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的普适性

2022-8-30 00:43|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29281|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当前，我们要学习鲁迅，在认清首席专家强调“四特征”标准冲破文明三要素之荒谬性、随意性的同时，也看穿其目的在于忽悠学界跟他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文字学搞“见物不见文”考古，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与传统史学文明观

当年鲁迅揭露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取代探讨主义之荒谬绝伦，并指明其用意在于拐骗青年跟他赶西化时髦、当买办文人，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当前，我们要学习鲁迅，在认清首席专家强调“四特征”标准冲破文明三要素之荒谬性、随意性的同时，也看穿其目的在于忽悠学界跟他照搬西方常规考古学、文字学搞“见物不见文”考古，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为了预防他的忽悠，就要弄懂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为何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道理。为了预防他的忽悠，就要弄懂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为何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道理。

二．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与传统史学文明观：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的普适性

在莫尔根（1818-1881）的《古代社会》（1877）对人类史前史的分期研究的基础上，恩格斯(1884)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人类进化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人类的幼稚时期，以顺应自然条件为特征；野蛮时代——基本上是原始氏族社会成长发展直到它的鼎盛时期；文明时代——由于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里，他把“文字的发明和应用”当作一般文明的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同莫尔根把文字定义为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是一致的。莫尔根强调：“文字的使用，或在石上刻象形文字，提供了文明开始的最适切的标准。” 恩格斯在提到“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同时，也指出：“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可以从它身上读出来，不必费力气去寻找难有证据的警察和法律，这是我们研究国家起源时重视出土古城的原因。”这就阐明了: 城市是国家文武机器、各行业人口集中和用文字提供公共服务的公职人员等文明因素的载体；只在城市出现后才有国家机器及其所需文明因素的立足之地，由此国家也才可以概括文明社会。可见，没有文字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和莫尔根的人类进化三时代和文明标准的理论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近百多年来，人类学和考古学田野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发展，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的化石材料和实物材料及其同出的标记材料以空前的规模日益富集，各国学者对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特别是对人类认识进化过程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尽管诸多西方学者及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对恩格斯和莫尔根的理论提出种种挑战、甚至以其矮化了的中国文明起源发展史实来质问：“古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经历了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道路？国外既有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实际？”但唯物史观原理的普遍适用性，甚至得到了一些西方学者(Donald 1991, Renfrew 1998)以其富集的新材料归纳出的人类认识进化顺序所验证，从而使国际学界对人类社会进化顺序和文明起源标准的认识重新回归到了恩格斯和莫尔根的理论。

表9.1.1 人类社会进化顺序与人类认识进化顺序

恩格斯和莫尔根的人类进化三时代: 1, 蒙昧时代；2.野蛮时代；3.文明时代

Donald 和 Renfrew的人类认识进化顺序：A．偶发文化，类人猿的认识特征；B．模仿文化，直立人认识特征；C．语言或神秘文化，早期智人特征；D．体外物件符号贮存和运用，野蛮社会特征；E．经常存贮和取用文字信息，以城市为中心的文明社会特征

恩格斯把莫尔根的人类进化三时代和文明标准的理论上升到历史唯物论的高度，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这三大基本矛盾运动状态决定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把以青铜器为工具的生产力、集中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城市，和用文字表达的意识形态，定义为人类由野蛮时代转变到文明时代的三大要素，即这三大要素的出现是这两大时代之间所发生之质变的标志。因此，就像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类社会都有这三大基本矛盾一样，任何一个地区的文明社会都有其三大基本矛盾运动状态发生这三大质变的标志。可见，文明三要素的普适性，本身就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放置世界而皆准的普适性。任何视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为“桎梏”的人，都只是在自暴其站在西方中心论唯心史观的立场上，敌视唯物史观的内心世界。

既然人类社会的这三大基本矛盾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作为文明核心标志，与其余两大标准自然存在着内在联系，其内在联系就在于：只有通过文字来跨时空地记录、贮存和交流人们的实践经验和点滴创新，形成中的城市和国家才能以宗教场所或天文历法中心把散居农村的人口吸引来聚居，才能以宗教狂热或不误农时的需求来动员、组织和管理各氏族出人、出物修建城池，才能处理各氏族人口聚居所带来的共同防御、水利灌溉、防灾抗险、赋贡收支等公共事务；各地的氏族也才能把各自的经验知识、发明创造和剩余资源汇集起来而形成大的中心聚落，从而走向形成古城、古国、方国以至王国的道路。可见，没有文字的“国家”根本无法产生。

汉文中的“文明”二字，最早见于《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 也最早见于《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此古籍记载可对证迄今考古所知最早出现在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300年左右)一扁壶上的的“文”字, 此字本是早期前甲骨文——竖写的数字组合“∧×”（古数字六、五组合）文字，会意“天有六合，地有五行”，即确含以上古籍所载“经纬天地谓之文”的本义（F313）（详见本书第一卷第四册）。这表明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从传播阳历技术的文字使各地氏族懂得“敬授人时”而力争不误农时以来，中国社会便开始步入文明进化的历程了。显然，中国古人的这个土生土长的传统文明观，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观竟天然相合! 这也是唯物史观文明三要素的普适性在中国古代文明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中华文明探源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世界各国共同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有些则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夏鼐依唯物史观总结的文明三要素，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发展规律所包含的世界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切文明起源研究所必须遵循的理论指导。这是老一代考古学家在近百年考古实践基础上，对这些普遍性问题已经探索和作出的并行之有效的回答。正如王光伟（2022）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的客观规律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主观主义、极端主义态度，无视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中已见实际效果的进步做法”是其一大要害那样，这也是首席专家强调其“四特征”标准冲破文明三要素的一大要害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