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上,激进经济学家就它的特征和根源提出了一些看法。比如,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上是消费不足,这既是它的特征也是它的根源。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资本的利润率提高,而工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下降,由于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资本家高得多,因此工资份额的下降,会引起整个国家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这样,生产能力会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因为投资只不过是消费需求提高的一个函数,因此,如果消费需求提高较慢或下降,投资必然会下降,而投资的降低会导致一切生产和就业的降低。”
请懂经济的来评论一下。我只知道政府的调控总是在投资端发力,试图用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来抵消投资的不足,但是无法解决消费的不足。
可见,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依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其运行结果不仅直接导致世界范围的价值不断转移到发达国家,而且造成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状态,换言之,中心—外围结构已经变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模式。由此可见,不发达现象长期存在主要根源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还是阿明说得好:“不发达现象只是原始积累继续存在,使中心获得好处的结果。”
关于不平等交换
阿瑞吉认为,目前反体系运动所遭遇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尽管各地反体系运动此起彼伏,但是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是潜在的”,或者说往往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某种虚弱的反抗。
其二,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比过去还要严重,但是反抗者反倒表现出过度的克制,即便需要反抗,也只是采取某种极其软弱的斗争方式,比如罢工、游行、骚乱、外逃等,从而造成了抗议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极其弱小。
其三,运动性质模糊化。比如,反体系运动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到底是“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还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运动呢?如果是第一种运动,那就意味着它是新左派激进主义运动;如果是第二种运动,那就意味着它是某个国家和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如果是第三种运动,那就意味着它极可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运动,因为它不是出于夺取国家政权而发动的暴动,所以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运动。
其四,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总是发生在边缘区国家和民族中,而中心区国家则普遍爆发民众抗议活动,这样的空间格局造成了世界反体系运动的分化,进而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破坏力减弱,而那些发生在中心区的民众抗议活动虽然直接地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们却不可能动摇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最终归于经济利益的某种满足。
其五,反体系运动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处于不平衡发展状态。尽管如此,反体系运动在今天却显得异常,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容易被反“反体系运动”者所利用,尤其会被一些政治集团所利用,成为它们谋取政治资本和权力的工具,从而导致反体系运动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的丧失。
其六,当代反体系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由于西方国家的当代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减退、革命意志脆弱、参与程度有限,成了运动的边缘力量,因此青年学生的抗议活动虽然持续时间短、冲击力有限,不可能对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构成真正的威胁,但它却成为反体系运动的主要类型。
其七,斗争对象和目的抽象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体系运动以反战运动为主要形式,即便是著名的“1968年革命”,也是一场以反战为旗帜的学生抗议活动。在总体上看,一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霸权主义战争,二是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战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讲极大地淡化了反体系运动的阶级斗争性质,造成现今的反体系运动陷入斗争对象不明确和斗争目的模糊之困中。
反体系运动为什么在当代遭遇如此困境?阿瑞吉认为,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六条:
第一,伴随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世界范围内的反体系运动在当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中也走向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低潮状态,不论民族解放斗争还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都呈现出这样的情景。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运动也长时间地停顿下来了。
第二,通过反体系运动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社会集团渐渐地陷入普遍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制度之中,腐败之风日益盛行,在客观上削弱了反体系运动的正义性。
第三,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乘势而上,抢占地盘,开疆拓地,开启了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在客观上极大地压制了反体系运动东山再起。
第四,二战以后,欧洲左派力量再度兴起,勇敢地揭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弊端及其帝国主义本性,号召民众起来共同反对和抵制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扩张,这在客观上必然招致资产阶级政府和大资产阶级势力的打压和破坏。因此,人们不难看到,“欧洲左派的前进动力和一定程度上成功的组织形式所赖以产生的条件已经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本身所完全破坏”;那些“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反体系)趋势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欧洲左派传统组织中心之外”,这种情形又在客观上制约了反体系运动在中心区爆发。
第五,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和反恐斗争遮蔽和压制了反体系运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频繁的地区骚乱和局部战争,诸如索马里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目前中东乱局以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这些都不是民族解放斗争,更不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在当今的种种“症候”,用阿瑞吉的话来说,这些乱象正是欧美资本主义霸权(尤其是美国霸权)在当代走向终结时所发出的孤注一掷、垂死一搏,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假借反恐之名倒行逆施地推进其霸权主义,压制世界人民的反体系运动,为的是从当下金融危机中挽救世界资本主义霸权。
第六,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牢牢地控制住话语权和大众传播工具,有选择地传输公共信息,有意编造虚假信息来误导公众,把具有正义性的反体系运动丑化和妖魔化为恐怖主义活动,以期在思想意识上率先瓦解反体系运动的精神阵线。
第六点,特色政府把佳士运动丑化为境外势力作祟,以掩盖其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新阶段、新形态。沃勒斯坦也说过,人类社会历史经历过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封建主义政治帝国统治状态,第二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状态,第三种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也就是说,沃勒斯坦把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视为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方向。沃勒斯坦的这一主张也为阿瑞吉所认同。
由此看来,他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某种共识。其实他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其一,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的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管理模式,并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形态;其二,沃勒斯坦和阿瑞吉都是从现代世界体系的演变逻辑上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并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一个人类必然发展阶段”;其三,沃勒斯坦和阿瑞吉都把社会主义运动理解为左派抗议活动,归结为反体系运动之一种,并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革命。
这样看来,尽管沃勒斯坦和阿瑞吉把反体系运动的未来走向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但是他们并不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规范、改造和引导时下的反体系运动,相反,他们在文章中激烈地批评了俄国“十月革命”,也不承认20世纪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还在于,从他们的理论逻辑出发,反体系运动既不能被导向1848年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也不能被导向“1968年革命”,而只能导向渐进主义经济革命,这就是阿瑞吉所说的亚当·斯密的“勤劳革命”(所谓“勤劳革命”是指中华帝国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其现实的模式是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
这可能是一些马列毛主义者反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原因。
他(阿瑞吉)已经从阶级斗争角度来理解反体系运动,为什么不能由此导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这个社会的万恶之源”这一结论?这应当归咎于他的认识根源。阿瑞吉的世界体系分析是经济学的,其理论带有浓厚的经济主义色彩,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推崇亚当·斯密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不仅批评马克思误解了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且用斯密的理论来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不仅为斯密申辩而且将斯密抬到马克思之上,甚至指证斯密理论在当代的解释效力远超过马克思理论。由此来看,阿瑞吉的反体系运动理论处于斯密的经济主义视野中,这恰恰导致他虽然一面强调了反体系运动是阶级斗争,另一面却否认当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无视当代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客观诉求。
很可能是许多马列毛主义者批判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原因。
在阿瑞吉看来,中国在当代的崛起并非得益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得益于中国政府使得古老的“勤劳革命”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特别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剥削,本人注),并且批评了西方学者错误地把中国崛起归结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强调了今日中国兴起的新型“勤劳革命”不仅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所在,也是反体系运动的未来走向,因为反体系运动反对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工业革命在本质上不同于“勤劳革命”,它不仅依赖于对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而且制造了大量的现代社会问题,尤其压制了边缘区国家和民族的平等发展,这正是反体系运动的反对内容。因此,未来反体系运动必然转向中国的“勤劳革命”,把中国崛起的成功经验介绍给边缘区国家和民族,并且以“勤劳革命”为“摹本”,重建反体系运动,使之少一些激进主义,多一些人文主义,进而使之成为和谐世界的现实承担者和推进者。
阿瑞吉似乎没有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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