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十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途有两个：或者是革命胜利，向前发展；或者是革命失败，向后退却。向前发展是建成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向后退却是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避免向后退却，争取社会主义发展的光明前途。

　　（一）建成社会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表现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进行了三年还是十年呢？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呢？如何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呢？

　　1、三年，还是十年？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三年，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进行了三年还是十年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既没有说要进行三年，也没有提出进行十年，文革进行的时间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被延长的。

　　早在文革发动之际，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就在致江青的通信中说过“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1]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说明文革进行的时间，但是从七八年以后还要进行一次文革，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革来分析，第一次文革进行的时间不会太长，当时并没有进行三年或十年文革的说法。

　　其实，原先预计要进行半年文革。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2]这是毛泽东对当初决策文革时间的回顾，并非是八月四日决定要搞半年文革。由此可以看到，在文革发动之际中央就做出了文革要搞半年的决定。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延长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3]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又做出了新的规定。他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4]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将文革的时间从元旦延长到春节，还认为文革可能要进行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原先计划用半年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开始到一九六七年元旦结束。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又从元旦延长到春节，再进一步延长到一年以后。虽然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但是这个时候文革的发展仍然遇到了重重困难，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仍然是消极对待文革，采取抗衡的态度，致使文革的发展遇到相当大的阻碍。[5]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取得成效，就不得不采取全面夺权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预计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夺权方面看出眉目，决出胜负，但是在夺权斗争中却发生了新的问题，致使文革的时间再一次被延长。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6]

　　夺权过程中的群众组织，这个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发生了两派乃至同派内部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局部地区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局势走向混乱。许多部队领导在支左过程中没有支持造反派，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严重错误，从而使局势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这样就使毛泽东预计在二、三、四月可以看出眉目的夺权时间不得不向后延长。这从周恩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7]

　　其实，后来即使到了五月份，在多数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仍然不成熟，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又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毛泽东对文革夺权阶段的时间才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提出了三年文革的观点。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时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9]

　　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文革需要进行三年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随着文革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文革开始后，遭到了大批领导干部的抵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了全面夺权的斗争。在全面夺权阶段，也不是像原先设想的那么顺利，而是出现了严重的派系纷争、武斗和军队支左过程中的严重错误，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时，犯思想错误的，与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只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个省一个省解决，致使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10]这就是毛泽东三年文革观点形成的背景。

　　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11]原先预计的斗、批、改阶段，时间并没有后来那么长，而是预计到一九六九年“夏季就差不多了”。[12]随着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文革就要结束了。这就与毛泽东提出的三年文革的观点吻合了。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找到新的证据。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13]从这里又进一步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的信息。但是问题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斗、批、改阶段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斗、批、改自身的复杂性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意外情况的出现。斗、批、改是在全面夺权取得成功以后进行的，并没有经验可循，是在探索中取得进展的，因而时间不断被延长。同时，在这个阶段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发生了珍宝岛自卫还击战，严重的备战行动也影响到了斗、批、改的进程。这个时候林彪集团逐渐形成，他们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倾向日益显现。鉴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已经严重威胁到文革的进程，这个时候处理林彪集团就成为维护文革成果的首要选择。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要处理林彪事件的遗留问题。这样林彪事件也严重影响了斗、批、改的进程。直到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文化大革命仍未完成。这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反映出来。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还有一点尾巴。”[14]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十大前夕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了。中共十大以后，就要进行斗、批、改的收尾工作了。这个时候，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确定人事安排，将文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在宪法上固定下来。这些任务完成以后，文化大革命就要适时结束了。但是在人事的安排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同时还有公安部长李震自杀等因素的影响，四届人大的召开又一次被推迟。[15]

　　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6]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要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开好四届人大。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巩固了文革的成果。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进行的整顿就是要完成文革的遗留任务，恢复正常秩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才支持邓小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但是邓小平却以整顿为名，行否定文革之实，用“三项指示为纲”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引起了毛泽东警觉和不满。[17]在做思想工作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结束。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并非是要搞三年、十年，既没有那么久，当然也不会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18]文革时间经历了从元旦推迟到春节，即从原先的半年推迟到多半年，后来又延长到一年多，最后确定为三年，实际上却搞了十年，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宣布结束。这就是文革时间发展的基本概况。

　　文革时间一再延长的原因，是由于文革遇到了重重的阻力，有的则是意外事件的干扰。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消极对待文革，于是才不得不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在夺权过程中又出现了严重的两派分裂，发生了武斗，军队在支左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错误，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这些问题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一时直假难辩，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的进程。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以后，由于备战的因素，特别是祸起萧墙，文革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出现了林彪事件，致使斗、批、改的进程被延长。此后因为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四届人大的召开又一次被推迟。[19]在四届人大闭幕以后，本来文革就要进入尾声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就是完成文革收尾工作的实际行动，但是他却借整顿之机行否定文革之实，于是毛泽东才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文革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能够宣布结束。这就是文革时间一再被延长的原因。

　　说文革是三年的人，认为全面夺权完成后，文革就要结束了。他们只是将文革发动阶段和全面夺权阶段作为文革的时间范围，却没有注意到在全面夺权阶段完成以后，还要进行斗、批、改。这样就将斗、批、改阶段排除在文革的时间范围之外了。其实，文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全面夺权并非是文革必须经过的阶段。如果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话，本来是不致于采取全面夺权这种激烈方式的。全面夺权不过是排除斗、批、改的障碍而已。在障碍排除以后，就要进行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就不能只包括文革发动和全面夺权两个阶段，还要包括斗、批、改阶段。同时，我们从毛泽东在十大前夕说的文革还有一点尾巴和一九七四谈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的话，也可以表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三年。因而文革只有三年的说法是错误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十年而不是三年，当时狂风暴雨式的文革是三年。文革发动阶段、全面夺权阶段和斗、批、改阶段互为因果，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进程的基本脉络。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除了没有经验可循以外，主要的还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的阻力，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革命群众是在冲破了重重阻力以后，才将文化大革命不断推向前进的。

　　2、胜利，还是失败？

　　前文我们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是三年还是十年，现在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到底是胜利还是失败了。

　　我们知道，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到底能不能取得成功呢？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并不乐观，一度还比较忧虑，做好了失败和胜利的两手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20]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毛泽东先后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他到达武汉后，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做了思想政治工作，要他们承认错误，做好两派的工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事与愿违，还是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冲击毛泽东住地，殴打并绑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事态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打破惯例，坐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那么，在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七二○事件并没有使毛泽东对文革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认为七二○事件使矛盾暴露出来了，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尽管这个事件使文革作了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个文革大局的发展态势，扭转文革的发展方向。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形势是好的，向前发展的。从这里来说，在全国文革大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七二○事件不过是一个相对孤立的事件而已。这在毛泽东视察结束后，中共中央整理下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表现了出来。

　　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21]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当前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好的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对于前一段发生的混乱，毛泽东认为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乱子暴露出了问题，在弄清事实真相以后，这些问题也就不难解决的。从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这在随后的谈话中又一次表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2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多数省的革命派占了多数，形势是好的。这使他对文革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他认为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现在则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这是毛泽东当时对文革形势发展的基本判断。

　　文革的形势正在沿着毛泽东预计的方向发展。到一九六八年九月，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建立起来了。全面夺权任务业已完成，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这个时候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时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23]

　　虽然毛泽东在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是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引发大家思考的，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对文化大革命是肯定的。他没有讳言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更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地承担了领导责任，还进一步包揽了别人应负的责任。这样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同志，将中央、地方以及军队领导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于继续搞好斗、批、改，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毛泽东主持起草，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系统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政策、斗批改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指明了文革发展的方向。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24]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用事实说明了当时基层领导机构存在问题的严峻性，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必要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随着文化大革命趋于尾声，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25]

　　从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来看，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这样说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他对于文化大革命成败的态度。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趁机攻击文革，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26]

　　这是在十大前夕毛泽东关于文革成败问题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到，他对文革失败论进行了批驳，认为文革揪出了刘、林集团，是一个伟大胜利。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大革命，就不能发现、打倒他们，这样他们隐藏在党内，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文革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虽然当时党内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是不会影响大局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江青写信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时，毛泽东才在回信中做江青的思想工作，劝她要坚定信心，不要悲观，振奋精神，继续工作。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27]

　　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共十大以后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对文革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对前途是充满希望的。毛泽东对文革成败的最后评论表现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发表的系列谈话和指示中。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28]

　　这是毛泽东对文革成败做出的盖棺论定式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对这三分错误，毛泽东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又作出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两个错误在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客观上还是起到了进步作用的。

　　由此可以看到，不论是对文革还是文革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既没有全盘肯定，也没有全盘否定，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又有若干肯定，形成了对于文革及其错误的辩证认识。这在客观上反映出毛泽东关于文革成败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但是总的来说文革是成功的，胜利的，而不是失败的。这是他在文革成败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底能否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做了两手准备的。根据当时面临的态势，他是把失败而不是胜利放在了第一位的。在全面夺权阶段，虽然发生了七二○事件，但是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文革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通过七、八、九三个月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看到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文革的滚滚洪流，因而才做出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判断，还说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在党中央的文件特别是九大政治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表示要将文革进行到底。这个时候发生的林彪事件并没有中断文革的进程，文革反而是在克服了林彪事件的干扰和破坏以后才继续前进的。不论是毛泽东对文革做出的三七开评价，还是把文革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都反映出文革在他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尽管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发生了不少错误，但是文革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

　　3、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是十年而不是三年，文革是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文革是十年而不是三年，关键还是因为要进行斗、批、改的缘故。毛泽东对文革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他认为文革胜利了，而不是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排除了重重干扰以后，历经十年之久才得以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其目标就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根源则是来自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和发展的要求出发，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否则的话，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社会主义只有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实现共产主义。要使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就必须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就不仅要进行经济基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立，就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以后，才能够得以建成。这样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因而我们说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就成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想使社会主义得到健康发展，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要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必须创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尚未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形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建成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也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具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二）复辟资本主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必然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论是没有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失败，都是没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从这里来说，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这种必然性又是通过怀仁堂事变这个偶然性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