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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夏盟族人口实际控制夏朝疆域大于九州

2023-1-10 01:05|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3956|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铁证

摘要: 当时羌夏盟族人口及与其共生融合的土著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因当时处于夏王朝天文历法中心的服务范围之外,就未被列入“九州”之内。
作为夏王朝“五服制度”曾经实行的物证,禹部族中的羌夏盟族人口,特别是其中担任公职的人员通常习用几种标志性器物,其时空分布可标志夏王国文化主导人口实际控制疆域的范围及其延续时间。其中,与牙璋分布相印证的还有几类被诸多学者所认定的夏代器物、特别是以下二类标志性器物的分布及其上的文字(图1.11.1-2),可兹证明羌夏盟族人口当时实际控制的疆域。
(一)一类标志性器物是陶盉。起源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这类陶器,在其流行的早期(公元前2400-1900年),在有夏部族居住地区就有将其制作成雄鸡形、甚至在其口部安装鸟形盖的习俗,如迄今发现的最早标本,矬李的H23:4、瓦店的H28:12(图1.11.1.1)、小潘沟的H60:2,都出自有夏部族居住的王湾文化分布地区,其造型都像雄鸡,而且有的还有鸟形盖。这种习俗一直流传到龙山文化晚期以至二里头文化中。有夏部族如此制作和使用这种灌器的事实,正好对证《礼记·名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的记载。有鉴于此,邹衡(1980)指出:用盉与用斝分别代表了“夏、商两种文化的不同礼俗”,“灌器中夏器鸡彝的认定,对于在考古学上夏文化的确定自然是一项有力的证据”。
不仅至此,更重要的是,这些器具上大都刻划有禹王族(夏后氏)的族号或族徽—
—图画文“∨龙”字,包括杜金鹏(1992)多次提到的盉鋬上所饰的“双乳钉及人字形刻划纹”。如上所述,当时夏人用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古数字九),配合云象纹、水滴状双眼虫纹或兽纹而成的图画文““九龙”字,作为禹部族族号来标志大禹为首的禹王族和禹部族,如二里头所出陶盉上的 “双乳钉及人字形刻划纹”(图3.4.6.2-5),河南临汝煤山二期出土陶器盖纽突出双眼的兽面纹(图1.11.1.7-9);内蒙赤峰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陶盉上的“双乳钉及人字形刻划纹”(图1.11.1.16-17),齐家文化陶盉(图1.11.1.11)等,都是夏后氏贵族专用灌器上饰有的本族族号和族徽;杜金鹏(1992)提到的湖北宜都毛套溪出土陶盉“鋬面刻划人字纹”(图1.11.1.10)、大甸子出土陶盉腹部刻的人字纹(图1.11.1.15、17),秭归朝天嘴出土陶盉 “鋬上刻人字纹”(图1.11.1.19)等,当为古数字“∨∨∨”组成的表示禹族祖族高阳部族的族号;河南汝州李楼、四川三星堆所出陶盉鋬上刻划的“∧∧∧∧∧∧”当为倒写的禹族祖族高阳部族族号。此外,青海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陶盉(图1.11.1.12)和内蒙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出土的陶盉(图1.11.1.16),出土刻有“×”形姜戎族族号,表明当时这两大青铜文化的族属确为羌夏盟族。
除了上述这些地区各地这期间遗存出土陶盉以外,杜先生还提到了河南永城王油
坊、山西夏县东下冯、陕西临潼姜寨、湖北天门石家河和陨县大寺、安徽含山大城墩、上海马桥遗址第4层、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同期间遗存出土的陶盉。通过跟踪封顶陶盉在各地的分布,他结论: “封顶陶盉是夏文化陶器群中最重要的器物之一”, “我们留意一下二里头文化早期封顶陶盉向周围地区的传播轨迹,就会惊讶地发现,它们在中华大地的发现与古籍中‘禹迹’的分布,恰好是重合的”,从而也是超越《禹贡·九州》所记录的九州范围的。因此,夏王朝人口活动区域范围,可由陶盉向各地区传播的范围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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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店(F287)
二里头(F329)(杜金鹏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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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楼(F300)
煤山(F288)
毛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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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
柳湾(F191)
朱开沟(F346)
大甸子(F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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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甸子(F349)
四平*
朝天咀(F71)
石峡(F341)
图1.11.1 标有图画文“禹”字和九州以外地区的陶盉举例
由此可见,夏代文化遗存出土陶盉的分布,同牙璋出土地点的分布一样,也超越了《禹贡》九州的范围。仅从上图中所举实例来看,内蒙中南部到辽河流域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遗址、大甸子墓地和辽宁四平遗址出土的陶盉(图1.11.1.14-19);西北甘青地区的乐都柳湾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陶盉(图1.11.1.12-13)、岭南广东地区的石峡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中的陶盉(图1.11.1.20),都在九州之外,而这些都是禹为首的羌夏盟族先民中的上层人物留下的遗物,都统统属于“禹迹”之列.
以上事实也证明,诸多先秦古籍所载“禹迹”,并不是指大禹个人,而是指禹王族、禹部族以至禹领导的以羌族为主的整个禹族团,这就像先秦古籍所载一切人物名称之本意为族号一样(许顺湛 2005)。只有这样理解这个“禹”族号代表其自己族群的本义,才能正确理解为何“古籍记载的夏禹和其他夏王及禹裔广泛分布于祖国大地”;通过将这些记载同祖国各地遗存的“禹迹”相对证,也才知这些记载并非向壁虚造。包括牙璋、陶盉等遍布祖国大地的夏代物证及其同出的文字证据所整合成的如山铁证,证实了在羌夏盟族及其为基础的族团拥护下, 禹王族确曾生、娶、死葬于横跨东西三千华里的大江南北,而在黄河中游一带称王。各地夏文化中遗留的前甲骨文字记录为极终证据及其主导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各地尚存的龙山文化及其同期的各地方文化的多元一统的发展,尽管尚未达到秦汉之统一的程度,但禹王族带领羌夏盟族为基础的族团,适应了这十多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中生活的众多部族及其方国对观云测雨、防洪治水的共同需求,适应了他们对当时先进生产力——青铜技术的共同需要,并以其长期的成功的实践赢得了他们的拥戴,以致这十多种文化类型中的上万个方国愿意称臣纳贡于夏王朝“五服”制的统辖之下,以换取在其迫切需求的这两个方面得到夏王朝的公共服务。于是,就像上海一带马桥遗址良渚文化末期遗存出土陶盉所对证的那样,当时出现古籍所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局面,确系历史的大势之所在,绝非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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