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3、从文献资料中来分析文革前夕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

　　前文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到文革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作了简要的回顾与分析。那么，文革前夕党内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呢？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继续革命采取文革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时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14]

　　从这里可以看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因为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其实，不仅仅工厂是这样，其它行业也是如此。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15]

　　这段话在理解上容易发生歧义。有人说，如果毛泽东真的是“大权旁落”了，管不了了，又如何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呢？[16]其实，毛泽东在这里并非是说他在组织上“管不了了”，否则的话，又怎么能够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北京市委呢？而是说他在思想上“管不了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被束之高阁，党政领导机构不再自觉执行他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了，社会主义道路有走向歧途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的这些判断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党内状况当时本来就是如此的呢？有没有事实依据呢？我们看下面一组文献资料。

　　我们先看农村中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农村社教情况汇报。当汇报到农村支部书记中问题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生产队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三分之一时，毛泽东说：我们真有三分之二就了不起了。[17]

　　六月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周恩来、彭真说下面被敌人掌权的不少时，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18]

　　九月七日，毛泽东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说：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我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百分之五、不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19]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阅张平化十二月六日给刘少奇的信，批示：“少奇同志：此信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张平化信中说：我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已经三个月。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证明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良湖大队的情况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六十九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组织要多于三分之一。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20]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并非是个人主观的判断，而是通过调研得出来的结论。他又进一步说明这个三分之一，还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多吃多占的。如果包括这两部分干部就更多了。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也是带有普遍性的。不仅农村是这样，工厂里边也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毛泽东阅薄一波十一月二十六日转报的谢富治十一月十五日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报告说：在该厂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泽东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毛泽东阅后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21]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上级领导机关与工厂里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密切联系，而且还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提醒人们注意，要通过调查看一看经营管理中到底有多少已经资本主义化了。这是一种严重的事态，并非个别现象。这个时候陈正人在工厂的蹲点报告更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对工厂存在严重问题的警觉。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化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份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22]

　　陈正人的报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毛泽东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23]

　　从陈正人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洛阳拖拉机厂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这并非个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毛泽东提出管理人员要到车间拜师学艺，和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三同”，不仅可以改进管理，还可以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转变工作作风，搞好社会主义企业。毛泽东在批注中不仅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而且还进一步说明这是和工农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又愤怒地指出他们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社教运动的对象。这些人正在成为将来复辟变天的社会力量。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工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工厂和农村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构建，工农两大阶级是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工厂、农村相当部分的基层干部烂掉了，资本主义化了，那么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逐步发生动摇，甚至会出现坍塌式的破坏，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严重政治问题。

　　当时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被揭露了出来。这些地方高级干部在会议上的发言，以亲身的经历，生动的材料，进一步强化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于党内存在的严重形势的认识。

　　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讲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讲得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陆定一在谈到文化革命问题时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24]

　　这些在社教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党内相当部分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已经烂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面临着严重挑战。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内的各级领导位置上，从内部蛀蚀着共产党的根基，成为搞垮共产党的决定性力量。这使得毛泽东对于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阶级斗争，党内的阶级斗争又往往以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表现形式。党内走资派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一般来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要通过党内走资派的行动才能够达到目的。在党内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机构已经蜕化变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清除走资派，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呢？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要求他们在继续革命的方式上要做出选择。

　　4、是依靠党组织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继续革命？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革前夕党内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呢？

　　文革前在继续革命的方式上进行了探索。不论是反右派斗争还是反右倾斗争乃至于“四清”运动，都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就有人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利用运动之机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和群众，打击抱着善意给领导干部提了意见的人，使他们遭受磨难，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从社教运动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方法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毛泽东主张采取群众、干部（包括放下了包袱的干部）和工作队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侧重于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而刘少奇主张抛开基层干部，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由于采取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将群众晾在一边了。[25]是否依靠群众来进行社教，成为他们在社教运动方法上的重要分歧。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批评刘少奇的时候才说：“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26]看来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渊源的。“四清”运动期间他们在依靠对象上的分歧，具体表现在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上。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发展，发现了更为严重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时相当多的机关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还有不少领导机构和干部烂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够依靠他们来开展运动呢？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对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的方式产生置疑了。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党组织和干部烂掉了，难道就不能派出工作队代替原先的党组织来领导运动吗？我们可以设想，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去的，如果上级党组织产生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怎么能够保证它们派出的工作队能够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好运动呢？这个时候如果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过去进行继续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不少领导干部不仅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依照党纪法规行使权力，还对给他们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同时，许多党的组织和干部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继续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派，这些走资派是不会自动转变立场，革自己的命，站到无产阶级行列中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就难以将继续革命进行下去，取得成效。

　　正是因为这样，文革初期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明堂来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他还说：“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他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他还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指当时仍然在位的领导干部，—引者注）不听。”他又说：“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27]

　　从中可以看到，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是难以取得成效的。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提出要对继续革命的方式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要立足于当时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存在的严峻状况，还要着眼于过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开展运动的经验教训，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来确定继续革命的方式。这就是要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继续革命，形成监督干部的巨大力量，就能在继续革命中取得成效，将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我们看到，在总结继续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继续革命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依靠党组织（党组织出现问题后，由上级党委派来工作队主持运动）和干部进行运动转变为依靠群众了。是依靠党组织（工作队）和干部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就成为新旧继续革命方式的主要不同点。

　　5、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的。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鉴于以前继续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及当时党内面临的严峻形势，因而采取依靠群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继续革命。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动员群众向着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进行斗争，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进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会产生负面作用。[28]况且这次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继续革命的方式又是开拓性的，因而出现一些曲折和阴暗面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显得非常慎重，一时没有下定决心。他还要继续进行思考，权衡利弊得失以后，再做出决定。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动“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毛泽东并不是很快就能下定决心。他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观察和反复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并没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说得更明白。“二十三条”虽然提出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29]

　　毛泽东认为发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向着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斗争，固然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产生一些阴暗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与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后果相比，不论怎么说都是次要的。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工农群众再次遭受剥削和压迫，在反复思考和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毛泽东才毅然下定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那么，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呢？

　　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前做出的。在这段时间内，到底是什么时候才确定的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则文献资料上来进行分析。

　　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从武汉经过湖南茶陵和江西永新重新登上井冈山。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0]

　　从中可以看到，当张平化向毛泽东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没有听他的汇报，而是告诉他情况他都知道了，光靠社教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这说明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进行继续革命了。因而我们认为至迟到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我们对这则文献资料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分析。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动。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具体表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逻辑发展，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而进行的革命。毛泽东这次重上井冈山，预示着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这次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找到一条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道路，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当时填的一首《念奴娇·井冈山》词中写道：“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他内心正酝酿着要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期待能做到“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31]因而我们认为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就已经下定了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是在继续革命的探索中采取了多种方法以后，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决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一时冲动，[32]而是在反复思考以后才下定决心的。这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慎重的、负责的。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工农群众再次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命运，他把批判的武器交给工农大众，[33]领导他们向着党内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发起了强有力的冲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硕硕风采指导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

　　前文我们分析了继续革命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那么，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呢？又是如何采取这些方法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依靠群众。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是一次没有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领导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群众性的审干运动。文革与以前继续革命的不同在于，以前进行的继续革命乃至于群众运动是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的，而这次却是依靠群众自己起来进行的。

　　其实，在毛泽东主持起草、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34]

　　陈伯达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此进一步作出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35]

　　我们看到，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而另一条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这两条不同的路线在文革初期工作组问题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一个要派出工作组，一个要撤销工作组，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文革上。在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路线占据了主导地位，撤销了工作组，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来，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文革，是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发挥人民群众主力军的作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可靠手段。这样既坚持了唯物史观，又汲取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决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有所改变。

　　依靠群众，就要进行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发挥群众集体力量，群策群力，聚沙成塔，打击敌人，凝聚人心，行使民主权利，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径。人民群众往往只有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表达自己的诉求。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党内走资派和官僚主义干部控制了党组织，人们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法律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也就只有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才能够冲破他们的束缚，将他们斗垮批臭，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36]因而他不仅倡导群众运动，还大力支持群众运动，为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运动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自身根本利益创造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遭到了党内干部不同程度的抵制，他们淡化群众路线，反对群众运动，转移斗争方向，侵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状况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据何载回忆：“1955年的这天（指毛泽东生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引者注），蔡畅、章蕴、帅孟奇、邓颖超等几位老大姐去看他，谈话是轻松而愉快的，谁都没有提祝寿的话，却反映了一些外地情况和某些干部厌倦搞运动的情绪。最后她们建议今后不要再搞运动了。主席当场处于对她们的尊重，没有表示不同意，也未赞成。送走几位老大姐，他给身边人员说，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搞运动，我不能叫毛泽东。”[37]

　　毛泽东认为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必须搞群众运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要搞群众运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但是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进行群众运动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他与不少干部的观点是不同的。这些干部反对搞群众运动，而毛泽东却是对于群众运动表现出坚决的态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进行群众运动，依靠群众进行斗争，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观点。群众运动是人民群众凝聚起来，行使民主权利，打击敌人，维护根本利益的有效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来进行文革，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继续革命方法。由于党内存在的严峻形势，许多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因而从形式上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搞群众运动，实质上却迥然不同，一个在搞群众运动，另一个则是运动群众。这直接关系到继续革命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