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2000-2021年

红色经济观察（2022年第3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2000-2021年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近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据红色经济观察组的研究，目前，城镇无产阶级（城镇就业者中完全或主要依靠雇佣劳动为生的劳动者，不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官僚）约有2.3亿，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官方统计中的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和城镇失业人员）约有1.5亿，乡村半无产阶级（包括乡村就业人员和乡村失业人员）约有3.3亿，城镇小资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下层官僚）约有7000万，资本家阶级（包括资本家和上层官僚）约有2000万。

图3.1说明了2000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数量变化的情况。

            2000年，中国有4.9亿人在乡村就业； 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4.1亿； 2021年，乡村就业人员下降到2.8亿。

    2000年，中国有2.3亿人在城镇就业，201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3.5亿；2021年，城镇就业人员增加到4.7亿。目前，在城镇就业人员中，有大约1.7亿人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工作，另外3亿人是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位（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包括大家通常说的“国企”和非国有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说，城镇“非私营”单位属于中国经济中的“正式部门”，对资产阶级法律执行得较为严格，在其中就业的人员工资较高、待遇较好。

    图3.2比较了在各类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或劳动收入。

      近年来，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1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在本世纪初，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包括务农劳动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大约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此后，乡村就业人员与城镇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自2010年以来，乡村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一直稳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左右。

      图3.3说明了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劳动收入份额是一个国家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包括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包括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假设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收入等于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按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50%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的25%之和粗估）。

    劳动收入份额是观察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阶级斗争动态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晴雨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历史性失败，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力量严重削弱，中国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10年的36%。

    2011年至2015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第一次工人斗争高潮。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1年，全国各地发生工人斗争203次（其中100人以上的较大斗争113次）；到2015年，全国各地工人斗争增加到2775次（其中100人以上的较大斗争527次）（参见远航一号，“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看近年来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9495）。这些斗争，当时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省份的制造业企业。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到了45%。

    2015年以后，资产阶级当局加强了对工人斗争的镇压。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当局提出要对残存的国有企业实行所谓“混合所有制”；后来又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号，要对公有制的事业单位实行所谓企业化、“民营化”。资产阶级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导致工资较高、待遇较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自2015年起缓慢下降。此外，2015年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结构有所调整，部分制造业企业转移海外，导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另一方面，与互联网技术相联系的所谓“平台经济”快速扩张；大量新增城镇就业人员在官方统计中以“独立承包”的方式与“平台经济”发生关系，缺少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障，同时由于缺乏与其他劳动者面对面的沟通，不利于以集体方式开展斗争。

    尽管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上述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不利的变化，但是劳动收入份额自2015年以来始终在45%左右徘徊。总的来说，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暂时的僵持局面。2021年，中国的劳动收入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其中，农村居民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16%，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劳动收入总额占16%，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占8%。

    中国工人阶级所蒙受的剥削在全世界是最深重的之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建立在中国特有的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上。在罪恶的“996”体制下，中国工人在一年中的平均劳动时间长达3600小时。相比之下，墨西哥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2300小时，越南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2200小时，印度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2100小时，美国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1800小时，日本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1700小时，法国工人平均一年劳动约1500小时。据估计，过度劳动每年导致约50万中国劳动者猝死。

    中国工人阶级为什么会长期忍受如此超乎寻常、非人的剥削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充当着资本主义积累的产业后备军。如图3.2所显示的，在乡村劳动者和城镇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乡村劳动者只要能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其预期货币收入可以立即翻一番以上。对于很多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来说，为了换取收入和消费的巨大改善，并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哪怕几年、十几年如一日的忍受“996”乃至更残酷的剥削，也是值得的。来自农村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不断地给城镇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接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害怕与资本家斗争。

    然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现在终于开始萎缩了！新一代城镇劳动者不堪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也终于喊出了“躺平”、“摆烂”的斗争口号。

    图3.4说明了中国劳动力总数在过去增长的情况以及未来趋于下降的情况。

      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在2015年达到8亿后就趋于下降。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总数下降到7.8亿。中国未来的劳动力数量，主要取决于25岁至59岁年龄人口的数量。据联合国预测，中国25岁至59岁年龄的人口将于2030年减少到7亿，于2040年减少到6.5亿，于2050年减少到5.7亿。过去十年，中国乡村就业人员总数减少了大约1.3亿。如果未来中国的乡村就业人员总数每年减少约1000万，那么，在2050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储备就将全部耗尽、彻底枯竭。

      图3.5说明了历史上以及未来预期的中国普通高校（包括本专科）招生的情况。

    2000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为221万，占当年18岁年龄人口的10%。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在本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2021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总数1001万，占当年18岁年龄人口的63%。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相对“高端”的专业人才到为资本主义企业供应一般的廉价劳动力的转变。

    未来几年，中国的18岁年龄人口会稳定在1600万左右。但是，由于在2012年至2016年有一个出生人口小高峰，2030年至2034年，中国的18岁年龄人口会接近2000万。自2022年起，我们假设高校招生总数占当年18岁年龄人口的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样，2030年至2034年，中国高校招生总数可能达到每年约1400万；从而给2034年至2038年的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但是，这可能是中国资本家可以享受的“最后的辉煌”了。

    从2035年起，中国的高校招生总数以及未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都将断崖式下降！至2039年，当年的18岁年龄人口将下降到1060万、高校招生总数将下降到860万。

    进入本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完全枯竭。到那时，“10后”、“20后”、“30后”等新兴青年将完全无法忍受非人的“996”、过劳死，也不会再面对源源不断的落后农民工的竞争，他们将既有强烈的愿望、又有充足的底气向恶贯满盈的中国资本家开展普遍的“躺平”斗争。他们的斗争必将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全面崩溃，而离开了超长劳动时间、超高剥削强度就不会赚钱的中国资本家也必然纷纷垮台，整个的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到那时就必然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