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概论

傑瑞米柯賓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

　　作者 牟金容 寫於 二零二一年

　　摘 要

　　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所處的生態環境，後者為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物質保證。因此，處理好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著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隨著工業和信息革命催發經濟蓬勃發展，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生態惡化的種種問題越來越不可忽視，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生態問題，重回生態美好成為西方許多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西方生態社會主義提出“生態危機”的概念，並將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致力於構建生態和諧的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歐洲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發源地，新世紀之前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經歷了從萌芽到發展並走向成熟的歷程。進入 21 世紀，一些生態社會主義學者著書立說，提出諸多富含理論和實踐價值的觀點，將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推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我國歷來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建設生態文明更是關系著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對我國建設生態文明具有一定參考和啟示意義。

　　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對比研究法，采取普遍性和特殊性、聯系與發展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以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新世紀的發展及其對我國建設生態文明的啟示為研究對象。本文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從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和理論基礎入手，系統回顧了新世紀之前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二是歸納分析了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主要內容，包括：對資本主義批判思想的發展，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建構思想的發展以及對生態社會主義實踐思想的發展。主要結合德里克·沃爾、喬納森·休斯等 21 世紀歐洲重要代表人物的觀點進行闡述分析。三是對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內容的理論價值和不足進行了分析和評價，將其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聯系起來，並得出結論認為可以從認識生態問題的覆雜性、客觀對待經濟全球化、凝聚社會生態共識，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三方面為我國提供借鑒和啟示。

　　第 1 章 緒論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 選題背景

　　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工業生產給資本主義國家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然而，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使資本主義能夠以更加高效和殘酷的手段消耗和掠奪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加劇了生態危機的到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生產關系方面的矛盾暫時得到緩和，然而生產力方面的矛盾，即無限追求擴大生產與有限的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本主義無限地追求超額利潤的本性，導致這一矛盾持續惡化，最終導致資本主義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不斷凸顯的同時生態問題也日益突出。自美國海洋生物學家卡遜首次將人類工農業污染導致的種種生態惡果赤裸的展示在公眾面前，社會各界生態意識不斷覺醒。西方國家一些有識之士尤其是“左”翼人士在環境問題上的思考成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他們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指向資本主義制度，試圖探索實現一個既能包容生態可持續原則又能容納社會公平公正等社會主義原則的社會——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生態問題並非一國獨有，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也伴隨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種種現象，大氣污染、河流污染、土壤污染、森林草地退化、耕地破壞、土地沙漠化等問題影響甚至威脅著人民的生產生活。為了治理環境問題，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我國先後頒布了多部環境保護法律和條例，如《環境保護法》（1989）、《海洋環境保護法》（1999）等，環境保護法制建設不斷推進。

　　進入新世紀，隨著改革開放過程中積累的生態問題不斷顯露出來，黨和政府繼續加大環境保護力度，通過加快立法、嚴格執法、加強環保意識等多措並舉治理生態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建設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出要以“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為先導，並先後打響藍天、碧水、凈土保衛戰，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取得顯著成效。2021 年 4 月22 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時，首次提出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為全球環境治理注入中國信心。

　　據中國生態環境部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廢氣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 1989 年 1564萬噸下降至 2019 年 457.3 萬噸；2019 年全國 337 個城市中，有 157 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占 46.6%；2019 年消除全國城市 2899 個黑臭水體 2513 個①，我國生態環境質量進一步得到改善。一方面，多年來我國生態環境治理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生態保護與治理沒有終點，我國環境容量有限，污染重、損失大、風險高的生態環境狀況還沒有根本扭轉[1]。因此，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仍然需要社會各界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共同參與。

　　建設生態文明並不是關起門來搞，我們可以學習國外優秀經驗，以彼之長為我所用。歐洲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起源地，也是我國重要貿易夥伴，中歐環境合作是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的重要組成[2]。自 2007 年來，中歐間已成功開展流域水環境管理、缺水管理——智能工具和合作戰略等合作項目。此外，中歐還曾多次在防治大氣污染、促進綠色循環經濟、減緩氣候變化等多領域相繼開展交流合作，為全球環境治理作出有益貢獻。因此，關注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分析研究其在新世紀的思想發展，結合中國實際，將其有益思想和因素吸收進我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中來，是當下及今後的一項重要研究任務。

　　1.1.2 選題意義

　　基於以上選題背景，研究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能夠更好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如何正確看待並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重要研究課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辯證統一關系的思想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對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包括早期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約翰·莫里斯以及後來的安德烈·高茲、戴維·佩珀和德里克·沃爾等都從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中汲取能量。他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肯定馬克思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並於此對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及生產方式進行批判。因此，研究他們的思想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認識。

　　其次，有助於為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提供有價值的啟示。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錯綜覆雜，2008 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全球，給各國帶來嚴重經濟損失；同時，全球生態危機、環境危機和資源危機也愈加深重，其中，由生物多樣性銳減造成的生態失衡是當前全球面臨的重大挑戰[3]。面對這些新形勢和新變化，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從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汲取理論能量，對資本主義進行更加深入有效地批判，揭露當前西方國家試圖以市場機制解決生態問題種種舉措背後的資本邏輯，並批判其無益於解決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諸多生態問題，如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而提出的國際法律框架——《京都議定書》等中提出的碳排放交易體系和清潔發展機制等，這些對策的提出只會使氣候變化被用來刺激投機性金融而無益於解決氣候問題。由此，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提出了一些他們認為具有真正生態原則的社會經濟方案，如提倡地方性經濟模式，發展地方交易系統等，以此來構建一個生態美好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否認其提出的許多理論原則和社會政策不僅具有深刻理論內涵，還富有積極實踐價值，對於我國當前和今後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十分重要。

　　1.2 國內外研究現狀

　　1.2.1 國內研究現狀

　　目前普遍認為國內最早研究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王謹①教授。此後，國內諸多知名學者展開了對西方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的介紹與研究。總的來說，國內對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內容和成果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產生與發展、理論內涵與特點等進行歷史性和整體性的研究。如，2007 年：劉仁勝《生態馬克思主義概論》，徐艷梅《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 年：《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的生態社會主義》，王雨辰《生態批判與綠色烏托邦》；2010 年：郇慶治《重建現代文明的根基——生態社會主義研究》；2012 年：陳學明《誰是罪魁禍首——追尋生態危機的根源》；2014 年：田坤《生態社會主義研究》；2015 年：陳永森，蔡華傑《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生態社會主義研究》，鄭國玉：《生態社會主義構想研究》；2020 年：王雨辰《國外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研究》等。認為生態社會主義對生態危機根源的剖析，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及其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的構想具有一定理論價值，但難免帶有較強烈的空想色彩，同時也肯定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研究價值和啟示意義。

　　二是對生態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進行個體性介紹和研究，研究成果以譯著、期刊和學位論文為主。譯著有：2003 年：唐正東、臧佩洪翻譯出版了奧康納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2006 年：耿建新、宋興翻譯出版了福斯特的《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2012 年：劉穎翻譯出版了佩珀的《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張淑蘭翻譯出版了薩卡《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2015年：楊燕飛、馮春湧翻譯出版科威爾的《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毀滅？》；2018 年：彭姝祎翻譯出版了高茲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態》。

　　此外，還有周穗明①、陳學明

　　②

　　、陳食霖③、關雁春

　　④

　　等人對佩珀思想的研究；李國

　　鋒⑤、蔡華傑

　　⑥

　　等人對薩卡思想的研究；郭劍仁⑦、王雨辰

　　⑧

　　等對福斯特思想的研究；

　　陳永森⑨、王增福

　　⑩

　　、王雨辰?等對奧康納思想的研究；蔡華傑

　　?、李志江與葉志峰

　　?

　　等對沃爾思想的研究；孫天蕾?、於天宇

　　?等對休斯思想的研究等等。對這些生態

　　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內涵及特點進行詳細的闡述、研究及評析，同時還涉及提煉其合理思想與中國生態思想和理論進行融合。

　　三是對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面臨的困境和挑戰進行研究。如，南京林業大學曹順仙教授?認為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將生態危機的根源直指資本主義制度明顯過於片面，他們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立場仍帶有濃厚的生態中心主義色彩。因此，生態社會主義提出的未來社會構想注定是一種“生態烏托邦”；孟獻麗?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生態批判及生態危機源頭理論存在缺陷，生態社會主義開出的未來社會藥方也缺乏可操作性。張劍?認為生態社會主義從環境問題入手來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並沒有抓住本質，且生態社會主義一方面批判資本主義是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試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改造或是增補來提出未來生態友好的社會主義，這都體現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上的不徹底性。

　　四是以 20 世紀 90 年代為時間界線對 90 年代以來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研究。時青昊①教授分析闡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生態社會主義的新變化及其動因，概括梳理了 20 世紀 90 年代後生態社會主義的新觀點，包括：對蘇聯生態教訓的反思，對生態帝國主義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社會的變革路徑，並從中得到一定啟示；張季平②博士從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產生發展的梳理概括之上，從整體上對生態社會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現代取向、實踐路徑進行分析闡述以及辯證評價，並探討其啟示與價值；唐超③博士以 20 世紀 90 年代的生態社會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為線索，提煉出當代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主旨，並將其與科學社會主義進行了對比分析，最後揭示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意義。

　　1.2.2 國外研究現狀

　　生態社會主義誕生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歐洲，在隨後六十多年里逐漸發展並蔓延至北美及亞洲等各地，在此過程中諸多國外學者先後加入這一研究隊伍，不斷充實生態社會主義思想。

　　1962 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首次對環境問題的披露在西方社會引起轟動，引起社會各界對生態環境的關注。自此，致力於環境保護的西方綠色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生態社會主義開始興起。20 世紀 60-70 年代，生態社會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有：從共產黨轉身投向生態運動的魯道夫·巴羅（德）和亞當·沙夫（波蘭）。前者著有《抉擇——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的批判》、《社會主義與幸存者》等；後者是最早進入生態運動的共產黨員，著有《論共產主義運動的若幹問題》、《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此外，還有法國學者安德烈·高茲（法）的《生態學與政治學》；以及威廉·萊斯（加）的《自然的控制》、《滿足的極限》；本·阿格爾（加）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等。萊斯和阿格爾繼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和異化思想，提出控制自然的觀點，認為正是由於人類試圖控制自然從而突破了自然自我調節的限度，從而導致種種生態問題，由此拉開生態社會主義在北美傳播與發展的帷幕。

　　20 世紀 8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高茲的《通往天堂之路》、《經濟理性批判》等，高茲仍然是這一階段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這一時期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表現為生態學與政治學的融合，以及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綠色理論的融合。

　　20 世紀 90 年代，生態社會主義逐漸走向成熟。以詹姆斯·奧康納、約翰·貝拉米·福斯特、保羅·柏格特等為代表的北美生態社會主義學派開始展露鋒芒。

　　在日本，有社會學教授巖佐茂。同時，生態社會主義在歐洲的發展也呈現繁榮景象，尤其以英國的佩珀和德國的薩卡為主要代表，前者著有《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後者著有《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他們的思想為之後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一時期的生態社會主義表現出以下特點：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立場及方法來分析生態危機，並試圖從理論上勾勒一個生態美好未來社會。

　　進入新世紀，英國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喬納森·休斯出版《生態與歷史唯物主義》（2000 年），在書中，他首先對生態問題進行界定和分類，並通過認真鉆研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積極回應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批判，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內涵。其次，休斯提出一種更加廣泛的人類中心主義原則，並對馬克思主義人類需要理論進行辯護和闡述，破解了人類需要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展現出豐富的理論和現實價值，為豐富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做出很大貢獻。此外，英國的德里克·沃爾也是歐洲生態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沃爾不僅著書立說，還積極活躍在世界各地的環境保護運動實踐之中。其代表作有：《巴比倫及其超越：反全球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和激進的綠色運動的經濟學》（2005）、《綠色左翼的興起: 一種世界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

　　（2010）、《綠色政治的嚴肅指南》（2010）、《歷史文化、沖突與生態中的公地》（2014），並於 2015 年出版《巴比倫及其超越》的修訂版《資本主義之後的經濟》。他以全球化的視野介紹了國際上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以及拉丁美洲等地發展中國家左翼生態社會主義實踐，並對其表示肯定和讚賞。

　　總而言之，當前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研究，從區域上看，對北美生態社會主義學派的研究較多，而對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派研究相對較少；從研究內容上看，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歐洲及北美生態社會主義學者的個體性研究較多，而從整體上把握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成果較少；從時間上看，對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較多，而對新世紀之後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以新世紀為時間節點，以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為研究主體，以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新世紀後的發展為研究內容，並最終回歸到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上，揭示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對我國的啟示意義。

　　1.3 研究內容

　　本文主要研究內容與思路框架如下：

　　首先，闡述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社會背景及其理論淵源。接著，對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新世紀以前的發展歷程做一個歷史回顧和梳理，主要是以各個階段歐洲代表性人物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為線索進行梳理和總結。

　　其次，從德里克·沃爾及喬納森·休斯等新世紀歐洲代表人物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入手，分三個方面闡述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新世紀的主要內容，試圖呈現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整體輪廓。

傑瑞米柯賓

最後，在前兩部分內容的基礎上，對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局限之處進行辯證分析，並提出於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有價值的啟示。

　　1.4 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獻分析的方法，通過大量搜集查閱文獻資料，對文獻資料進行分析、總結、提煉、研究及引用。

　　歷史分析法：對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歷史進行梳理，反思其發展進程，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解讀其思想內涵，思考其理論價值。

　　對比研究法：對 21 世紀前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內容進行梳理和總結，將其同 21 世紀以來的發展內容進行縱向對比，探析其在新世紀的思想旨趣。

　　此外，本論文還將運用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等邏輯分析方法。

　　1.5 創新之處

　　新的視角。本文從宏觀上對新世紀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歐洲的發展進行研究。

　　主要以目前國內涉及較少的德里克·沃爾及喬納森·休斯等歐洲學者的思想為線索；此外，整體與個體的結合，既有對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的個體研究，又有從整體上把握來對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評析。

　　結合新的理論成果。本文在研究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新發展時，將對德里克·沃爾及喬納森·休斯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內容進行分析，最大程度的結合有關英文文獻資料，把握最新動態。

　　1.6 概念界定

　　1.6.1 生態社會主義的概念界定

　　從字面上看，生態社會主義，即“eco-socialism”，由兩個詞語組成：“eco-”

　　即“ecological”表示“生態的”；“socialism”即“社會主義”。這兩個詞語的結合蘊含著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在邏輯：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利潤最大化就要求生產最大化，而生產最大化又要求消費最大化，如此便陷入一種周而覆始的惡性循環，最終必將導致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也朝最大化的程度發展，而資本主義在追求無限利潤的邏輯之下是無法解決生態危機的。這就是生態社會主義最本質的觀點。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走向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

　　生態社會主義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維度。廣義生態社會主義主要是指以綠黨為首領導的生態運動與左翼政黨或組織相結合從而形成的所謂“紅綠聯盟”。

　　[4]。其“生態”思想來源於生態運動，“社會主義”思想來自於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托派等西方左翼政黨組織。

　　狹義的生態社會主義一般是指西方綠黨內部的一個流派。綠黨起源於西方生態運動，自 1972 年世界第一個綠黨——新西蘭價值黨成立，綠黨不斷在世界各國發展，曾經歐洲十幾個國家一度都成立了綠黨。綠黨已逐漸走進西方國家國內政治舞台中心，比如近幾年備受國際矚目的德國綠黨，發展勁頭正盛，已然成為其國內政治生態中不可小覷的力量。綠黨內部派別林立，不過各流派之間並沒有嚴格的區分和界限，依據其理論特點大致可分為以下五種流派：生態社會主義、生態資本主義、生態激進主義、生態現實主義以及生態女性主義[5]。總的來說，狹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是西方綠黨中的一個派別，而綠黨是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分支——生態運動的一個流派。新社會運動主要是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西方國家在向後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發生的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新社會運動”，這些新社會運動無法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社會運動理論進行解釋，比如女權運動、動物維權運動、和平運動、反核運動等等。新社會運動又與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獨立左派、托派等共同組成西方大左翼運動。

　　由此可見，廣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是西方生態運動的“生態思想”與左翼組織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結合，而狹義的生態社會主義是指西方綠黨內部的一個流派。然而，不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可以肯定的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涵都是批判資本主義，破解生態危機，走向堅持生態和社會主義原則的未來社會。

　　雖然生態社會主義蘊含豐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並提出社會主義的未來原則，但並不能因此而判定其為科學社會主義，它與科學社會主義仍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首先，生態社會主義以生態問題作為其理論出發點；此外，生態社會主義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在中產階級身上；最後，生態社會主義堅持非暴力原則提倡通過漸進性變革實現未來生態社會主義。這些都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內涵相悖。

　　1.6.2 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談“生態社會主義”就無法避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或是“生態馬克思主義”（後兩者主要是中文翻譯上的區別）。筆者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生態社會主義”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共檢索出 1453 篇文獻，以“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為關鍵詞共檢索出 1249 篇文獻，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為關鍵詞共檢索出 701 篇文獻①。從檢索數據上看，“生態社會主義”的使用頻率似乎更高。

　　對於二者更具體的區別和聯系，在學界也形成了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二者在理論內容上是相同的，只是歐美間在稱呼上存在差異。

　　通常將歐洲學派稱作“生態社會主義”學派，把北美學派稱作“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派，二者在概念內涵上具有相通之處且互相交流與影響，可以混用。

　　第二種觀點認為兩者是不同的理論思潮，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是以歐洲綠黨為代表的綠色運動所產生的政治思潮，它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又不同於傳統的社會主義，它強調對未來綠色社會制度的戰略設計和安排。後者則是北美馬克思主義學派提出的一種試圖以生態學“補充”或“重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潮，更加強調挖掘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有關著作的理論思想和方法論[6]。因此，兩者之間除了稱呼上的差異還有理論內涵上的差異，不可混為一談。

　　第三種觀點認為生態社會主義包含生態學馬克思主義。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的“生態社會主義”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特點，在進入 90 年代後則帶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特點[7]。

　　第四種觀點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理論思潮，也是一種實踐運動。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僅僅表現為一種理論思潮，即二者只存在實踐上的區別。

　　以上觀點各有其合理性，本文同意第二和第四種觀點，認為“生態社會主義”

　　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之間即存在區別又存在密切聯系。一方面，歐洲學派領導“生態社會主義”，北美學派領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北美學派對馬克思恩格斯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的研究更加深入，而歐洲學派更加擅長提出未來生態學與社會主義原則相結合的社會構建，且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更加關注生態社會主義實踐運動；另一方面，“生態社會主義”與“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之間確實存在相通之處且歐美學派之間的交流與影響也越來越密切。比如 2007 年在巴黎成立的生態社會主義國際聚集了來自歐美各地的生態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以及 2009 年在巴西貝倫召開世界社會論壇期間，生態社會主義國際提出的《貝倫生態社會主義宣言》，已然成為“當代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8]。

　　第 2 章 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發展歷程2.1 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

　　任何一種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一種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孕於其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生態社會主義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

　　2.1.1 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社會背景

　　（1）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爆發人類社會進步史是人類不斷創造物質財富、追求精神滿足的過程，也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自然環境進行密切互動的過程。在人類產生初期，同其他生物體一樣，對自然並沒有特別的優先權，人類並非大自然的天然寵兒。

　　科技的進步使人類能夠在更大限度內以更高的效率改造和利用自然，同時這也反過來促使人類不斷激發改造自然以適應和滿足自身需求的欲望和野心。在工業和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斷發生變革性發展。在資產階級不到 100 年的統治歷史中，不斷提高的生產力創造了比它之前所有時代所能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9]。然而，資產階級在沈迷於其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成果的同時，也在啃食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生態環境。尤其是到上世紀 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取得了飛躍發展，發達國家步入高消費時代，高消費與過度消費導致其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污染破壞和掠奪也更加高效和殘酷，環境問題越來越凸顯，這加劇了生態危機的到來。這一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生產關系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緩和，然而資本主義追求生產擴大化同生態資源有限性間的生產力矛盾開始凸顯並日趨嚴重，這種矛盾不僅導致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危機，還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10]。“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來沒有一個文明，能夠創造出這種手段，可以在一夜之間，摧毀一個城市，可以毀滅整個地球”[11]，通過美國學者阿爾文·托夫勒的描述，我們可以一窺當時資本主義國內的環境破壞程度。

　　（2）西方綠色運動的興起

　　1962 年，美國一位名為雷切爾·卡遜的海洋生物學家通過引用大量事實和調查數據揭露生態問題的《寂靜的春天》一經出版便引起廣泛關注，作者在書中揭示了動植物之間及其與自然環境之間覆雜的聯系，警示人類濫用化學藥劑和農藥已經給我們周圍的環境帶來極大破壞，而環境的破壞又將反過來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這激起社會民眾“生態意識”的廣泛覺醒。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然而工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美蘇之間軍備競賽等導致美國能源消耗呈爆炸式增長[12]，由此帶來嚴重的水污染以及空氣污染等環境問題。此時正值美國國內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等社會運動頻發的時期，美國民眾對傳統社會秩序和價值進行反思和抨擊。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現象讓民眾意識到自身的健康和生存環境受到了極大威脅。1970 年 4 月 22日，美國爆發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的遊行示威”[13]，2000 多萬人走上街頭表達對環境問題的不滿並呼籲政府重視環境問題並采取措施保護環境[14]。

　　這次活動極大地推動了美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如 1970 年制定了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1972 年通過水污染控制法（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ct）修正案，並成立了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此外，這次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還超出美國國界擴展到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自此，環境保護運動在世界範圍內不斷上演，人類環境保護事業不斷向前推進。

　　1972 年 3 月，羅馬俱樂部出版《增長的極限》，書中指出人類過分追求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人類自身的毀滅。認為生態惡化造成人類的未來前景黯淡，這進一步強調了重視生態問題的緊迫性。6 月，在瑞典舉行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這是第一次為了當代全球環境問題而特意召開的國際性會議，是“對全球人類的環境影響的首次評估，試圖就如何應對人類環境的挑戰達成一個基本共識”[15]。會議發布了《斯德哥爾摩宣言》，宣言強調了人類正面臨種種嚴峻的環境問題，並號召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為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共同努力。《斯德哥爾摩宣言》是國際環境法演變的重大里程碑，開創了所謂“現代國際環境法時代”[16]-和人類社會保護環境事業的新紀元，強調了世界各國無論國家大小均有開發環境資源的權利以及保護環境的義務，為之後國際環境保護工作奠定了基礎。

　　隨著環境保護運動不斷發展壯大，其組織也不斷完善。1972 年，在新西蘭，世界上第一個綠黨組織——價值黨產生。1973 年，在綠色政治的發源地英國出現了歐洲第一個綠黨——英國人民黨。其在黨綱中提出，人類的生存應最低程度地擾亂生態平衡，同時要最大程度地保留自然資源及保持人口的零增長。80 年代後，綠黨的發展進入高峰期，尤其是在歐洲，如比利時、德國、瑞典、法國等國綠黨在國內選舉中取得不錯成績，綠黨成為歐洲政壇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改變著歐洲政黨格局，也促使綠色政治走向制度化、傳統化。

　　西方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和綠黨的產生與發展蘊含著各國民眾與國際社會生態意識的覺醒和對環境問題的重視，也孕育著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和產生。

　　（3）國際工人運動的衰落和對傳統社會主義生態問題的反思首先，國際工人運動的衰落。二戰後，新科技的發明與發展，以及凱恩斯主義的主導，促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步入第二個黃金時代。為了緩解較為尖銳的生產關系矛盾，統治階級在國內推行了較為普遍的社會福利政策，使得工人階級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越來越多的工人階級步入中產階級隊伍，傳統工人階級規模逐漸萎縮。盡管對資本主義仍有不滿，但他們已經與傳統的工人階級在物質和精神上存在很大區別。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性逐漸消弱，國際工人運動也逐漸走入低潮。同時，資本主義國內緩和了階級矛盾，維持了社會穩定，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運動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普遍走向衰落。

　　其次，對蘇聯傳統社會主義生態問題的反思。“蘇聯曾是世界上最早重視自然保護的國家”[17]124，1975 年蘇聯首次在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單獨列出保護自然的任務。其後，在蘇聯的國民五年計劃和十年規劃中，都有專門強調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此外，蘇聯還在憲法內規定保護自然環境是國家和公民的義務[18]，對資源的利用做出相應規定，並對違反自然保護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蘇聯的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蘇聯高耗低效的高增長經濟發展模式。“1980 年蘇聯每生產 1 盧布的國民收入消耗的電比美國多 20%，鋼多 90%，石油多 100%，水泥多 80%”①，資源空心化現象依然顯著；另一方面，也沒能遏制環境污染和破壞現象。“由於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年均損失占蘇聯國民生產總值的 2.5%”②。盡管蘇聯也在不斷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資，政府撥款由九五（1971-1975）期間的 73 億盧布增加到十一五（1981-1985）期間的 150 億盧布，③然而資源高消耗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導致蘇聯經濟發展的環境約束日趨增強。蘇聯在環境問題上的失敗使西方激進的左派組織對傳統社會主義產生了動搖甚至失去了信心。他們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都無法避免或是解決生態危機。因此，他們決定拋棄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走“第三條道路”④——生態社會主義。

　　2.1.2 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理論來源

　　（1）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

　　首先，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思想。一方面，自然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前提，“歷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19]，人類是自然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的產物。“從精神領域來說，自然界是人的科學和藝術的對象，是人的精神糧食；從實踐領域來說，自然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20]。人類自誕生伊始，就與自然緊密聯系著，人類從自然獲取生存所需物質資料。此外，人類通過不斷提高生產力，來改進生產工具和技術對自然進行開發和改造並從而推動人類經濟社會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人類無法獨立於自然而存在，也無法超出自然。人類對自然的能動作用是在遵守自然客觀規律基礎上實現的，“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那麽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覆，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21]。“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和存在於自然之中的”

　　[22]。因此，人類生存離不開自然，卻又無法超越自然，人類必須與自然和諧共生，保護自然就是保護自己。

　　其次，人、自然以及社會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思想。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關系是基於物質生產層面的，自然為人類提供生產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基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基於社會生產層面的，這種社會關系是社會的基本組成。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共同構成人類的社會生活，“人類活動，或人類歷史，主要應當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一方面是人對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對人的作用”[23]，正確處理這兩種關系是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重要前提保障。

　　最後，勞動是聯結人與自然的重要中介。“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為中介，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4]勞動是人類特有的屬性以及基本生存方式，人類通過勞動創造一個所謂的“人化自然”。“人化自然”的概念最早由黑格爾提出，“人化自然”不同於“自在自然”，“人化自然”是指人類通過勞動或是實踐活動作用於自然的部分。因此，只要有人類活動存在，就會根據自身生存和發展對部分自然進行改造使其成為“人化自然”。馬克思對“人化自然”的概念表示讚同，認為“人化自然”肯定了人類對自然界的能動性和改造。但同時，馬克思也強調“人化自然”與“自在自然”的辯證統一，即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必須尊重自然界客觀規律。人類的實踐活動應該是能夠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

傑瑞米柯賓

生態社會主義繼承了馬克思的人、自然、社會的辯證關系的思想，並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重新闡述，認為生態危機的產生正是由於人類過度改造和利用自然而缺乏對客觀規律的清醒認識和尊重。因此，強調尊重自然的生態學原則成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基礎和出發點。

　　（2）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危機和社會批判思想一是生態危機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危機理論對生態社會主義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其代表人物馬爾庫塞指出了資本主義導致人的異化與自然的異化，資本主義的本性是自私貪婪的，它不斷發展生產力，並把大自然納入其技術理性範疇內，使自然變成商品化了的自然。資本主義對自然的控制不斷擴大，生態被商品化、軍事化、污染化，這也將縮小人類的生存世界，[25]並最終帶來生態危機。哈貝馬斯也對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探討，他認為，生態平衡意味著經濟增長是有一個極限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快速增長趨勢，同時帶來人口和商品生產的不斷增長，這就意味著要更大程度的對自然進行開采利用。當經濟的增長超過了自然的承載極限，對恢覆生態平衡無能為力，就會導致生態危機。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生態社會主義研究生態問題的前提，其批判理論也是生態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來源。

　　二是批判資本主義技術異化的思想。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科技的發展為人類帶來好處和便利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科技進步也使人類控制自然的欲望不斷膨脹，人類不斷肆意開采和掠奪自然資源以獲得更豐富的物質來滿足人類社會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這必然導致自然資源的減少和自然環境的破壞。技術異化使技術統治人、統治自然，這種統治一方面幫助維護資本主義內部的等級結構，另一方面又能夠更加有效地對自然資源和智力資源進行掠奪和剝削。[26]因此，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會導致生態危機。

　　三是批判消費異化的思想。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如馬爾庫塞、弗洛姆，把當代人的消費看做受人驅使的消費，出現了消費異化。馬爾庫塞指出，資本主義體系內的消費不再是出於真正的需要滿足而發生的消費，而變成人們滿足欲望的一種方式，因此是不合理的消費。資本主義為了維持這種“不合理的合理”，就必須運用各種手段來保持較高的生產力水平並不斷提高生產效率，這使得消費異化舒適的一面繼續維持並不斷擴大。消費異化扭曲人性，使人不得不依附於資本主義的消費體系，成為單向度的人。後來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在繼承法蘭克福學派消費異化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消費和生態結合起來，認為資本主義體系下鼓勵無休止的物質消費帶來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和破壞，這種破壞必將超越地球自然的承載力，導致生態危機。

　　生態社會主義在繼承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思想和技術異化和消費異化思想的基礎上，剖析了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內技術異化和消費異化必然導致生態危機，批判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本質，並試圖探索出一條生態社會主義的道路。

　　（3）早期環境主義思想

　　首先，美國環境保護先驅奧爾多·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思想。利奧波德 1887年出生於美國一個普通家庭，1909 年獲得耶魯大學林業碩士學位，之後進入美國亞利桑那州林業局工作。在林業局工作期間，利奧波德十分關注人與土地之間的關系，而當時林業局更注重如何通過保護土地及林業等資源來為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足夠充足的物質資源，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工作模式和利奧波德的“生態思維方式”相悖。於是，1928 年利奧波德離開了林業局，繼續專注自己的研究，於 1933 年出版《野生動物管理》，1939 年出版《土地的生物視圖》，1949 年出版《沙鄉年鑒》。《沙鄉年鑒》剛出版時並沒引起太大反響，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才逐漸被人們重視，並成為環境保護的重要經典著作。書中記錄了威斯康星河畔農場一年 12 個月的自然現象和一些趣事，還有利奧波德本人的生態思想及其研究生涯。書中比較細致的闡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土地的關系。在書中，利奧波德主張一種開放的大地倫理思想，提出人類應該以謙恭和善良的態度對待土地，並強調人類應該放棄征服自然觀念，平等地對待倫理範疇內的自然界各個成員。

　　其次，蕾切爾·卡遜的環境思想。卡遜的環境保護思想主要體現在其著作《寂靜的春天》之中，該書從生態學角度出發批判人類在農業上對化學制劑的濫用導致種種環境惡果，警示這些惡果終將反噬人類自身。之後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繼續在卡遜的思想成果基礎上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生產，從而相應的提出本土化、小規模、自給自足式的農業生產模式。

　　最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思想。羅馬俱樂部成立於 1968 年，總部設在意大利羅馬，是關注全球人口、生態、能源等問題的著名國際民間學術團體。

　　1972 年發布的《增長的極限》，在國際上引起廣泛影響，報告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人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盲目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從而導致生態危機。

　　因此，羅馬俱樂部反對經濟增長，主張堅持經濟“零增長”。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思想對後來的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如薩卡的“增長極限的範式”以及萊斯“守成的社會”的觀點都有重要影響。

　　早期環境主義的有關生態倫理思想、本土化生產以及增長的極限等思想為後來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和研究切入點，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2.2 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歷程

　　2.2.1 20 世紀 70 年代：萌芽時期

　　20 世紀 70 年代是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與形成時期。自 20 世紀 60 年代生態問題進入公眾視野，西方國家社會的生態意識逐漸覺醒，綠色運動也應運而生，歐洲各國紛紛組建綠色政黨以領導生態綠色運動。歐洲生態運動初期，各國綠黨宣稱要消除生態危機，然而他們並未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提出的生態政策也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內的小修小補，對於生態危機的解決並無太大裨益。隨後歐洲一些左翼學者便開始嘗試將綠色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試圖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里尋找解決生態問題的藥方，於是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最初構想。20 世紀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歐洲綠色社會運動不斷發展壯大，而生態社會主義也從哲學批判的理論指向轉向社會學和政治學批判，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也逐漸確立起來並不斷完善，並為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和綠色運動提供一種兩相結合的理論指導。

　　這一時期的生態社會主義還只是歐洲綠色運動的一個小的分支，其影響力和吸引力也遠不如綠色運動。然而生態社會主義對綠色運動發揮著重要作用，反映著人們對生態問題的關切及由此對資本主義的不滿、懷疑和困惑，而對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期望。

　　這一階段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蘭克福學派和法國左翼思想家高茲。以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就指出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態問題存在密切聯系，批判資本主義造成人的異化和自然的異化。

　　認為生態危機本質上不僅僅是自然和科學層面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集中體現；高茲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保爾·薩特的學生，高茲從 20世紀 70 年代開始轉向研究生態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他從生態學的視角出發，認為應當建立區別於資本主義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此外，這一時期參與生態社會主義實踐的主要是波蘭的亞當·沙夫和德國的魯道夫·巴羅。亞當·沙夫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共產黨員中最早進入生態運動的代表，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27]。魯道夫·巴羅被稱為西方社會主義生態運動的代言人，致力於將共產主義運動和綠色運動結合起來，認為資本主義必將被一種生態人道主義所取代，而要實現革命就要改變人們的消費觀念克服不自覺進行消費的習慣。

　　總的來看，該時期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將科學技術和工業文明作為生態危機的根源進行理論批判，但是這種批判帶有較強的改良主義色彩，尚未觸及資本主義的制度本身，還缺少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理想社會的具體描述，因此其影響力較弱。

　　2.2.2 20 世紀 80 年代：發展時期

　　20 世紀 80 年代是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不斷發展完善的時期。隨著生態運動影響力不斷擴大，歐洲生態社會主義的代表學者們不斷推進生態學的“綠色”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紅色”理論的探索與融合，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不斷得到完善，其影響力也不斷擴大。這一階段也被後來的生態社會主義學者稱為“紅綠融合”

　　時期。

　　這一時期綠色運動的發展壯大體現在歐洲各國綠黨的成立並逐漸在各國政府中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以德國綠黨為例：德國綠黨最早成立於 1979 年的西德，1989-1990 年間，東德成立聯盟 90（B?ndnis 90），1993 年，西德綠黨與東德聯盟90 合並組成聯邦德國綠黨，即 90/綠黨。德國綠黨自成立伊始便公開舉起生態社會主義的旗幟，並在其黨綱中明確提出現存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亟需變革，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平等的，應該實施既符合生態原則又能保障人類利益的生態社會主義戰略。1983 年，德國綠黨在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得突破性的 27 個席位，成為德國議會政治中的新力量。1985 年，德國綠黨與社會民主黨組建地方聯合政府，由於政治上常用紅色代表社會主義，綠色代表生態主義，因此綠黨和社民黨的聯盟也被稱為“紅綠聯盟”①。1987 年，國際綠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綠黨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國際政治力量。伴隨著歐洲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和成熟，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理論體系，影響力也不斷擴大。

　　安德烈·高茲是這一時期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高茲在 80年代的著作主要有《告別無產階級》（1980）、《通往天堂之路》（1985）、《經濟理性批判》（1988）。高茲揭示了生態學與生態問題所蘊含的政治意義，闡述了以追求利潤為動機的資本主義破壞自然，從本質上說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是生態危機。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生態學三者的關系進行了詳細論述，闡述了他對未來社會和生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本看法。高茲是從生態學的角度來批判資本主義的，認為資本主義追逐超額利潤的生產邏輯決定了其根本無法解決生態問題。他強調異化與勞動的聯系，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從而構建出生態理性及與之共存的“後工業社會主義”。他認為擺脫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出路在於必須堅持經濟的零增長，還要盡力改變人們當前的生活及消費方式。此外，還要堅持發展可再生能源，在分散技術基礎上建立既能促進個體的自立又蘊含人與自然協調的民主社會。他提出的“從勞動中獲得滿足”、“生態理性與經濟理性的對立”、“消費得更少而生活得更好”的命題和口號成了當時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涵。

　　不過，高茲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仍然帶有濃厚的存在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色彩。

　　盡管他也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語來為自己的觀點做支撐，但他並沒有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來探討環境和社會問題。同時，他的思想深受深生態學的影響而帶有生態中心主義傾向。因此，回到人類中心主義、回到馬克思主義，就成為了下一代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

　　2.2.3 20 世紀 90 年代：走向成熟

　　20 世紀 90 年代是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成熟期。這一時期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成果豐碩，不論是思想還是實踐的影響力，都是以往任何時期所無法比擬的。這個時期主要以格倫德曼、戴維·佩珀、薩拉·薩卡為主要代表人物。

　　根據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定位的區別可以將生態社會主義分為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的和堅持生態中心主義立場的生態社會主義。20 世紀 90 年代之前，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大多視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為生態危機的根源，認為解決生態問題必須脫離人類中心主義而堅持生態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進入 20 世紀90 年代，以格倫德曼為代表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開始重新審視生態中心主義立場，並轉向基於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來構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

　　瑞尼爾·格倫德曼在歐洲大學學院獲得博士學位，擔任過聯合國全球公共政策項目顧問，曾就職於柏林科學中心和馬克思·普朗克社會研究所，是歐洲生態社會主義重要代表人物。格倫德曼於 1991 年出版《馬克思與生態學》，對生態中心主義進行批判，提出要“重返人類中心主義”，“自然，就其本身而言，並不總是對人類有益的”[28]19。因此，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必須改造自然，導致生態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於是否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人類中心主義反而能為解決生態問題提供分析指導。對於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源，格倫德曼指出正是因為人類沒能有效地“控制自然”才會導致生態危機。“控制自然”是指在尊重自然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利用自然，生態問題的出現恰恰說明這種控制的缺失。[29]15 同時，格倫德曼堅持馬克思對歷史進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唯物主義的解釋框架對於分析和解決生態危機仍具有啟發意義，從而為馬克思的“控制自然”觀念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做出有力辯護。

　　戴維·佩珀是 20 世紀 90 年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現代環境主義的根源》（1984）和《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1993）等。首先，佩珀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認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觀念的改變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要改變物質生產關系。社會變革需要一定物質基礎，“生態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唯物主義的”[29] 。其次，佩珀反對技術中心論關於人類應控制自然的看法，也反對生態中心論提出的人應該要接受自然條件的限制的觀點。他認同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之間辯證關系的觀點，指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包含、相互滲透以及相互影響。其三，佩珀主張經濟的適度增長是必要的，前提是經濟的增長是有益於生態以及每個人的平等利益；最後，佩珀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將生態成本外在化，即將資源和環境破壞的後果轉嫁給後代子孫，將資源保護、污染控制等維護和修護生態的成本外化轉嫁給整個社會；同時，資本主義通過傾倒污染廢物或者將高污染及勞動密集型企業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來緩和其國內的生態矛盾，這就是生態帝國主義。

　　佩珀明確指出改良的環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修修補補是無法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的。

　　薩拉·薩卡出生於印度，1982 年移居德國後積極參與德國生態環境運動和綠黨政治，代表作有《生態社會主義還是生態資本主義》（1999）。薩卡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激進的生態社會主義”，他論證了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立場的必要性，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和市場經濟都持批判態度。同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範式已經失效，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的現存矛盾，而資本主義追求利潤增長的“增長的範式”也應被排斥，於是薩卡提出一種新的“增長的極限的範式”。增長的極限體現在零增長的經濟、抑制生產力的發展、限制消費和人口的增長等。薩卡認為，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努力去做，就能實現這種“激進的生態社會主義”，“人類確實能夠，至少擁有潛能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這就是為什麽我們必須堅持：絕不言棄。”[30]

　　2.2.4 自 21 世紀以來：與時俱進

　　進入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的主要任務仍然在於：基於對生態危機的關切，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並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變革及轉型所涉及到的諸多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和研究。

　　自上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已崩潰，資本主義取得勝利”的論調在西方國家不絕於耳。然而，21 世紀初的一場金融危機又給資本主義國家蒙上一層陰影。這場經濟危機於 2007 年最初在美國爆發並逐漸向全球各國蔓延，包括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聯盟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陷入了經濟社會的衰退，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也開始放緩。這次經濟危機致使西方各國經濟學家開始反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存在的問題。西方生態社會主義學者也透過此次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邏輯進行更加深層次的批判。

傑瑞米柯賓

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產業資本的國際轉移，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等生態問題也在全球尤其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和擴散，從而生態危機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特征。不過對於當前國際組織解決問題的多種方案，生態社會主義學者並不滿意。一方面，他們認為當前國際社會為了解決生態問題所采取的行動還遠遠不夠；另一方面，他們犀利的指出包括《京都議定書》在內的種種解決方案並不能解決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真正的解決方案被忽視了。

　　2020 年初以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開始在全球持續蔓延，給全球政治和經濟造成了嚴重後果。對此，大衛·哈維指出，病毒本身一直是在突變的，但是病毒突變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威脅和後果從根本上上說是由於人類自身的活動造成的。

　　為了實現資本的積累，人類經濟活動改造了再生產的周邊環境，但這種改造卻產生許多“不受約束的發展力量”造成我們預想不到的後果。而當前日益增長的“全球化進程在阻止新疾病的迅速全球性蔓延這一方面表現的多麽無能為力”[31]。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北美和歐洲在這次疫情中表現出的盲目自信和做出的錯誤估計讓其國內疫情失控式蔓延，而其滯後的國內公共衛生體系和防疫措施對於阻擋疫情、解救民眾也無能為力；此外，疫情導致的需求和消費的疲軟也讓資本主義制度下以消費主義為導向的經濟增長嚴重受挫。因此，出路也許就在於對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進行整體的社會化改造[31]。

　　喬納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是英國著名環境理論學家、分析學馬克思主義學者，也是歐洲重要的生態社會主義代表人物。其在 2000 年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了《生態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該書中文版於 2011 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首先，休斯在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基礎上，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對於這一關系的認識和爭論自生態社會主義形成起便一直存在，這一爭論的實質是如何認識人在自然發展中的作用。休斯強調拋棄生態中心主義，重新建構一種以人為主導的更為廣泛的人類中心主義，並以此作為他探討生態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基礎。[32]其次，休斯還進一步探討了人的滿足問題。他以生產力發展的視角，提出生產力應當是決定人們的需求能否得到滿足的決定性因素，繼而闡述了馬克思關於動物需要、工人需要、人類需要、自我實現需要等諸多範疇。[33]休斯從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勞動兩個層面勾畫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總體框架，指出人的需要可以連接客觀自然和人的解放，並幫助我們進一步探尋人類社會發展與演變機制。假如說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人的自由發展，那麽，生態社會主義“至少能夠為人類實現這種狀態創造出基於現實的參照方法。[32]160”休斯的這種觀點，一方面繼承並發展了萊斯的滿足理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生態社會主義在方法論的研究上的一次進步。

　　薩卡（Saral Sarkar）和科恩（Bruno Kern）都是德國生態社會主義活動家和環境主義者。2008 年，兩人合著出版《生態社會主義還是野蠻墮落? ——一種對資本主義的新批判》，書中他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正在走向失敗，資本主義國家無力解決其國內種種經濟社會的危機。此外，他們提出生態問題是當前全球最緊迫的問題，而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和生態的不可調和性導致資本主義提出的種種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注定無益於解決生態問題。

　　薩卡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失敗。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勝利和“歷史的終結”。因為，在今天的“經濟和社會領域，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的失敗正變得顯而易見......

　　福利國家正在走向解體......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禍根，經濟冷戰正在到處上演......這顯然不是一個取得勝利的世界體系的景象。”[34]雖然一些經濟學者仍寄希望於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能帶來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薩卡和科恩認為，早在上世紀 70 年代，凱恩斯主義就已經失敗，因此，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失敗。生態危機是當前最緊迫的社會問題。而資本主義卻只關心經濟增長，世界需要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

　　德里克·沃爾( Derek Wall) 是“繼戴維·佩珀、泰德·本頓和薩拉·薩卡之後歐洲新一代生態社會主義學者中的領軍人物”[6]。主要著作有：《地球至上! 與反道路運動：激進環境主義與比較社會運動》(2002)《巴比倫及其超越：反資本主義經濟學、反全球化及激進綠色運動》(2005)、《綠色左翼的興起》(2010)、《綠色政治的實用性導論》（2010）、《資本主義之後的經濟學》（2015）等。沃爾不僅是一位生態社會主義學者，還是一位生態社會主義活動家，他十分關注世界各地為實現生態社會主義而進行的廣泛鬥爭。他以全球化的國際視野明確的指出，資本主義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為解決環境問題而開出的種種“綠色處方”正在遭遇全球性失效，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人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和技術的失靈，並試圖通過改進市場或技術手段來解決生態問題。但是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在於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固有邏輯及其試圖將一切包括自然環境商品化等內在弊端。只有將政治和生態結合起來走生態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時，沃爾認為，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漸進的，他主張依靠社會的整體覺悟，建立起一種兼顧公平、人道主義、可持續性和合作性的政治體系[35]177，綠色政治還應該考慮後代的需求。沃爾還從收入、稅收、能源、經濟、食品以及金融等領域政策的制定及改革，對未來社會進行政策性探討。

　　沃爾對未來社會前景的描繪得到了美國、英國、新西蘭等國綠黨領導人的支持與肯定。此外，沃爾認為可喜的是具有生態社會主義內涵的實踐活動正在世界範圍尤其是拉丁美洲興起，這似乎讓人們看到了未來的曙光。

　　第 3 章 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主要內容3.1 對資本主義批判思想的發展

　　生態社會主義最早就是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登上歷史舞台的。新世紀以來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將批判矛頭指向資本的反生態性，明確指出生態危機的根源就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3.1.1 批判資本主義反生態的本質

　　早期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體系下工商業的過渡生產、消費異化以及人類控制自然的觀念。早期社會主義者威廉·莫里斯認為競爭性的商業貿易體系和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追逐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商業貿易體系下的生產致力於“在任何一種物品的生產上花費盡可能少的勞動力，而同時又設法去生產盡可能多的物品”[36]，這樣的生產將導致浪費，“一方面由於富人購買超出他們合理消費的商品，他們購買到的其實是虛假的財富；另一方面窮人卻無法購買到他們自己制造的東西”[37]。莫里斯較早的指出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追逐將直接導致諸多環境問題，同時他對當時資本主義工商業體系下生產關系的批判為後來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礎。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巴羅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業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剩余價值和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原則是一種數量型的增長過程”[38]，這就導致資本主義工業在追求經濟和生產的無限增長的同時，還帶來技術異化。而且“資本主義不僅存在過度生產，還扭曲了生產與需求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人們的真正需求由於受現存條件的限制而無法得到滿足”[39]。

　　20 世紀 90 年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繼承前人將資本主義制度視作生態危機根源的觀點，繼續探討生態危機的若幹命題。佩珀指出，資本主義利用廣告和營銷手段創造的“虛假需求”、“虛假意識”是導致異化的關鍵。高茲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導致了虛假需求和消費異化，經濟理性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限性與生態環境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他認為經濟理性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產物，堅持以計算和核算、越多越好為原則，將一切都納入計算致力於以更少的時間和成本創造最多的利潤。他指出這種經濟理性“一方面掃除了一切從經濟觀點來看不合理的價值和目標，只留下個人之間的金錢關系，留下人與自然之間的工具關系；另一方面使勞動失去創造性，不再是對普遍力量的肯定，也使勞動者非人化，失去人性。”[40]

　　21 世紀以來，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洛維指出，從哥本哈根到里約再到多哈的國際氣候大會與京都議定書的失敗，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企業、政府以及 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其奉行的永遠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剛性法則”，即追求資本的無限擴張、利潤的最大化、更大的市場份額。資本主義真的在踐行“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句名言。[41]

　　沃爾也批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反生態本質。“氣候變化和其他威脅我們的生態問題，首先是經濟增長的產物.......但經濟增長首先是主宰我們這個星球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的產物”。[42]8 沃爾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資本主義對利潤的追求最終導致總體的低效率。為了保持利潤流入，人們不斷發明和銷售新產品，來維持和培育貪婪的行為，保持利潤的流動。廣告是說服人們消費越來越多的一種重要方式。2008 年，全球廣告支出為 7200 億美元；盡管 2009 年因經濟衰退而下降，但廣告支出逐漸恢覆元氣，2011 年全球廣告支出總額超過 4700 億美元。[43]為了不斷提高利潤，就要想方設法擴大生產，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不斷增長，而要保持經濟的不斷增長就要培育強勁的社會購買力。資本主義用廣告等強勢的宣傳方式刺激經濟增長從而獲得更多利潤的經濟發展模式，讓陷入消費主義的人們成為了資本邏輯的犧牲品。[44]139 一味片面追求較高的生產率得到的反而是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總體的低效率。

　　其次，資本主義的信用體系維持的高消費超出了地球承載力，扭曲了人性。

　　全球化使得企業能夠通過遷移到工資較低的國家來增加利潤，這使得其大規模地將收入從窮人和中等收入者轉移到了超級富豪手中，這意味著世界上大多數人可用於消費的陷阱減少了。然而，以信用卡、汽車貸款和抵押貸款形式出現的低利率信貸使得消費得以增加。資本主義是特意維持高位消費水平的制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運轉需要付出越來越高的社會成本和生態環境成本，越來越高的生態環境成本終將會超出地球的承載力而帶來人類難以承受的嚴重後果。

　　最後，資本主義把自然私有化和商品化違背了自然的本性。資本主義傾向於“將新的生活領域商品化，將免費和非正式的活動轉變為以現金交易的服務，以此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方式。”[42]58體育運動就是一個很好地例子：足球是一個數十億英鎊的產業，球員的轉會成本高達數百萬英鎊，然而它最初只是一個小村莊之間的喧鬧和零收入的競爭。同時，資本主義還傾向於把自然環境變成一種商品，也就是一種被控制的東西，這樣它就可以被買賣，這將導致覆雜的生態系統的簡化。環境的商品化反過來又會導致環境破壞的增加，即使是以可再生能源為燃料的資本主義，也會因為自然的商品化而導致環境惡化。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與環境保護之間是矛盾的，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反生態的。

　　3.1.2 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全球性生態危機莫里斯很早就指出“資本主義在以武力開拓海外市場的時候，既推銷過剩的商品，又掠奪他們的天然資源，或者要求拿他們的天然產物來進行交換，從而破壞他們的生態環境”。[45]阿格爾也指出，資本主義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態殖民主義”，通過轉移污染嚴重的工業實施新的“生態罪惡”[46]。

　　20 世紀 90 年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分析了全球生態危機與生態帝國主義之間的緊密聯系。美國生態社會主義學者福斯特對生態帝國主義的論述最全面，他指出“生態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是資源掠奪與生態破壞。佩珀等人從生態帝國主義視角出發，揭露了發達國家致力於將發展中國家納入現存世界貿易體系，並利用不平等的國際貿易規則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結構性暴力，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並污染破壞其生態環境。

　　進入 21 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指出經濟全球化不止帶來經濟利益，還帶來了全球性生態危機。全球化使各國資源配置得以互補，使各個國家的消費品日漸豐富，但無論是各種引擎的驅動還是商品的運輸，都依賴於大量不可再生化石能源。這些化石燃料在世界範圍內的運輸和使用，又帶來了大量溫室氣體排放，從而加劇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環境問題。沃爾認為，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模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道路上的汽車數量越來越多，尾氣排放量也持續不斷加大。

　　全球化也使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農業生產被規模化生產所取代，並因此帶來環境問題。為適應全球化貿易，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開始轉向規模化運營，引進工業化、商業化的農業模式。跨國公司為了攫取高額利潤，在全球各地廣泛搜尋最廉價的工廠場地和勞動力，為了以最低價格收購農產品而大幅打壓各地農民的農產品價格。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原住居民來說，為了獲得基本的生存資料維持生活，他們不得不繼續擴大種植面積來維持收入，這導致森林綠地的減少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於是，他們砍伐森林、抽幹沼澤、開辟濕地，資本主義就這樣把生態問題帶到了發展中國家。此外，在當前國際氣候政治框架下，西方國家一方面將污染和有害廢物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另一方面利用現存國際經濟貿易規則，肆意掠奪或開采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以此賺取更多巨額利潤，造成發展中國家對其經濟上依賴，生態上的破壞和損失。即使一些西方國家看似試圖進行生態治理與修覆，但從全球視野來看地球的自然生態平衡並不會因此發生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改善。[47]

　　3.1.3 批判資本主義的無效處方

　　一直以來，經濟的增長被認為是解決國內貧富間沖突和國際南北間沖突的重要手段。到 20 世紀 60 年代，經濟發展和生態之間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令人無法忽視的程度。然而，即使羅馬俱樂部在 1972 年提出增長的極限後，西方各國政府仍奉行從前的經濟政策，試圖逃避生態問題。到 20 世紀 80 年代，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被迫正視全球生態危機的事實，然而他們並不準備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改變，而是試圖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內提出一些所謂的應對措施。

　　進入新世紀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堅定擁護者仍然相信可以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手段解決生態問題。這些經濟手段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二是依靠新型的綠色技術來解決。對此，沃爾認為，資本主義的框架內的這些“綠化處方”注定是無效的，生態社會主義具有歷史必然性。

　　資本主義依靠市場來解決生態問題的機制有兩種：一種是以碳交易體系為基礎的“上限和交易機制”（cap and trade）。所謂“上限”，即是指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將在世界各地受到限制。所謂“交易”，就是指那些減排量足夠多的國家能夠將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權出售給其他國家。理論上看，這似乎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一種合理方式。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將被設定一個不能超過的固定排放量，如果限制足夠嚴格，排放量就會逐漸下降甚至最終停止全球氣溫的上升，這對於減少碳排放似乎有利，因其為減少排放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激勵。但事實是，沃爾指出，“上限和交易機制”只是一種“氣候變化的騙局”，“就像任何一個‘騙局’一樣，這個系統為那些真正了解它是如何運作的人賺了很多錢。”[42]25。

　　氣候變化對我們地球上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然而，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的全球框架不是由科學家甚至民選官員控制的，而是由企業家的利益決定的。他們確保“可持續發展”等概念是為了維持利潤，而不是保護環境。這些商業精英被鎖定在追求利潤的邏輯之中，超越這種邏輯的嘗試被塑造全球氣候政策的強大利益集團所忽視。

　　另一種依靠市場的解決機制是“清潔發展機制”，消費者可以通過支付購買的方式來補償他們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這一機制致力於減少南半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這有點類似於“碳抵消”。“碳抵消”遵從自願性原則，得到了航空公司、“環保”企業家以及那些喜歡乘坐飛機但對於乘坐噴氣式飛機的生活方式給環境帶來不好後果感到不安的人的支持，也就是說，“碳抵消”不僅能抵消排放，還能抵消負罪感。然而事實卻是，碳抵消很少起效。英國《金融時報》在 2007 年 4月發現，碳抵消機制存在被濫用的情況，許多個人和組織購買了毫無用處的碳抵消額度，然而，這些額度不會帶來任何碳排放量的減少，而是讓許多人從中受益。

傑瑞米柯賓

資本主義解決氣候變化的第二種方案是發展綠色技術，比如生物燃料和清潔能源，對此，沃爾質疑其有效性。沃爾提到，乍一看，生物燃料似乎對環境具有吸引力。還有什麽比種植農作物為汽車和其他機動車提供燃料更環保呢？然而，使用生物燃料造成的空氣污染比使用化石燃料還要大。生物燃料是需要種植的，種植的過程通常也需要化石燃料的燃燒所提供的能源，就連非有機農業使用的化肥和殺蟲劑，也離不開化石燃料的燃燒。然而，資本主義的生物燃料產業仍然是保持業務照常前進，不管環境或社會成本如何。

　　總之，無論是利用市場機制還是新型技術手段去解決包括氣候變暖在內的諸多生態問題，都沒有突破資本主義的範疇。生態保護的出路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不推翻資本主義，生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不實行生態保護的社會主義也是毫無意義的。

　　3.2 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建構思想的發展

　　3.2.1 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建構原則的發展

　　（1）堅持生態原則

　　生態原則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基礎。莫里斯很早就注意到資本主義帶來的環境破壞，“我們的青青田野和泉流不是變成黃金而是變成了垃圾......讓我們盡情的吃喝享受吧，因為明天我們就要死了——被垃圾梗死。”[48]莫里斯認為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的商業與貿易競爭性發展以及追求利潤最大化導致環境問題，並鼓勵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並修覆自然。

　　20 世紀 70 年代，高茲從以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為研究內容轉向以生態學、生態危機和政治生態學等為研究內容。他認為經濟理性導致勞動和消費的異化，並給生態帶來極大危害。經濟理性肆意開發自然資源，以最大化的效率生產最大量的商品進行銷售，但在生態上卻是資源的大肆浪費和破壞。因此，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必須拋棄經濟理性，堅持生態理性：以更少的勞動、資源和資本投入，以更好的生產方式生產具有較高使用價值的和更耐用的商品來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49]同時人類社會的經濟生產和各種活動不能突破自然承載力的界限。

　　21 世紀，沃爾也對生態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生態學原則進行論述。他認為生態社會主義的政策必須是對生態友好的，但是目前的環境政策，尤其是關於氣候變化的環境政策，主要是對現有資本主義經濟有益，而不是對環境或人類有益。堅持生態原則就必須關注用益權（usufruct）的概念，即讓環境維持最初的良好狀態。[42]50

　　沃爾以農業為例，指出生態原則必須被緊急運用到農業生產中來。他指出，當前我們的農業體系日益全球化，農作物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生產，然後運輸到另一個地方。在特定地區的專業化大規模生產可以獲得十分可觀的經濟收益，但是，這也為該地區的農民帶來損害，比如美國的 Archerdaniels Midland 和 Cargill 等農產品經紀公司為了以最低價格購買農產品，不斷迫使農民降低價格，使許多小農戶失業，並將輪耕轉移到世界上工資最低的地區。此外，由於石油、化肥和殺蟲劑、機械化和運輸成本，農業生產嚴重依賴化石燃料。對此，沃爾提出一種生態社會主義農業的替代方案：即在當地生產能夠滿足當地需求的量的糧食。生態社會主義的農業應該是有機的，基於永久性耕地，堅持生態原則來減少工作量和能源投入。基於生態原則和方法，可以保持土壤肥力，降低能源使用，同時增加發展的可持續性。

　　他稱讚了古巴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學和政治學的倡導者羅伯特·佩雷斯（RobertoPerez）推廣的永久性栽培技術。蘇聯解體後，古巴失去了廉價的石油來源，導致其國內食品行業遭受重大打擊。而永久性栽培技術通過將城鎮閑置土地打造為公共耕地，並引入永久養殖技術，最終使古巴各城市實現水果和蔬菜的自給自足。

　　可見，在新世紀，以沃爾為代表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繼續把堅持生態原則作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原則進行論述。

　　（2）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立場

　　20 世紀 70-80 年代，早期的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從生態原則出發，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這一時期的大多學者都秉持生態中心主義立場。生態中心主義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誇大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從而導致種種生態問題。生態中心主義主張生態理性，批判經濟理性，反對生產力、消費和經濟的無限增長，認為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是包括地方性的生產者民主、社會公平、政治自由、生態正義等內容的綠色可持續社會。

　　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本頓等人仍舊堅持生態中心主義立場，格倫德曼、佩珀等學者則主張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格倫德曼等人認為反思及探尋生態危機的出路應該堅持“人類尺度”，但這並不意味著市場和生產消費可以無限制的增長，相反生產和消費的目的應當是為了滿足人類本身需求而不是追逐高額利潤；此外，人類中心主義還批判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提出勞動不應該只是一種生存手段，而應該是“人類自身獲得發展的手段”[50]

　　格侖德曼還為馬克思關於人類改造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進行辯護。他提出人對自然的支配不是造成生態問題的根源，生態問題的產生在於以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對待自然。佩珀則指出，技術中心主義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拋棄技術中心主義並不意味著應當拋棄人類中心主義。只有人類中心主義能把人類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統一起來，確定人類對自然界改造的合理限度，提供解決生態問題的參照點。

　　進入 21 世紀，喬納森·休斯強調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立場。他批判生態中心主義背離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具有很強的抽象性。首先，休斯認為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從整體性上認識和把握人、自然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其次，生態中心主義過分關注自然，而忽視了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與自然之間的客觀聯系，批評生態中心主義對人類本身及人類需要的忽視，認為人的需要和自然的需要同等重要。

　　首先，休斯堅持馬克思關於人與自然辨證關系的看法。認為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與自然密切聯系，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同時，人類又是自然史和人類史的創造者，自然是為人類生存提供重要物質基礎，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觀發展規律，然而，自然界也並非獨立於人類之外的而是受人類主觀能動性的影響。首先，人類的生存活動必須在自然規律基礎上開展；其次，自然也並非獨立於人類而存在，在人與自然進行互動過程中，人類通過各種方式和工具改造和利用自然，從而使“純粹的自然”演變成為“人化的自然”。[51]129因此，人與自然並非割裂存在，自然為人類生存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和保證，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對自然進行改造從而居於主導地位，但這並不表示人類統治自然，人類發揮主觀能動性必須符合自然發展規律。由此，休斯提出應當持有一種人類原則和自然原則相辯證統一的原則和立場，不能忽視環境利益和需要，也要客觀兼顧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求及利益。

　　其次，休斯肯定人的利益及需要的價值。既然人類的需要和利益與自然的需要和利益同等重要，那麽，人的需要的增長是否會給生態資源帶來消極影響甚至生態危機呢？休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人類的需要的發展不僅不會破壞生態可持續，相反，人類需要的增長對生態的改善和可持續有益。不過，這一論斷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人類的需要必須得是真實的需要。與真實的需要相對的是虛假的需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兩種需要有明確的闡述，何為真實的需要何為虛假的需要？前者是指人類基於自身生存發展而衍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這種自由而真實的需要能促進整個人類的發展和完善；後者是指那些不是出於人類自身的需求而是被外在環境或刺激激發的需要，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需要常常受到資本的操縱，廣告和電視等媒體是制造人們虛假需要的重要手段。資本家通過滿足人們的虛假需要實現資本增值，之後再以相同手段激發新的虛假需要。資本家創造虛假需要並從中獲利，他們通過意識形態的誘導使人們相信他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52]由此將人們的需要牢牢困在資本和利潤增值的邏輯之中。休斯指出，只要人類基於真實的需要進行生產和消費，重視自然的需要和利益，拒絕無限制的需要增長和無限制的利用自然，就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因此，休斯認為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人類的需要與生態的良性發展並不沖突，生態危機也不會發生。

　　3.2.2 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建構模式的發展

　　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與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本出路是一樣的，就是實行社會生產方式的革命。[53]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對於構建未來理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大多秉持政治民主、生態公正和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觀點，而對於生態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討論也一直貫穿於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過程之中。

　　20 世紀 70 年代，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萊斯主張建立一個守成的社會（conserver society），他讚成英國經濟學家穆勒提出的“穩態經濟”，認為要解決生態危機，經濟和人口的增長都應該保持穩定，穩態為實現社會變革提供了“質的改進機會”。[54]

　　20 世紀 90 年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開始重新反思經濟增長模式，認為在堅持生態學原則的基礎上，經濟可以適度增長。佩珀認為，經濟的適度增長是必要的。適度增長是指人的發展與生態系統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里不考慮生態後果和勞動者感受的無原則的增長。佩珀指出，資本主義是追求增長的，而這種增長有賴於在生產過程中對自然環境和勞動者進行剝奪而實現的；這種增長沒有邊際，不考慮社會、政治或生態後果，就像前美國總統布什所言，“我們不能允許環境運動中的極端行為關閉美國（即世界資本主義）。”[55]336進入 21 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對未來社會的經濟模式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沃爾提出地方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即以本土化生產滿足本土的需求。商品的本土化生產及本地消費，可以減少貨物的長途運輸及減少由此帶來的化石能源的燃燒，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大氣污染。沃爾還重視農業的本土化模式，建立有機農場，保護農業生物多樣性，遵循傳統的生態友好的農業生產模式，倡導基於永久養殖的有機農業來保護糧食物種多樣性，減少病蟲害，使用有機肥料，通過減少農田水分蒸發及適當的作物施肥提高農作物儲水，采用混栽的模式等。

　　地方經濟模式的建立有賴於地方交易制度。沃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為了維持較高增長，鼓勵人們透支消費，透支消費意味著透支資源的消耗。當透支消費留下的債務超出人們的償還能力，就容易導致市場資金鏈斷裂。因此，必須改革資本主義銀行體系，生態社會主義應該建立無信用借貸的貨幣體系，打破現存銀行信用制度，削弱銀行權力，減少對外資的依賴，推廣實行以社會信用為基礎的地方貨幣體系。沃爾的地方交易制度與高茲提出的本地交易系統（LETS）有相似之處。高茲提出的本地交易系統以社區內流通的貨幣為交易媒介，這種貨幣由成員自己管理，只在系統內部社群之間進行交易流通。系統內每一成員都有一個賬戶，每一筆交易都以負債或信貸的方式記錄在賬，交易價格由交易雙方自行決定，沒有利息也不收取傭金。高茲認為這種交易方式可以擺脫資本主義的消費和交換方式，可以產生不受國家權力和金錢控制的社會關系。

　　沃爾認為，地方交易制度不再唯經濟增長為核心，而是強調經濟的低增長甚至零增長。它強調基於使用價值的物品交換，這樣不僅能夠減少商品和資源浪費，還能保證地方性的社會經濟交易體系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而且生態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和經濟增長不再是以使用價值而是以交換價值來衡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實施生產資料社會所有或共同所有制，走向一個基於共同所有制的社會將是重新分配財富和收入的一個非常有效的方式。

　　3.3 對生態社會主義實踐思想的發展

　　3.3.1 生態社會主義實踐主體的多元化

　　莫里斯曾認為工人階級將成為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代理人。他在《藝術：一個嚴肅的事情》里指出，希望“某些工業區的工人通過罷工”迫使他們的老板“去消費他們制造出來的煙霧”。[56]

　　20 世紀 80 年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不再是實現生態社會主義變革的承擔者，原因是工人階級在物質上依賴資本主義制度，在精神上又被資本主義異化消費思想所同化，因而不再具備革命鬥爭精神。於是他們轉而把希望寄托在新社會運動上，高茲就提出社會變革主體可以是一個新的“非工人——非階級”（non-class of non -workers），或者說“工業社會新無產階級”（the post-industrialneo-proletariat），這個“非工人——非階級”被排斥在資本主義的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之外，要麽失業要麽潛在性失業，沒有工作保證，缺乏階級認同感。他們與傳統工人階級無論是在階級屬性或社會地位上，還是在鬥爭目的上都與傳統的工人階級相差巨大。

　　到 20 世紀 90 年代，以佩珀為首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重新強調工人階級的作用。佩珀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認為“工人階級是一個有限的整體，他們是革命中的主要行動者。今天，這仍是一個共同的社會主義立場，就像對繼續存在國家的需要的認可一樣。”[55]328

　　進入新世紀，對於生態社會主義的實現主體，沃爾基於其對全球範圍內綠色運動和生態社會主義實踐的考察，提出包括工人階級在內，所有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都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主體，包括工會、政黨、團體以及窮人等弱勢群體等等。首先，對於工人階級。沃爾提出，當前的社會是一個社會性質的工廠，即社會工廠。當這個工廠中的工人對工廠的現狀有所不滿並同時具備一定的自主生產能力時，他們就具備了成為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主體的潛力。其次，生態社會主義的鬥爭實踐一定是由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民組織起來的生產破壞或罷工。其三，生態社會主義運動也是窮人的運動，富裕的中產階級通過購買更好的生活產品和服務，享受更好的生活環境，而只有窮人無法逃離威脅其生存的種種環境破壞後果。窮人是生態危機的最大受害者，同時他們離自然最近，對於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富有經驗，要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就一定要讓他們充分參與到反資本主義運動中來從而形成全球性的組織力量來開展實踐活動。最後，沃爾仍然重視工會對於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重要作用。由於環境污染的後果更多的作用於工人階級，由此工人階級更有可能接受更清潔的生產技術和方式。而工會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在支持環境友好的綠色政策或技術方面會比其他群體表現的更積極。除此之外，工人是生產的直接參與者，掌握著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的技術和知識，具有很大的變革潛能。倘若能夠匯聚起所有對社會主義者或是對社會主義具有興趣的人，一起探索實施生態社會主義運動並制定具有實踐意義的生態社會主義對策，積極開展實踐，定將形成連鎖的政治效應，並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

傑瑞米柯賓

3.3.2 生態社會主義實踐的漸進性

　　20 世紀 70 年代，巴羅提出要實現現實社會向生態社會主義的變革，必須首先實現兩方面的轉變：對社會進步的衡量標準的轉變以及生產習慣的轉變。首先，巴羅認為當前社會將“人均原料和能源消耗與人均鋼材和水泥產量優先作為完全異化了的進步的標準”[39]220，追求生產的無限擴大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實現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當前所生產的產品早已大大超過了人們的真正需求。因此，必須轉變社會進步的標準，實現從量的增長到質的提升。其次，改變生產習慣，協調生產。“把生產納入自然的循環中，將優先擴大再生產轉變為簡單再生產”

　　[39]335-336。即在對待生產資料、生產設備及資產時，始終秉持節約的態度，追求商品的耐用度和使用價值。

　　20 世紀 90 年代，佩珀認為由於資本主義信條在現實世界中占據著統治地位，一種徹底的生態社會主義實踐很難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實現。不過還是有許多實踐是生態社會主義應該支持和效仿的，比如：一是工廠的綠色及選擇性生產。選擇性生產是指根據總的社會需要來制定滿足社會總需要的生產計劃和就業方案。佩珀肯定工會在推動環境保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工會可以通過推行“綠色禁令”

　　的形式禁止一些破壞環境的項目的實施；二是實施城市自治。城市自治的目標是改善城市環境以及推行民主化政策號召城市居民一起改善城市。三是選擇帶有無政府性質的經濟社會制度。佩珀提出的制度帶有地方直接民主和無政府色彩，比如鼓勵地方貨幣，由工人代表大會控制企業等。總之，佩珀的生態社會主義實踐更多的強調區域地方自治及地方生產，以及生產計劃擺脫市場的制約等，這些實踐盡管帶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但仍然體現了生態和社會主義的原則。

　　進入 21 世紀，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變得活躍起來。一方面，生態社會主義利用互聯網廣泛傳播其思想和綱領；另一方面，生態社會主義呼籲全球生態社會主義的聯合行動。2007 年，來自美國、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亞、英國、瑞士等國的 60 多名生態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在巴黎聚集，見證了“國際社會主義網”

　　（Ecosocial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簡稱 EIN）的成立。美國的克沃爾（Joel Kovel）、英國的洛維（Michael Lowy）及沃爾（Derek Wall）等知名生態社會主義者被選舉成為指導委員會的委員。2009 年初，國際生態社會主義網在巴西貝倫召開第二次國際會議，並發布了《貝倫生態社會主義宣言》，該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更為激進的社會改革方案，是當前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8]。宣言指出，只有越來越多的人積極支持生態社會主義，才能真正推動對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進行革命性的變革。那麽，當前生態社會主義者能夠做些什麽呢？對此，洛維指出，“盡管我們的對手非常強大，但是生態社會主義者仍然需要努力一搏。”[41] 生態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參與一切形式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並在此過程中積極促進社會主義運動與生態運動的結合。

　　沃爾認為世界性的“紅綠運動”將有助於實現生態社會主義，同時，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過渡性的過程。

　　為什麽沃爾會寄希望於世界性的“紅綠運動”呢？首先，他認為當前綠黨等左派組織無法擔當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重任。在法國、比利時、瑞典等歐洲國家，由紅綠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所推行的綠色政策收益十分有限；德國綠黨在加入社會民主黨之前，放棄了其對資本主義的大部分批判，隨著德國綠黨支持西方國家發動科索沃戰爭，其激進性也大大削弱。可見，盡管多國綠黨在激烈的選舉中贏得選票並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期待他們上台後突然改變社會是不現實的，一個民選政黨在執行其政策的過程中注定會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

　　為什麽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沃爾提到，這是因為即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生態的內在破壞性已逐漸為人們所認知，但資本主義本身強大力量仍將繼續維持其向前運轉。市場機制對人類和自然的操控局面暫時難以扭轉，它對自然的破壞性、對人類社會造成的不平等及其與生俱來的追求無限增長的本性難以在短時期內消失，它對人類和自然的掠奪和奴役也不可能在片刻之間消除。

　　因此，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注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實現社會變革需要構建過渡政策。過渡政策的引入是為了孕育更深層次的積極變革，從而朝著生態社會主義的方向不斷取得進展。沃爾提出，雖然過渡政策可能會因不同地方的不同條件而有所不同，但他還是提出了他的過渡政策清單以激發更進一步的討論。沃爾提出的過渡性政策包括：捍衛地方土著對熱帶雨林及其他生態系統的控制權；進行土地改革；建立支持公共資源的稅收和福利體系；促進醫藥資源的社會共有；大力資助圖書館及其他社會資源共享模式等等。[57]68沃爾認為 2009 年在巴西貝倫舉行的第二次國際生態社會主義網絡會議上提出的一些未來生態社會主義政策，可以很好的概括他的過渡性政策。

　　（1）能源領域。用風能、地熱能、潮汐能，尤其是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取代碳基燃料和生物燃料，同時這些清潔能源需由地方控制和管理；（2）交通運輸領域。以免費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統取代私人汽車和卡車的使用，以大規模減少尾氣排放。

　　（3）商品生產領域。商品生產必須保證可持續、可回收，發展綠色建築產業，取代當前基於污染和競爭的生產、消費及建築模式；（4）糧食生產和消費領域。最大限度的維護地方糧食主權，取締造成污染的工農企業，創建可持續的農業生態系統，努力恢覆土壤肥力。

　　對於更詳細的生態社會主義政策，沃爾認為其無益於生態社會主義運動反而會適得其反，應該通過今後更廣泛的辯論和實踐參與來不斷豐富和完善。

　　3.3.3 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正在全球萌生

　　進入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更加注重關注世界各地的生態社會主義實踐活動，其中尤其以英國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家、活動家沃爾為主要代表。“沒有人比德里克·沃爾更了解世界各地為實現生態社會主義而進行的廣泛鬥爭，也沒有人比他更有能力以務實的方式展示這些鬥爭。”[58]-沃爾認為“推進生態社會主義運動是緩解和反轉資本主義對地球破壞的一種方式。”[42]66。沃爾把環境主義分為北方發達國家的環境主義和南方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主義，並對前者持批判態度，認為發達國家的環境主義是經濟和資本的附屬，是富人的專屬。只有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主義才具有生態社會主義色彩，並將之稱為“窮人的環境主義”。

　　在沃爾看來，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活動正在歐洲、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不斷萌生。例如，沃爾十分讚賞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實行生態保護和推動社會公正的政策，認為他是世界上少數在其國內推動實行生態社會主義政策的領導人。查韋斯政府大力發展地鐵以減少汽車的使用和尾氣的排放，並在地鐵通行初期六個月內實行免費乘坐以鼓勵民眾選乘公共交通；此外，他還推行土地改革、有機農業和資源本土化利用，並關閉了許多煤礦工廠，鼓勵植樹造林以還原美好的生態環境。沃爾認為，查韋斯的這些政策為推動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做出良好表率和貢獻，而且也是對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生產及消費方式的一種挑戰。

　　沃爾還高度讚揚古巴的卡斯特羅推廣永久農業發展模式、發展可再生能源和公共交通等措施。古巴對經濟全球化抱有謹慎態度，認為全球化只符合美國的利益卻會給古巴帶來破壞和壓迫，這與生態社會主義反對經濟全球化的觀點相契合；此外，沃爾認為拉丁美洲帶有生態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實踐是重要的成功經驗，如實行公有制、具有生態意識的環境政策、左派政黨上台執政等。

　　總之，沃爾作為一名堅定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他從窮人的視角來構建其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他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生態和政治實踐納入全球範圍內生態社會主義實踐與鬥爭的興起，並對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抱有積極的樂觀態度，這使他在某種程度上正在擺脫烏托邦的窠臼。[59]

　　綜上所述，隨著上一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逐漸淡出歷史舞台，以沃爾為代表的新一代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開始走進歐洲生態社會主義研究領域的中心。他們沿著前人的研究路線，以批判資本主義作為生態危機的根源為出發點，結合當前的全球化經濟發展和國際生態政治背景，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更加客觀實際和深層次的批判。在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建原則上，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進一步結合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生態思想，堅持生態學原則並不斷深化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在未來社會的構建模式上，與其反對經濟全球化相呼應的是，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依然沒有跳出小規模本土化經濟的邏輯，不過在提出相關社會政策時他們表現出更加務實和謹慎的態度。對於實現社會變革的主體，通過對世界各國綠色實踐的探析，他們認為不僅工人階級，以及中產階級，包括生態破壞的直接受害者——窮人等群體在內的所有力量都能夠成為實現未來社會的重要力量。因此，新世紀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們的研究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們更加開放、包容。

　　第 4 章 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評析及其啟示4.1 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評析

　　新世紀以來，伴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生態環境保護運動的不斷推進，歐洲生態社會主義也在思想和實踐上不斷演進，它從全球視野審視資本主義解決生態危機的種種“處方”並揭露其無效性，同時還提出未來社會的構建原則和模式。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揭露了經濟全球化的弊端。但它在分析生態危機根源上具有片面性，對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體選擇不清晰，對未來社會的構建也具有一定空想色彩。

　　4.1.1 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理論價值（1）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回應生態批判

　　對於馬克思主義是否含有生態思想的問題一直都存在很大分歧，一些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否定馬克思主義含有生態思想，即使肯定馬克思主義蘊含生態思想，也質疑其生態思想能否解決生態問題。還有一些學者批判馬克思主義過分關注生產，一味強調通過發展生產力來滿足人類的需要，正是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生產主義傾向帶來了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從而導致了生態問題。面對這些詰難，新世紀以前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如格倫德曼等人紛紛為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進行辯護，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能為解決當今種種環境問題提供指導。

　　然而，格倫德曼等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護只局限於對人類中心主義的闡述，缺少從歷史唯物主義內部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辯護。進入新世紀，休斯從馬克思主義關於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出發，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三種形式：生態依賴、生態影響以及生態包含，生態依賴是指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無法離開自然而獨自存在，生態影響是指人類的生產活動必將對自然產生影響，自然也會反過來影響人類。休斯從生存論出發闡述人與自然關系，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僅肯定了人類對自然的影響，也承認了自然對人類的限制，認為馬克思主義思想不但富含生態思想，還能為當今生態問題的解決提供理論和方法上的指導。

　　（2）揭露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弊端

　　資本主義全球化有利於在全球範圍內調配各種資源和要素，最大化利用資源，同時國際市場的自由競爭也能促進各國在國際市場內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有效防止壟斷。這些都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然而，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還指出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種種問題。

　　首先，全球化所倡導的自由競爭實際上導致了寡頭壟斷。自由競爭意味著企業主體無論大小都能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然而當前的資本主義國際市場被牢牢控制在少數幾個壟斷集團手中，在爭奪市場的過程中一些中小企業往往因無法與這些跨國壟斷集團抗衡而破產倒閉。此外，經濟全球化也並非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本國市場趨於飽和後，壟斷集團為了尋找新的更大市場來滿足繼續擴大生產的需要而開發出來的一種自利性的工具。

　　此外，全球化還導致全球範圍內的生態失衡和環境破壞。資本主義全球化使各種資源和要素在全球的配置得到優化，然而資源的全球流動越來越依賴化石燃料的燃燒，化石燃料的過度使用又會導致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因此，全球變暖的態勢繼續增加。同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導致在全球範圍內的資源掠奪，當下世界各大國對石油資源的爭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石油等化石燃料仍是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石油的控制權，不惜對石油資源儲備國發動殘酷的侵略戰爭。

　　最後，經濟全球化還為資本主義國家將污染和環境問題轉嫁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便利。發達資本主義利用現存的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將有害廢棄物出售給發展中國家，肆意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西方發達國家是全球垃圾生產大國，如美國人口僅占全球的 4%，卻生產了全球 17%的塑料垃圾 46[60]。與其龐大的垃圾生產能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國內落後的垃圾回收產業，因此，每年都有上百萬噸垃圾從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地被運送至越南、老撾、孟加拉國等發展中國家。這些垃圾的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居民和環境帶來嚴重侵害。垃圾處理廠里，工人們在散發著惡臭和毒煙的垃圾堆里翻撿出可供回收的產品，惡劣的工作環境使他們患上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疾病甚至癌癥；此外，發展中國家的垃圾回收技術往往達不到環境保護的標準，大量未完全分類的垃圾被直接焚燒、掩埋，造成其國內水資源、土壤資源及空氣的嚴重污染和破壞。

傑瑞米柯賓

4.1.2 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局限性（1）對生態危機根源的認識具有片面性

　　生態社會主義致力於關注生態問題，並致力於尋找解決資本主義內部生態危機的解決方案，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然而，生態社會主義忽視了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之間辯證統一和調節的可能性，也割裂了現存資本主義社會同生態社會主義構想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61]

　　首先，歐洲生態社會主義過度誇大資本主義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關系而忽視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事實上，人與自然的矛盾伴隨著人類社會產生和發展的全過程，只是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內表現更加突出和尖銳。而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取決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生態社會主義把生態危機看作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用人與自然的矛盾來取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這是不合理的。”[62]

　　因此，生態危機並不能稱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

　　其次，當代全球性生態問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覆合性問題。生態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各個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也就是說，並不是只有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生態危機，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生態危機。將貧困、資源浪費等不同層面和性質的問題都歸咎於“無處不在的資本主義”[58]120制度，這無疑是片面的。將“生態危機”作為區分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主要標志，這一邏輯既不符合當前人類社會實際情況也違背了自然客觀規律，由此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被大大削弱，也使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在社會變革的主體、動力及道路的選擇上逐漸遠離科學社會主義。

　　因此，歐洲生態社會主義一方面過分誇大了資本主義社會內人與自然間的矛盾，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即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大生產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從而否定了非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生態危機的現實。這都體現出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探究生態危機的根源上存在片面性。

　　（2）對生態社會主義的變革主體界定具有模糊性對於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變革的主體，20 世紀 90 年代以前高茲等人將實現變革的任務寄托在中產階級身上，90 年代之後，包括佩珀在內的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重新強調工人階級實現變革的關鍵力量。

　　21 世紀以來，沃爾等人繼續強調生態鬥爭中階級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所有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力量都可以成為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變革主體。然而，這些反資本主義力量是否能夠擔當起社會變革的重任依然值得商榷。首先，工人階級和原住民等主體之間缺乏牢固的經濟、政治方面的聯系，其分離性、松散性、短暫性和不穩定性顯而易見[63]。其次，即使這些反資本主義力量具備變革的意願，沒有一個堅強的綱領和領導，變革也很難取得成功，而當前西方國家以綠黨為代表的左翼政黨已逐漸放棄最初激進的社會政策，甚至逐漸拋棄了反資本主義主張和立場。此外，就工人階級而言，在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關注物質利益遠勝於關注環境利益，他們關心如何改善自身的生產生活水平更勝於關心生態環境；而在發達國家，隨著其國內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工人階級的生產生活環境不斷改善，物質生活和精神水平也不斷提高，其鬥爭意識也因此逐漸減弱。

　　那麽，工人階級是否依然能夠承擔變革的主體地位？其鬥爭性是否依然有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由此看來，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將社會變革的期望寄托在全球範圍內所有支持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主體身上，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難對現存資本主義構成威脅的。

　　（3）地方性經濟模式具有空想性

　　沃爾批判經濟全球化不僅破壞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還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帶給發展中國家，於是他提出以本土化生產來滿足本土需求的地方性經濟模式，提倡本土生產、發展永續農業、有機農業，同時反對砍伐森林，反對大農場和大壩的建設等。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認為當前的貧困並非是經濟發展失衡導致的，而是社會公平的問題。一方面，只要保證收入分配公平並彌合貧富鴻溝，人們的生活水平便會隨之提高；另一方面，大力推廣耐用品，最大化利用資源，最大程度地減少資源使用過程中的浪費，推動不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的商品生產等措施，便會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誠然，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生態破壞，但是追求低增長甚至零增長的地方性經濟在當今社會似乎缺乏可操作性。即使沒有經濟全球化，國家也得發展，只要有發展，就會有環境的破壞。我們不能單純為了減少生態問題而限制任何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權利，同時，似乎也很難想象沒有增長的世界。就連他們自己也意識到地方性經濟的烏托邦色彩，不過他們也明確的指出“未嘗不可以保持一種烏托邦的幻想，像設想完全拋棄經濟持續增長可以消除貧困，可以實現在無異化的基礎上的社會繁榮一樣。烏托邦設想雖然問題重重卻是必須的”。[57]

　　4.2 新世紀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框架內，其思想蘊含了深刻的理論價值，但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我們要辯證地加以看待。把“對西方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的研究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實踐相結合……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正在成為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時代前沿或‘試驗場’”[64]。把歐洲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結合，挖掘前者思想中的有益之處，為我所有，將有助於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更好地為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社會服務。

　　4.2.1 充分認識生態問題產生的覆雜性

　　恩格斯很早就指出自然界將會對人類進行報覆：“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當他們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護的樅樹林砍光用盡時，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就把本地區的高山畜牧業的根基毀掉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的是，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同時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65]生態社會主義沒有把生態危機歸結為科學技術本身，而是歸結為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這樣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結合起來考察生態危機問題，無疑是深刻的，也稱得上是資本主義批判的一種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科技的社會主義使用就不會帶來生態危機嗎？現實一目了然。社會主義使用同樣的技術也可能導致生態危機，例如，人口的膨脹、人類對自然規律的漠視、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觀念等都可能帶來生態問題。也就是說，生態危機是超越制度的問題，

　　中國雖然沒有經歷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但無論古代還是近現代都有嚴重的環境或生態問題。歷史上黃河泛濫成災，除了黃河流域生態本身的脆弱性以外，還與人們對黃河流域的不合理開發有很大的關系，如人口的大量增長、人們在不適合耕種的地方開墾土地等。清末時期中國的生態問題也很嚴重，“乾隆後期，嘉慶、道光時期，大範圍的農業擴張帶來了全國範圍的環境破壞，森林大規模縮減、土壤流失嚴重，很多濕地、灘塗被老百姓開墾作了農田，長江蓄泄洪水的能力被破壞，只要下雨，長江就開始到處泛濫成災。”[66]

　　今天中國的生態問題更是錯綜覆雜。粗放式發展、規劃不科學、急功近利、公民生態意識不足、法制不健全、人口總量對消費品的需求等等都加劇了中國的生態問題。生態社會主義者把生態危機與資本擴張相聯系，雖然資本擴張導致的資源和生態的破壞是客觀存在不可否認的，但是中國的生態問題，不僅是資本和市場導致的，其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分析中國的生態問題需要從整體上進行多方面的考量。改革開放之前，雖然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消滅了資本，然而當時科學技術的落後和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和嚴重的環境污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更快速度增長，對自然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的程度也越來越大，大規模的砍伐、圍湖造田、占用森林濕地等都對生態系統造成嚴重威脅。森林面積大量減少、土地沙漠化、酸雨頻發、河流斷流、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災害頻發，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帶來的後果開始顯現。可以說，只要人類沒有停止經濟活動，沒有放棄生產，無論是以追逐資本利潤還是基於其他利益為目的，人類的生產生活都會與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發生聯系，一旦這種聯系指向盲目追求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或其他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都會對自然造成單方面的破壞，這種破壞一旦超出自然的承載力便會以人類無法承受的後果進行反噬。因此，必須充分認識生態問題產生的覆雜性，只有客觀的分析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才能真正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4.2.2 客觀看待經濟全球化

　　歐洲生態社會主義者大多對經濟全球化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這必將導致生態問題在全球蔓延。他們還認為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資本主義操縱經濟的手段而對其加以批判和反對。這種觀點難免有失偏頗。

　　我們必須承認，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生態和資源的掠奪以及污染的轉嫁。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經濟全球化提供的開放市場，資源和要素的全球化流通等為經濟貿易發展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融入國際市場，引進國際先進技術也為各國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提供借鑒。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犧牲了很多環境代價，引起了一些生態問題。但是不能單純因為生態問題就否定工業文明，也不能因生態問題就簡單否定經濟全球化。當前，國家之間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國際化，使得國家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世界經濟也由此也越來越像一個有機整體，因此，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立於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在當代全球化中，既沒有純粹的自由貿易，也沒有純粹的貿易保護，雖然發達國家利用現存國際經濟秩序轉移環境成本而遭到歐洲生態社會主義的批判，但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離開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構建更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能的”[67]。因此，我們應該客觀全面的看待經濟全球化，汲取先前的經驗和教訓，不斷增強環境保護意識，不斷提高環境保護和治理水平，讓經濟全球化更好地良性發展。此外，還要不斷推進國際合作，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產業生產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發展機會，同時在國際規則中更多提倡“包容性多邊主義”，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

　　4.2.3 凝聚社會生態共識，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中肯定了共同體的作用。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比社會具有更強的穩定性和活力，共同體成員間以相互一致的，對彼此具有約束力的思想和信念形成共同體意志，這種“默認一致”的共同意志使得共同體更加穩固長久。滕尼斯對成員間“默認一致”的意志以及共同體建設的思想為當前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一些啟示。只有成員之間形成共同的、一致的認知，才能增強共同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好發揮共同體的作用。

　　首先，要在國內凝聚社會生態共識。當前，全球生態問題頻發，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超越國界並具有全球化趨勢，因此，正如沃爾所言，全球性生態危機需要世界性的而非區域性的解決方案。也就是說，生態問題的解決需要每一個國家提高重視並共同參與到全球生態環境的治理和改善中來，團結一致，共同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如當前國際社會共同關注的氣候變化問題。在國內，生態問題的解決也不僅是某一個個體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因此，應在全社會形成保護生態的共識，號召全社會共同行動，努力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態的期待。

　　結 語

　　面對當今全球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歐洲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堅持將社會主義與生態學相結合的原則，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等方法論的指導下，探索徹底解決生態危機的方法和未來出路，他們從資本主義制度出發進行深入研究，發現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並采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對資本主義展開種種犀利的批判，明確指出任何改良性質的資本主義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問題，只有徹底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生態社會主義的啟示

　　作者 王宇 寫於 二零一七年

　　摘   要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經濟社會的不可持續性發展導致生態危機爆發，如果沒有施加任何限制，那麽單個國家的生態危機很可能過渡到全球鎖鏈式危機。盡管世界各地都在呼籲生態環境保護，但進展緩慢，實質性問題停滯不前。科威爾指出，因為人們受到環境的控制和影響，現有大多數環境保護措施或政策在解決現有問題上處於較淺的水平，人們的利弊得失與生態環境息息相關，所以沒有人敢於挖掘出真正問題的實質。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其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思潮中的一種，聚焦生態，在生態學層面對資本及資本主義展開批判，認識到生態環境問題根源還是在資本，力促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社會。

　　本文以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及其當代啟示作為研究對象。一是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以及主要內容進行理論研究；二是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代啟示以及中國意義進行系統分析與闡述。本文分為五章，總體架構如下：

　　第一章，科威爾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的闡發。科威爾將馬克思主義視為其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源頭。該章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中的“兩個必然論”、“勞動價值論”和“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為理論依托，闡述科威爾在此基礎上吸收借鑒形成的“資本主義崩潰論”、“使用價值至上論”以及“生產者自由聯合論”，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理論層面的深度剖析。

　　第二章，科威爾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該章結合科威爾著作中的分析闡述，立足生態學視角對資本本性、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主義文化進行深刻批判。

　　從而得出資本及資本主義就是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這一結論。

　　第三章，科威爾對生態社會主義的構想。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維度對科威爾構想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進行闡述，對其思想有更直觀的認識。

　　第四章，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評析。一方面，從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積極意義來肯定其存在的理論及實踐價值。另一方面，探討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局限及其產生原因。

　　第五章，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代啟示。啟示是對世界的，但重點是中國意義的闡述，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維度展開，探討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當代啟示價值。

　　本文的重點是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邏輯及其主要內容進行系統梳理；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代啟示主要是其中國意義進行深入探討。而本文撰寫的難點在於，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邏輯及其當代啟示在整體性視域下展開研究，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客觀科學的評價，進而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雙重超越。本文進行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深入聚焦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與主要內容，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探討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借鑒作用。

　　緒   論

　　一、選題緣由

　　“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①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載體，地球也是人類共同的、唯一的生存家園。“我和你，心連心，同住地球村”。隨著大地球村形成，世界市場不斷加速擴大，經濟社會發展突飛猛進，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後是以產生較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為巨大代價，世界各國面臨的生態環境壓力較大。當今世界形勢覆雜多變，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再次觸發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反思。當前對生態危機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聚焦解決生態危機，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平衡，對此展開研究對世界性危機問題解決有一定啟示意義。

　　喬爾·科威爾(Joel  Kovel)(1936—2018)(又譯作喬爾·克沃爾或喬爾·科維爾，本文除標題外，以下均簡稱科威爾)，是美國革命型生態社會主義②的重要代表，美國著名學者、作家、政治家以及生態社會主義者。其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充分吸收借鑒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及資本主義，為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建設構畫藍圖。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展開研究，旨在對以科威爾為代表的美國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作系統梳理和理論評析，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汲取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中的有益養分，供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參考借鑒。

傑瑞米柯賓

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資源被無節制開發利用，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態環境問題逐步演變，生態危機接踵而來。當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全球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對其進行研究的主要意義在於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系統的梳理，進而有助於較為準確地把握美國生態社會主義的思想邏輯圖譜和時代實際價值；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客觀理性評析，可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

　　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展開系統細致的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聚焦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著力發掘第一手資料，全景呈現國內外學術界的新進展。此外，通過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著力將其與科學社會主義進行比較研究，發掘其參考借鑒價值，豐富和拓展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視野和實踐向度。

　　二、研究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大，世界性交流的頻繁，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過程中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生態環境問題，全球變暖、自然資源短缺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等。20 世紀 60 年代，西方國家面對資本主義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性沖突，爆發了綠色生態運動，隨後興起系列性社會思潮運動，生態社會主義由此誕生。關於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國外開始較早，研究成果較國內豐富，國內研究以批判評介吸收為主。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研究比較活躍，且在不同層面展開分析。

　　德里克·沃爾（Derek Wall），作為社會主義的左派支持者以及英格蘭等地區綠黨的高層，他支持及肯定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其發表的著作《綠色左翼的興起：一種世界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觀點》中明確提到，在資本、資本主義長時間無情的摧殘下，世界生態環境變得十分脆弱，科威爾的理論成果與馬克思主義深度融合，提出了直面生態問題構建未來發展之路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對全人類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有很大啟發，他敢於揭示資本以及資本主義對世界生態環境的嚴重罪行，他立足於人類社會的健康發展，試圖通過生態社會主義指引人們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他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確實發揮了“指明燈”與“領航員”的作用。

　　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是美國著名的生態社會主義學者，他認為，科威爾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與全球化生態破壞兩者的關系進行了深刻而又露骨的揭示。在生態危機全面爆發的情況下，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構想應運而生。詹姆斯·奧康納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比較讚同的，在其《自然的理由》一書中對科威爾的主要思想作了如下歸納：資本以及資本主義的無序性發展擴張是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主要根源，當前生態環境破環已經是世界性的生態環境破壞；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建或許是解決世界性生態環境問題的優選方法；關注使用價值與產品質量比重視交換價值與經濟指標更有必要。

　　麗亞·米斯（Leah Mies）是德國教授，她結合當下社會發展情況與當前地球環境面臨的嚴重挑戰，認為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研究成果為當前世界面臨的“生態病”提供了一劑“處方”，人們必須正視自己的錯誤行徑，不僅僅要正視，更要變身“行動派”，盡快轉變到正軌中來。資本與資本主義是造成全球生態問題的始作俑者，其需要為自己的破壞者身份承擔主要責任。而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構想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為建立新型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提供了理論指導，也從一個嶄新的角度開始思考人類社會發展終該何去何從。

　　卡西·多拉斯（Casey  Doras）在他發表過的論文中很直白地說，當前的世界性生態危機形勢比較嚴峻，世界範圍內可見的資本及資本主義都責無旁貸。但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所迸發出的思想內涵並不是眾所周知，在這個錯綜覆雜的世界性環境當中，他覺得科威爾對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展開深入細致的研究，這項工作是偉大的，更是切合社會實際所需要的。他對於生態社會主義還給出了自己的見解：生產者和生產資料應該是統一的，生產者高度聯合即為最高層次的民主。

　　另外，他還對人們抨擊科威爾觀點是斯大林主義進行了回應，並給出了較為充足的駁斥觀點。

　　面對當今世界環境持續惡化的局面，蘇珊·莫澤博士（Dr. Susan Moser）認為人類不能坐以待斃，更不能自欺欺人，他肯定科威爾這種真正有思考、有行動的人，且認為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確實更適合人與自然的和平發展。

　　邁克爾·洛威（Michael L?wy）是 21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科威爾的好朋友，他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評價較高，他指出：“《自然的敵人》，這是有史以來對資本主義最有力的譴責之一，也是幾代人的生態社會主義經典。”

　　①邁克爾·洛威認為，資本以及資本主義迫使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處於混亂不堪的狀態之中，生態惡化亦或是人類發展，都亟需解救，而社會更需要敢於站出來迎接挑戰的人，科威爾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二）國內研究現狀

　　對國內部分學者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成果以及觀點見解梳理如下。

　　劉仁勝在《生態馬克思的生態價值觀》一書中闡述了科威爾提出的“技術無力論”，科威爾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屬性是貨幣增長，只要資本及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天，無論科學技術發展得多麽迅速，無論科技成果多麽豐碩，人類還是不能單純依靠科學技術手段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當然，科威爾不是認為科技的發展不重要，更沒有否認科技存在的必要性，他只是認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在制度革新，只有制度上的革新，才能有效借助科學技術來更好地處理生態環境領域的諸多問題。此外，劉仁勝還對科威爾的革命型生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且辯證看待並評析了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對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

　　陳永森在《科威爾對資本反生態本性的思考》一文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科威爾對資本的批判，自然面臨的最大敵人就是資本，資本就像癌細胞一樣不斷增殖、擴張，始終侵蝕著自然環境，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又是逐利的、反生態的，總之，資本以及資本主義直接導致了生態環境問題。

　　郇慶治在《西方生態社會主義分析》一書中結合科威爾的《自然的敵人》

　　一書對其思想理論體系進行論述，科威爾從對資本以及資本主義批判出發，結合政治生態學的內容，肯定社會制度變革才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本。此外，他還把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譯為中文，這對我們深度理解以及研究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成果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余維海在《克沃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初探》一文中指出，在科威爾看來，資本以及資本主義導致生態危機，且亟待通過社會主義變革實現問題解決的思想。一方面，資本主義必然給環境帶來破壞的反生態本質，另一方面，結合蘇聯在探索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的失敗經驗進行批判，並提出當下全球的生態危機問題需要結合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等不同領域的理論成果，對人類文明進行理論上的重構。此外，余維海也指出了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缺乏實際銜接性以及帶有虛無色彩，這為我們辯證評析科威爾的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魯長安占有的科威爾的英文學術成果較為全面，且與科威爾有過密切的聯系，在《喬爾·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一文中，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整理概述，又將科威爾的生態社會思想與馬克思主義、詹姆斯·奧康納、福斯特、佩珀等人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以及美國綠黨的一些政治主張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凸顯了科威爾在生態社會主義領域應有的但被忽視的重要地位。此外，其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現實構想進行闡述，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貢獻與理論局限進行深刻分析，在分析闡述中批判吸收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當代中國建設提出有針對性、有建設性的對策。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國內當前對科威爾的理論成果研究大多以著作簡單分析、論文或者章節形式的論述為主，暫未出現系統的專著。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內容相對比較局限，沒有一定的整體性或者系統性。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在我國引起的關注還不夠明顯，大多手文章圍繞生態社會主義的概念、原則等進行闡述，還有部分學者結合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論成果，與科威爾的理論進行對比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提出“兩山”理論，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開展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取其精華，更好作用於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當中。

　　三、研究內容

　　該論文把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及其當代啟示作為研究點。首先，立足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對其理論要義、主要內容進行闡述。其次，聚焦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代啟示尤其是對中國的意義的闡發。該論文共含五章，總體框架及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章，科威爾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的闡發。該章將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進行理論層面的比較，充分肯定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與借鑒，從“兩個必然論”到“資本主義崩潰論”、“勞動價值論”到“使用價值論”、“自由人聯合體論”到“生產者自由聯合論”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第二章，科威爾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重點對資本主義在生態學層面展開批判，包含對資本本性的批判，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以及對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揭露資本以及資本主義的本性，更深層肯定必須進行革命鏟除資本主義。

　　第三章，科威爾對生態社會主義的構想。該章闡述了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對生態社會主義的構想，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維度進行了闡述，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是什麽”有更清晰的認識。

　　第四章，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評析。從其理論價值以及實踐意義到其本身存在的局限進行較為清晰的評析，認識到其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社會思潮存在的合理性，也揭示其因發展時間短、尚未進行歷史與實踐的檢驗而存在的諸多局限。

　　第五章，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代啟示。通過前面的理論闡述、評析，落腳點還是其當代啟示。依舊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維度論述對我國甚至世界各國的啟示。

　　本文的重點在於挖掘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邏輯以及內容要義，探析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代啟示尤其是中國意義。本文的難點在於闡述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吸收借鑒以及客觀評析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從而得出其當代啟示。本文的主要目標是對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展開深入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探討其當代啟示與中國價值。

傑瑞米柯賓

　四、研究方法

　　首先，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世界觀察世界的基本方法。用發展的視角考察生態從原始社會到今天的發達社會、從落後生產力到先進生產力從而抽象出其中人與自然的辯證發展關系，使論文的研究不偏離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則和方向，以獲得正確的觀點和科學的結論。

　　其次，運用文獻研究法。搜集國內外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相關論文，閱讀科威爾的經典著作《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白色種族主義》等，通過資料收集以及文獻閱讀，具體了解了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理論內涵，深入挖掘了其具有的當代啟示。

　　最後，運用歸納演繹法。通過對已知信息材料的收集和歸納，由外到內，由表到深，了解了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觀點，並在自己總結的基礎上進行了細化研究。

　　五、創新之處

　　第一，研究內容創新。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目前在國內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暫未引起國內學者的足夠重視，本文注重對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闡述，並努力進行了深入挖掘。此外，國內目前研究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當代啟示的較少，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第二，研究觀點創新。論文從理論邏輯探析、理論構想歸納、理論評析到當代啟示，研究的觀點與方向比較新穎，將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與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進行闡發比較，由表及里展開分析，從而得出啟示意義。辯證認識與研究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為化解世界性生態問題以及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參考借鑒。

　　第一章 科威爾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的闡發“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馬克思主義奠定了現代生態學及整個世界體系知識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①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同樣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

　　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自然也不例外，科威爾將馬克思主義排在其思想理論源泉之首，他還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批判資本主義（作為生態危機的動力和“自然的敵人”）的方向，也提供了代表受苦的人類與自然同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倫理。鬥爭的階級基礎與階級意識延伸至積累的任何領域，發展到生態系統並且還影響生物。”②科威爾還認為，自己的首要理論創新點就在於：“將人類對於自然的關系堅定地放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之內。”③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不僅為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扣好了第一顆扣子”，而且為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不斷發展豐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盾牌。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一、從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到“控制自然論”

　　（一）馬克思主義生態學

　　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是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的重要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深厚生態哲學內涵的具體體現。馬克思主義生態學從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以及人與自然緊密相關的視角出發，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深刻而系統的闡發。馬克思始終強調自然於人類的生存發展而言是至關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從而警醒人類在社會發展中也應該尊重與保護自然。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④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進化（或者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產物，人的發展變化依靠也得益於自然環境的發展變化，沒有自然界，人類的生存及發展就如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將自然界的作用深刻釋放闡述出來，其重視自然界的作用，認為自然界本來就比人具有優先存在的地位，自然界具有“屬人的性質”，人依靠自然，自然界也總在規定與制約人的生存和發展。馬克思曾深刻指出，自然界的諸多客觀事物本身就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這種客觀事物存在的意識是依靠人類不斷發現、認識、並產生的，它們屬於人的精神的無機界，人類需要事先對其進行“加工創造”才能享受。同樣，在實踐層面也是如此，自然界的客觀存在物是人類生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界是人直接的生活資料來源，衣食住行均與自然界息息相關，自然界作為人日常生命活動的主要場所，也作為人生產生活資料的主要載體。總而言之，人源於且依賴於自然界。

　　“人對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對人的關系。”①人對自然界的利用或者改造緣於人對人自身既得利益的關切。勞動成為人與自然界密切聯系的紐帶，人通過自己的意識思考明確自身需要以及想要的事物，通過實踐勞動從自然界的生產資料中進行利用以及創造，客觀事物的產生完全依托人本身的實際需要，人對自然的利用或改造就是人對人本身的利用或改造，這種直接的關系說明自然於人而言的重要作用。總之，自然史與人類史都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人尊重與保護自然也就是尊重與保護人本身。

　　（二）科威爾的“控制自然論”

　　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亦被譯為“支配自然”）是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史中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威廉·萊斯（William Leiss）認為，控制或支配自然的意識觀念的產生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人類為了尋求化解全球性生態危機問題的辦法，根源性問題還是需要深刻剖析“控制自然”這一意識形態。當前，“控制自然”的觀念既成為諸多生態社會主義者的爭論焦點，而且成為他們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生長點。科威爾在繼承前人有關控制自然這一思想的基礎上，對此作出理論創新。

　　科威爾“繼承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異化理論，並因此將異化深入到自然本身。”②地球（自然）作為支撐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載體，任何一個國家或者社群對地球都沒有所有權，而是只有使用權。人作為地球（自然）上具有主觀能動性的高級動物，對地球（自然）不應該只懷有充分占有的想法，科威爾強調人類與地球（自然）共處的過程應該是共同享用、共同受益的過程，人要尊重自然本身，而不是自私地占有或者破壞，要嚴格遵守自然的用益權原則，人類在自然界所創造的事物要具有使用價值，且這種有價值的事物要有益於人本身以及自然界本身，總之，就是要在合理保護自然的基礎上共享人類的勞動成果。科威爾的控制自然理論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生態學“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的發展。

　　二、從勞動價值論到“使用價值至上論”

　　（一）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不是單純意義上僅作為“知識論”的單一理論，而是與歷史、行動以及批判、階級各理論緊密相關的理論綜合體。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中關於對勞動價值論的深刻且細致的闡發是世界價值學說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建立的基礎在於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批判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是人類價值學說史上最完整、最科學的理論體系。馬克思於 1847 年發表的《哲學的貧困》，其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說最早發表的文本，文本充分闡述了馬克思本人對其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立場。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內涵豐富，就其主要內容概括而言，就是“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價值形式、貨幣論、商品拜物教、價值變形論、價值規律論、勞動力商品論、勞動本質和類型九個方面的內容。”①立足於論文研究主體本身，我們重點回顧勞動價值論中“商品二因素”，畢竟“勞動二重性”也是在其基礎上分析形成的，“商品二因素”內容就是關於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理論觀點。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是為交換而生產（或用於交換）的對他人或社會有實際作用的勞動產品。商品的兩大基本屬性是使用價值和價值，兩者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統一性，產品本身要首先證明其具有一定的使用價值，然後才能實現其價值。同樣，要實現其價值，則產品必須首先要具有使用價值。馬克思將使用價值視為商品的有用性或實用性，將價值視為商品本身固有的屬性，人們（或者直接說購買者）通過購買商品獲得商品的使用價值，人們（也是商品所有者）通過賣出商品來獲得價值，這種簡單的交易被視為公平的交易。但是有天當貨幣或者用來充當貨幣的其他形式的事物走上前來充當一般等價物的時候，使用價值就開始落寞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斷發展壯大，商品所有者售賣的不僅僅是商品本身存有的使用價值，還將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剩余價值附加進去，這種通過壓榨勞動者的血汗與勞動來賺得的剩余價值就是一種“骯臟的資本”，這種包含“骯臟的資本”（也就是剩余價值）的資本交換使得商品的交換價值大於其實際使用價值，從而導致資本在資本市場中的無序性癌性擴張，這種無序性癌性擴張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的災難，也是人的災難。

　　同樣這種資本的無序性是“反生態”的，不僅造成了資本的消耗與浪費，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持續性的破壞。

　　（二）科威爾的“使用價值至上論”

　　科威爾認為，生態危機及其對生命本身的威脅，需要進行深刻的根本性重新思考，而不是在政治經濟學甚至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框架內進行分析。其中一些已經出現在《自然的敵人》中，但還需要做更多，或更確切地說，是對我們陷入的全新但古老的困境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科威爾的“使用價值至上論”植根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是對其的理性回歸。詹姆斯·奧康納在其過往的理論研究當中就曾提出應以使用價值來取代交換價值，他還一度強調人類生產勞動的本身應該是為了使用價值，包括貨幣本身的存在也應該回歸於使用價值而不是交換價值。科威爾吸收借鑒了前輩的一系列思想，他認為，克服資本積累並不是人類的普遍貧困，克服貧困需要重新定義財富，這就涉及多個相互關聯的轉變，他提出了“使用價值至上論”，總之就是使交換價值讓步於且回歸從屬於使用價值的觀點。

　　首先，從生產交換到生產使用。“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病理與治療都與個人的商品有關，並且是以商品依據市場的需求而確定和生產以及人類被扭曲的方式而發生的。交換價值就是資本存在的標志。”①資本試圖將所有能用的產品都轉化為使用價值，這種無節制、無限制性的轉換使得產品的生產勞動毫無特殊性，傾向於一般化，這樣毫無疑問就對產品的使用價值進行了貶低。而資本主義為了其自身掩耳盜鈴式的發展，又需要將產品的使用價值不斷消化，這樣才能克服生態危機帶來的系列影響。對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言，對經濟生產活動中反映自然存在，使自然成為人類生產生活必要的就是使用價值，對這種自然中提取出來的必要產品進行量化，簡單地說就是明碼標價的就是交換價值。生產存在的主要意義應該是滿足使用來獲得使用價值，而不在於用於交換獲取價值，交換價值就應該完全讓渡給使用價值。

　　其次，從數量統治的社會關系到體現品質的社會關系。這就是說，使用價值成為生產的終點，而不是把擴大交換價值、貨幣與資本變為生產的終點。科威爾認為，商品的生產應該是以滿足人的本身需要為目的，而不是為了贏得足夠多的利潤，要讓產品本身充滿“感情”。科威爾認為，使用價值是實用價值與內在價值的綜合，其體現了商品本身存在的固有屬性，也直接體現著人們對其真實的需要，科威爾就將這種真實的需要定義為“內在價值”，這種內在價值是人自我意識狀態上滿足程度的體現，資本主義社會豐繁覆雜的商品使得使用價值逐漸迷失了，這種迷失給人們帶來的不是滿足，更多的是生活的病態發展，為了尋求滿足，一切皆可交換，人身體本身都可以交換，何況是處於身外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受到本質的傷害。

　　最後，人本性的回歸。也就是說，使用價值回歸的本質在於人類對自然的本性的回歸。科威爾的“使用價值至上論”強調對使用價值進行理性回歸，這不僅僅是使用價值單方面的解放，也是對勞動者的解放，重視商品的使用價值，那麽商品的生產就是有限度的，只要滿足人的生產生活需要就足夠，這樣勞動者就可以從資本與勞動的捆綁中解脫出來，從而克服勞動的異化，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同樣，為了實現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態系統的使用價值，有必要將勞動力從資本中逐一解放出來，充分實現使用價值讓步於交換價值，最後通過人類共同的自由、全面的勞動來實現使用價值，從而在人類和地球生態系統之間形成一種新的聯系，也就是要建立一種新型的財產關系。

　　三、從“兩個必然論”到“資本主義崩潰論”

　　（一）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必然論”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必然論”，《共產黨宣言》最有發言權，畢竟它是《共產黨宣言》的主題聚焦，是其精華與核心。“兩個必然”就是共產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這是馬克思主義（狹義上也可以認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結論。

傑瑞米柯賓

馬克思與恩格斯科學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以及方法，他們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兩個層面，及其產生及發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存在的相互鬥爭的歷史進程均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闡述，從而在《共產黨宣言》中深刻揭示出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客觀規律：“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①同時進一步點明了無產階級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始終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

　　首先，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重要學說。在原始社會發展的末期，因剩余產品與生產資料的私有，階級隨之產生。階級從屬於歷史的範疇，階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固有階段的固有產物，也是必然產物。馬克思對社會與社會階級對立鬥爭尤其是對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階級對立及鬥爭進行了濃墨重彩的分析，明確認為是社會階級鬥爭直接促使社會發展，換句話說，馬克思認為，現今一切社會的發展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此外，馬克思也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社會階級的結構與特點進行了明確的劃分，對其存在的特點進行了概括說明。

　　其次，揭示了資產階級產生、發展及必然滅亡的規律並闡述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不斷提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了質的轉變，資本主義經濟協同下帶來資產階級由最初的行會師傅到工場手工業者，再到現代社會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其歷史舞台上逐步走向統治獨占地位。當然資產階級的產生對社會進步發展的推動作用不容小覷，但其終究具有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無產階級是在資產階級的鍛造下產生的，其終究會利用資產階級制造的武器來消滅資產階級自己。

　　最後，得出了“兩個必然”的歷史性結論。兩個必然是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與體現，不管是從階級鬥爭層面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動考察，還是從唯物史觀層面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深刻探視，亦或是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間的矛盾)的富有內涵式地分析闡發，再是運用剩余價值學說對資本主義存在的階級剝削進行披露，不同的論證視角均終於回歸到一個方向：在社會的變革發展中，資本主義終將會面臨一系列問題而趨向滅亡，共產主義則最終被歷史和人類選擇。

　　（二）科威爾的“資本主義崩潰論”

　　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必然論”立足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存在的經濟危機對其滅亡進行了深刻論斷，而科威爾的“資本主義崩潰論”在“兩個必然論”的基礎上補充用生態危機對資本主義滅亡進行論斷。

　　隨著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及其世界性擴張，西方社會的部分生態社會主義者察覺到資本主義發展中不僅產生了經濟危機，還無法控制地催生了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狂暴肆虐使得生態社會主義者開始重新審視與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他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其中有部分西方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分析，例如，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本·阿格爾（Ben  Agger）教授認為，經濟危機已經不足以解釋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面臨的破敗，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已經不斷顯現，或者開始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甚至已經上升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還有美國的詹姆斯·奧康納，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面臨的不僅僅是單一的經濟危機，當前也包含較為嚴重的生態危機。他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理論與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互相關聯，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開創性提出了資本主義“雙重危機”

　　（即：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並存）理論。科威爾的“資本主義崩潰論”是對詹姆斯·奧康納資本主義“雙重危機”理論的繼承與發展。2001 年 9 月，科威爾聯合邁克爾·洛威（Michael L?wy）在巴黎生態社會主義論壇上起草並共同發布了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史上的一份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綱領性文件——《生態社會主義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宣言》中提到：“生態危機與社會崩潰性危機是密切關聯的，應該被視為共同結構性力量的不同形式展現。”①他們一致認為，生態危機在全球的內卷已經嚴重超出了地球本身的生態容量，這種又資本主義擴張直接帶來的危機勢必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此外，他們在 2009 年發表的《貝倫生態社會主義宣言》中再次提到，資本主義是野蠻的，其對人與自然同時展開掠奪。從自然與人類社會這兩個維度入手分析，科威爾堅決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必然無法解決目前的危機，且“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正在歷史性地走向崩潰。”②這是邏輯的必然，更是歷史的必然。

　　科威爾的“資本主義崩潰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必然論”異曲同工。科威爾同樣認為要想轉危機為新機，必須依靠革命對當前的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只有將資本主義徹底消滅，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進而真正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同樣是科威爾的革命型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心所在。

　　四、從“自由人聯合體論”到“生產者自由聯合論”

　　（一）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論”

　　“自由人聯合體論”是馬克思主義重點闡述的思想之一。《共產黨宣言》中對其進行了準確而詳細的定義，“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①，馬克思筆下的自由人聯合體，是以自由為基本的價值取向、以個人的自由為前提條件、以人與人身份的平等為必然要求、以聯合體為實現的形式、以全面的發展為目標追求。

　　資產階級是封建等級社會隨著經濟轉型發展不斷催生的為適應社會發展而新生的力量。資產階級與其他階級不同，他是極其自私的存在，只要他誕生並成熟發展，他就要試圖毀滅所有產生他的有機體。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截然相反，他是以自我發展和自我毀滅的方式把自己從束縛和制約自己的社會制度中解放出來,且不斷成長發展到成熟。當然，無產階級的發展壯大得益於資本主義的孕育。資本主義的無情摧殘使得無產階級越挫越勇，他們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中堅定且一致地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是實現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是全新社會的建設者，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發展的友伴。總之，無產階級鬥爭的目的很純粹，就是粉碎和埋葬資本主義。

　　從恩格斯理論研究的視角出發，按照共產主義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應該消滅階級，另一方面應該消滅階級差異的物質條件。恩格斯還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城鄉之間的對立將消失，同一個人將從事農業和工業工作，而不是需要兩個不同的階層才從事不同的行業。純粹出於物質原因，這也是共產主義同盟的必要先決條件。由社會所有成員組成的財團必須有計劃地聚集生產力，在滿足所有人需求的程度上發展生產，而不是將滿足人民的需求建立在犧牲部分人的實際利益的基礎上，這種過河拆橋的做法應該杜絕，還要徹底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

　　要通過一系列合理可行的分工來消除取代舊的勞動分工，並試圖通過工業教育來改變人（勞動者）的工作方式，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城鄉一體化的共同利益，從而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全面自由充分地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是一個在人完全解放後建立的共同體，該共同體向其內部成員承諾，人們將有更多的空閑時間，而豐富的物質財富確保社區成員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空閑時間，共同體成員可以做自己適合或喜歡的任何事情，這些決定是基於共同體成員自己做出決定的合理性，這樣的自由人聯合體使得人自由全面的發展成為可能，而經濟全球化無疑是為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實現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

　　（二）科威爾的“生產者自由聯合論”

　　在對人類理想社會的終極追求上，科威爾對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

　　思想情有獨鐘，再有前輩詹姆斯·奧康納在著作《自然的理由》中對“生產性正義”反覆強調，科威爾通過結合新發展時代的背景，在充分吸收與彰顯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理論精髓的基礎上，開創性地提出了“生產者自由聯合體”。

　　科威爾在考察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時，針對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有問題的社會是否是實際上的社會主義？”他明確地說，“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Actuallyexisting  socialism”)從未越過使生產者控制生產資料這一臨界點。①換句話說，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沒有做到像《共產黨宣言》中提到的那樣激動人心，更談不上其目標是使社會成為“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②科威爾指出，我們首先要明確社會主義的定義，它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包括生產者自由聯合體（Free association of producers）。 所以，由於我們沒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產者的自由聯合，故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科威爾的“生產者自由聯合體”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這個思想核心為依托的。科威爾認為的自由人聯合體首先是最充分的民主擴展，就是說，所有公共的事物（包括公共領域、生產資料等）的公共所有權是真正集體的，而且它同集體中的每個人息息相關。科威爾的“生產者自由聯合體”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此外，科威爾也對西方社會的部分生態社會主義者的思想進行了吸納借鑒，如詹姆斯·奧康納關於生態學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生產性正義的理想追求，以及福斯特對馬克思主義有關“生產者聯合起來的社會”的思想進行了深層次發掘與吸收，而後個性鮮明地提出生態社會主義必須實行生態化（或以生態為中心）的生產，實現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

　　科威爾對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清晰明確的定義就說明了其對生產者自由聯合體的深刻構想，“我們把通過自由聯合勞動來進行生產並伴隨著自覺的生態中心的手段與目的的社會稱之為生態社會主義。當這種生產總體上在整個社會中固定下來之後，我們可以稱之為生產方式；因此，生態社會主義將是一個生態中心生產方式的社會。”①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為科威爾的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提供了強大且堅實的理論基礎架構，直接地說，馬克思主義生態學思想直接就是科威爾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理論來源之一。

　　第二章 科威爾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

　　生態破壞由資本邏輯直接導致。科威爾認為，資本就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作為美國生態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科威爾在他的傑作《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以下簡稱《自然的敵人》）、《生態社會主義宣言》以及《貝倫生態社會主義宣言》等中，從生態學層面引發了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評，而批評的終點則是生態社會主義的建構。當前，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是一個重要且必要的課題，全球生態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以及制約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全面準確把握科威爾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具有重要理論價值以及實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