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绝非踏青赏景一般的闲情雅致。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

　　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只是遗憾的是，那场伟大的尝试又一次的被人为的破坏……这里不再多语。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党政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只不过，他也必须以付之一炬、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或「利益集团」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这便又回到关于“满足经济”与“发展生产力”的讨论——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当话语权被剥离，不论是“实践”还是“检验”，群众都是被动的客体。

　　他们无法以治安混乱和军匪横行去评判知青返乡、大裁军和军队经商，他们也无法以物价飞涨去评判双轨制与价格闯关，他们也无法以悲惨流离的大下岗去评判国企改革，他们也无法以贫富鸿沟去评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更无法以血汗工厂和996去评判所谓人口红利与福报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统一口径下，他们都是历史的失声者。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共产党宣言》中有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主席给予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前文提及的《实践论》里，主席有过这样的评语：

　　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建国以后主席也有多次说：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需要改造，农民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的具体所指就是不抛弃工农、不远离工农，不论是权力还是知识，都应当为工农服务，为人民服务。

　　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而修正主义必将导致阶级压迫的诞生、导致“红旗的落地”，这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记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话：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动人民、依托人民、服务人民，实践才有了普适性，检验才有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