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河》的背叛與毛時代的可敬 蘇州河，是一條母親河。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程波有生動的譬喻： “黃浦江可以說是早期上海的邊界，這條邊界撐起了上海的門面，有點像一個‘主外’的父親。而蘇州河則與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是上海的血脈，扮演着一個‘主內’的母親的角色。” 母親哺育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中華子民，是她源源不絕向上海供輸營養，成就它往後的繁榮與風華。 “那一晚，一艘滿載的駁船在蘇州河泊岸了。他們托鄉求親才搭上這艘便船。他們就是‘阿拉上海人’的曾祖父、曾曾祖父們，他們義無反顧地往岸上奮身一躍，我們的家族之樹因這一躍，而衍生出一支全新的支脈；上海也因這一躍，漸漸演化出那令人愛怨交織的上海傳奇！”作家程乃珊於《蘇州河，上海故事的開始》中的點睛文字為歷史作了註解。 以蘇州河為題材創作《春水向東》系列作品的畫家洪健也發出心聲： “蘇州河給我的感覺是很豐富的，特別是在蘇州河邊，從外灘往西走，有一個很大的落差。整條蘇州河就是一幅很豐富的上海生活畫卷。各個階層的人在這條河的兩岸生活，特別能反映上海風情。外地來淘金的、謀生的，都從這裏登陸。記得有一次，我的班主任在看完我的蘇州河寫生後，建議我畫蘇州河長卷，當時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裏。我覺得，上海文化，就是從蘇州河一點點流進來的。” 但是有人看不到蘇州河血脈豐富的生活畫卷，以它為名拍了一部愛情電影的婁燁有特異觀點： “這一個世紀以來所有傳說、故事、記憶，還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積在這裏，使這裏成為一天最髒的河，可還有很多人在這裏，他們靠這條河流生活。” 所以母親河呈現的是枯葉與垃圾，陳舊的駁船和碼頭，殘破的橋梁及窄街，陰暗的民宅同破敗的樓房，還有那腐臭污濁的河水。 在《搜狐娛樂》視野中這麼一部電影： “它的畫面陰暗而不規則，仿佛天氣一直是陰沉的，無陽光的，並沒有傳統意義上具有美感的畫面，甚至一些剪輯都是淩亂的。雖然它充滿了酒吧、高樓、車輛等城市符號，但是給出的卻是俗氣的建築和底層的人民的印象，相信它表達的正是那種殘酷的現實真相。它的影像特點不是精致，相反是極為粗糙，總給人一種髒髒的、霧蒙蒙的感覺。” 竟在國外獲得一串熱烈的追捧，那是1998年巴黎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2000年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虎獎、維也納電影節FIPRESCI影評人獎、東京FILMEX國際電影節影展大獎、西班牙Gijón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提名、美國時代周刊年度十佳電影，2002年葡萄牙波爾圖電影節評論獎。 當有人對婁燁表示“你獲這麼多國際大獎，是否說明國外欣賞口味與中國不一樣？”他答道： “我也不知道，獲獎可能是運氣，法國評論界特別喜歡這片，他們問我為什麼，我也說不知道。但國外能喜歡中國這樣的電影我挺高興的，因為我不是特意拍給他們的，沒怎麼考慮民族的因素。而他們能這樣喜歡，也許說明他們對中國電影的看法有所轉變。” 靠外力加持者終究仍有一絲自知之明： “《蘇州河》在西方的成功是一個特例。是一個偶然事件。所有因素告訴我,這不可能在西方社會、西方市場獲得成功,但是我發現所有人全都懂,全都明白,而且我的傳達是有效的。當你把自己的感受準確傳達的時候,他會跟着你在你的系統裏進行思考,而且和他的生活發生關係。” “不可能在西方社會、西方市場獲得成功”的《蘇州河》為何“法國評論界特別喜歡”？還不尋常得到六個國外電影節的肯定？其中沒有蹊蹺嗎？我們就聽聽深解西方、曾任戛納電影節評委的邊芹撥雲見日的論斷： “《蘇州河》出品時從巴黎、鹿特丹到布魯塞爾一路得獎。我那會兒正好離東西漸，忙亂中錯過了兩頭的炒作。我是從他下一部作品《紫蝴蝶》開始略窺指鹿為馬的鬧劇，但因為《紫》片既無藝術水準又沒提供政治炒作的佐料，在戛納無賞而歸，我當時就並未吃透戛納看中他什麼，還以為鬧劇是由於作者太嫩、水準極不均衡。現在回頭想，入選戛納就是‘文藝國際’的正式門票，是提攜他的接力之重要一環，他水準不夠根本不構成問題，要的就是他在西方各大文化平臺上露臉，如果看似各自‘獨立”甚至國籍都不同的‘電影節’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中’他，價值虛構就完成了，敢質疑的人本來就少，有能力質疑的人就更少了。” “這部‘成名作’無論從哪個角度都不夠水準，不要説電影學院畢業後的作品，就是入學考試拍出這樣的水準錄取的理由也不充分，因為無天賦已顯露無疑。這樣一部電影在西方一路受捧本身就足以引起正常眼光的人打一百個問號。” 《蘇州河》既是爛片，諸多外獎追捧所為何來？原來作品細節的窮與髒是要害： “被‘文藝國際’選進‘榮譽平臺’的中國電影、文學、美術作品，背景的窮是被篩子打撈住的基本尺寸。背景的窮又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物質上常常表現在窮、髒、亂的地點，精神上則是地點之上的人展現的猥瑣、醜陋、卑賤。而《蘇》片從這兩方面都提供了背景的窮：影片開始頗似記錄片的那段，以寫意的手法表現了上海蘇州河的灰暗、骯髒及行船的破舊、船工麻木、因貧而醜的臉。故事展開後，人物不是在陰暗的雨中、夜中，就是在一個廢棄工廠的廢墟上（估計是導演特意選擇的拍攝場地）。雨、夜、廢墟加上沒有好人的世界，充分滿足了‘文藝國際’為中國文藝布設的基本尺度。” 環境是窮、髒、亂，人物則猥瑣、醜陋、卑賤，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母親河竟如此卑污，情何以堪！那些髒陋的畫面不僅醜化了中國，醜而得到榮譽獎賞，沒有顛覆古老文明審美的意圖嗎？更甚者隨勢把中土打入道義底端，或進一步篡改華夏輝煌的歷史。 準確傳達“一天最髒的河”者既心知《蘇州河》“不可能在西方社會、西方市場獲得成功”，卻欣然“所有人全都懂,全都明白”而受獎，對識破玄機者不就是以獻醜而與外部顛覆勢力作交易嗎？ 婁某的作為讓人想到瑞典漢學家林西莉在《另一個世界——中國記憶1961-1962》中一段她於廣州珠江邊的遭遇。話說1961年夏天她從香港入境廣州,來到珠江沙面島附近，回想著二百年前瑞典人曾在此設點大量采購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然後往上遊走去。 “又細又長的船成排靠在碼頭上。很多人住在船上，他們在上面做飯、洗衣服和教育孩子。每個棧橋都有自己的路牌。我特別好奇，從未看過這種景象，拍了幾張照片來紀念。 但我很快發現愈來愈多的人朝我湧來，他們的表情越來越帶有威脅性。我為什麼要在那裏拍照？ 我竭力解釋，說這些船很漂亮，整個環境很有吸引力，所以想拍幾張照片當作到此一遊的紀念。 圍困我的人對於我的解釋並不滿意。他們叫來員警，員警問了一大串問題。氣氛越來越緊張，來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最後有幾百人。員警說要沒收我的相機。 大家高喊：‘你為什麼不拍我們新的市政府大樓？為什麼不拍我們的新公園？為什麼只拍這裏不好的環境？’ 我回答，我已經拍過新的市政府大樓和公園。為使憤怒群眾平靜下來，我提到我是北京大學的留學生，並補充說家鄉瑞典的朋友既想了解舊中國也想了解新中國，我想拿一些能證明這一點的照片給他們看，所以我拍了珠江上船屋的照片。 憤怒的譴責聲漸漸平息，我的解釋奏效了。周圍的人鬆了一口氣，很多人持贊成態度。也就是說，我不是一個討厭的外國人，在這裏轉來轉去搞間諜活動，專門拍船民和中國的貧窮。我只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在中國學習中文和了解中國社會。員警祝我成功，人群散開。我保住了我的相機。” 從這段敍述中我們看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是多麼可敬與可愛，他們的自我意識與愛國情操是那樣鮮明而強烈。當外國女人在拍珠江上的船屋，他們會義正詞嚴地怒責，“為什麼不拍我們新的市政府大樓？為什麼不拍我們的新公園？為什麼只拍這裏不好的環境？”真不愧為新中國的主人，他們知道國家的形象就是自身的尊嚴。反觀婁燁之流竟拿“沒有傳統意義上具有美感的畫面”、“給人一種髒髒的、霧蒙蒙的感覺”的影片去法國、荷蘭、奧地利、日本、西班牙、葡萄牙換取獎賞，這樣發賤，是出賣？還是背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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