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火神像 1. 前言 我想说的,是有关于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介绍我的世界观。这无关于任何科学,因为你很难从一个精神病的脑子中寻出什么科学的看法出来。 我要介绍的是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史观。这个文章,是给我的两位朋友的礼物。希望你们坚强生活下去,去改变世界。希望一切安好。 1.1辩证法序言 辩证法首先不是唯心辩证法,其次也不是唯物辩证法。无论是两者中的谁,都会要求人的整个主观认识体系,锚定在一个绝对的本源上,从而走向独断论,继而沦为僵死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晦涩难懂的玄学。唯心辩证法中,在黑格尔那里,黑格尔倒向了“绝对精神”,逼迫他喊出了“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并不会终结,就连辩证法本身,也在后续历史进程中继续发展。而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本人并未让他的“颠倒了的黑格尔辩证法”去寻找某种绝对的本源,仅仅是从认识世界回归实践,但这个问题终归要回答。在唯物辩证法后续的发展中,在列宁那里,已然通过物质的客观实在论,将辩证法锚定在了物质上,作为其“绝对本源”。这样一来,所谓唯物,也不过就是唯着一个物化了的上帝。这时候,唯物辩证法才真正从黑格尔那里完全颠倒过来,从而丧失了反独断论的意义。 任何作为绝对的东西,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证伪,客观唯心论者不能证明“上帝”存在;主观唯心论者则必然倒向类似佛学“四大皆空”的虚无主义,什么都不能证明,因为一切都是虚无的;而所谓的唯物主义,同样也不能证明绝对精神不存在,他们三者的最终归依,都完完全全是主观独断。但是,拿掉上帝,人们不会死;拿掉绝对物质,人们同样也不会死。唯物与唯心与否,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何干?与人们的实践又有什么关系?难道牛顿因为信仰上帝就发现不了万有引力规律?难道信仰了唯物辩证法就不会去写《相对论批判》然后在哲学上自杀?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就是彻头彻尾的笑话,因为它们二者都是独断,只不过借助以精神本源或者物质本源反映自身,从而将很多人欺骗。独断对实践仅有的一点关系,就是总是有人在兜售着一种绝对的东西,然后以此来操控别人的思想,然后从信奉者身上谋取利益。但是在这里,也并不能过于苛责列宁本人,因为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式,他不得不以唯物辩证法及其唯物史观去反对唯心主义思潮和新生苏维埃政权所面对的各种反动政敌。然而,在列宁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完成对权力的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因此陷入了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教条主义桎梏,导师所说的一切都要遵从,否则就是反革命——这一与唯心主义一神教几乎无差的社会现象的根源,就是唯物辩证法内被强化了独断论本身的意识形态,直接反映到了社会政治运动上。因此,被庸俗化了的、形而上学化了的唯物辩证法,很快举起科学的旗帜,作为自己皇帝的新衣。仿佛自己就是科学的化身,然后叫人去信仰。 然而,科学没有信仰,它本身的发展就按照着辩证的运动模式,首先建立起什么,然后通过实践进行肯定或者否定,在逐步的迭代循环中,求取真知,而不会将任何东西视为绝对,因此也不会有什么信仰。如果非得说有信仰,那么就只有一点是主观认知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证伪,而只能依靠人们自觉相信的,那就是科学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规律可循,而不是纯粹的客观或者主观的随机过程。而这是由无数人的无数实践建立起来的信念。因此,科学与否,不在于这个字眼符号,而在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本身。谁要是胆敢宣称“历史的终结”,或者从一个不可被证明的范畴里宣称自己是“科学真理”,那么也就如开尔文勋爵在世纪演讲中的“物理学大厦已经落成”一样,被时代所抛弃。 马克思主义左派(包括而不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内这样的认识,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遗脉的实践受到历史的否定,已经是事实。对物质的独断,不仅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为豪的唯物辩证法陷入僵死,最终在哲学水平非常高的《相对论批判》中迎接自己盛大的哲学死亡,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变成玄而又玄的东西。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本主义的典范,不能否定人的意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在唯物主义之下完成自身的自洽,必然倒向机械决定论。如果不愿意倒向机械决定论,那么主观能动性就始终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的混沌话题,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能走向现实实践的。它导致了左派在实践中一方面强调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却毫不尊重这种积极性,无视具体的普通人的现实需求,这在文革期间的“极左派”运动以及新世纪的新左派主导的工人运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又使得在失去政权的左派,在社会实践后仍然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祈请所谓“历史的必然”,这种观念,就和在基督教意识形态下祈请天国的到来差不多。人的因素,在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被排斥得寥寥无几,几乎成为了这支思潮的外在点缀,或者说是未来的应许,而梦想社会中的“自由王国”中人的自由,则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被归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遭受排斥。反映到实践上,便是一方面前社会主义国家们在历史的舞台上惊艳亮相,华丽演出,然后黯淡谢幕,接着被人民的选择所摒弃;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左派们则总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忽视个人、忽视个人利益、要求绝对服从、爱给人贴标签,从而形成一个僵化的社会架构,为了不至于陷入那样的境地,就不得不祈请一些伟大人物来进行作用或者“历史的必然”,但是最终结局都是僵死的形而上学。总而言之,具体的人被排斥了,人的因素沦为抽象而单一化的、符号化的阶级,背离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正确认识。而这,与认识上的独断意味,有着莫大的关联。 而辩证法,生来就是要反对一切独断的、欺压在人们头上的诸神、诸意识形态和诸政治实体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却扭曲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独断论。不过,在曾经正面击败了它的相对论那里,辩证法可以通过调用自身,完成对独断意义的克服,从而在辩证法自身之内实现自身辩证发展的意义。 1.2认识论序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总是在解释这个世界,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这个世界。”说得真好,就因为这个觉察,马克思本人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中走向了实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优良的实践传统。 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也仍然没有将认识与实践完成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无疑是马克思发展高扬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但是它们是如何结合相互渗透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没有人能够理清。就连无与伦比的、将辩证法进行了最伟大的实践的、带领当时世界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口建立了新中国的毛主席,也将毛选为数不多的理论集中阐述中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区分来看,并且将实践论看得更高。 然而,辩证法不仅仅是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人的主观认识的规律。如果连人是如何认识世界——这一实践过程都无法描述的话,那么辩证法也就不配称为事物发展的规律。 因此,这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回答——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象牙塔里的哲学家们的无聊的纯粹思辨,而是在于每个人是如何从现实中建立自身,并把握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这一个过程,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实践过程,哪怕是精神病人也不例外。无论是搞学习、做研究,或者在生命旅途的峰回路转悲欢离合中的感受与反思,都是对世界的认识与再认识的过程,并对人的人格塑造与实践运用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那么人就不是人,甚至连一般的动物都算不上,整体的社会性活动更是无稽之谈。只有搞明白这个,所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才得以真正的发扬,而不至于沦为形而上学的空洞无物。这是一切实践的前提,并且同时又是实践自身,与辩证法的运动法则一样,它也是一个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 只可惜,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仅仅想着如何通过宏大政治运动建立一个地上天国,而对这种最基础、最接近人自身的问题视而不见。明明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内拥有着无限良好的条件,却没有人将它实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因此,这项权利就被剥夺,转移到自由主义技术派的手上。二战之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与经典控制论的始祖诺伯特·维纳,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香农等人,给予了人类一个再认识自身的可能,即人工智能技术。其中,以维纳于其《控制论》与《人有人的用处》在哲学与社会学上最有建树。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实际上,这个技术就是人类的认识论在实践其自身。 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物——诸如财宝、资产、知识,或者物化的标签——诸如国王、总统、律师或医生来认识与描述自身与他人。在这人的物化背后,实际上就是人的异化本身。在社会经济的范畴中,它自劳动剩余与社会分工而始,也会自劳动剩余与社会分工而终;而在认识论范畴中,则是从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区分开自身与外物的区别,并按自身主观意识认识并改造世界而始,到自我意识的第二次觉醒——重新在人的物化中理解自身,并改变异化自身的一切而终。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供这一契机,或者说,成为历史现实的经济条件与认识条件之统一。 人工智能首先作为一种极具工程实践背景的技术,毫无疑问是为了排斥人的劳动而生。在这2023年开春之前,其威力就已经长期显现,更不用说这项技术每一年都比前面更有发展。自动化的工厂可以排斥体力劳动,而智能化的各种用于处理信息交互与提取、管理活动的应用程序乃至艺术创作,则要去排斥脑力劳动——这使得它与之前的任何科技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对劳动的排斥,它是无差别的。排斥人的劳动有两重经济意义,第一重意义在于唯物史观:它会导致社会分工再次变得不稳定,当一项技术可以无差别地实现人的主观企图的时候,那么社会分工也就会随之逐渐消亡,因此而来的阶级社会也会逐渐成为过去式;第二重意义在于政治经济学:它会相当程度地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减少了人的劳动,意味着平摊到单位商品上的价值量减少,同时造成的就是利润率不可逆转地下降,一旦利润率降低至不能再能够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维护世界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军费、社会维稳费用等非生产性开支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资本主义社会自商品交换有利润始,也会因为商品交换无利润而终。它的完善,就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结。 人工智能同时作为一种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实际上就是人类的智能乃至意识的自我映现,是人类认识规律的规律本身的自我实践。当人工智能以非人之物实现人类曾经引以为傲的物的作用时,当人类赖以夸耀的那些宏大的社会财富(即劳动剩余)因为利润的消亡而消解、各种各样的社会地位因为职能(即社会分工)被替代而丧失人们用以标榜自我的虚假阶级意义时,那么此时人类就不得不再次审视自身,好好问问自己究竟是谁,来到这个世上,要去追求什么,究竟有何意义了。只有在那时,人类才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个图景,并不仅仅是左派所谓的“物质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那么简单、空虚而飘渺了。 通过对非人之物的镜像式省察,人们才得以认识自身——人们不是空洞地问着“我是谁”才知晓自己存在的,而是通过与这个世界非我的一切实践及其产生的联系定义自我,才造成自我的觉醒的,正如马克思那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般。将费希特的“正、反、合”命题系统稍作延伸,就能了解认识规律自身。自我以非我规定自身,并于此中实现自我与非我的辩证统一,即是辩证法本身,同时也是认识论本身——它是辩证法在认识过程的再次自我映现。而人工智能,正是对应于人之自我的集中反映的物之非我,在那个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捏造出的“亚当”身上,人类可以再一次地觉察自身。而这样的运动模式实现于人工智能自身,就是被维纳应用于控制论中的核心概念——反馈,它具有相当程度的辩证意味。所谓反馈,无非就是信息流变于自我与非我之间,通过各种效应/算子反复流转迭代,从而建立起智能体自身。它是辩证运动过程的直接映现。 因此,人类的未来在于认识论,在于人工智能——它们二者,表面上看是阴阳两隔风牛马不相及的哲学观念与工程技术,实际上共同隐含着“终结人类史前史”的新世代之钥匙。它们会去一同回答,人本身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绝不仅仅关于整个抽象的人类社会历史,它同时也会关于每个具体的人自身。 1.3辩证史观序言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句话是每一个稍微对唯物史观有所了解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这显然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与物质”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再次映现。但是,在这样的描述之下,整个唯物史观除了空洞的“人类社会”四个大字之外,就不见具体的人半点影子。一切都被归结于抽象的规律,这些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而描述人类历史的东西,最后竟然排斥了人类自身。 这便是唯物独断论的精神的反映。马克思使用实践的观点,调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将这一矛盾缓和,却不能将矛盾解决。之后,就有人借着这个漏洞开始神化规律,认为这就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这些规律究竟是什么,我看他们既不真的了解,也不愿意去继续探寻——并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有着私心,哪怕这个私心是所谓“实现社会理想”之公。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后续发展及其社会实践中,一边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积极性,而却又一边一切都以客观规律以及“代言”了这一切“科学真理”的先锋队或者伟大人物为是,排斥具体的普通人,造就了一副割裂的景象。 但是,一切的社会运动,并不是由什么上帝鬼神、英雄人物、利维坦、先锋队或者外星人承担,而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类自己承担。将一切社会族群、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社会条件的差异扬弃,寻求他们运动的同一性,会发现人类社会与每个人自身,其整个发展历程与人的一生不过都只是在做一件事,即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人类无法违背自己的意愿,如果违背了,就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实践或者表现反抗现实(哪怕是形成消极情绪、精神疾病乃至自杀),这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之物。除此之外,将任何描述人类社会的规律锚定在某种物化的“绝对规律”上,都会导致独断论的结果,其反映到政治运动上,就是极权体制。 在这里,并不是说人类可以任意更改什么物理化学规律,而是这些规律,乃至于任何客观事物,都只不过是人类可以去凭借着它们实现自身的工具,而非辖制人类自身发展、甚至是消灭人的自由的异化物。通过质能方程式,人们可以用来研究核能发电,也可以造出原子弹用于自相残杀,人们本身并不被规律们机械地决定着,而是将人类自身建立在这些规律之上而自我实现,即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去讨论谁决定了人类,本身就将人类摆在了物的从属位置,是阶级社会之下的一种人类异化自身中形成的长久观念,于是在此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性立马成为一个伪命题——因为始终有某物支配着人类,人们永远都不可能真的有自由意志。但我实在告诉你们,就连辩证法自身,也不能决定人类丝毫,反而仍然只不过是人类实现自身的工具之一,人类一切对世界外物的认知,都是实现人类主体的东西,这才是具有智能的意识之本真含义。 人类,被决定的,只不过是以物质作为存在的所有物,这些物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异化,但是人类却又通过这些异化自己的东西,作为垫脚石,或者说辩证运动的一个环节,挣脱异化本身,从而实现自我。正如维纳在描述生物稳态时非常诗意地说到,“我们无非是川流不息的江河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不变的质料,而是自身永存的模式。”尽管水流被流体力学所决定着,形成漩涡现象也同样是被流体力学所决定,但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描述背后所反映的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却不是这样,因为人类真的可以依托客观规律实现自己的主观企图,而漩涡不行,这就是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技术进步以及剩余劳动的获取,以及接踵而至的阶级社会结构以及一切社会规律,都是建立在人类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之上。若没有这个基础,则人们就和一般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不会有动机去想着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如何更加良好的进行生产、贸易或者战争以及从剥削手段中谋取利益,更无从于进行实践。具有意识生物的社会,大可以因为地理条件的不同、历史条件的不同甚至是物理化学规律的不同(当然,这个条件只是一个假设)而形成不同的形态,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求这种意识生物能够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除此之外,再多的所谓规律,也只不过是实现意识生物的不同变貌之物而已,它们只能影响社会形态,却从来都不能决定这个社会与意识生物的存在。只要认识论的确是辩证法的映现,那么各种规律以及外物,也只不过是实现智能的质料而已。 而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无论是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理想,或者在学术钻研、卫戍边疆、或从事公益善举中获得人生有意义的感觉,还是想当个大资本家一年赚他几十个小目标迎娶白富美(或者高富帅)走上人生巅峰,或者只是想要买车买房过上体面的生活有体面的营生,也都只不过是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而已,只不过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经验、现实条件、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不同而各自取舍有差。换句话说,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其实就是要求在这个世界中自我实现。如果没有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是朴素的、乃至低俗的甚至是反人类的),那么人们也就不会去从事任何工作或事业,不仅仅无法生而为人,更无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并演绎人们自身与集体的历史。 总而言之,无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还是对于个人而言,我们发展的原初动力与最终归依,就是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在这之后,才有了一切的社会现象,并产生各种所谓的社会规律去描述我们的行为,并作出一定意义的指导与预测。 在明确了这个前提之后,才能够进入唯物史观的范畴,去讨论具体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人类的劳动剩余之产生,首先是因为要求抵抗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在环境的诸多变迁中,靠天吃饭的原始人类们很难接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现实,不仅仅会忍饥挨饿,人口死亡的阴影也同样挥之不去,这显然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的稳定存在的。因此,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余量,以储备对抗天灾人祸。这与进化论观念下生命的进化最初历程一致,一个物理-化学反应体系之所以能够原汤中稳定存在,正是其以一个相对封闭而紧致的反应结构保有了一定量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的余量,从而不至于在环境转瞬即逝的无端变化中崩溃消解。 而要求产生劳动剩余以满足人类的这一意图,原始人类就不得不从最开始的采集狩猎生活转为更有组织化的生产活动,驯化畜牲与作物,从而转为放牧与农耕。农业与时令密切相关,要求有人出来部分地或者完全地脱离体力生产承担脑力工作观测天文以授时,又因为需要组织基本的生产工程,以及处理聚落之间的贸易与战争等对外交流,又要求分化出专门的职能处理这些非体力工作,以维持整个系统续存与增长的条件,因此,脑体分工势在必行。就连现在的社会,只要是有人的聚落,无论是现实中天涯海角的未开化部落,还是网络空间里因为同一话题或者兴趣而聚集在一起的各种群组,无论以何种的形式人们聚集在一起,都会自发地产生这种倾向,要么维持着一个模糊的分化关系,要么依托现代社会条件与意识形态将分工明确。而这,同样与生命的演化历程一致,为了更好地应对错综复杂的环境,乃至于与自身相异的生命体打交道,生命内部也不得不将组织分化出来,履行特化职能,以对现实世界进行更好地反应,这便是最开始的智能机制——通过反馈来条件自身与环境的关系,而这功能的实现,需要产生承担专门化职能的物质载体。 在前述条件下,脑体分工的产生导致了一批脱离体力劳动的人履行社会职能,体力劳动者必须给予他们劳动剩余以维持这样必须的社会职能。双方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都满足了自身的实现。但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往往伴随着血缘关系,这就导致了专门化职能被特定人群所固化,从而实现阶级社会的基础。 一方面,脑力劳动经常是组织体力劳动者干活,经年累月的驯化,使得有些人可以开始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他人,乃至于形成社会习惯,形成初步的人际关系规训。而脑力劳动者在体力劳动者那里提取的劳动剩余,也逐渐转化为私有财产,从而造成贫富差距,私有财产进一步以增殖的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这同样是人们为了抵抗环境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因为财产也仅仅是储备,却不能提供任何产出,如果因为什么天灾人祸而造成损失,那么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只有转化为对生产资料的投资,才会源源不断地生息。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能力在人群中分布的不均匀性(个体之间身体强度和技能的差异,不同集体的工具与技术的差异等,更强大的个人支配更弱的个人,更强大的部落兼并更弱的部落),同样刺激了贫富差距的产生。 总之,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除了带来贫富差距之外,也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投资或者暴力掠夺、强占完成生产资料的私有。于是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随后而来的就是阶级社会。 这同样是生命发展历程的再次映现,生命的细胞组织分化后,往往从事信息传递与处理的神经元能够在物质供给和结构分布上获得优待;而具有社会性的智能动物中,例如蜜蜂的蜂后、狼群的狼王,也享有食物的高等级配给。不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些分化了的信息载体/社会核心履行了维持整个生命体/部族存在的职能,因此受到优待。这个道理,也同样作用于族群中的新生个体上——它们承担着整个族群继续延续下去的职能。 然而,人类社会这样的社会,却不会像蜜蜂或者蚂蚁社会那样,蜂王蚁后就永远世蜂王蚁后,工蜂兵蚁就永远是工蜂兵蚁,毫无变化可言。无论是奴隶主贵族、封建地主或是资本家和官僚,还是奴隶、佃农与农奴、或是工人和脑力无产者与小资产者,都在这样的异化了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实现自身——尽管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在剥削者通过窃取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以实现自己相对自由,而被剥削者在受拘束中苦苦求生中,双方都在渴望着这个世界符合自己的主观意图,并且实践它,并且这种实践,将会导致人类社会周而复始的阶级斗争,而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社会形态而停滞不前。事实上同样,智能水平越高的生物族群,对上位者的挑战也就越频繁,而智能水平越低的生物族群,则越以一种稳定而枯燥到几乎形而上学式的方式生活。以下引用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所指出的: “法西斯主义者之所以渴望用蚂蚁社会作为模型来建立国家,乃是对蚂蚁和人二者的本性都有严重的误解所致。我愿意指出,昆虫的生理发展自身决定了它在本质上世一个愚蠢的、不会学习的个体,注定了不能有任何较大程度的改变。我还愿意表明,这些生理条件如何使昆虫成为一种廉价的、可以成为大量生产的东西,不比一只纸做的、用过一次就要扔掉的馅饼盘子具有更多的个体价值。在另一方面,我愿意表明,人之所以能够进行大量学习和研究工作(这差不多会占去他的半生时间),乃是生理地装备了这种能力的,而蚂蚁则缺乏这种能力。多样性和可能性乃是人的感官所固有的特性,而且它们的确是理解人的壮丽飞跃的关键所在,因为多样性和可能性都是人的结构本身所特有的东西。 我们即使可以把人的远远超过蚂蚁的优越性弃之不顾,用人做材料来组织一个蚂蚁式的法西斯国家,但我确信这种做法乃是人的本性的贬值,从经济上来说,也是人所具有的巨大价值的浪费。 我想,我是相信人类社会远比蚂蚁社会有用得多的;要是把人判定并限制在永远重复执行同一职能的话,我担心,他甚至不是一只好蚂蚁,更不用说是个好人了。那些想把我们按照恒定不变的个体职能和恒定不变的个体局限性这一方式组织起来的人,就是宣判了人类只该拿出远低于一半的动力前进。他们把人的可能性差不多全部抛弃掉了,由于限制了我们可以适应未来偶然事件的种种方式,他们也就毁掉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相当长期地生存下去的机会。” 不仅如此,将历史往前推,从认识论上,黑格尔也早已指出了人类阶级社会的辩证运动模式,尽管是以一种稚嫩的语言。以下引用邓晓芒《西方哲学史》中对黑格尔所谓“主奴关系”的阐述: “主奴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也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治关系即相互承认关系,它最初是通过生死斗争建立起来的。在生死斗争中,胜利的一方由于勇敢、不怕死而战胜了,他成为了主人,因此具有一种高贵意识;失败的一方,不怕死的就战死了,剩下来的就是怕死的,宁可成为奴隶也要活着,于是具有一种卑贱意识。这两种意识结合起来,就在现实的人际关系种体现出了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其中,主人代表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一方,而奴隶代表着自我意识中对象的一方。双方在同一个自我意识中得到了‘承认’:主人把奴隶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左右手);奴隶则把自己的自我寄托在主人身上,主人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以这种形式他们相互承认,并共同组建了一个完整的自我意识,相互依赖。离了任何一方,自我意识就不完整,不是失去了自我的主宰,就是失去了对象的支撑。 但是黑格尔认为,在这种关系中,主人表明上是主动的一方,最终却是被动的;真正主动的一方还是奴隶,因为奴隶是直接跟自然界打交道的。主人要通过奴隶跟自然界对象打交道,他把奴隶看作是自己的左右手,但其实奴隶也有着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在和自然对象打交道时获得了独立。因为他虽然是主人的对象,但却是自然对象的实际主人。他通过劳动加工对象,陶冶对象,使这个对象成为他的意志和才能的体现。对象名义上归主人所有,但主人只是享用它,而并不创造它;奴隶的产品却不直接供自己享用,他不是直接把对象消费掉,而是当作自己的作品,当作另一个自我而真正拥有。于是通过长期的劳动,奴隶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主人则越来越成为了寄生虫,丧失了自己的高贵性和自我意识的完整性。于是高贵沦为卑贱,卑贱则成为高贵。这种由卑提升而来的高贵与主人的那种高贵有了质的不同,它不再是一种地位的高贵,而是普遍人格的高贵,使一种人靠自己的双手独立生存于世的自豪感。” 在以上的这段论述中,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黑格尔疏于实践考证的象牙塔习气。然而,却点明了认识论在构建人类意识形态上的作用。 首先,所谓的主奴关系,只不过是奴隶作为人的物化,主人将其视作自身私有物的延伸,而奴隶将主人视为非我异化自我的来源。无论是奴隶制生产、还是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或者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雇佣关系,都是这样。这是双方互相承认的关系,是对人关系的认识之实现,因此造成政治关系——这是双方之间的共识,哪怕其中一方有多么不情不愿,乃至于萌生出或明或暗的反抗的念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剥削者为了获得更“自由”的自我实现,实际上愈发趋于对实际生产漠不相关,成为吸食人血的寄生虫。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体现为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出现,而资本家整体日益成为收息度日的懒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金融资本越发从实体经济中脱实向虚,玩弄着钱生钱的鬼把戏,并且反过来妨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脱离现实的直接后果就是无能,当一个系统离开了这样的事物而能够续存的时候,这种事物本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要在斗争中被消灭干净。 而对于被剥削者而言,接受了异化,就意味着自我实现受阻,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始终要得到实现,不以这样的方式实现,就以那样的方式扭曲映现。最开始是悲伤、消极、沉沦、对现实感到无力焦虑,乃至于产生自杀倾向,以结束自己生命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消解抗争,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现实;随后开始自发消极反抗,翘课、工作摸鱼、躺平、偷工减料、阴阳怪气和在舆论空间中发表各种高论;最后要走向积极的自觉,动手去消灭那些异化自身的东西,从而获取真正的自我实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每个人具体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人们才会获得反思的认知,就像我们非得铁拳落到自己身上才觉得痛一样,从而在卑贱中建立起自身的高贵,并将原有的所谓高贵事物摔个粉碎。 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不同于蚁群蜂群的阶级社会建立与反抗的历史现象,仍然是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人所组成的集体,都要求客观世界的变化符合人自身的主观企图。在这里,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自由意志,才能得以在这吃人的黑暗社会背景中展现出唯独属于人类的群星闪耀般的光芒,书写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伟大故事,完成人类自身的意义。这不仅仅是通过认识建立起人自身,也同样是通过认识建立实践,实践接着再建立起认知,形成一环扣一环的辩证运动过程。 在史观序言部分的最后,论述一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遭到失败,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并没有消灭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其实体现在了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里,一个相当显著的表现就是工农剪刀差。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前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任何产品,都不可能不包含着人的无差别劳动凝结,并且这一比重还相当大,足以支撑起利润的续存。前社会主义国家宣称消灭了资本主义,然而利润/剩余价值就以非自由资本增值的面貌展现出来。利润既然不以资本家个人所赚取的金钱表现出来,就以整个国家机器下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权利表达出来。因为管理国家资本的官僚政绩直接和生产产值挂钩,自己的政绩越大,能够获取的权利也就越多。而反过来看普通劳动者,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分配权并不在自己手中,剩余价值其实就被收割了。 而这些官僚特权集团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国家工业体系,追求生产增殖是他们的集体意志,而他们个人也在其中获取了各项特权和享受——因为在这样的生产中,这一部分利益集团可以从中受益。这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事情了,有剥削,就一定有特权,就一定有超出一般人的物质消费。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多么巧妙的制度安排,或者是强权人物,都无法遏制这样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自发发生,因为经济基础仍然在每时每刻重复与复制着生产关系自身,而这一生产关系是依赖于剩余价值与利润的续存而实现的。没有消灭剩余价值,也就永远无法从商品交换的逻辑中跳出资本主义复辟的阴影。无论何种团体执政、设计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执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都不能克服。 而政治上的先锋队无论如何都无法消灭剩余价值的继续存在。它是一种集中的政治力量,能够激发更大的群众力量,能够造成政治号召和政治统摄,但是它无法消灭剥削社会规律自身,在无法消灭剩余价值的情况下也就无法违背它。剩余价值不以个人资本家的利润表达出来,就以整个国家机器的利益表达出来,而它仍然在剥削着全部劳动者。所以毛主席以文革为形式的抗争、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这并不是倒向什么唯生产力论,恰恰反而是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体现。一方面,由于僵化的教条主义,以及对权威团体的忌惮与盲目崇拜,人们不能对资本主义规律是否仍然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起作用进行全面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已经在西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在一开始却在忌惮着此类技术,尽管后来苏联仍然以O.G.A.S.的设想接纳了它,但是很可惜,在那片土地上,仍然没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获得了无法忽视的发展,它不仅会从排斥人的劳动出发,不可逆转地使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也会模糊脑体分工的界限,乃至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界限,将以现实的实践,完成对哲学范畴的物质与意识的同一、认识论范畴的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以及唯物史观范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在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同时,或者稍后,接着终结人类史前史。不过,历史本身,却永远不会终结。 |
顽皮蛋: 远航一号同志: 你好! 我是该文作者,现在我向你的评论回复: 对于人工智能本身,该文的看法应该是它能从两个方面对社会产生作用,一是排斥人的劳动,提高有机 ...
Grieg: 写得好,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作者似乎陷入了决定论的陷阱之中。世界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世界”,当然存在客观规律的因素,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成为“现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xmx: 写的很好,不过如果达到作者说的未来,一是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科技发展,这期间可能已发生了数轮无产阶级革命;二假如时机成熟,人工智能派或许与“旧势力”产生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