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7、全国演习。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文革的首要任务、范围和定位这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文化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修防修，从范围上来说，是全国性的，从定位上来说，是演习而不是实战。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才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是将继续革命作为演习来看待的。其实，演习的提法并非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出现的，早在整风反右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中写道：“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72]

　　匈牙利事件是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冲击，给匈牙利造成惨痛损失，最后是在苏军的出动下才将事件平息的。这个事件的出现，主要的还是由于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引起的。中国也存在产生匈牙利事件的隐患。这种隐患具体表现在机关、单位和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发起了党内整风。整风就是演习。这是主动采取措施，将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分割成许多小匈牙利事件去演习，通过整风的方式，将机关、单位和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处理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出现。

　　但是事与愿违，整风因为反右派而夭折，后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纠“左”因为反右倾而中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些探索先后受挫以后，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南昌站专列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73]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通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74]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这次演习会使左、中、右三派都能得到各自的教训。在斗争中，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会成为左派和右派激烈争夺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否把中间派争取到自己一方，或者至少使他们中立，会对两派斗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通过演习，左派和右派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双方的力量对比、长处短处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样就便于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改进斗争策略，攻击薄弱环节，为下一步斗争做好准备。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被称为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呢？这次全国性的演习究竟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所谓演习，其实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反修的探索和试验。反修防修决定着演习的方向和目的，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决定着演习的规模，是演习而不是实战决定着演习的定位。文化大革命是演习而非实战的定位，决定着我们既要认真对待这次演习，又不能将演习搞成实战，在总结演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找出一条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造就千百万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形成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这就要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进行反修防修的演习，使广大青年和群众经受锻炼，培养他们的造反精神，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增强他们反对修正主义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防止和平演变，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南昌站专列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5]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7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使广大学生、青年和群众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斗争，在斗争中经受锻炼，提高本领，使他们认识到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目前又存在什么问题，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是什么，为什么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从而使人们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树立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斗争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广大青年人能够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他们对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免疫力，自觉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抵制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在演习中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倒，将他们清除党内和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演习的过程就是对他们进行清理的过程。将他们清除党内和阶级队伍以后，就会逐步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隐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创造重要条件。进行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演习一次，演习一次，就会清除一次，通过多次的清除以后，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就会逐步被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巩固和发展了。

　　退一步说，如果在演习中没有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清除掉，或者这些清除掉的力量又一次死灰复燃，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那么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和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团结起来，举起造反的大旗，在左派的领导下，振臂一呼，群起而响应，由演习转为实战，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通过全国性的演习，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倒和清除，消除复辟变天的内部隐患，在斗争中提高广大青年和群众的战斗力。这样将来一旦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觉醒了的人民群众就会起来造反，通过实战将修正主义消灭掉，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8、循环往复。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决不是搞一次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文革就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将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清除掉，逐步消除这些人滋生的社会基础，最后达到防止修正主义上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的工作。继续革命就是在长时期循环往复的进程中才最终完成任务的。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决不仅仅是进行一次，而是要搞多次才能够将任务最终完成。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77]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时，加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78]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还是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要经过多次才能够完成任务，革命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繁重，因而决不可以掉以轻心，放松警惕，认为太平无事了。

　　那么，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才能够完成任务呢？

　　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而不是一次，并不是那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情况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文革要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79]他认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80]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着继续革命的长期性。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这也就决定着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性。在这样一个长时期的革命时期中，不是进行一次文革，而是要经过多次文革才能够最终完成任务。因而我们说文革要进行多次是由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决定的。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二，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需要。

　　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81]改造人的世界观，是要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艰难曲折的过程。因而从世界观改造的要求出发，仅仅进行一次文革是不够的，而是要通过多次文革以后，才有可能使人的世界观得到改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从世界观改造的要求来分析，是要进行多次文革的。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三，是由于文革任务不可能由一次文革来完成。

　　不论是文革发动之际还是在文革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就向全党反复谈到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就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82]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83]

　　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是基本上而不可能是全部打倒右派，坏人没有搞干净。既然还存在着右派和坏人，况且这些右派和坏人在新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死灰复燃发展壮大，进一步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通过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四，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新生的资产阶级随时有可能出现，乃至于卷土重来。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构成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业已占据绝对支配地位，但是个体经济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这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被打倒的反动势力还在企图复辟，社会上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仍然在处心积虑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会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

　　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仍然存在，即使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被打倒或清除，只要一有适宜的机会，这些被打倒的力量（这个时候不见得是他们本人了）就会在新的形势下再次涌现出来。这就要再次通过文革将他们打倒或清除掉。鉴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仍然存在，因而就要出现一次，清除一次，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而每一次的斗争都比以前有所进步，呈现螺旋式的上升，直到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被铲除为止。这是一个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五，是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率的需要。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一次王朝更替的现象，波涛起伏，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近代，被人称为王朝兴衰周期率。一九四五年七月上旬，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交谈时说，历史上的政权没有摆脱王朝兴衰周期率，没有逃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结局，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到新路，打破这个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个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于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4]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虽然与封建社会的政权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但是一旦共产党建立的政权腐化变质了，那么就会与历史上的政权一样，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重蹈周期率的覆辙。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继续革命的探索中，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走资派就在党内。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又暴露出党内许多严重的腐化问题。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政权确实面临着变质的严重隐患。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依靠民主，将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人人负责，监督党员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率，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文革就是运用社会主义民主，为打破这个周期率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是破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现实需要。王朝兴衰周期率并非是通过一次文革就能够将其打破的，而是要经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反复冲击中才能够被打破，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要进行多次而不是一次的文革才能够达到目的。

　　文革进行多次的原因之六，是建立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要求。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就是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就要使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权利，通过文革的演习来提高认识能力，增强斗争意志，一旦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他们就能够行动起来，运用这种民主权利起来斗争，将修正主义消灭掉。

　　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因为只进行一次文革，取得的经验教训毕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反修防修的民主制度只能是初步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就要通过多次文革，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并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上得到保证。这只能在多次文革的背景下才能够做到。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表现，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只有进行多次文革，才能建立起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仅仅进行一次就完成任务了，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使在文革中被消灭了，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被复制出来。改造人的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也在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出警告。这就要将文革以民主制度的方式建立起来，并从法律上得到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进行一次而是要进行多次文革，才有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持党和政权的性质不变，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以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文化大革命是通过这些方法来展开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得以实践的。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实践的重要途径。

　　（三）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继续革命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不是偶然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探索过程中采取多种方法失效以后，才做出的选择。这种方法的鲜明特点在于，不是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干部而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采取这种方法进行继续革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党内存在严峻状况，而过去方法又没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局出发，在反复思考以后，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运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由点到面，步步推开，通过全国性的演习来锻炼群众，清除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经过多次文革在循环往复中才能够最终完成任务。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在探索中经过了一个发动、观察、指导、纠正到最后肯定的过程。

　　文革发动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85]

　　文革发动后，这种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毛泽东对此是非常慎重的，没有匆忙做出结论，而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种方法到底怎么样，甚至还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这种方法不仅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而且他们也是同意这种作法的。当全面夺权走向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方法的判断就逐渐明朗化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86]

　　我们看到，从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是忧虑的，估计文革的结局很有可能是失败。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在外出视察以后，他认为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87]这个时候他对文革的前景才有了乐观的判断，认为文革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这个判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引用的一段语录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毛泽东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88]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阶段结束，即将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判断。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继续革命，是正确的，必要的，及时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进行继续革命，是在探索中前行的。这种方法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解决问题，他是存在忧虑的，并没有做出肯定性的回答，而是在纠“左”反右中前进，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的探究工作，直到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全面夺权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才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后又在一九六八年对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当然，毛泽东并不讳言文革中出现的错误，不仅对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具体纠正了文革进程中的错误。他并没有因为文革出现错误就否定文革，也没有因为文革取得成效就讳言错误，而是对文革进行了辩证的分析，认为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还对文革中发生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直到去世前夕仍然坚持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89]这说明尽管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毛泽东还是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的。对文革的态度决定着对文革方法的态度，对文革的肯定也就是对于文革方法的肯定。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文革作为继续革命的实现方式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那么，文化大革命到底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文化大革命在全面夺权完成后，就进入到斗、批、改阶段了。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精简机构，重新建党，清理阶级队伍，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办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科室人员到车间参加劳动，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精神风貌昂扬向上，城乡面貌显著改善，社会风气得到净化，进一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

　　早在文革发动之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90]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经济的发展。这话是片面的，偏激的，不负责任的，没有从宏观上对此做出公正的评判。我们认为影响当然是有，在局部地区还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主要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上半年，特别是其中的若干月份。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年半在文革十年中只占一个较短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期也通过“三支两军”避免了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没有发生大起大落乃至于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简练的语言对此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9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还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来分析，都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实现继续革命的正确途径。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不少错误，甚至在局部地区还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毕竟基本上达到了继续革命的目的，取得了成效。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在纠正错误汲取教训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会不断走向完善的。这些错误在以后进行的文革中也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对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予以客观分析，而不是一味否定了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