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人问我关于昆明事件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没有多少可说。问题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后面。那其实很早就在发生。我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该说的都说了。在这里陆续做些摘录,当做回答。
2: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3: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
4: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
5: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
6: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却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
7: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计程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
8: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掉转回良性互动的可能,唯有恶性循环,矛盾不断激化,把双方越推越远。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9: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10: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11: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
12: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13: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饮鸩止渴。
14: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15: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16:中共曾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七号文件” ,其中一个关键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话在句式上模仿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际关系转向民族关系,成为中共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17: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呢?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预期”造就的。北京没有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
18:“七号文件”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
19:汉族理所当然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倒敌对一方。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20:以发展经济稳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
21:北京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当地民族反问却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第一号工程的“西气东输”,就是开采新疆天然气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质疑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没有理由。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都免不了会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22:占近四成的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权力、经济和知识资源,他们有足够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经济依赖中国内地,仅一个汉语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劣势。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会汉语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高层次的职位大部分都被汉人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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