2月，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首次揭露了斯大林在政治清洗中滥杀无辜以及卫国战争中指挥失误等事实，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处理波匈事件中穿梭外交，配合默契。

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出尽风头。他不用讲稿，即席发挥，语惊四座。一上来就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断，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关于核战争及其引起的后果的论述。他说：“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全场鸦雀无声。会后许多代表反应强烈。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六亿人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波共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愤慨。

此外，毛泽东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联党内的分歧和矛盾，不仅让苏联领导人感到不满（米高扬示威性地站了起来，冲着中国代表团这边看），连旁观者也坐不住了。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当场给本国代表团成员传了这样一张字条：“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当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不过总体而言，中苏双方都认为这次莫斯科会议开得相当成功。赫鲁晓夫日后对身边人说，1957年11月毛泽东对他和苏共是很支持的，曾当众对我说：“好花还要绿叶扶嘛，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这次到莫斯科就是来扶持你的。”赫鲁晓夫还说那次在莫斯科他与毛泽东相处和交谈都很愉快。

于是，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再度访华，希望同毛泽东重叙旧谊。主要是就苏联对外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征求意见。他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苏联需要得到中国在政治上的支持。万万没有料到，这次会谈竟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渐行渐远

会谈中赫鲁晓夫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几乎受到毛泽东的逐条驳斥。苏方译员在把赫鲁晓夫发言逐句译成中文时，毛泽东即露出异常反感的神情，并以鄙视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的论断已经过时，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可以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毛泽东对此进行严厉驳斥。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值得害怕。中国永远不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将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对列宁的论断丝毫不应怀疑，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有原则的，首先必须分清敌我。赫鲁晓夫明显地感到谈判气氛对苏方不利，不由得皱起眉头，也许他依稀看见苏中友好关系已经出现裂痕。此外，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又不合时宜地提出了苏中建立“共同舰队”和在华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未经周密考虑的问题，更是火上浇油。毛泽东激昂慷慨地加以回绝，差点骂出声来。

莫名其妙地吃了一通闭门羹之后，赫鲁晓夫感到心灰意冷，遂匆匆打点行装，提前回国。本来双方讲好是秘密访问，不事声张，赫鲁晓夫也是秘密来华，谁知中方又临时提出赫鲁晓夫要公开回国，并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搞了一个会谈公报。公报中说：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此乃毛泽东的精心设计。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中国即开始了万炮齐轰金门的军事行动。赫鲁晓夫事先并不知情，但公报却让美方产生了错觉，杜勒斯更认为“中国对金门的军事行动”“很可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7月末在北京会晤时达成一致的行动”。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效果：让美国感到中苏同盟的压力而袖手旁观。这次引发远东危机的重大军事行动，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置中苏军事联盟于不顾，压根儿没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本来赫鲁晓夫费尽心机，使得与美英两国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好不容易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号称盟友的中国却来了这么一手，弄得赫鲁晓夫里外不是人，颇有一种被人给卖了的感觉。更重要的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表明，中国的外交方针已经背离了莫斯科宣言的和平原则。

马列托主义者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开始对美国的访问。访美归来后，又于9月30日匆匆率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希望借此机会与毛泽东握手言和，消除分歧。在苏方的提议下，举行了双方领导人的会谈。会谈开始，赫鲁晓夫即向毛泽东解释一年前苏联为什么要提出军事战略合作计划（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并阐明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他或许以为时间过去了一年，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立场应该有所理解，态度也有所转变吧。毛泽东神情严肃，在赫鲁晓夫讲完话后立即进行反驳，说中国共产党不能赞同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因为那是与马列主义路线、国际共产主义的正确路线背道而驰的。还说苏联的立场和路线实质上是现代修正主义，而现代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好大的帽子！）。至于说到苏中两党关系，中国共产党希望与苏联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并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还说这是个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毛泽东示意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发言。陈毅措词更加尖锐，一上来就指责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共产党以老子党自居。苏联所说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实质上是同美帝国主义搞和平外交的政治游戏。他怀疑苏共对中共的立场是苏联与美国密谋碰头的结果，是合伙出卖和孤立中国。

陈毅措词强硬的发言明显伤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面子，这点毛泽东有所觉察，却并未加以制止。赫鲁晓夫立即对陈毅的发言进行了同样强硬的驳斥。他已心知肚明，此次与中共的谈判徒劳无益。原本希望通过会谈改善两党的关系，看来是无法做到了。他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可能服从苏联共产党，也不肯听从苏共哪怕是出于善意的建议。毛泽东铁了心要走自己的路。苏中两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不久即将成为泡影。（关于这两次会谈的详情，可参看顾达寿著《直译中苏高级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

要帮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

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50年代中后期，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上屡遭败绩，且战且退。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原因恐怕是对于中共、尤其是对毛泽东缺乏深入之研究，总是一头热。他哪里知道，1958年的毛泽东和1954年他初次见到的毛泽东，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建政之初，百废待兴，困难重重，领导人如履薄冰，较为谦虚谨慎，特别珍视中苏友谊和苏联援助，自然将来访的赫鲁晓夫待若上宾。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初步建立起工业基础，国防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几次惨烈的政治运动，又把党内党外、知识分子整得服服帖帖，没人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豪情满怀，底气十足，据他自己说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那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不太平，频频出事，搞得赫鲁晓夫疲于奔命，积极寻求政治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可是给他帮了大忙，赫鲁晓夫感恩不尽，除积极加强对华援助外，还让毛泽东在1957年11月的国际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独领风骚。从莫斯科归来，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年北京版第187、213页）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4月15日宣布“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65—376页），此后赶超速度一再提高，6月23日在一次会上提到钢产量时说：“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两三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可以赶上美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693—695页）

生产力上去了，生产关系也不能落后。这也难不住咱们。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搞人民公社化，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说：“我们应该积极地应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第450页）毛泽东还不无得意地说：“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21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吉林省档案馆，1/1，14/72）

1959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件中写道：“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360—391页）

1959年12月，毛泽东又在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601—602页）

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找到了一条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很有必要在全世界推广。他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的道路。

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关于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等观点，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

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4月4日，《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自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完全公开化了。

代价与教训

当时，我国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我国先后征求了缅甸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北朝鲜共产党的意见。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披露：1963年曾派要员带上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以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这项开支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堪称大手笔。

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号称“九评”。

此后，苏方撕合同撤专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70年代，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综观建国以来中苏关系反复曲折的发展历程，痛定思痛，不由得让人想到四个字：好为人师。

1949年3月，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岂料话音未了，刘少奇就在11月19日世界工联亚洲澳洲工会会议的开幕词中大谈“中国道路”，将其简单概括为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和武装斗争的公式，而且断言这一道路不仅在中国适用，对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同样适用，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全场哗然。然而，“中国道路”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周围一时烽烟四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纷纷爆发。援朝援越，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几年平稳的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时，领导人又故态复萌，自己国家还处于探索、试错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极为低下，便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传授如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验。

onceninerfan

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攻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东风压倒西风”，讲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讲了对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及其可能后果的观点，就是“出尽风头”吗？
难道在这样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发表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有什么不正常，只能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吗？
当时捷克、波兰都已经开始出现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动摇的征象，而根源就在于苏共及其领导层。当时美英都已经拥有核能力，法国也在积极发展核武器，地处东欧的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危机感也可以理解。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层渲染核战争威胁，主张淡化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国家搞所谓“和平共处”，其实是胁迫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本国战略利益为代价，乖乖接受苏联的“核保护”，而实际上这样的所谓“核保护”并不能给有关国家带来真正的安全感。毛泽东看到了只有独立自主才是新中国的希望之路，在政治上战略上立足于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在经济上坦诚合作互惠互利。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谈核色变、发生信念动摇的时候，毛泽东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必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心，这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真正含义。即便是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也没有什么可怕，取得胜利的终究是人而不是武器，是正义而不是邪恶。武器是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掌握，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可以掌握，这就是毛泽东讲核战争不可怕的本意所在。像麻劣脱这样的人恶意曲解毛泽东的本意，只能表明其立场本来就是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的，其鼓噪什么“无产阶级不断革命”不过是搅浑水的拙劣把戏。

onceninerfan

毛泽东一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说“中苏论战”是毛泽东和中共“好为人师”是楼文作者的偏见。其实当时中共发表的一系列批评文章，更多地是针对自己党内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模糊认识和意志动摇的。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与“中苏论战”是一脉相承的。而有人就此恶毒攻击毛泽东，也在于其本质上秉承其资产阶级追逐私利的本性必然蜕化变质为新的剥削阶级代表、而与代表劳动阶级根本利益的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与冲突。

马列托主义者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历史就在那里。矛盾不分主次，唯利是图而已，这个利是谁的利最终也没有搞清楚。走到最后苏联是最主要的敌人，美帝是可以联合的朋友。为什么苏联是最主要的敌人呢，因为苏联不把美帝当做最主要的敌人，要和美帝媾和，所以必须反对苏联，方法就是和美帝媾和对付苏联这个和美帝媾和的国家。

马列托主义者

onceninerfan 发表于 2014-1-17 09:45
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攻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东风压倒西风”，讲了“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

一会儿说苏联的核保护不可靠，一会说苏联防止了美帝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后来是美帝防止了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日本说是美帝核保护的，其实人家一夜之间就可以造出核武器，即使你首先用了核武器，人家也能造出核武器反击（因为核武器不是万能的），日本并不担心美帝不用核武器保护它，即使美帝不保护，你中国也不敢用核武器对付日本，因为核武器无法摧毁日本的核武器制造能力。苏联当初对中国的援助就成了中国核武器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数以万计的离心机，兰州的铀浓缩工厂，成批批量生产的核科研院校毕业人才，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基础，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马列托主义者

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
2010年01月11日 13:54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条

与核能基础研究不同的是，导弹研究属于纯军事目的，又与原子弹密切相关，苏联在这方面自然要谨慎行事。况且，当时苏联正热衷于同英美讨论停止核试验的问题。1956年7月16日，外交部长谢皮洛夫（Sepilov）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原子武器的试验性爆炸应当马上停止进行，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是很重要的。苏联建议，或者美国、苏联和英国政府缔结一个三边协议，其它国家随后加入；或者通过上述政府各自发表正式声明，保证不再进行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试验。谢皮洛夫还宣布，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毫不拖延地就立即停止一切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试验和实验性爆炸的问题，缔结苏联、美国和英国的三国协议。1957年1月14日，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作为防止核扩散手段的片面禁止核试验的提案。副外长佐林（Zolin）在大会上指出，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数量的任何增长都会使局势复杂化。而苏联提案的实际结果是:一个现在尚不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国家，即使已经掌握了这些武器的生产秘密，并已拥有必需的材料，她也不能有效地试验这些武器。这个方案的提出，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方针。

就在核工业援助协定签字的当天，1956年8月17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应聂荣臻的请求，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Bulganin），要求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方面向中国提供全面的技术援助，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9月13日苏共中央覆电中国中央称: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建议中国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苏共中央决定帮助中国培养导弹人才，将派专家到中国学校去工作和授课。已经指示苏联有关机构把导弹专业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以及培养干部所需要的教具、样品及其技术说明送给中国。从1957年的新学年开始，苏联高等学校将设立小组，可以接受五十名中国留学生，以便培养导弹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与中国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聂荣臻对此「大失所望」。

苏联的如此态度再次影响了中国的国防建设计划。1956年10月17日中国中央以聂荣臻代拟的电稿覆电苏共中央。覆电说:为了尽快培养导弹方面的干部，除了按照苏共中央来电的意见，中国将在1957年新学年派去五十名留学生外，还打算将一批正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到同导弹技术直接有关的专业去学习。同时，准备在中国几个主要高等学校增设有关导弹技术的专业，希望苏联政府供给教学资料和教具、样品，并派专家来华协助教学。覆电还要求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但苏方迟迟不予答复。由于苏联态度消极，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考虑紧缩投资，迫使中方不得不考虑减少国防建设项目。聂荣臻和「三机部」部长宋任穷于1957年1月联名致电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提出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只进行科学研究、地质勘探、生产氧化铀和金属铀、建立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个生产钚的化工厂，而把制造原子弹的关键环节──生产浓缩铀-235的扩散工厂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再考虑。

正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同1954年的情况相似，又是苏联党内斗争的激化导致赫鲁晓夫放宽了在核援助方面对中国的限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指责和批判马林科夫（Malinkov）、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进行非法的反党组织活动，并把他们排除出中央领导层。这次斗争是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苏联党内思想路线分歧又一次大暴露。赫鲁晓夫采取非常手段制服了其对手之后，亟需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的认可和支持。7月3日，即中央全会结束三天之后，苏联副外长巴托里切夫（Patorichev）便接见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使节，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Andropov）和苏联对外文委主席茹可夫（Zhukov）还分别找中国使馆的陈楚和张映吾参赞，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情况。7月5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Mikoyan）专程前往中国杭州，向毛泽东和其它中国领导人详尽介绍了苏共六月中央全会的经过，以及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等人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反对莫洛托夫在对华态度上的一些错误做法。米高扬表示希望中国能支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在此前一天，中国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同时决定，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因此，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宣布，中国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于是，赫鲁晓夫投桃报李，立即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方面表现出积极性。

鉴于原子能工业发展计划尚未定案，需对1956年8月的原子能协议进行修改，7月18日聂荣臻再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希望政府出面与苏方交涉。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办理。令聂荣臻感到意外的是，这一次苏联的反应十分迅速，20日阿尔希波夫（Arkhipov）便答复愿就国防新技术援助事宜约定时间面谈。22日聂荣臻来到阿尔希波夫的寓所，两人在客厅里都显得很高兴。阿尔希波夫表示:关于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的要求。苏联同意进行谈判，并将圆满答复中国政府提出的任何问题。聂荣臻汇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由聂荣臻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

以聂荣臻、宋任穷、陈赓为首的代表团于9月7日抵莫斯科。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尽管在谈判中苏联方面还是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和热情，苏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Pervukhin）甚至在谈判中认为中方提出的有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主动建议提出更新的产品型号。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别尔乌辛对聂荣臻说:这种协议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定案。聂荣臻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和顾问开会时说:苏联政府这次的确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中国得到这些援助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国防物质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将跃进到一个新的科学技术水平。消息传到国内，9月29日上午，周恩来委托彭德怀、李富春召集国防工业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在听取了宋任穷和张连奎的汇报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提出的援助项目都是中国国防所必需的，因此积极表示赞成，并同意照苏联提出的协议签字，签订后再从各方面继续具体商谈。

onceninerfan

苏共及中共党内的走资派鼓噪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为自身蜕变为资产阶级制造舆论依据。“唯利是图”-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这些人的座右铭，比如当年走资的子女当今的富商老板、贪官污吏。而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并不是“唯利是图”，因为在很多具体的情形下牺牲的是自身和家人的利益，比如毛泽东。

马列托主义者

onceninerfan 发表于 2014-1-17 10:54
苏共及中共党内的走资派鼓噪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为自身蜕变为资产阶级制造舆 ...

毛没有和美帝和平共处？和尼克松见面不是为了和美帝和平共处？

onceninerfan

说毛泽东“和美帝和平共处”是胡说八道。国际间各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平等、互利确是人间正道。帝国主义一定要消灭，全世界各民族人民一定要友好，这本来并不矛盾。不然你讲什么列宁主义。
和日、美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实力壮大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