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1、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冲动，而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的。[29]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时候，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时候，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对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由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一般条件下生产力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殊条件下上层建筑在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则起着决定性作用。[30]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就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后，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并没有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更没有提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提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以后，苏联国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苏共内部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构成了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经过日积月累变得更加严重，最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酿成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3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情况下，旧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到破坏和瓦解的作用，并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会变成私有制经济，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遭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自身经济文化落后，因而一旦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历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形态）。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2、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会复辟资本主义。

　　前文我们研究了为什么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来研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同样也会复辟资本主义。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必须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到，能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如果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就不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样旧的上层建筑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是具有重大不同的。这种不同主要是在认识和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上表现出来。前者不仅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进行了继续革命的实践，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取得了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革命创造了条件。后者不仅没有认识到应该进行继续革命，也没有认识到如果不进行继续革命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更不可能为继续革命创造条件。

　　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虽然从名义上来说是无产阶级掌握着领导权，实际上各级领导权却不一定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是因为阶级矛盾不仅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而且还占据着主要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时候革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形势，存在着胜负两种可能性。这就要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争取胜利，防止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是不稳固的。只有在进行多次继续革命以后，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维护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民主政治制度。

　　在毛泽东去世前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以怀仁堂事变为标志，党内敌对文革的势力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埋下了后来全盘否定文革的严重隐患，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随后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包产到户颠覆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基础严重动摇，在改革开放中大面积破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两极分化产生，黑恶势力死灰复燃，中国经济的殖民化程度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从实践上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的光辉，说明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

　　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与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存在重大不同，但是造成的实际后果却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不论是失败了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会破坏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酿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直至复辟资本主义。由此造所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又是发人深醒的。

　　3、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与偶然。

　　这里说的必然性，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种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的方式才能够得以实现。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否则的话，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文化大革命。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才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立化为泡影，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大规模地卷土重来，造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从这个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个必然性是通过一九七六年十月怀仁堂事变这个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怀仁堂事变的发生，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了大门。从这个方面来说，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并非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党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势力暂时居于强势的结果。这种斗争围绕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展开，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长期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代表社会主义的一方在党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去世后，党内斗争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卷土重来，以怀仁堂事变的方式终结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使文化大革命走向失败。

　　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文革阵营其他领导人和成员，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变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通信中就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32]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33]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戚本禹有一个发言，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毛泽东让江青转告戚本禹，军队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34]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对张玉凤说：“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35]当张耀祠带领中央警卫团的士兵闯进江青的住地时，江青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早有思想准备”，在交出文件柜的钥匙后，以“惯常的姿态”上了红旗轿车，飘然而去。[36]一九七六年五月，张春桥在给徐景贤的一封短信中坦言“近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37]张春桥也对自己的女儿说过准备“千刀万刮”的话，后来女儿对于父亲的被捕“一点都不吃惊”。[3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及文革阵营其他领导人和成员对于斗争的严酷性和结局是有着充分思想准备的。这就要采取措施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比如，文革发动的时候首都工作组的组建，杨余傅事件的出现，处理林彪集团问题，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让叶剑英休病假等等，就是采取措施维护文革成果防止极端事件出现的重大行动。

　　正是因为这样，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经历过多次激烈党内斗争的毛泽东，在对文革充满信心肯定文革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不能不忧虑地看到，党内缺乏既坚定执行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中具有权威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在他身后承担起巩固和发展文革成果的重任，不能不对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忠实程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党内力量对比的失衡给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表现出隐忧。当时文革成果的维护，在相当程度上来说，还是依赖于他的威望所系。广大工农群众虽然积极投身于文革，却对于文革的真谛尚未形成共识，反而在夺权过程中表现出严重的派系斗争。当时文革阵营的领导人虽然能够执行文革路线，但是在党内的权威尚未形成，同时他们也不注意在团结其他领导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文革成果。这样一旦他不在了，从党内斗争的现状出发，文革成果的巩固与发展的前景则令人忧虑。想到此，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多次潸然泪下，有时是痛哭失声。[39]虽然每一次的落泪是由具体场景引发的，但是这里面潜藏着一个共同的主要的原因，则是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及工农群众命运的隐忧。

　　毛泽东的隐忧决非杞人忧天，而是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

　　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来分析，当时有元老阵营、文革阵营和官僚阵营。元老阵营，是指党内有着较老资历而又漠视文革的高级领导干部。文革阵营，是指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代表的坚决拥护文革的高级领导干部。官僚阵营，是指党内官僚干部。他们在斗、批、改阶段虽然站了出来，却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达到革命干部的标准，而是抱着投机的心理，被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这三个阵营不仅存在着联系，而且还潜藏着矛盾。在要不要进行文革以及如何进行文革的问题上，文革阵营和元老阵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二月逆流”，就是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重要表现。文革阵营和官僚阵营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矛盾。虽然在斗、批、改阶段，官僚干部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站了出来，表示要拥护文革，被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对文革口是心非，表现出三心二意的态度。这些人有感于全面夺权阶段特权被剥夺，个人被冲击、打倒的事实，从心里对文革表现出不满情绪。不过，限于当时的处境，这种不满还不敢公开表现出来而已。元老阵营和官僚阵营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资格与资历的不同引发的。但是他们之间更多地还是存在着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抵制文革对他们特权和利益的打击和剥夺上表现了出来。毛泽东去世后，这两个阵营以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合为标志，抛弃前嫌，共同行动，对文革阵营领导人隔离审查，夺取了政权。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他们本来是想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的。这在中央政治局内估计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内却没有把握。毛泽东去世后，王震受叶剑英委托，多次找陈云商量。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40]华国锋、李先念、吴德也认为采取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来解决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把握。[41]这样就只好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了。由此看来，对文革派领导人最终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采取隔离审查而不是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由于文革阵营力量强大的缘故。

　　这说明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是他通过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确立的中央人事布局和党内民主制度，仍然是雄风犹在，致使他们难以在党中央全会上凑够法定人数，最后在反复商量后才不得不放弃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而是冒着道义的风险采取了抓捕的方式。由此我们不能不感叹即使毛泽东去世了，他当年领导全党奠定的文革制度化成果仍然具有强大的震慑力。

　　有人可能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他们敢于发动怀仁堂事变？怀仁堂事变又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

　　当时他们之所以敢于行动，而事变又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所致：

　　原因之一，毛泽东逝世后，党内文革阵营与反文革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就为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及其成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王震就向叶剑英提议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这个时候叶剑英向王震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意思是说毛泽东在世时他们还不能动手，待毛泽东去世后再说。[42]由此可以看到，以当时毛泽东在党政军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即使处在重病之中，仍然是雄风犹在，具有强大的震慑力，令党内反对派不敢铤而走险，轻举妄动。假如毛泽东仍然在世，尽管他们心中不满，一般情况下还是不敢采取政变的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的。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出现了一个投鼠不要忌器的有利条件”，[43]况且力量对比又发生了有利于他们的变化，因而才敢于行动了。

　　原因之二，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没有既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机构中具有权威的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是支持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令人惋惜的是，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全面夺权以后，宗派主义日益严重，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由于他们在党内军内的特殊地位，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成为维护文革成果的首要选择，林彪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林彪一直是忠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的，以林彪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是绝没有人敢搞像怀仁堂事变之类的行动的。文革阵营领导人都是些资历较浅的新人，缺乏应有的资历和权威，虽然他们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却没有能力来维护文革成果。而党内军内有声望的领导人，虽然具有权威，却反对或漠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就遇到了很大困难。

　　原因之三，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等一批党内官僚干部临阵倒戈，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没有确定他为党的接班人，但是从他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安排来分析，在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作为党的接班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江青没有想到是华国锋采取的行动。这从她被张耀祠宣布隔离审查后，把保险柜钥匙放入信封密封好，还在信封上亲笔书写“华国锋同志亲启”上反映出来。[44]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华国锋等人却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把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抓了起来，这就使得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华国锋等人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捍卫者，在捍卫文革这一大局下，又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够通过协商来予以解决呢？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以党中央的名义来开展行动，而使怀仁堂事变的发动者不论在组织原则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将陷于孤立地位，政变的真实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不管怎么样，总不能一个中央政治常委把其他三个常委给抓起来吧？由此看来，华国锋等官僚干部背叛文革，成为发生怀仁堂事变乃至于能够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原因之四，当时工农群众还处在蒙昧之中，没有真正觉醒过来，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毛泽东将文革作为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就是要通过文革来锻炼群众，提高广大青年对于修正主义的鉴别力和战斗力。一旦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就能够揭竿而起，自发行动起来，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大道上。[45]但实际上当怀仁堂事变发生的时候，只有上海打算有所行动，居然还是一个秀才朱永嘉提出来的，说要打出一个巴黎公社来，就是坚持一个礼拜也是胜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头头在反复商量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设想。[46]当时广大的工农群众虽然积极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口头上也讲着一旦文革失败，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话，但是却没有能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真正理解文革的深远意义。当时的社会发展也没有为此提供现实的证据。这样他们就没有从思想上形成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就会复辟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缺乏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觉性，难以形成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动性、自觉性，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在修正主义一旦上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就难以果断地行动起来，一呼百应，群起而攻之，形成遏制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社会力量。由此造成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原因之五，文革成果还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稳定、完善且被众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斗、批、改阶段，就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保证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权利，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在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和四届人大修改的宪法中表现了出来。尽管如此，这些民主政治制度还处于草创阶段，仍然不成熟，尚不稳定，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还没有真正根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人民群众的共识和道德规范，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样也就难以在制度和社会层面上产生强大的震慑力，阻止政变的发生。

　　原因之六，当时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从维护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将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主动做好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反而在党内斗争中表现出小圈子的倾向，致使他们在高层斗争中陷于孤立。虽然他们在文革过程中立下新功，但是在中央的地位主要地还是依靠毛泽东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的。在全面夺权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如何处理文革的遗留问题，如何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就要从大局出发，通过积极的党内斗争，主动地自觉地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将恢复工作的干部团结起来，认真搞好斗、批、改。当然，客观地说，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并不容易，存在很大难度。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反思自己存在的缺点错误，却对文革阵营领导人抱着敌对情绪，认为正是在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幕后指使下，自己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丧失了应该享有的特权和利益。当然，这个时候也存在着做好他们工作的条件。这些人既然要出来工作，起码表面上还是要表示拥护文革，认识自己存在的错误的。这无疑为文革阵营领导人做好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机会。这就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争取过来，团结起来。但是在这方面文革阵营领导人的工作却做得不够好。毛泽东多次对他们提出批评，要他们搞好团结，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在一起，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认为，有他在还好，一旦他不在了，如果文革阵营领导人不能够团结好多数干部，势必会陷于孤立，这样就使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毛泽东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他们做好团结的工作，把文革成果巩固下来。[47]比如，一九七三年江青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批周会上说周恩来“迫不急待”，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这次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还主张批林批孔批走后门，要三箭齐发。这些都属于过火的斗争，被毛泽东点名批评。[48]文革阵营领导人不能团结更多的人，致使他们陷于孤立，这也是事变发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怀仁堂事变得以发生并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文革阵营与反文革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党内没有既忠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又在党政军机构中具有权威的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批党内官僚干部临阵倒戈，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当时工农群众还处在蒙昧之中，没有真正觉醒过来，形成强大的制约力量；文革成果还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形成稳定、完善且被众人接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当时文革阵营领导人，没有从维护文革成果的大局出发，主动做好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致使他们在高层斗争中陷于孤立。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导致了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并取得了成功。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则是由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

　　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事变前他们进行了周密的策划，还征求了若干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些人中意见略有分歧），觉得有把握了以后才动手。[49]华国锋、叶剑英是决策者，汪东兴是执行者，李先念在其中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如果华国锋不参加就不能以中央名义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如果叶剑英不参加，即使抓捕以后也难以稳定局面；如果汪东兴不参加，就难以不费一枪一弹，比较顺利地抓捕文革阵营领导人。由此我们看到，在核心领导层，官僚阵营领导人和元老阵营领导人联合起来，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但是事情并未结束，得利的渔翁还在后面。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后来否定文革的先声。这个事件并非简单地抓捕几个文革阵营领导人，而是连带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坚持文革路线的领导干部遭到了清洗。这样就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坚持文革路线的领导干部，为后来否定文革扫除了障碍。没有怀仁堂事变的发生，在当时情况下要想否定文革是不可能的。事变发生后，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还打着拥护文革的旗号，没有立即否定文革，却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事变对以后颠覆文革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华国锋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作为怀仁堂事变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如果他是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本来是没有必要发动这个事变的。这是因为隔离审查的对象正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执行者，虽然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他们是党内公认的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标兵。即使华国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分歧，在文革路线一致的前提下，通过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不能得到解决呢？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从大局出发，又有什么样的意见不能暂时予以保留呢？但是华国锋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背叛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践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与元老阵营达成一致意见后，将人民内部矛盾升格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抓捕的方式，对文革阵营领导人进行了“斩首行动”，给毛泽东苦心创造的文革成果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想一想共产党的历史，长征开始后，面对错误路线指导下红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党内表决时处于少数，但是他仍然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得到改变。[50]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阴谋诡计，擅自决定南下，情急之下彭德怀提出要扣押人质，武力解决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说：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唯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党内斗争不能这样。[51]两相比较，不禁让人感慨万千，愤激的情绪油然而生。

　　令人惋惜的是，当时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还处于懵然无知的状态。当他们在宣传鼓惑下，载歌载舞，欢天喜地，陶醉于其中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自己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虽然这种不满在十二年以后终于爆发出来，却又被党内走资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以此要挟共产党交出政权，最后才不得不调动军队将这个事件平息了下去。此后民间骤起的毛泽东热，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怀念领袖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自觉行动。

　　文革发动前夕，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谈到党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时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52]怀仁堂事变及其以后发生的社会演变，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文革失败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私有制经济在中国占了主体地位，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来分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这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恰恰又是由于怀仁堂事变引发的，从这方面来说又具有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又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从党内不同的力量对比、工农群众的懵然状态以及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力量的分化组合等方面来进行分析，这种偶然性的背后还是存在着文革失败的某种必然性的。

　　虽然怀仁堂事变以后，反文革的势力取得了胜利，文革失败了，但是斗争仍在进行，胜负尚未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