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亲历者说（13上）——深刻吸取第一次文革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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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亲历者说（13上）——深刻吸取第一次文革的教训

作者：三峡人家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说文革是正确的，主要是说文革的大方向、文革的主流是好的，是不能否定的。并不是说文革的一切都是对的，没有任何缺点和失误。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研究缺点和失误显得特别重要，是使错误转化为正确，使挫折转化为成功的关键。究竟文革有哪些缺点和失误呢？这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不是哪一个人短时间就能作出完全正确的答案的，必须集中大家的智慧去作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较正确的结论。这里只谈谈个人看法，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文革的初始阶段，对文革政策的宣传发动不很到位；文革发动起来之后，对运动的重点把握不好，把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丢到了脑后。虽然中央制定了《5.16通知》和〈十六条〉，但是真正学习并把握了精神实质的人又有多少？除了部分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外，广大的工人、农民是了解得很少的更不用说掌握和运用了。这就给运动出现偏差并被走资派所利用留下了机会。比如〈十六条〉明文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出了两个“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反之，要把握政策就必须把握重点。应当承认，党内走资派毕竟是一小撮，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和策略，如果运动中都认真宣传到位并贯彻执行了，运动中怎么会出现“打倒一切”的思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遍地开花的乱象呢？反过来，走资派怎么会派出工作组整群众，轻易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呢？除了走资派本能的反抗之外，表明许多干部和群众对这场运动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大程度上是无的放矢的跟着起哄。这样作，必然淹没了运动的重点，丢掉了两个“严格区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把许多可以团结和争取的知识分子和犯有错误的干部推到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边，走资派不但没有被孤立，反而使他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为他们后来的反攻倒算增添了力量，这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更重要的是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来否定文革留下了把柄，使其翻案复辟很容易了。从这一点上讲，难道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已打倒了自已？时至今日，左派队伍中仍有人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正反映他们还没有真正吸取文革的教训吗？

   二．文化大革命最响亮的口号是“造反有理”。这对于几千年来接受奴化教育的人民群众来说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对发动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起了重要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但是“造反有理”是有阶级性的，是指对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旧思想造反有理，对剥削阶级的代理人——走资派造反有理，对自已头脑中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造反有理。目的是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要真正落实“造反有理”就必须首先改造自已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义去造反，才能正确地作到造反有理。不可否认，大多数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是这样作的，但也不能排除有不少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带着个人的目的去造反的。例如，文革初期的“联动”就是带着“保爹”的目的，为了自已能够世袭特权而造反的；有的群众由于平时对当权派有意见，为了发泄怨气去造反的；还有些青年学生是带着盲目性去造反的；也不排除有极少数人是为了升官发财去造反的等等。于是血统论出来了，打砸抡抄杀出现了，派性斗争屡禁不止了，武斗升级了，这其中不排除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但也不排除造反派队伍中一些人对造反有理的误读和滥用。局面越混乱对走资派越有利，越能被走资派所利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以至不可收拾，最终以走资派全盘否定文革而告终。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在讲造反有理之时，一定要明白，这里的“理”是无产阶级之理，是人民大众之理，绝不是个人之理！

   三．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已被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卓有远见的。但是，什么是走资派？在当时情况下用什么标准去界定？怎样“整”走资派？怎样对待和处理真正的走资派？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细化的可操作的政策。这不能不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失误。对走资派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和具体的处理办法，只能由人们自行去把握了，这种主观上的随意性必然造成客观上的混乱。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不少专案组，由于没有统一的正确的政策规定作指导，各自为是，有的为了追求办案成绩，忘掉党的政策，不惜逼供信，制造了不少错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没有政策和策略也就没有了党的生命，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四．对于中央犯走资派错误的人过于宽容，给反革命两面派留下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血的教训告诉人民，对于地方上的走资派，采取教育帮助给出路的政策也许是必要的，对于中央的走资派绝不能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因为他们身居高位，一旦篡党夺权，损失是全国性的毁灭性的。例如，邓小平，从八大会议开始一直是跟刘反毛的，文革中又两上两下，这已足以证明他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但仍然对其采用了宽容的态度，虽然毛主席逝世前撤消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为他东山现起留下了机会。还有叶剑英，虽为元帅并无战绩，开始就抵触文化大革命，还伪造毛主席指示，亲手指挥青海的赵永夫篡夺军权，并制造了赫人听闻的抢杀四百多名群众和学生的流血事件，为什么还让他继续掌握军权呢？对于这样的人早就该永远开除出党，以绝后患。正是宽容了这些人，才造成了后来的复辟恶果。对于中央领导人，只容许一次犯走资派错误的机会，绝不给第二次。也就是说，凡是在中央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一律开除党籍，除给以生活出路外，不得再从事党政军重要工作。

   五．对革命左派过于苛严。在文革期间，从中央主席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异口同声要支持左派。但是，文革中大凡被称为左派的，相当数量是反复被整的对象，我们县里的一个工人造反派头头就三进监狱。回过头来看由左派组成的中央文革，一再被清洗，到最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至于文革期间的一些左派“小官”、群众组织的左派头头的遭遇就更不用说了。右派政变之后，左派更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攻倒算的重点，所谓清查“三种人”，实质是一次全国性的支一派压一派的大迫害、大清洗左派的资产阶级复辟运动，左派从各级领导班子被一扫而光，不少左派同志为文革甚至献出了生命。对走资派一再宽大处理，而左派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严处理，甚至被无故处理，这既是不公平的其后果也是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