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十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后盾。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以军队为后盾开展起来的，军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在以军队为后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进行的。根据文革的发展需要，军队要适时介入文革支持造反群众。没有以军队为后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和保护，要进行这样的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一）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毛泽东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权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1]既然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军队就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成分。无产阶级政权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的，军队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成分。这样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军队也就成为继续革命的后盾。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军队既然是继续革命的后盾，那么也就成为文革的后盾。

　　军队为什么是继续革命的后盾呢？

　　我们对这个问题分析如下：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的后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原则，制定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巩固了政权，恢复了经济，而后又进行了三大改造，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军队都是进行革命的后盾。这些胜利的取得，雄辩地证明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2]既然人民军队是进行新民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后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逻辑上来说是前两次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军队，也就自然成为继续革命的后盾了。

　　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3]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组织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为实现党制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绝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反修防修进行文化大革命，那么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人民军队，不可能置身于运动之外，而是必然要参加到运动中，以实际的行动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那么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必然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积极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原则上来说，军队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从这方面来说，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继续革命是搞不起来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才能进行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要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构成是人民军队。既然进行继续革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保驾护航，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构成的人民军队，就要为进行继续革命提供坚强保障。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是在人民军队作为后盾提供坚强保障的情况下才开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就是要在文革中站在左派造反群众的立场上，从政治上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坚定的支持，帮助他们夺权。这个时候能否得到军队的支持，往往成为夺权胜利与否的决定性因素。[4]同时，在文革中人民军队还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止武斗，遏制混乱局面蔓延，保证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的任务。因而我们说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军队，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军队成为进行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

　　从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力量对比的不同影响上来分析，军队是继续革命的后盾。

　　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对比是悬殊的。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之间影响的不同造成的。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云人物，在党内占据着领导位置。他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控制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可以利用合法的方式来镇压群众。而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党内走资派正是在以军队为主体的国家机器的保护下，才能够呼风唤雨，复辟资本主义的。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他们就如同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又怎么能够为所欲为呢？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人为了避免遭受文革的冲击，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在想方设法争取军队的支持，希望军队能够在文革中保护自己。由于这些人头上并没有贴着走资派的标签，以党内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颇能迷惑人，因而一时真假难辨，使得军队在文革中的行动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个时候就要切断走资派与军队的联系，防止他们运用专政工具来镇压群众，使他们成为“泥足巨人”，[5]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创造条件。同时，军队要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成为他们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这是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不同的关键。正是由于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之间力量对比的差异，因而从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发，就要切断党内走资派与军队的联系，消除他们运用专政工具来镇压群众的可能性，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左派群众。这是文革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后盾。军队作为后盾，是由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以及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力量对比的不同影响这几个方面决定的。从中国革命的发展逻辑来分析，军队参加文革是具有必然性的；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来分析，军队要为文革的进行保驾护航；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来分析，文革只有在军队的支持下才能够进行；从军队在党内走资派和革命群众力量对比的不同影响上来分析，只有军队的支持才能孤立走资派，壮大革命群众力量，改变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为文革的进行提供可靠保障。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开展起来的。自古以来掌握政权的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专政的力量来维护统治，防止人民群众造反，还没有哪一个掌握政权的集团，为了防止政权的变质，能够发动群众向自己内部的腐化堕落势力造反。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人民军队的支持下，才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动员广大群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向自身腐败势力猛烈开火。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防止走资派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来镇压革命群众。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剥夺党内走资派手中的权力，剥掉他们窃居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护身符”，以人民军队为后盾，依靠广大群众而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

　　（二）军队自身的文革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不仅要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保驾护航，而且自身也要进行文革。那么，军队为什么要进行文革呢？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存在什么样的不同呢？如何进行军队文革呢？军队文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军队要进行文革，是因为军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军队内部的官僚主义、长官意志、脱离群众的作风也比较严重。这些问题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能够得到解决。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时候指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而要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6]《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军队的文革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7]

　　此后，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制定了若干关于军队文革的文件，从方针政策上指导着军内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起草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的报告。[8]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二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和《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四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十条”。[9]这些文件根据中央文革的基本精神，着眼于军队具体情况，是在调研中制定出来，经过毛泽东审定、修改、批准以后才发布的。

　　为了搞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人任副组长，具体领导军队的文化大革命。[10]军队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下，在全军文革小组的具体领导下，在探索中进行的。

　　在军队进行文革，就是不仅要把军内走资派揪出来，使军队领导权进一步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还要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人民军队，能够更好地担负起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这就要求将军队文革和保卫文革结合起来，既要进行军队文革，又要着眼于军队的稳定，在斗争中完成任务。

　　由于军队既要保卫地方文革，又要进行自身的文革，这样在军队文革与地方文革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保证地方文革的进行，还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协调，让军队文革服务于地方文革。这在萧华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中表现出来。报告提出：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被付诸于实施。[11]

　　既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不仅担负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而且还负有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使命，那么就要将进行军队文革与履行军队的使命和任务结合起来，这就与地方文革表现出不同。军队文革既不是在所有领域进行，也不会全面铺开，而是要限定范围，觅定方式，谨慎选择，逐步推进，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取得成就。

　　（1）军队文革的范围。

　　鉴于军队的特殊性，文革并不是在军队全面铺开，而是有限定范围的。哪些部门可以进行文革，哪些部门暂停文革，哪些部门开展正面教育而不进行文革，就要在调研和探索中做出严格界定。这样既保证了军队文革的进行，又不影响军队履行职能，使得文革在军队中稳步推进，防止出现失控的局面。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不仅取消了“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还要“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12]军队院校中取消党委领导文革的决定，并没有在其它进行文革的军队机关中广泛推行。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文革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中进行的，而在军以下作战部队中则是进行正面教育。这是为了维护部队的稳定，使得作战部队能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可以出动保卫国家安全和文化大革命。

　　为了慎重起见，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要分期分批地进行。军委决定暂时不进行文革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文革，要听候军委的命令。这样就可以按照既定步骤，有序进行，防止发生混乱。

　　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在军以上机关进行文革既没有采取军队院校的方式，也没有采取地方上的作法，而是要求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联。[13]同时，军队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也不采取文革的方式。[14]

　　这样我们看到，军队进行文革的范围是作出严格限制的。文革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进行正面教育，不采取文革的方式，不搞“四大”。就是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也是分期分批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不要成立跨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文化革命组织对党委和行政机构有批评和建议权，但不能代替行使职权。这样就便于保证作战部队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保卫文化大革命。

　　（2）夺权的范围。

　　军以上机关虽然可以进行文革，但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军队内部指挥体系的完整，对夺权的范围作出了严格限制。

　　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再作出决定。即使这些单位可以进行夺权，仍然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他们参加夺权。

　　哪些人可以参加夺权呢？能不能联合别的单位的革命组织进行夺权呢？

　　从中可以看到，可以夺权的单位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15]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由于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保持部队的基本稳定，因而在军队文革的范围、夺权的范围上做出了明确规定，不允许成立超越基层单位的联合战斗组织，对文革的方式也作出了界定，那么军队文革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

　　（3）文革的方式。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16]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17]

　　从中可以看到，在军队进行文革是必要的，也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如果军队的领导权落到走资派手中，就会给无产阶级专政造成毁灭性破坏。因而就要通过文革来清除军内走资派，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但是，军队又负有保卫国家安全和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因而就不能像地方那样进行文革，而要对军队文革作出必要的限制。这种限制措施表现在文革只在军以上领导机关进行，军以下作战部队则是开展正面教育，而不采取文革的方式。进行文革的机关和单位，要采取“四大”的方式，分期分批地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按基层行政单位成立造反战斗组织。夺权只在院校、医院、体工队等单位进行，其它机关和单位则不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夺权。军事指挥机关不能采取夺权的方式，而要在党委领导下来进行文革，以保证指挥有效，政令畅通。

　　这样我们看到，既要在军队进行文革，又要对军队进行的文革有所限制。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军队文革的鲜明特点，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行为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有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这就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借口军队在文革中发生了一些错误和问题，就反对进行军队文革。这是在军队文革问题上存在的右的倾向；一是无视军队担负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重任，主张军队文革遍地开花，而不采取任何必要的限制措施，这样势必会冲击军队指挥体系，影响部队稳定，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这是在军队文革问题上出现的“左”的倾向。

　　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军队文革中都出现过。文革在军队开展起来以后，军内造反派蜂拥而起，冲击国防部，进行武斗，当时有不少军队领导干部处境困难，甚至遭受了皮肉之苦。这是军队文革出现错误的重要表现。“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和“二月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几个事件在反对武斗批评对干部冲击过大等方面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从这些事件的主旨上来分析，却是对文革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他们不是想方设法对军队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弥补和改正，而是对文革的方向产生了质疑，以文革出现的错误为借口，要否定军队文革的发展方向。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方式，要他们停职检查，召开党内生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和帮助。当然，这个时候也有一些被冲击和批斗的军队领导干部向毛泽东诉苦，说他们有错误就检讨，但是要保证他们的工作。毛泽东一方面严厉批评军内造反派搞武斗，不按政策办事，另一方面又对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自己。[18]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处理军内对待文革的两种不同态度的领导干部时，是讲究策略的，所采取的方式也是正当的。

　　另一种是在军队文革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军队文革开展起来以后，由于军队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也由于造反派没有掌握好政策，进行了武斗，因而导致不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遭受了重大冲击，纷纷被批斗，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部队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揪军内一小撮”，如果得以实施势必对军队造成更大的冲击，使军队在担负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重任方面遇到很大困难。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王、关、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队进行文革，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遭到冲击的时候，林彪对自己四野的老部下，遭受冲击的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伸出援助之手，使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以五一三事件为标志，林彪集团逐渐形成。[19]这个集团在掌握权力以后，开始对文革阳奉阴违，逐渐背离了文革路线，走上了同文革相对抗的道路，对文革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毛泽东又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九一三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通过文革清除军内走资派，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官兵关系，提高军队战斗力，使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这就是进行军队文革的必要性。尽管在调研和探索中对军队文革作出了必要的限制，在文革进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遭到了军内不少领导干部的反对，表现出严重的抵触情绪。同时，军内文革也出现了武斗，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既向军队领导人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又对军内造反派的过火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还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纠正文革进程中的错误，将军队文革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从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的要求出发，既要在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清除军内走资派，又要使军队能够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保持军队的总体稳定。这就要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结合起来，使军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在斗争中将军队文革推向前进。

　　（三）军队是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重要表现。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起来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进行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那么，作为继续革命坚强后盾的军队，又是如何介入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提供支持和保护的呢？

　　1、首都工作组。

　　北京是发动文革的策源地。文革星火是从北京点燃后传播到全国各地去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起来的。为了使文革在北京得以发动并能够顺利进行，就要加强北京的武装力量，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发动文革的坚强后盾。首都工作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首都工作组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建立起来的，由周恩来具体领导，直接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统一指挥首都北京的武装力量，严密监控社会动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这实际上就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设置了一道“防火墙”。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组成及其相关情况，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下设处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机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扩编北京卫戍区，调两个陆军师到北京执行任务。[20]

　　五月十五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十八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周恩来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由于战备需要，后来没有动用一九三师，而是调动了驻怀柔的七○师。—引者注），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21]

　　首都工作组调动两个陆军师到北京后，对北京的武装力量重新进行了编排和部署，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由四个师组成。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一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二师，这两个师以执行城区和近郊区重点保卫目标的警卫任务为主，以部分兵力执行机动任务。调二十四军的第七○师为警卫第三师，该师仍驻怀柔地区。调第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第一八九师为警卫第四师。该师调来后部署在南苑、长辛店和北效的清河地区。这两个师以执行机动任务为主，用少数兵力执行北京郊区重点保卫目标的警卫任务。[22]

　　这样经过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兵力已经达到十万多人。但是首都工作组仍然担心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北京卫戍区掌握的兵力难以适应任务要求，根据叶剑英的指示，驻扎在高碑店的一一二师、天津的一九六师、宣化的一九三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卫戍区直接调动。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第一件事是清理整顿首都治安，清除不安全的隐患，重新制定首都安全方案，保证党中央的安全。首都工作组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六月十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六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六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区部队的调整。[23]

　　首都工作组要求北京卫戍区部队的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这个任务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代表北京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时作了传达。[24]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北京卫戍区的扩编，调两个陆军师到北京加强警务，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极其秘密地进行的。当时，首都工作组是一个绝密的机构。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说：“‘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从我们这里走漏风声。更不能出一点什么纰漏。”为了保密起见，雷英夫还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了一个“编写组”的代号。五月二十六日首都工作组原定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会议。为了防止泄密，临到开会前夕又突然决定将会议地点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二楼东侧的一个茶炉房里召开。[25]由此可见，这一机构的决策及其行动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和首都安全预先做出的战略部署，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坚强后盾。

　　为什么要成立首都工作组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时党内形势严峻，党内外情况复杂多变，同时鉴于苏共党内在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一系列政变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为了严防突发事件的出现，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原先的首都武装警卫系统是否可靠，能否担负起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重任，能否适应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形势发展的要求，就不能不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就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实际行动。通过这个机构可以掌握新的机动兵力，加强北京的警卫力量。这不仅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使某些作乱者不敢轻举妄动，还可以作好必要的准备，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及时予以处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继续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够得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下才发动起来的。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北京卫戍区的扩编，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举措。文革是从北京开始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的文革对全国具有导向作用。鉴于这种情况，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首都工作组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由周恩来主管，叶剑英具体负责开展行动的。首都工作组制定了警卫首都的周密方案，迅速进行了部队的调动，完成了部队的部署，将北京的重点目标、要害地段置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控制之下，行动是迅捷地、秘密地、悄悄地进行的，在风平浪静中作好了准备。这个时候驻在北京周围的三个陆军师（即一一二师、一九三师、一九六师）是首都工作组的预备队，随时可以听从调遣，投入战斗。

　　正是作了这样严密的布控，在文革发动之际，北京才没有发生突发事件，也没有造成失控的严重后果。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及其所属部队就成为文革发动时期的坚强后盾。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夺权业已实行，形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完成了任务，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被撤销了。[26]成立首都工作组是文革发动的需要，撤销工作组也是因为工作组的任务完成了。这两者都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