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胜: 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

龙翔五洲

程广胜: 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

作者: 程广胜  04/03/2009

编者按：这是长期致力于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与实践的程广胜同志早在2009年写的一篇文章。

文中，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已经形成并正在深化的资本主义危机。作者当时（2009年）就明确指出，这次危机更加不可克服的局面还没有出现，未来十年全球资本主义将有可能发生难以起死回生的重大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看似强大的力量在危机发生的最初阶段已经开始消弱，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歧；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必将逐渐分化消弱到最终无法抗衡日益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在此基础上，作者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左翼力量的兴起，及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轨迹，极富前瞻地指出了当时尚不明显的两类左翼改良派，正在形成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及其相同的思想本质和阶级基础。在肯定他们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毫不讳言这两类改良派都将起到消弱无产阶级力量的负面作用，并最终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干扰力量。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也一定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马列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正确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距程广胜同志写这篇文章已经过去了五年。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五年当中，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不可遏制的衰退，统治集团穷于应付的政治经济局面和愈加匮乏的统治手段，乃至“重x庆x模x式”和薄x熙x来事件的发生，左翼中“保党救国”与“左x右x合流”两股力量的形成和发展，楼市的泡沫和股灾的爆发，等等此起彼伏的具体问题的交织出现，无不印证了程广胜同志五年前的判断。我们更乐于看到，程广胜同志在五年前所认真分析而今天已经初露端倪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的确是在发展壮大的事实。包括老工人队伍以“通x钢x事件”等为代表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新工人队伍以“裕x元x罢工”等为表现的阶级意识的逐步觉醒，以及新老工人正在斗争中日渐形成的结合。

最为可贵的是，程广胜同志在五年前的这篇文章中，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和列宁提出的、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已验证过的薄弱环节理论，在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从精神到物质的革命遗产的基础上，第一次做出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要走什么路径的大胆设想，即后来被部分同志称之为“三线战略”的一个初步的“革命路线图”。我们毫不否认，虽然这个设想还是一个大致的框架，尚需不断完善与仔细论证。但是这五年来客观形势的急剧发展变化，似乎也正是在为实践这个“路线图”创造各种必备的条件。

那么，这个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左派同志注意到的“三线战略”，是否能够像程广胜同志五年前的其他判断一样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呢？我们将这篇文章推荐给真正愿意思考并准备投身于未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同志，谨供参考。

（一）资本主义危机

当前正在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我们乐观其变。我们认为，这次危机更加不可克服的局面还没有出现，危机正处于第一个阶段，即经济衰退正在发生，其后是一个相继持续数年的停滞阶段；第二个阶段美元面临崩溃，美国首先出现经济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并伴随通货膨胀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由美国一国的经济滞胀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滞胀。这是我们对未来十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大致估计，其中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我们看不到资产阶级克服这次资本主义重大危机的可能途径，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运动也将成为日常现象。

在这次危机中，除欧美外，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尤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四个国家都有如下共同特征：一、高度依赖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二、人口基数大，工人阶级数量和力量相对增长较快，斗争进一步在发展；三、都存在严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是帝国主义的脆弱地带。

中国资产阶级目前还有一些本钱，即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殷实的财政收入及较强的投资能力。在全球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其财力却也是个不断消耗的过程。美元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外贸顺差转变为逆差，国内税收逐渐减少和挽救危机不断消耗财政资金的过程。期间也不排除出现阶段性繁荣的可能（当前中国金融货币状况理应处于资产阶级可控制的范围内。出口减少主要打击私营企业，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就业问题引发社会群体事件是个逐渐表现的过程）。但是，随着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体系走向瓦解，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将是个分化瓦解的过程。它的两根支柱（中央军队和中央财政）之一的中央财政趋于枯竭可能会导致政治危机的发生。中国的政治危机更可能的是中央集权制的瓦解。

面对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究竟采取何种政治统治形式，他们内部是存在分歧的。一般来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统治，总是要加强专政的。只有当自己的统治面临危机，无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让步以保全自己。当前，中国统治集团坚持采取一党专制是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的（今年两会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谢绝“三权分立”，证明是在统一认识——政权的稳定，抑制工人的斗争是资本增殖的保证）。只有当危机深化，“‘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面临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时，为避免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便有可能利用人民痛恨“党腐败”和渴望“民主监督”而做出表面的让步，即玩弄欺骗人民的两手：一手“打倒共产党”，并宣布共产党非法，共产主义者为恐怖主义；一手实行“宪政民主”，推行议会民主制度，以此把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方面来。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类似演双簧的伎俩，却使一些所谓左派人士一时欢喜一时愁。某些“保皇派”人士把人民的民主要求看作洪水猛兽，对人民遭受的专制压迫视而不见，鼓吹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什么“社改派”与“资改派”，进而用“资改派”的“颜色革命”吓唬人民，用“社改派”的“和谐社会”让人民产生希望，这种行为不是愚蠢便是反动。另一些“开明派”人士却不能正视政权的资产阶级一党专制的性质，时不时地把它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相提并论，这种混淆阶级专政甚至拒绝承认阶级专政的思想，使他们完全陷入了“民主”的空想，其结果不能不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事实上，统治集团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社改派”和“资改派”之分，而只有资产阶级一党专制与多党制之别。“零八宪章”分子只不过是后者的摇旗呐喊者、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罢了，但是，它却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这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迷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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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翼改良派

改革的极右道路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了对立面，对市场经济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也随着危机的加深逐渐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他们的加入使得左翼阵营壮大了，伴随人数的增长所必然产生的思想混乱也逐步加剧起来。分歧尤其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以及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改良的任务选择上。

改良派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是依附性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表现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经济上需经一个混合经济的阶段，发展一段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须经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所谓进步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但改良派在实现途径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加强“共产党内社改派”的力量，促其左转，最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联合，结束一党专制，实行议会民主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改良派的共同特点是惧怕资产阶级，惧怕革命；缺乏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本质上是一条精英思想路线。

改良派不能认清或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依附于美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党专制正是资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工农被剥夺了管理国家和经济事务的权利。他们往往通过强调中国对美帝的依附性买办性而掩盖它本身正在膨胀的帝国主义倾向，从而错误地把革命目标确定为本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鼓吹国家资本主义和工农民主政权（同时打着为我所用包装起来的“毛主义”和民主自由两面旗帜）就是他们的既定政策。这只不过表明了一些人寄托于“党内社改派”（似乎对国有经济成分逐年减少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工农的开明，另一种寄托于“工农民主要求”对统治者的胁制罢了（后一种认识往往基于如下借口：今天的腐败独裁专制制度即将崩溃，代替它的将是民主监督的多党制度，工农将在未来的民主政治结构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从而能够与“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力量的制衡）。

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当代反映。一方面，他们否认今日中国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直接复辟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忘记了这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时代积极参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过程），从而要么把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误判为政权上的社会主义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幻想在这个基础上由“党内社改派”加大国有化成分把中国“改回”到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要么把资产阶级简单地划分为腐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并夸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幻想后者具有革命要求，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促成他们宁走改良道路而不思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错误的总结并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工人阶级未来作为革命阶级和领导阶级丧失信心，形而上地理解暴力革命甚至惧怕革命从而失去了革命的想像力。由此看来，如果说刘少奇当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停止不前，那么，左翼改良主义的路线在今天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今天看似进步的改良派，由于它的主张满足了一部分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因此会得到部分急切希望改变自身处境的群众的追随和呼应。但由于它最终将把无产阶级引入到资产阶级的制度体系中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从而消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干扰力量。

（三）社会主义革命者

社会主义革命者比较完整地继承了马列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断激化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性质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会简单地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征，是与修正主义集团复辟、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施行的政策（新自由主义）以及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剥削压榨工人农民紧密相关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历史形成来看，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来源于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一部分来源于修正主义政策培养的新兴资本家。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所以它对外极具投降买办性，对内推行大官僚资本集团专制；而新兴资本家阶级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软弱性的传统，而且形成于修正主义卵翼之下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特征的短期暴富，所以精神上自满，政治上幼稚胆怯。它不但惧怕和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专制集团，同时惧怕任何形式的革命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者既不会寄希望于腐朽腐败的官僚买办集团改弦易辙，也不会对新兴资本家阶级抱任何革命的幻想。但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排除对在修正主义政策下缓慢积累资本的部分资本家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机会与政策。

社会主义革命者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基本方针。指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一以贯之的马列毛主义，反对任何人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采取为我所用的伎俩诠释和包装“毛泽东主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仅要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始终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毛主义群众路线。反对以任何借口以任何形式推行那种“相信少数，依靠少数，发动少数”来“运动群众”的反动精英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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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工人阶级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中国大举输入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与跨国资本合流把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公共财富进行了最直接最野蛮的剥夺。如果说这是一次阶级报复，一次反攻倒算也是毫不夸张的。摧毁公有制经济导致老工人丧失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和福利保障，迫使他们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中止了农村集体化进程排挤出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充当了国际国内资本增殖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化的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工人的自相竞争加剧，众多的老工人或者接受工资福利的消减，或者被排挤出了生产领域。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新工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然而经济危机的发生迫使资产阶级必须毁灭掉一部分生产力，这其中就包含一部分资本家不再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了，其他的人为了保持住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这就使工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同其他商品一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交易成功或者卖个好价钱才能生存。

但是，工人毕竟是人，它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外，还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就是他能形成阶级联合并与资本相对立，否则，他将会任由资本来宰割。最能体现无产者反抗力量的是工人作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思想精神力量。犹如衡量一个人的机能和健康状况往往从他的肌体协调性和大脑思维逻辑性两方面进行考查一样。那么，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特殊组织成分做出说明。

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特性需要从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得到考察。它的独特性是基于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从而中断了“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传统形式。归根结底，它与中国近六十年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交替具有直接相关性。有鉴于此，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按照他们的形成历史和条件分为老工人和新工人这两类来说明这一问题。

老工人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指这样一类工人：都具有在公有制经济单位中体验一定阶段工人角色的经历，并能够把个人与单位集体看作为一个共生的统一体；观念上把自己所属单位的生产资料看作为集体创造公共所有而非官僚或经理私有，一旦管理者对单位用工制度、生产制度、分配制度或所有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更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被剥夺被雇用处境。新工人同样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随着中国城乡资本增殖扩张、境外资本输入所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雇用工人。这类工人的基本共识是：企业是企业家或资本家的企业，自己是仅靠工资为生的、别无其他出路的劳动者。

关于中国工人，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归纳起来表述如下：中国的大多数老工人已经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失去了组织起来的条件，就职于企业之中的此类工人由于官方工会的控制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完全趋于保守；他们的阶级意识是毛泽东时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附加上去的，随着原来公有制体系的崩溃，他们便成为了散兵游勇，阶级意识随之消散；如果他们有斗争，也只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他们怀念历史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他们没有未来。新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主体，他们居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说明他们正在经历着“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进程中，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汲取国内外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成长，其斗争成长的轨迹完全符合马列关于欧洲工人阶级的论述。鉴于列宁曾经讲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它的“ 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因此，今天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关注老工人而是要向新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理论。

前面提到，有一种改良派他们形而上地割裂历史联系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然后把前者说成是坏资产阶级，后者看作为好资产阶级并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人为地割断历史，任意抠掉了几乎6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分析方法，似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只是消除了土地封建因素并在量上发生了一些赋有时代特征的变化，其社会性质基本保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状态，从而得出须经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结论。同样，社会主义革命者不能像上述改良派一样也犯割裂历史的错误，把中国的工人阶级简单地划分成所谓保守的老工人和激进的新工人，并断言背负“伤痕历史”、丧失斗争手段的老工人退出革命的舞台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新工人是工人运动的主体，并肩负着未来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分析思路，联系到今天大量的农民处于小生产状态、新工人大量来自于农民这一事实，得出社会主义革命须经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不但要用辩证统一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避免将资产阶级的成分进行简单地切割和对立，同样必须运用这一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工人阶级，从而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民主革命性质的。

中国的老工人，也可以称作为城市传统工人，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和30年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形成的。这一过程包含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交替，但对老工人而言时间上是连续的，无论就某个个体来说他处于时间序列的哪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能把其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进行量化并作为纵坐标，时间作为横坐标，那么，有人也许会得出两者在六十年里的变化轨迹均表现为一个正态分布的结论。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工人的组织化程度由于容易受外力干预，比如国家政权的扶持或打击，它的确更接近于一个正态分布；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是由无数个个体的经验和认识统一形成的集合体，同时，两个阶级的对立越激烈越显著，就越会加强各自的阶级意识，对资产阶级是这样，对无产阶级也是这样。例如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评价，老工人与修正主义集团得出的结论则是完全对立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因此，老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一个呈现正态分布的状态，这个曲线呈现出来的恰恰应该是一个逐步增长增强的趋势。但是，综合考虑老工人群体的年龄因素、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更像是一个头脑发达、肢体残缺的事物，无产阶级这样的状态将怎样同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决战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做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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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工人，通常被认为形成历史短暂，只有不到30年。有两个方面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一是这一群体本身的形成历史时段，二是从它被隔断与老工人之间的阶级意识联系。前者容易理解，它形成于3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做些分析（由于中国的新工人没有自己的政治和社团组织，甚至缺乏形成“工联主义”的组织条件，所以后面在分析新工人的时候忽略了对他们的组织化程度的考察。）。这里讲的新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后代（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别按出身包含在各自部分），显然农民占其中的最大多数。无论从农民的视角，还是他成为工人，即便是接受了大中专教育之后成为工人的视角，他们眼中的老工人都有着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很少能够把自己与老工人建立起什么联系。即便是在某些存在新老工人工作岗位混合的场合，这些有“特权”的老工人也是新工人表示不公平的对象。就是对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比他们强（自己有土地保障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这些“计划经济的弃儿”、“吃大锅饭的懒汉”仍然获得政府的经济补贴深表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之，不了解及认同度低是来自农民的新工人对老工人的基本认识。尽管这些老工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来自农村的农民，是这类新工人的先辈，但这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也很少有人向他们提供了解这一历史事实的材料。在这里，新老工人的历史是断裂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统治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制造新老工人之间隔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种结果加罪于农民及新工人。众所周知，疏于同老工人发生联系的新工人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宣传，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这种对老工人乃至与老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的认识就不奇怪了。当资产阶级学者以专家教授的名义向他们大量灌输毛泽东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对立、导致城市传统工人优越于农民的时候，新工人能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抵挡得了这些精英们的说教呢？没有，他们刚刚形成的一点劳工阶级的意识和经验会被这种“权威解释”击得粉碎。这种无非是要分裂新老工人阶级队伍，堵塞新工人产生丝毫社会主义要求的伎俩，要被这类新工人彻底看穿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学者是会不断制造出种种谬论迷惑和麻痹工人为建立劳动解放制度进行斗争的意志。可以设想，某一天由精英们普遍呼吁“组织独立工会，争取罢工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有多么令人惊奇。相对于修正主义集团开出的“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领导阶级成员的空头支票，实则默认甚至怂恿“血汗工厂”的存在而言，精英们的“呼吁”对新工人来说要更吸引人一些。


那么，那些是为老工人的后代的新工人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呢？首先，他们是在耳闻目睹自己的长辈被推入深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简单接受主流宣传加在老工人身上的种种诬陷，但同时，长辈的悲惨命运也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摆脱本阶级队伍的愿望，然而，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成为了雇佣劳动者，从逻辑上讲这种新工人正是联系新老工人之间阶级意识和阶级历史的一个纽带。首先，他们清楚地看到，老工人是个由企业的主人自上而下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是个由下而上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最后两者共同汇集到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 其次，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模糊认识，同时又能深刻体会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摧残，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体的特征看作为联系新老工人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是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状态。但是，鉴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是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本阶级内部的这种均衡就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危机引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近些年来广泛展开，老工人因为仇恨和绝望所产生的清算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那么其后代的政治意识就会向着自己长辈的水平看齐，并将这种力量传导给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使其阶级意识迅速迈过“工联主义”实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资产阶级的力量长期保持优势于工人阶级，那么，兼具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这类新工人被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工人的工联主义倾向所拖累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我们静态地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组成，并忽略掉来自老工人的后代建立在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联系，且假设资产阶级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新老工人之间的阶级历史就中断了，我们就可以做出新工人的阶级历史不到30年的结论。而要改变这一结论的，将是一场把所有工人阶级都卷入其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的新工人，通常被认为形成历史短暂，只有不到30年。有两个方面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一是这一群体本身的形成历史时段，二是从它被隔断与老工人之间的阶级意识联系。前者容易理解，它形成于3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做些分析（由于中国的新工人没有自己的政治和社团组织，甚至缺乏形成“工联主义”的组织条件，所以后面在分析新工人的时候忽略了对他们的组织化程度的考察。）。这里讲的新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后代（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别按出身包含在各自部分），显然农民占其中的最大多数。无论从农民的视角，还是他成为工人，即便是接受了大中专教育之后成为工人的视角，他们眼中的老工人都有着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很少能够把自己与老工人建立起什么联系。即便是在某些存在新老工人工作岗位混合的场合，这些有“特权”的老工人也是新工人表示不公平的对象。就是对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比他们强（自己有土地保障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这些“计划经济的弃儿”、“吃大锅饭的懒汉”仍然获得政府的经济补贴深表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之，不了解及认同度低是来自农民的新工人对老工人的基本认识。尽管这些老工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来自农村的农民，是这类新工人的先辈，但这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也很少有人向他们提供了解这一历史事实的材料。在这里，新老工人的历史是断裂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统治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制造新老工人之间隔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种结果加罪于农民及新工人。众所周知，疏于同老工人发生联系的新工人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宣传，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这种对老工人乃至与老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的认识就不奇怪了。当资产阶级学者以专家教授的名义向他们大量灌输毛泽东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对立、导致城市传统工人优越于农民的时候，新工人能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抵挡得了这些精英们的说教呢？没有，他们刚刚形成的一点劳工阶级的意识和经验会被这种“权威解释”击得粉碎。这种无非是要分裂新老工人阶级队伍，堵塞新工人产生丝毫社会主义要求的伎俩，要被这类新工人彻底看穿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学者是会不断制造出种种谬论迷惑和麻痹工人为建立劳动解放制度进行斗争的意志。可以设想，某一天由精英们普遍呼吁“组织独立工会，争取罢工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有多么令人惊奇。相对于修正主义集团开出的“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领导阶级成员的空头支票，实则默认甚至怂恿“血汗工厂”的存在而言，精英们的“呼吁”对新工人来说要更吸引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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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那些是为老工人的后代的新工人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呢？首先，他们是在耳闻目睹自己的长辈被推入深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简单接受主流宣传加在老工人身上的种种诬陷，但同时，长辈的悲惨命运也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摆脱本阶级队伍的愿望，然而，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成为了雇佣劳动者，从逻辑上讲这种新工人正是联系新老工人之间阶级意识和阶级历史的一个纽带。首先，他们清楚地看到，老工人是个由企业的主人自上而下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是个由下而上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最后两者共同汇集到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 其次，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模糊认识，同时又能深刻体会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摧残，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体的特征看作为联系新老工人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是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状态。但是，鉴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是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本阶级内部的这种均衡就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危机引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近些年来广泛展开，老工人因为仇恨和绝望所产生的清算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那么其后代的政治意识就会向着自己长辈的水平看齐，并将这种力量传导给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使其阶级意识迅速迈过“工联主义”实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资产阶级的力量长期保持优势于工人阶级，那么，兼具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这类新工人被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工人的工联主义倾向所拖累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我们静态地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组成，并忽略掉来自老工人的后代建立在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联系，且假设资产阶级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新老工人之间的阶级历史就中断了，我们就可以做出新工人的阶级历史不到30年的结论。而要改变这一结论的，将是一场把所有工人阶级都卷入其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

（五）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爆发总是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尤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取得成功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其中革命路线正确与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从世界体系来看，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把全球联系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结构分明的整体，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不断加剧。包括国际资产阶级在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衰落，那么，列宁关于链条将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断裂的观点能否再次成为现实，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帝国主义脆弱地带的“金砖四国”，其中就包括中国，而且在帝国市场依赖、无产阶级的数量质量以及能源资源环境问题三个方面较其他三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亚洲来看，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十多年来经济低迷，它在能源和资源上又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可以预计，这次持续的全球危机必将重创日本经济，进一步消弱日本资产阶级力量。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一个资产阶级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和军事力量（所谓井架加导弹）维持统治的国家，危机不仅对它的能源出口国地位产生微妙的影响，同时使其安抚俄国无产阶级的能力大打折扣。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亚洲一个人口大国，全球危机致使国内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它的持续蔓延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世人所瞩目。可以说，全球“金砖四国”中有二个半在亚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二。


中国除了具有“金砖四国”的上述一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突出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严重缺乏基本保障的数量达三亿之众的阶级队伍。修正主义集团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加工厂，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庞大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辐射作用，而且将大大加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


中国资产阶级的腐朽腐败与堕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为世人所共知。不仅如此，他们的贪得无厌和短视、他们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致使中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与贫富两级分化均超出了临界状态，这无异是掘好了埋葬自己的坟墓。中国的东部及沿海一带是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地区，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大资本家也主要盘踞在这里，大量来自外省城市和农村为他们服务的无产者却只能取得“暂住”的条件。资产阶级借用“户籍制度”来达到自己最反动的目的，使这种居无定所、岗位不稳定的无产者不断处于流动状态，这无疑会消弱无产阶级的凝聚力量和队伍的稳定性，成为资产阶级取得对当地无产阶级绝对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反，中国的中西部是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地区，它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因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或产业向东部转移而排挤出的老工人，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又是新工人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地，当经济危机导致失业发生时，他们往往必须从东部退回到当地，这就为中西部新老工人阶级对当地资产阶级形成力量上的优势创造了重要条件。其次，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中国是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缩影。全球有“金砖四国”，中国也有“金砖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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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五洲

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壮大自己的力量，力争中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呢？

超帝国主义体系走向衰落是作为外因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是否发生并取得一定胜利，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以及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战略路线。这就是，找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薄弱地带，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优势。


中国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贫富两级分化加剧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垄断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这一趋势。中西部一方面是东部沿海一带的能源、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另一方面又是东部金融资本输入和商品倾销地。同时，东部及沿海一带又连接着世界帝国主义市场，充当着国际垄断集团蓄血池的角色。因此，切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输血管道，无疑将会消弱核心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重创国际跨国集团和中国买办集团，增强东部沿海一带无产阶级的力量，改变这一地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


中西部地区是近现代革命爆发的策源地，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均是从这里发生发展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直接挑战当地政权的群体性事件，就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今天，这一地区又集中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支特殊队伍：千百万曾受社会主义大工业三线建设训练，深得毛泽东革命思想影响，后遭修正主义集团阶级报复，生活极其艰辛而渴望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老工人；数量庞大的遭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压榨今又因危机而承受更加严酷剥削的以及失业回乡才真切体验到自己一无所有而艰难寻找出路的新工人。


从以往老工人的反私有化“护厂运动”以及近年来为争取生活保障待遇同地方政府发生对峙和新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罢工斗争来看，他们均缺乏有形的组织而表现为自发运动。这一方面因为专制政权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工人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组织才使得斗争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通常都局限在一厂一事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很难使他们跨越这一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动员。然而，无论是有组织的抗争，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斗争的外在形式，真正推动运动前进的是斗争的实际内容。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斗争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最低要求也有最高目标。最低要求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表现为经济的内容，反映的是个体生活的要求。诸如“要吃饭，要生存”的口号便是这一目标的表述。这一要求能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免遭政权的打击。其次是保护或夺回工厂的斗争，具有反私有化的性质，表达的是一个单位工人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斗争反映的是工人这样的理念：工厂企业是工人们的劳动积累而不是资本家的，是政府做嫁通过官商勾结私分了工人的财产，打碎了工人的饭碗。因此，工人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而较少与资本家或管理层发生纠葛。“保护国有资产”、“惩治腐败分子”等口号便是表达这一层次斗争内容的。如果需要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表述，那么，这一阶段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过渡。老工人的最高要求便是政治的并涉及社会制度的要求，这一层次的要求很少在可观察到的现实斗争中表现出来。2002年东北一个地级城市辽阳发生的工潮，是在同一个城市由多家工厂联合并有数万工人参加的持续数日的群众运动，他们打出的主标语“罢免XXX，解放辽阳市”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斗争取向。这可以说明，工人的斗争一旦超出工厂范围并表现为阶级的行动，便可能向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在修正主义集团的专制统治下，老工人无比艰难地进行着反复辟斗争，新工人还处在为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自发斗争中，还没有建立起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斗争的阶级意识。这时候我们一些革命同志便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认为既然没有暴力革命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度总是要比专制来得好一些，它至少可以给工人以组织的权利。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首先，今天的资产阶级是有民主自由的，这可以从资本的自由程度上来考察；如果说还不充分，那是因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成历史，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故。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正是工农劳动人民，老工人缺乏抵制企业私有化的民主自由，新工人缺乏实行罢工对抗资本家的民主自由，农民缺乏反抗官僚压榨的民主自由。工农的民主自由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少了，资产阶级怎么会赐予工农民主自由来反对自己呢？其次，如果资产阶级开放党禁，那只能是因为他们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时候，或者如俄罗斯的叶利钦一般，只为了最上层的官僚和大资本的利益不惜牺牲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这种民主既然是资产阶级为一时之利对无产阶级的让步，那么，一旦他们的统治得到巩固，马上就会收回这种民主自由的承诺，甚至向人民的民主发起进攻。叶利钦炮轰俄国议会应该还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俄国工人阶级至今不能有效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根本的原因是俄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多党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玩弄的游戏。中国工农渴望真正的民主自由，但这只能由工农自己去同资产阶级战斗来争取。今天，工农的斗争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形式也是有着它的优越性的。小规模的不断的群众斗争，剔除了群众团体固有的顽疾，即社团组织条件下的个人利益追求和官僚气息，从而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最能代表群体利益的先进分子；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一个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群众对组织的渴望，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不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要求阶段。其理由是，一、今天老工人的处境完全是由于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这一点他们有着深刻的体会并已经认识到了。二、清算官僚和资本家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这种清算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谁为他们补偿？），而是政治的清算。日常的斗争已经使他们看到，即便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经济的内容，却也在经济的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大多数老工人都有向一个目标——当地政权示威的经历，他们只需要一个能使自己产生联合的机会或条件。三、一旦群众运动充分展开，不但会按照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而且老工人将很容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经验——自下而上地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四、新工人掌握着生产，但却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大胆的预见，由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将被政治觉悟高、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到那时，将是老工人的政治觉悟同新工人的革命热情充分结合的时候，阶级意识的“灌输”将会在短时期产生出显著的效果。五、斗争会使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充分涌现出来，一个党只有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战无不胜。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的有力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五、由于老工人有过当家作主的经历，新工人渴望当家作主，因此他们将有能力管理好一个企业，同样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


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十月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历史似乎就是按照他的预计发展着。他为中国西部留下了三线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为西部造就了一个经过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训练的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天修正主义集团再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年富力强的掘墓人——新工人阶级队伍。


2009年4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