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革命教师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潮涌京华，风满华夏。文革的星火从北京点燃，迅速向各地传播。这个时候刘少奇等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派出了工作组，要求在党委瘫痪的学校由工作组来领导运动。不论是学校党委还是工作组都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来行使职权的。派出工作组，形式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立场问题，关键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领导运动。这样在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运动的问题上，党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在毛泽东主导下，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由群众自发来进行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党内走资派是隐藏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握领导权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内走资派，还有一些被冲击的干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会调动军队、警察来镇压学生运动，扑灭文革的火焰，阻止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27]为了排除干扰，保证革命师生和知识分子的正义行动，促进文革的顺利发展，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28]这样就剥夺了党内走资派或受冲击的领导干部调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权力，使他们难以运用掌握的权力，通过合法的途径，调动军队和警察来镇压学生运动。这就为文革初期学生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国家机器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构成。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以军队为主要构成的国家机器是党内走资派手中权力的后盾。现在要求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来镇压学生运动，就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这样没有国家机器支持的党内走资派就如同“泥足巨人”一样，[29]失去了抗衡文革的力量。这就为文革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掌握着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支持革命师生和群众的造反运动。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确要求军队和警察支持革命师生，但是在发出严禁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后，军队和警察就已经客观上站在了革命师生和造反群众一边，成为他们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文革保驾护航的。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文革是搞不起来的。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不得动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上。这样就束缚住了走资派的手脚，不仅使他们难以运用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阻止运动，还为革命师生和群众提供了坚强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没有军队作为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仅仅依靠革命师生和群众进行文革是不可能的，这样必然会被党内走资派以暴乱的名义血腥镇压下去，付出沉重代价，难以取得任何成果。因此我们说严禁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和群众，实际上就剥去了党内走资派的“护身符”，给他们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将他们锁定在革命学生和群众的炮火之下。能够做到这样，还是因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起来的，军队和警察是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的缘故。 由此可以看到，文革开始的时候，发布严禁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样就剥夺了党内走资派调动军队和警察的权力，使军队和警察成为文革进行的坚强后盾，为文革的进行创造了重要条件。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具体表现。 3、“三支两军”。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遏制，予以改变，就会严重阻碍文革的发展，甚至会出现失控，走向动乱。为了控制局势的恶化，将文革推向前进，在党政领导机关已经难以履行职能的情况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解放军介入文革，就成为实现稳定防止动荡保证文革顺利进行的必然选择。这对文革沿着既定轨道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三支两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的。 “三支两军”的内容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三支两军”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周恩来具体部署安排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30] 那么，“三支两军”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31] 我们看到，军队支左是在形势发生变化，党政机关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的。当然，军队支左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32]工农群众是在军队帮助下，自己打天下的。[33]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军队成为左派群众夺权的坚强后盾。 其实，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被夺权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往往是对文革抱有敌对情绪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不是在文革大潮中洗心革面改造自己，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拉拢一部分群众保护自己。有的人为了躲避冲击和批斗，干脆放弃了领导职责，采取主动罢官的方式，逃离工作岗位。还有的人穿上军装，跑到军队的大院里面躲了起来，于是中央军委才不得不发出《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34] 全面夺权阶段，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处于无序状态，如果工业农业出现问题，文化大革命就难以进行下去了。这个时候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保持经济形势的稳定，就成为保证文化大革命能够进行下去的政治任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35]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三月三日在沈阳军区一份报告上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36]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还要进行支工、支农，制止对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保持工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为文革的进行提供可靠保证。 各地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为了遏制混乱局面的蔓延，防止局势失控，消除无政府主义，恢复秩序的稳定，就要对发生混乱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军管，还要对学校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军训。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37]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38]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地区和单位才进行军事管制呢？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当时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省、市、自治区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39] 不仅要对混乱的省、市、自治区进行军事管制，就是对国务院部（委）、国防工业部门、科研院所，一旦出现失控的局面也要及时进行军事管制。 三月十六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送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毛泽东批示“照办。”到这年下半年，各省“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虽还没有看出眉目，但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铁路枢纽站段，大型厂矿企业、港口码头、医院、银行等，都实行了军事管制（教育部、文化部由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负责处理两部的事宜）。[40] 在进行全面夺权的情况下，通过实行强有力的军事管制，制止了武斗，杜绝了文革向着动乱的方向发展，遏制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蔓延，保证了必要的秩序，防止了这些地区和单位走向失控，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 鉴于军队支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规范支左部队的行为，防止支左部队随意行事，扭转支左方向，损害文革大局，一九六七年四月经毛泽东批准颁布了“军委十条”。“十条”要求支左部队要掌握政策，进行说服教育，做好群众工作。不准随着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捕人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才可实施。对待任何群众组织只能进行政治工作，都不准开枪。对待犯有错误的群众组织，要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准随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采取重大行动前，要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41]这样就限制了支左部队的随意性，进一步规范了军队的行动，减少了部队因为政策不明造成的损失，使支左转入正常化轨道。 这个时候不仅军队参加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工具的公安机关也为文革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文件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42] 公安机关和军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重要工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为进行全面夺权保驾护航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军队和公安机关的支持和保护下，才进行全面夺权的。没有军队和公安机关的保护，这样的夺权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遭到专政机构的镇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人民军队，是通过“三支两军”的方式来完成夺权任务的。 在全面夺权阶段，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职权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这样他们就难以动用军队和公安来保护自己。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不再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提供保护，反过来还支持左派群众造反，成为他们进行夺权的坚强后盾。从这里可以看到，专政工具掌握在谁手中，谁就能够行使职权。这对坚持文革的发展方向以及推进文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军队要支持左派群众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43]当然，这种帮助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44]在夺权过程中，作为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不再为党政机关干部提供保护。只有在撤出了这个“保护伞”以后，才能使他们直接处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群众能够在运动中考验干部、审查干部、罢免干部、选举干部。人民军队成为左派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坚强后盾。 在全面夺权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趁机自己罢官，躲了起来，还有人煽动经济主义歪风，这个时候群众组织之间也发生了严重的对峙和武斗事件，致使工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滑坡，经济上陷于混乱状态。有人就想把工农业生产的失控转嫁给文革，迫使毛泽东中止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干部被打倒或躺倒不干造成的困难，消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混乱局面，稳定经济形势，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支左的同时，还要进行支工、支农，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否则的话，如果工农业生产一旦遭到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被打破，就会导致天下大乱，不得不中止文革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支工、支农是保证文革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各派群众争斗不已，互相攻击，武斗频繁，整个局势存在失控的危险。这个时候为了防止极端情况的发生，制止动乱，实现稳定，就要由军队对失控的地区和单位进行军管，由军队负责起维护当地秩序的重任。这是在全面夺权的情况下，为了清除夺权造成的局势混乱，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必须采取的果断行动。同样，对大、中学校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军训，也是为了使他们消除派性，加强团结，纠正错误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必要行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复杂的原因，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军队与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群众组织又分裂为两派，因而在支左过程中大部分军队干部犯了错误，没有支持革命群众组织。这些军队支左干部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说服教育下，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才转变过来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和武汉七二○事件不过是其中的两个极端事件而已。 造成支左出现错误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也有立场上的。一般来说，认识上的问题，一旦在认识提高以后，就会改变过来。但是立场上的转变，却存在着不少困难。当然，两者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立场站错了，后来转变过来了，立场上的错误也可以按照认识上的错误来处理。毛泽东的主张就是这样。他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45]由此看来，支左过程中，犯了路线错误，转变过来就是了，不是存心要打倒哪一个军队干部。转变过来以前犯的错误属于认识错误，否则就是立场错误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全面夺权阶段军队是文革的坚强后盾，要为文革的进行保驾护航。“三支两军”就是其具体表现。虽然在全面夺权阶段，实行“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瑕不掩瑜，从总体上来说军队还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说服教育中支持工农群众完成了全面夺权任务的。这对于文革的进行乃至于夺权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4、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工农群众夺权的坚强后盾。通过全面夺权，打破以前的政权机构以后，还要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在打破以前政权机构的过程中，军队站在工农群众一边。工农群众是在军队的支持下完成夺权任务的。没有军队的支持和帮助，夺权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军队既然支持工农群众夺权，那么在打破了以前的政权机构以后，必然会为建立新的政权机构提供支持和帮助。完成夺权任务以后，就要建立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就是支持建立新的政权机构的具体表现。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46]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原则，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这三个方面的代表是缺一不可的。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不仅是全面夺权过程中的后盾，也是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的后盾。军队代表是代表军队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没有军队代表的参加，革命委员会就难以顺利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形成权威性。特别是在武斗频繁、派性严重和矛盾尖锐的省、市、自治区更是这样。在省、市、自治区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有半数以上的军队代表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军队代表就不仅是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事实上还在多数革委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军队执行“三支两军”的必然结果。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不仅支左，而且还支工、支农，进行军管、军训。这样军队在支持左派群众夺权的同时，还对失控的地区、机关和单位进行了军事管制，担负起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实际上就是接管了当地政权。这样军队不仅介入了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群众夺权，还掌握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左右着局势的发展。因而在夺权任务完成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中，不仅要有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参加，还要有军队代表参加。 从当时的态势及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全面夺权是在军队的支持下进行的。不论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还是从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在当地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地位，以及革命委员会权威的形成上来看，都需要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没有军队代表的参加，没有军队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坚强后盾，革命委员会就难以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获得巩固，形成必要的权威，发挥应有的作用，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及时完成工作和任务。因而从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及其效能上来说，军队代表的参加是必要的。这是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建立新型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必然要求。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直接听命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不论是执行“三支两军”还是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军队支持文革的实际行动。有了军队代表的参加，革命委员会不仅能够迅速建立起来，而且还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以无产阶级的权威机构行使职权。 由此可以看到，全面夺权任务完成以后，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执行“三支两军”的必然结果。军队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能够迅速建立起来，发挥权威作用的关键。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强后盾的缘故。在革命委员会业已建立起来，正常行使职能以后，军队的使命又是如何呢？我们下面再来研究这个问题。 5、权归政，兵归营。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不论从文革的发动还是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军队都是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47]这个时候军队介入文革的使命已经完成，下一步就要准备退出文革舞台了。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人民军队，就要为继续革命提供保护，做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上来说，军队只有介入文革，才能发挥出坚强后盾的作用，保护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在全面夺权阶段，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成立革命委员会，已经直接控制了国家权力。这是文革得以发动，完成全面夺权乃至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可靠保障。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军队的支持和帮助，要想取得文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这里来说，当时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 军队介入文革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是文革得以进行并且取得成果的有力保障。随着全面夺权任务的完成，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已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时候还要进行斗、批、改，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48]在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军队支持文革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军队就要退出文革舞台，实现权归政，兵归营了。这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文革发动之际和全面夺权阶段，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在全面夺权的任务业已完成，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并得以正常运转以后，军队退出革命委员会，回归军营，让革命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恢复正常秩序，就成为斗、批、改阶段完成文革收尾任务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却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构成林彪事件形成的重要背景。 林彪集团是在军队介入文革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以杨、余、傅事件为标志，通过改组中央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49]随后，不论是在林彪“第一个号令”的问题上，还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活动，都表明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已经形成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政治上的分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活动表明他们不愿意交出业已取得的权力，退归军营，而是想把全面夺权阶段以他们为代表的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保持下去，巩固既得利益。这就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出现了不合。 正是因为这样，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南巡期间谈话时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50]毛泽东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有的放矢，一针见血，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最终还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军队介入文革的背景下，林彪及其集团成员价值观念颠倒，背离文革路线，宗派主义盛行，个人利益膨胀的结果。当然，没有军队介入文革，林彪集团就难以形成，但不能因为形成了林彪集团，反过来就否定军队介入文革的正当性。军队介入文革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保驾护航，使文革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这个时期形成的林彪集团，进而发生的林彪事件，不过是军队介入文革后出现的一股逆流。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尽管是在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发生的，但是与军队介入文革却没有内在的联系，不是军队介入文革的必然结果。因而利用这个事件来否定军队介入文革的必要性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加快了要求军队离开文革舞台的步伐。军队干部退出革命委员会，将权力交给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这个时候采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是其中的重要体现。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51]这样通过斗、批、改，军队干部退出革命委员会，最终停止了军队对地方政权的控制。 不论是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当年军队介入文革，是为了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扫除文革障碍，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军队退出文革，也是因为军队介入文革使命完成以后才采取的行动。我们既不能因为当初军队要介入文革，就反对后来退出文革，也不能因为后来军队要退出文革，就反对当初介入文革。不论是当初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因为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决定的。只要我们把军队介入文革和退出文革时面临的形势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当初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由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决定的。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来分析，不论是军队介入文革还是退出文革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在文革发展之际，军队就要顺发展潮流而动，介入文革，做文革的坚强后盾。当着文革的使命完成以后，军队就要自觉退出革命委员会，权归政，兵归营。这个时候如果拒绝这样做，图谋继续干预文革的行动，就成为违背文革发展潮流的逆流了。林彪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内，还是掌握着领导权的干部。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下才能够进行。这种后盾具体表现在首都工作组的成立，不得运用军队和警察镇压革命学生，“三支两军”，建立由军队干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等问题上。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来分析，不论是当初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就是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人民军队，不论是介入还是退出文革，都要服从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 （四）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因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不论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还是进行全面夺权乃至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都是在军队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没有军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没有军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革命随时都会被镇压下去。 如何理解军队在继续革命中的作用呢？这就要从军队文革和军队介入文革、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以及军队与工农群众在文革中的作用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文革进程中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军队介入文革的关系。如何解决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军队能否成为文化大革命坚强后盾的关键。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军队要介入文革，为文化大革命提供支持和帮助，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就要求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在军内进行文化大革命。鉴于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具有保证国家安全和文化大革命的双重任务，因而军队内部的文革就与地方的文革表现出重大不同。正是由于这样，才在进行文革的时机、范围以及在哪些单位进行夺权等问题上做出了严格规定。[52] 在军队文革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既要进行文革，又要维护军队的稳定。鉴于军队的特殊性，当着两者不可兼顾的时候，还要使军队文革服从军队稳定的需要，使军队在文革期间始终成为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这样既不能不顾军队的稳定，盲目推行文革，也不能以维护军队稳定为名，拒绝进行军队文革，要把进行军队文革和维护军队稳定结合起来，在文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推进文革。如果以维护军队稳定为名反对进行军队文革，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顾军队稳定而盲目进行军队文革，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既要反对拒绝进行军队文革的右倾机会主义，也要反对不顾军队稳定盲目推进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维护军队稳定的基础上，推动军队文革向前发展。 从这里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打招呼，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53]同时，也不难理解七二○事件后，当有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了。[54] 我们不仅要处理好军队文革与军队介入文革的关系，同时还要认识到军队当初介入文革到后来退出文革的必要性。 不论是当初军队介入文革还是后来退出文革，都是由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所决定的。当初军队介入文革是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展，后来退出文革也是因为军队的使命业已完成，为了使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能够独立运转发挥作用。我们既不能因为当初军队介入了文革，就反对后来军队退出文革，也不能因为后来军队要退出文革，就认为当初军队介入文革是错误的。我们要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对军队介入或者退出文革有一个辩证的认识，从文革形势的发展中认识到军队在文革发展的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作法。 在军队介入文革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右的错误倾向。是否属于右的错误倾向，还是要从是促进还是阻碍文革的不同效果上来做出判断。犯了右的错误，会对于文革起着阻碍作用，反之亦然。右的错误倾向表现在反对军队介入或者退出文革上，也表现为军队支左过程中支错了对象，犯了路线错误。军队介入还是退出文革，不是出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决定的。不论是当时军队介入还是后来退出文革，实际上都是有利于文革的发展进程。反之，则是对文革起阻碍作用。军队支错了对象，实际上不是促进而是阻止了文革的进程。 一种是“左”的错误倾向。军队支左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毛泽东一再要求军队要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通过思想工作使群众转变过来，以便于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奋斗。[55]可是有一部分军队支左干部，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革命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上，采取了简单化甚至粗暴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结果激化了矛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然“左”和右之间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联系的。极“左”有可能变成极右，进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比如林彪集团的形成及林彪事件的出现就是这样。这就要求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防止形“左”而实右倾向的发生。如果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错误，就要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军队当初介入文革到后来退出文革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正确区分军队和工农群众在文革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尽管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程中起着后盾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说到底是起到了一个坚强后盾的作用，对文革进行的支持和帮助也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56]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进展，全面夺权得以实现，还是因为工农群众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是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才最终完成了全面夺权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革的时候，要正确区分军队和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不同作用，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界定。 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没有工农群众的参加，只是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要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将文革进行到底的。要想将文革进行到底，取得全面胜利，必须有工农群众的参加才行。[57]全面夺权是在工农群众的参加下才得以实现的。这样我们看到，工农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工农群众进行的夺权行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进行的。军队和公安为他们的夺权行动进行保护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是他们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和保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做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不仅难以进行文化大革命，还会以造反惑乱破坏社会治安的罪名遭到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进行继续革命呢？因而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和支持下才能够进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是工农群众进行夺权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和支持，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做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要进行这样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人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如同惊弓之鸟，反复地提醒人们要警惕文革复燃。这种杞人忧天的想法实在令人好笑，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又怎么能够搞得起来呢？ 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作为继续革命的主力军，对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的保护、支持和帮助下发挥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进行继续革命的前提。工农群众是在这个前提下起到决定性作用，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尽管没有军队作为坚强后盾，这样的夺权不可能成功，但是必须看到文革舞台上进行全面夺权的主角是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而不是军队，不能将作为后盾的军队和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混为一谈，要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要从军队介入文革和自身文革的结合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当着两者难以调和的时候，要使军队自身文革服从于整个文革发展的大局。同时，还要认识到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都是着眼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只有从文革形势的分析中，才有可能找到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的真正原因。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是在军队的支持和帮助下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这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军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要进行文革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军队的这种作用充其量也是起到了后盾的作用，是进行革命的前提和条件，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通过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而不是军队自身来完成夺权任务的。因而军队决不能取代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在文革中的作用。军队不过是革命群众进行文革的后盾、前提和条件，以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革命群众才是取得文革成果的决定性因素。 这就要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揭示军队参加文革和自身进行文革的内在联系，弄清军队介入和退出文革的真正原因，正确认识和界定军队和工农群众在文革进程中的作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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