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运用“四大”。 “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在一九五七年党内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过程中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民主形式。“四大”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党内和风细雨式的整风，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小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既表现为大民主的形式，也表现为小民主的形式，是大小民主形式的结合。什么时候使用大民主，什么时候使用小民主，还要依据面临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小民主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了，大民主是怎么产生的呢？应该如何来认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和小民主呢？毛泽东对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38] 从中可以看到，有些人主张的大民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和所谓“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实行不了的。毛泽东借用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说法，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就是发动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实现的民主。我们以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取得胜利的。现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还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这些人不通过整风（即小民主），改正自身存在的错误，搞好与群众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那么人民群众就会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打击官僚主义者。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回顾了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历史，根据时代的发展还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赋予了新的含义，认为群众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什么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39] 运用大民主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揭露阴暗面，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打击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还可以使坏人暴露出来，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于将他们及时清理出革命队伍。因而毛泽东认为不必对大民主心存芥蒂，一味地害怕大民主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希望用小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而不是用大民主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他在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40]由此看来，毛泽东一开始还是希望用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他主张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解决问题还是在整风反右以后。 那么，在整风反右中，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呢？应该如何看待取得的这些成果呢？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41] 由此我们看到，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形成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创造。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在民主与集中的问题上，不是削弱而是巩固了集中制，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不是破坏而是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还要和小民主结合起来，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我们现实社会中现存的矛盾和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是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保证。因而作为无产阶级大民主表现形式的“四大”，要确定下来，不断完善并传播下去。 “四大”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消灭的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就要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进行文革，在论辩中不仅去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还要自觉地与自己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不仅要划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形，还要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害，通过大民主的方式来行使民主权利，表达个人意见，交流观点，进行辩论，弄清是非，统一思想，在斗争中使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发扬光大。这是纯洁思想，清除污垢，振奋精神，提高士气，传播真理，弘扬正气的方法。 既然“四大”作为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能够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因而就写进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决定》不仅要求在文革中采用“四大”，还就如何使用“四大”作出了具体规定。《决定》指出：“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42] 由此看来，文化大革命要采用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来进行。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真理愈辩愈明。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用大字报来阐明主张，在辩论中深化认识，在思想交锋中走向成熟，在鸣放中锻炼成长，在“四大”的践行中达到文革的目的。毛泽东批发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同浩荡的东风将文革星火吹遍了神州大地。毛泽东撰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恰似一声春雷，响彻在祖国的长空，鼓舞着人民群众投入到文革的洪流。文化大革命为“四大”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实际行动将“四大”运用的淋漓尽致。在毛泽东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 运用“四大”，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斗争，使广大人民群众对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问题，要搞清楚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应该发扬广大，那些应该进行批判，勾画出走资派的嘴脸，描绘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形象，提高人民群众的认知能力，使他们受到教育，以左派为中心，将他们组织起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完成继续革命的任务。 “四大”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具。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运用这一批判的武器不仅剥开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画皮，从理论上批倒他们，还要将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3、进行文斗。 文革初期毛泽东反复讲过文化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个观点写入了由他主持起草、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指出：“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43]不仅如此，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和《人民日报》社论中也是一再重申这个观点。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44] 毛泽东还对武斗的形式进行过分析。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45]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罚跪等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只能激化矛盾，无助于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因而他要求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不要这样做，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文斗。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是主张文斗，反对武斗的。他主张通过文斗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反对在文革中进行武斗。这不仅写入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且他还通过会议和报刊杂志反复地宣传和解释这个观点，意图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文斗的轨道前进。但是，在文革进程中，又对这个指示执行的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其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促进人的思想的革命化。这就要文斗，而不能武斗。因为只有文斗才能触及人的灵魂，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武斗只能触及人的皮肤，使人的肉体受到损害，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就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激烈论辩，以理服人，通过理论的争锋，进行思想的碰撞，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取得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是，事与愿违，文革在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武斗，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动用了枪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武斗，将文化大革命纳入文斗的轨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方面对武斗的双方进行说服教育，另一方面实行“三支两军”，组织工宣队、军宣队去制止武斗，以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文化大革命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采取这些措施后，武斗逐渐平息下来。在夺权任务完成后，文革就进入到了斗、批、改阶段。 由此我们看到，文革只能在文斗的轨道上进行，而不能脱离文斗跑到武斗的轨道上去。一旦文革脱离了文斗的轨道，就意味着文革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样就违背了文革的宗旨和原则。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要采取说服教育和强制性相结合的措施，将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制止武斗，解决矛盾，促进团结，实现联合，使文革转向文斗的轨道。 后来有人以出现武斗来诋毁文革，说武斗是文革造成的。如果仅从表象上来看，似乎是这样。武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要是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出现武斗了。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以后就会发现，武斗背离了文革的宗旨，扭转了文革的方向，宗派主义盛行，个人意气行事，是为谋求个人或集团私利而采取的行动。这既不是文革的本质，也不是文革的表象，不过是表象中的假象而已。为了丑化文革，有人才把假象当成表象，用表象来代替本质，将武斗作为攻击文革的炮弹来歪曲事实真相。除了认识的原因以来，主要还是由于立场的不同造成的。 文斗和武斗是两条不同的文革方式。从文革的历程来看，文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武斗不过是文革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毛泽东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主张以文斗来达到目的。有些人就是坚持武斗反对文斗，以武斗来破坏文革，将水搅浑，然后将武斗的责任推到文革及其发动者身上，以便于浑水摸鱼，追逐个人的私利。这种贼喊捉贼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伎俩，随着文革真相的披露逐渐大白于天下。 文革后期，毛泽东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将全面内战作为文革的两大错误之一。[46]全面内战不过是武斗的极端发展而已，实际上就是大规模武斗的升级版。武斗已经脱离了文革的轨道，不论是造反派搞的武斗还是保守派搞的武斗，毛泽东都费尽心思地加以纠正，将他们纳入文斗的正常轨道，在文斗中进行文革。 文斗是进行文革的正确途径，武斗是背离文革宗旨破坏文革的具体表现。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武斗一旦萌芽或出现后，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将其遏制住，防止向大规模武斗发展，影响文革进程。这是文革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4、由下至上。 以往的继续革命乃至于群众运动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由上至下的方式进行的，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依靠群众采取由下至上的方式来实行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继续革命，是与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就要采取由上至下的方式，而依靠群众进行文革就要采取由下至上的方式。前文我们研究了依靠群众进行文革，现在我们对由下到上的方式进一步作出分析。 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探索继续革命过程中作出的选择。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47]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过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厂、农村、文化界进行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因为这些运动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自上而下搞起来的，而问题恰恰就出现于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中间，这样由他们来领导对自我进行革命的运动就显得困难重重，难以取得成效。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才采取了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黑暗面的方式，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如果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以平等的态度和群众相处，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诚恳接受批评意见，认真作好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改造自我，净化灵魂，本来是不致于发展到全面夺权，致使许多干部被打倒的。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向他们打出了招呼，对他们说：“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48]可是他们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不思进取，默守陈规，消极对待文革，有的甚至逃离岗位躲了起来，结果最后在全面夺权中被打倒了。比如，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书记就剩下章伯森一个人坚守岗位没有逃走，[49]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拒绝亮相，站出来主持工作，[50]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事件。 将群众动员起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革，就要建立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俗称造反派头头。这个时候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出来。尽管群众组织众多，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是从这些组织对文革的态度来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两大类。造反派组织属于革命群众组织，保守派组织属于群众组织。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具有不同的斗争方向。保守派组织保护党政干部反对造反，身后站着当权派，他们往往是在当权派的支持下采取行动的。这个时候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往往被当权派转化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甚至还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乃至于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军队介入后，许多支左部队又支错了对象。这与造反派、保守派和当权派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文革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于是，武斗出现了，损失产生了，混乱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夺权完成，革命委员会建立，局势走向稳定的情况下，革命群众组织的使命完成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议下，这些组织也就自动解散了。 从中可以看到，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继续革命，并非出自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不得已的选择。作为一位饱经沧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清楚地知道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继续革命，对干部会造成严重的冲击，产生负面的影响和后果。但是继续革命在通过其它方式已经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就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损失固然会有，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是与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比较起来，再大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况且，即使被冲击的干部，横竖一个不杀，搞错了的以后还可以在斗、批、改阶段进行平反。[51]在总结了第一次文革的经验教训以后，再搞文革造成的损失就会小得多。因而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由此看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在此前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继续革命难以取得成效的背景下，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采取这种方式虽然会造成不小的损失和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但是可以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产生的问题也可以在斗、批、改阶段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选择了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5、由点到面。 文化大革命并非是在全国猛然推开遍地开花的，而是循序渐进逐步展开的。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然后再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52]不论是文革发动、全面夺权还是斗、批、改阶段，分别是在北京、上海、“六厂二校”试点的基础上，发展到各省、市、自治区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 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展开来看，文革首先是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工矿企业和农村仍然按照“四清”的要求来进行运动。[53]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的发表到同年十二月关于工厂和农村进行文革的文件下发前，就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扩展到了全国城乡各个地区。[54] 从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近代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结合，才取得成果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先从青年学生开始，而后发展到与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将文化大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因而毛泽东主张要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55]同时工农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对文革的进程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论是近代的历史规律还是当时工农两大阶级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现实力量都说明，将文革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工农群众参加到文革中去是具有必然性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提高他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增强他们进行继续革命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扩大到全国各地，在国防科研单位和要害部门也是区别对待的，特殊情况下还要通过军管来控制局势。在边疆地区和战备地区进行文革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56]毛泽东还通过周恩来对于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的高层人士和老干部给予必要的保护。[57]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北京是全国的首都，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是以北京为试点和中心，带动全国运动发展的。北京的青年学生率先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这个时候北京的学生运动昭示着全国。清华附中诞生了红卫兵，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北大产生，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着文革的发展，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对北京学生运动的分析和调研，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排除干扰，消除隐患，培养骨干，提供借鉴，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北京的学生运动对全国起着导向作用。 文革中的全面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是东部沿海的中心，长江的入海口，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工业基础最为雄厚，工人阶级比较集中。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上海工人阶级走在了夺权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夺权是从《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两个报社开始的。毛泽东获悉后，称赞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58]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虽然后来也出现过反复与斗争，但是上海造反派却将大局稳定了下来。由上海夺权引发了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第一轮全面夺权风暴，夺权运动遍及全国。上海的夺权为全国的夺权运动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借鉴，起到了带头的作用。经过一年又九个月的夺权，最后终于以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标志，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进入到斗、批、改阶段。 在斗、批、改阶段，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斗、批、改的具体内容，但是为稳妥计，还是以“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效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引者注）为试点，将斗、批、改的具体措施在经过实验以后，再向全国推广。这个时候毛泽东派出谢静宜等联络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整理材料，随时上报，然后制定出适宜的政策指导着各地进行的斗、批、改，推动斗、批、改任务的完成。[59] 由此我们看到，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逐步推向全国，毛泽东是极为慎重的。他从革命运动的规律出发，首先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而后再进一步推进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不论是在文革发动、全面夺权还是斗、批、改阶段，他分别以北京、上海、“六厂二校”为试点，派出人员，调查研究，取得经验，加以推广，由点到面，步步深入，为文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将文革推向前进。 6、由乱达治。 文化大革命是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60]通过大乱来破坏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部分，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东西清除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达到大治。 有人不仅要问，天下大治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实现呢？不经过天下大乱的方式，究竟能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了探索，不论是整风反右、反右倾斗争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五反”和“四清”，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1]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中，才找到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毛泽东提出如果党内特别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要造反。[62]既然要造反，就会导致天下大乱。只有经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不经过天下大乱，就难以达到天下大治。天下大乱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 其实，在全面夺权阶段，毛泽东就讲过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63]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又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他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不久，他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时再一次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64] 从中看到，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群众，做官当老爷，毛泽东说了多少次就是不听，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审查干部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群众运动搞起来会伤人太多，[65]特别是这一次依靠群众采取由下至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会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是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再平反。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只有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才能够使矛盾暴露出来。这样就便于认清本质，抓住要害问题，提纲挈领，将问题迎刃而解。不然的话，如果矛盾被假象掩盖着，就不好解决了。 由此看来，毛泽东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过去采取的方式遇到了重重阻力，毛泽东说了多少次也没有效果，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了由乱达治的方式。毛泽东意识到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来进行斗争，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混乱。但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使隐藏的矛盾暴露出来，将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清理出去，在反复思考后他还是采取了这种由乱到治的方式。 毛泽东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天下大乱呢？由乱达治的方式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毛泽东认为通过乱才能达到治。他承认乱，不怕乱，有信心有能力有把握将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时候的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中发生的，是在依靠群众的背景下产生的，出不了什么大事，天掉不下来。群众在掌握了批判的武器以后，就要在斗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红卫兵、群众一起来，把过去办不成的事也给办成了，运动是有成效的。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66]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67] 十月三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乱了一会儿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他对形势仍估计得很乐观，说：“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68] 十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69]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是依靠群众进行的革命，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因而即使出现了混乱和斗争，闹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反复教育和耐心说服之下就会趋于平静，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大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取得的成就是肯定的，对形势的发展是乐观的，他认为局势正在向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假以时日，辅之以工作，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由乱到治是文革前在继续革命的探索中难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的。治和乱是一对矛盾。由乱达治，只有通过乱才能达到治，只有通过治才能将乱中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因为只有在大乱中才能够暴露矛盾，便于抓住问题的本质，然后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果不发生大乱，事物的真相就会被重重的雾障遮掩着，难以睹其本来面目。这样也就难于解决问题，达到治了。由大乱到大治，是在文革前的探索中，没有找到有效方式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 乱虽然会造成损失，但是这种损失是为了达到治所付出的代价。况且这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又是依靠群众开展起来的，在人民内部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决定了即使出现一些动荡和混乱的局面，一般情况下也是不致于失控，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虽然毛泽东将全面内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两大错误之一进行批评，[70]但是坦率地讲除了在局部一时出现过大规模武斗以外，从全局上来看毕竟没有出现全面内战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自始至终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控制着政局的主导权。这是在大局掌控下的局势混乱，是为实现大治所付出的重大代价。 本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在继续革命探索中遭遇挫折后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这固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造成重大损失，却没有导致全局上的失控，出现大规模动荡的局面。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但是在中国出现八九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巨大挫折的情况下，胡乔木不从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也不顾这种方式所取得的成效，仍然对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的方式进行批评和指责。一九九一年他在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还尖锐地反问道：“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71] 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令人惋惜的。前文我们说过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进行文革，是不得已的选择。在否定了这种方式以后，我们看一看改革开放后进行的整党、“三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又取得了什么成效呢？难道不都是以走过场而告终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不就从反面证明了当年毛泽东采取以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的方式进行继续革命是必要的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并非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继续革命过程中不得已的选择。乱，固然会造成损失，但这是为达到治所付出的代价。代价固然让人痛心，但是这就如同将予取之必先予之一样，是为避免更大的乱而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被动情况下的主动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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