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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为何在1957年被定为第一号右派分子?

2022-6-14 23:5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38159| 评论: 0|原作者: 时代尖兵|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关于共产党,他说:中国“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并肆无忌惮地宣称:“我随时可能发展为反革命”。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安徽桐城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两大民主党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因在1957年“鸣放”中建议实施“两院制”,被批为搞“政治设计院”,当年6月8日被划定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章伯钧为何成为中国第一号“右派分子”?这与他复杂的经历、错误的言行及较强的影响力有密切关系。

  一、曾是中共党员

  章伯钧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其间,结识恽代英、萧楚女。1920年毕业后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不久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邀请恽代英、萧楚女、陈霞年来校任职,四师气象为之一新,但1年后被免职。

  1922年9月,以安徽公费生的身份赴德留学,与朱德、孙炳文(革命英烈,朱德结拜兄弟)、房师亮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留学时与朱德同居一室,与朱德、谢树英等组织“新同乡会”,后经朱德介绍于192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党小组副组长(朱德任组长),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与当时在法国的周恩来、邓小平等来往密切。1925年,与朱德、孙炳文一起结识到欧洲游历的邓演达,因观点相近成为至交,由此改变章伯钧的一生。

  1926年春,与好友孙炳文回国,通过孙炳文认识孙的同乡、时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被郭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并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党代表(军长朱德);7月,接替升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邓演达)宣传科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8月,参加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起义失败后,11月与郭沫若、茅盾等离开军队,后流亡香港,脱离共产党,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

  二、长期与党合作

  虽然章伯钧脱离共产党,并参与创建民主党派,但仍长期坚持与共产党合作。

  1935年8月1日,章伯钧及中国国民党临时委员会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该委员会在香港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确立党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章伯钧当选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宣传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工作。

  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1938年3月,以总联络人身份主持“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工作,7月代表该党被聘任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39年11月,又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共同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5年2月,主持创办《中华论坛》半月刊,积极宣传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争取民主而斗争的政治主张,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反共活动;7月1日,与黄炎培等5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7月3日,和左舜生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专门约见;回重庆后,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仍坚持与党保持一致。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当选为主席,夫人李健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蒋介石解散,章伯钧避走香港,11月,与沈钧儒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总部与中共的合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与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等离开香港,首批进入东北解放区,以实际行动了支持了新生政权。1949年9月,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三、政治影响力大

  正因为章伯钧曾在朱德介绍下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并且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与周恩来、邓小平、恽代英、萧楚女、孙炳文、郭沫若等中共领导人非常熟悉,对革命有些功劳,脱党后又常以“左”派自居,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他宣传的“第三条道路”、“平民政权”有些社会主义的影子,迎合了部分群众的主张,因此,在民众中间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较大的影响力。

  如章伯钧在大革命时期,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也反对共产党依靠武装暴动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革命。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唤醒和组织广大的平民群众,来同帝国主义抗争,同时举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和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该理论既不同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又异于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还满足了平民的政治要求,得到部分民众、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官兵的认可。

  四、图谋三足鼎立

  章伯钧长期宣传“第三条道路”主张,既与共产党合作,同时又拉开距离,以显示自己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立性、独特性,他经常宣传说:“我是共产党队伍里的一个逃兵”。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当选农工民主党主席后,常常鼓吹“国际局势紧张”,说“国共之间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将来恐怕还是个和局”,抛出农工民主党的“平民政权”(即中间路线)政治主张,说“广东、江西、福建第三党有基础,这些地方将来是我们的”、“农工民主党在广东几省有很大力量,有武装,只要我们好好搞,是大有可为的”,并于1948年前后派人到江西等地宣传“中间路线”,四处“招兵买马”,不断壮大农工民主党组织,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妄图与共产党、国民党争夺天下。

  解放后,章伯钧虽口头上拥护共产党,但内心并不服气。1949年他对某民盟领导发牢骚说:“蒋介石真不中用,连我们的资本也输光了。”因此,一直利用职权四处活动,以便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至少与共产党平分天下。

  五、外交场合失态

  1956年11月,章伯钧以副团长身份,随彭真团长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时,他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

  在国际外交场合如此表态令人震惊,说明章伯钧虽在建国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但仍不满足,且对共产党仍心存芥蒂,加上当时中苏复杂的政治形势,作为高级干部,如此表态让人生疑。

  六、觊觎更大权力

  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会议检查中央集权过多现象,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章伯钧会后不满地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他经常以拒不参会的方式表达不满,如1956年,交通部召开过49次部长办公会议和部务会议,他只参加12次;1957年上半年,交通部开过20次部务会议,他只参加了3次。

  七、散布错误言论

  1957年,中共中央提出整风后,章伯钧利用国际国内紧张形势,四处散布传播错误言论。

  关于共产党,他说:中国“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并肆无忌惮地宣称:“我随时可能发展为反革命”;关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说:“中央每到一个运动的时候,就让我们提意见,这完全是形式主义”、“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不是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因此应该有独立性,这两个党可以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关于“两院制”,说:“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关于肃反,说“肃反应当交给民主党派去搞”、“假如共产党不接受我们的意见,闹成匈牙利事件就麻烦了”;关于国内形势,他认为中国的形势要变,学生、农民要闹事,共产党内部要分裂,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此外,章伯钧还修改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造谣说毛主席建议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

  章伯钧上述言论被同事揭发,后被批判为:“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来夺取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八、发展壮大组织

  章伯钧认为民主党派要打破“防区制”,发展一、二百万人。为此,他利用担任领导职务的便利条件,提拔了一些有历史问题的干部,如将王一帆提拔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将丘克辉提拔为民盟候补中央委员、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将王寄一提拔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将庄明远提拔为交通部供应处副处长、材料供应局副局长,将杨逸棠提拔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凳子等,其中,王一帆曾在蒋经国手下担任江西省训练团(特务机关)指导处处长,拥有丰富的训练反动骨干经验;王寄一是“四•一二”政变凶手、反革命罪犯杨虎的爪牙,他对共产党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曾与章伯钧一起窝藏特务、朱培德女婿孙福;庄明远是陈诚心腹、三青团中央干事,曾任国民党中将参谋、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等职;杨逸棠则一贯坚定反对“党委制”。

  1957年开始整风开始后,章伯钧又以农工党组织的名义,派杨逸棠到山东,王一帆到东北,王寄一到上海,到处招兵买马、扩大组织,发展了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员,仅1个月之内,杨逸棠、王一帆等就在北京组织500多人、举行20多次座谈会。

  1957年6月6日,他和史良主持座谈会,参加者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6位教授,史称“六六六会议”,这次会议也被看作章伯钧等人的反党组织活动。

  正因为章伯钧经历复杂、身份特殊、位高权重,散布的理论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政治上又比较活跃,客观上损害了党的形象,挑战了党的权威,影响了国内稳定,加上他右倾言行明显,所以,在中央发出“反右”号召不久,就被作为典型划定为中国第一号 “右派分子”。

  1958年1月,章伯钧被免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职务,行政级别由3级降为7级,但保留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等职务,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等部长级待遇,随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于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章伯钧的评价更加客观,他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中,由原“无产阶级革命叛徒、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反党反社会主义野心家、头号右派分子”等评价,被重新定位为“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骨灰于1982年11月15日被安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对他也许是种变相的肯定。(202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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