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政治动荡表明，非洲年轻人已经不信西方援助神话了

左风

导读：2020下半年开始，苏丹公投分裂，埃塞俄比亚内战，诸多非洲国家相继发生政治动荡。西方媒体在评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依然用着他们的经典言论：非洲国家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西方机构必须出手拯救它们。    但今天的非洲新一代精英已经不接受这一套说辞了。他们对非洲当前的问题，有自己更加现实、更切根源的认识，并有意反抗西方通过金融、经济体系给非洲制造的枷锁。    本文是美国左翼网站雅各宾对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非办事处、经济项目经理 Maha Ben Gadha的访谈。MBG认为，目前困扰苏丹和突尼斯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与全球资本机构和他们造成的债务循环密不可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以贷款和援助为筹码，要求所有掌握实际权力的个人、组织，接受并执行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以帮助西方资本中心从非洲攫取更多利益，这才是非洲贫困、动荡、危机的真正来源。    作者强调，要真正解决非洲的问题，必须反抗西方制定的制度、政策，团结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不断向当权的政治精英们施压，以发展非洲区域内部的经济生产、循环能力，为此，南、北方国家的中产、工人阶层应该联合起来，看懂现实，共同反抗。
对非洲的剥削如何助长全球资本主义
文｜Maha Ben Gadha
翻译｜谈行藏
来源｜Jacobinmag.com

▲ 2011年，在突尼斯总理办公室前静坐抗议的年轻人。图源：半岛电视台

以下为访谈实录稿：

访谈：Chris Dite

访谈对象：Maha Ben Gadha

1 政权会垮台，新殖民主义榨取模式不会

问：《金融时报》最近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政策在苏丹造成贫困和危机。您能否向读者解释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是如何助长北非的政治不稳定的？

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显然在非洲国家造成贫困和不稳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向独裁者或腐败的政府放贷——尽管这是情况的一部分——而是由于政策本身的性质，这些政策对已经陷入经济和气候困境的国家而言，是紧缩措施。

例如，201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要求苏丹取消燃料和面包补贴，导致食品、药品和交通价格飙升。它要求苏丹中央银行贬值其货币，也是导致农业和其他行业所需进口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这些政策提高了普通苏丹人民的生活成本，毫无疑问会导致更多的贫困。苏丹在南苏丹宣布独立后，失去了石油出口收入。同时，它的小麦、基本食品、医药和工业化学品等物品严重依赖进口。以上事实，都是引发该政权在 2019 年垮台的因素。

但无论谁执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坚持同样的紧缩政策。苏丹的过渡委员会必须进一步取消补贴才能有资格获得债务减免。这导致较贫穷地区发生致命骚乱，激起了民众怒火，最终推翻了过渡委员会。过渡委员会的倒台又引发了上月的军事政变。非洲的政治危机始终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机会，让他们不断为更近一步的自由市场措施、资本自由流动和私有化创造条件。

问：但这种规律不仅限于苏丹危机，对吧？

答：在突尼斯也有同样的故事。无论是独裁时期还是革命后；无论是过渡政府起草宪法过程中、后来民选政府执政期间，还是在今天，每个新政府都会发现，自己有一份必须实施的政策清单，以便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银行的，和其他双边援助。这种援助带来了偿还外债所需的新资金，和从资本主义中心进口的、为经济提供动力的食品和工业产品。

非洲国家都深陷债务陷阱——寻求贷款的次数越多，就越需要在工资、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补贴上实施紧缩政策。这使得人们的生活成本更高。无论哪个政府执政，这个场景都是一样的。政权会垮台，新殖民主义的榨取模式不会。这才是苏丹人民起义时呼喊的：“尚未倒下”的东西。

▲南苏丹独立后，原苏丹的石油产业被一分为二：石油资源位于南苏丹，而主要的炼油厂和港口位于北方。图源：geoexpro.com

2 对突尼斯总工会的指控掩盖了IMF的责任

问：有人建议国际捐助者应绕过不合作的非洲政府并使用M-Pesa（非洲流行的移动支付平台）等服务直接向非洲公民提供贷款来应对危机。这个想法在苏丹包裹着“主权”和“民主”的外衣，但M-Pesa背后是英国跨国公司沃达丰。

答：直接向个人提供资金来完成利润攫取，当然不会改变攫取模式。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始终在为资本主义中心提供机会，让设定条件，并将其持续强加于我们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让苏丹、突尼斯或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需要哪种经济模式，而不仅仅是由谁来管理现有模式。

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声音，一个常见反驳是，国际金融机构是“科学和中立的”，应该对非洲的经济困境负责的，是类似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简称总劳联，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这样有“意识形态”非洲政治组织。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答：这是新自由主义对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持续攻击。总劳联扮演的具体角色取决于情境：观察家们有时嘲笑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有时又把它塑造成主要的社会政治参与者，并加以称赞；它甚至因在建立“全国对话”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而就是这个对话，最终产生了一个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技术官僚政府。

但今天，突尼斯最强大的工会引发国际金融机构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剩余条件——降低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完全取消对燃料和食品的补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信用评级机构对突尼斯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与总劳联签署协议，以通过这些“改革”。对总劳联的攻击引发了一场围绕公共部门工资账单的辩论，但这场辩论反而掩盖了事实。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IMF的另一个条件：2016年央行独立法的通过。央行独立带来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则直接导致了工人购买力萎缩。

我们听到很多对总劳联的指控、对飞涨的工资账单的评论。但要理解这种对工资的攻击，得去看突尼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突尼斯向世界出售什么，价格是多少？我们在自由化时期的收入源自绵羊、散装橄榄油、低附加值的工业部件，和旅游业。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低成本的女性劳动力，和工作条件上的逐底竞争。几十年来，在突尼斯，成为公职人员是一张安全网，流行的说法是“墙上的钉子”。公职身份可以保证你能从银行获得消费贷款，来购买汽车或建造房屋。到今天，这不再可能了。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和教授——都失业了。整个地区被完全放弃。对年轻人开放的工作机会很少。我们没有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IMF 的这些据称是科学和中立的提议将产生后果：健康和教育公共部门会进一步恶化。在新冠疫情期间，突尼斯公共卫生部门恶化，整个国家饱受折磨——私有化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利可图，但对突尼斯人而言非常恐怖。资本现在又瞄准了水、电和交通——这些仍然是公有企业——以便将盈余转移到资本主义中心。总劳联这是他们攻击的行动背景，总劳联在切实保护他们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成员，免受这种对工资的侵扰。

▲ 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UGTT）组织的集会活动。突尼斯总劳联是突尼斯国内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会组织，现有会员50余万。总劳联对IMF的经济改革持反对态度。图源：AA通讯社

问：非洲受到的气候变化影响也不成比例——粮食安全问题就是一个例子。非洲联盟主席 Félix Tshisekedi 最近撰文表示，非洲想要解决粮食问题，农业贸易自由化是首要任务之一，应该在COP26上认真讨论。这种论调令人难以置信——众所周知，农业自由化会恶化粮食安全。非洲的精英如何助长不稳定、贫困和危机？

答：我们的精英们面对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榨取式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时，有些无能。拿齐塞克迪的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为例。它是铜、橡胶和钻石的出口国——这些资源受竞争价格波动的影响，在价格下跌时，会使出口国陷入国际收支困境。

农业自由化意味着，生产农产品的非洲国家进入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相同的地位。当可可、咖啡或橄榄油的价格波动时——或者当它们受到干旱和气候变化的阻碍时——出口的收入就不可预测。这给预算规划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精英们能点明种危险模式的根本原因，并做出改变，反而被困住了。

国际金融机构表示，“如果你的总统、过渡委员会身份想得到承认，就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并遵守他们的结构性改革要求”。精英们就这么做了。但我们知道，这些改革和自由化政策是恶性循环，使我们的经济更深入地陷入这种依赖模式。非洲精英们脱离了人民的真正需求，所以持续助长着非洲的不稳定和贫困，也提高了危机发生的可能。

左风

3   非洲年轻一代正在觉醒



问：过去 12 个月在非洲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年轻一代不会接受终身腐败的军事政府，也不会接受由欧洲主导的中央银行董事会。那这一代人想要什么样的经济和货币主权呢？



答：今天，有许多反对紧缩和持续殖民结构的新兴社会运动——例如塞内加尔的反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运动、北非的Block ALECA（深度一揽子自由贸易协定，法语缩写）运动以及南非的“费用必须下降”。昨天，突尼斯一位社会活动家被杀，当时警方在试图重开一个因环保运动被迫关闭的垃圾填埋场。



向我们的政治精英持续施压，对于摆脱依赖模式至关重要。否则暴乱就会持续——年轻人不会停止推翻这些政权的努力。这种模式的真正定时炸弹是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边缘人群。这是资本主义中心给外围精英的礼物，他们必须处理。而后，中心又会无视自己政策必然引发的衰退，指责这些精英管理、治理不善。



我们得明确一点：今天的非洲不能以地中海区域的饥饿、流血、人才流失和移民为代价，继续用矿产和自然资源为帝国中心提供燃料。我们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起来，以加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生产能力、区域内互补和贸易。我们不需要非洲联盟称赞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要依靠我们当地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债权人。我们需要思考新的路径，改变当前的依赖模型。除了继续抵制当前模式，并建立一个有适应力且繁荣的系统，让每个人和下一代在健康的环境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之外，我认为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问：现在大多数读者在讨论非洲时首先想到的是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去年有一封公开信语言了这些危机，其中用到的词包括“恶性地缘政治斗争”、“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经济战争新背景”以及“全球秩序的瓦解”。这种新背景，对您呼吁的各种社会活动带来彻底变革的能力，会有什么影响吗？



答：大多数斗争仍在当地发生——动荡仍然主要由新殖民模式下，最脆弱、受影响最大的人群推动。但是，自新冠危机开始后，有件事发生了变化：活动家们可以轻松地相互联系了。事实上，封锁和隔离措施让我们更容易跨越更远距离，互相交谈、集体思考，并制定战略。



但公开信中提到的全球转变，以及更多非洲政治参与者的参与，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我们必须了解如何在新的全球秩序中航行。我们该如何获益？可以结成什么样的联盟？例如，今天在突尼斯我们讨论的是，如果我们不偿还债务，或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发放新贷款，我们应该向谁求助。



一个提议的选择是转向中国，并重振我们与东方的外交关系。另一个提议是联络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但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在非洲都有其特定的战略和军事利益。我们也知道，最近的反革命尝试中，有一些国家的参与，他们想要维持现状。



在全球博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在非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建立更多联系，并团结北方国家的这两个阶层。资本中心的全球政策不仅影响南方国家，它们的影响力也是全球范围的。我们需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真正理解现状，并挑战它。

左风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平台“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原刊于雅各宾（JACO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