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2、在实践和理论的统一中进行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又反作用于继续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中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将继续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初萌芽于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

　　一九五六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9]

　　一九五七年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使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他进一步指出，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仅要有一个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0]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讲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要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1]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激烈斗争，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独立自主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附庸式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争论引发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存在于党的高级领导层。[12]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当时经济困难的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困难的方法上，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种分歧和争论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展开。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经验的问题，也有党内浮夸风和瞎指挥这些错误所致，要在坚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则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来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保留态度，[13]要通过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来解决这个问题。令人惊异的是，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主张竟然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14]

　　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国内中央农村工作部、中联部和统战部也出现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15]为了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进行反修防修，开展继续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领导全党反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中苏大论战，而且还提出要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了刘少奇的抵制和反对。[16]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又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虽然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使这种分歧暂时予以解决，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认为党内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17]

　　这个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构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提出要进行继续革命，而后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形成、丰富和发展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继续革命不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主观判断，而是他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深入思考后的结果。这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的背景。

　　从中可以看到，进行继续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运动。这种矛盾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不仅存在于党内，而且还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要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这就要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三反”“五反”运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还开展了文化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得到验证、完善和发展。

　　3、实践检验之一——文革被全盘否定后中国社会的演变。

　　怀仁堂事变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后，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场内乱或动乱写入了党史和国史，遭到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又如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中来考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实践中来检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真理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展开，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这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前两条总路线主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第三条总路线就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斗争，表现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斗争上。[18]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表现在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以及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19]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表现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的斗争上。[20]这种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斗争贯穿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十七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要不要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成为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从形式上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实质上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斗争在经济基础领域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单干风是在农业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现），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集中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在要不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生死攸关的大事。

　　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非权力之争，更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关系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义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出现分歧以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适宜于再继续做党的接班人了。[21]以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变动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并不困难，这在后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表现了出来。但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22]刘少奇不过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出现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变动了刘少奇的职务，还会有别的什么人再次出现。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改变党内资产阶级产生的社会基础，使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主动行动起来，践行民主权利，形成制约党内走资派的强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反对文革的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了怀仁堂事变，对文革阵营领导人实行了“斩首行动”，随后否定了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改革开放路线就是文革期间批判的刘邓路线。如果文革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就是错误的；如果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那么文革路线就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开放的所谓“正义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义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开放后，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就是从实践中对这两条路线验证其真伪的时期。

　　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后进行的农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虽然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收购政策的调整，农民的生活状况一度获得改善，以前的社队企业（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乡镇企业）由于惯性的力量又增长了几年，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却成了农村工业发展的回光返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最终被破产私有化，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三农”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魔魇，笼罩在农村的上空，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断裂。

　　随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破产，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严重动摇。这个时候匆忙实行的“拨改贷”和“利改锐”打乱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营的环境，对于计划经济的实行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物质刺激、资金挂帅、承包经营、减员增效成为搞活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灵丹妙药。当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领导人会想到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会大面积破产。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最终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资本，实行产权改革，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先是消灭中小企业，而后是大中企业，最后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急剧萎缩，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在国家经济中两种经济成分已经攻守易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丧失了国家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急剧变化，广大工农群众也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社会主义制度面临被颠覆的严重隐患。住房商品化、医疗市场化和教育产业化，涉及民生的这三大改革，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剥夺待尽，成为压在工农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他们失去固定工作变成雇佣劳动者的同时，又将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创造了社会的财富，却没有能够享有应得的成果，反而被视为“弱势群体”、“低端人口”，政治、经济及生存权利遭到严重破坏。

　　我们再来看一看开放状况。其实，孤立地、抽象地谈论开放是没有意义的。开放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民族经济的竞争力，是要利用外资而不能被外资所吞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折戟运十飞机，砍掉红旗轿车，停止芯片研制，造成了今天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和信息工业的严重落后。中国航空飞的是外国飞机，轿车工业则是外国品牌独霸天下，信息工业“缺芯少魂”，产业安全受制于人。由于决策者秉承“造不如买”的买办路线，错误地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致使中国开放的二十八个产业中，已经有二十一个产业被外资控股，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能够换来技术，反而丧失了产业的控制权。现在又全面放开了制造业，取消外资入股中国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金融行业的股比限制。这种不设防的开放已经成为危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隐患。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就是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和刘邓路线进行的检验。在刘邓路线的指导下，文革路线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我们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卷土重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人和人之间平等友爱的关系被商品交易关系所取代，按资分配颠覆了按劳分配原则，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了劳动果实，却被中外资本家夺走，生活愈发艰难，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社会上出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化程度严重。历史的发展，已经对两条路线作出了评判。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从正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则是从反面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4、实践检验之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对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又一次检验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西方的和平演变也好，还是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也罢，都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最终还是要通过苏联共产党这个内部因素来起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因而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通过共产党的变质来实现。这就要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4]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期间，在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从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赫鲁晓夫集团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局，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25]这个历史性的预言在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实践所证实。

　　其实，苏共亡党并非在朝夕之间，而是经过了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集团一个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期。这是各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到底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究竟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说明，进行继续革命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说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继续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得到保护和迅速发展。不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在不少领域还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人民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福利保障远远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避免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6]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否定了苏联的历史，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而形成了“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后来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苏共中央的领导权，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历史，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颠覆。这说明苏共党内当时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制定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实行后，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悲剧。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后，中国社教院的学者们痛定思痛，反思沉痛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编著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苏共亡党的真正原因。他们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苏共内部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27]其实这个特权阶层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就已经批判过，[28]毛泽东也在谈话中反复指出过这个特权阶层必然会产生修正主义。[29]这个特权阶层攫取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脱离了苏联人民群众，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经过了几十年的发酵，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中撕破了伪装，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苏共亡党导致苏联解体，引发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地区遭受巨大挫折。

　　苏共亡党，致使苏联丧失了坚强领导核心，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政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苏共蜕化变质，丧失了灵魂、凝聚力和战斗力，失去了执政地位，最后在八一九事件后被戈尔巴乔夫解散，酿成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东欧剧变也与苏共亡党密切相关。东欧诸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二战结束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政权的，执政后又照搬了苏联模式，没有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虽然有些国家（比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过探索，还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没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样苏共与苏联的存亡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就难以逃脱剧变的悲剧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地区遭受巨大挫折，这从反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用活生生的现实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领导全党进行反修防修斗争的正义性，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深刻预见性，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实践上的又一次检验。

　　5、实践出真知。

　　继续革命的理论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正面检验，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是反面检验。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正面检验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不是失败的。[30]文革期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外交方面发展的历史就是证明。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从反面表明，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不仅表现在文革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了毁灭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上，还表现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上。十月革命的故乡最终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当年中苏论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预见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误，最终还是要依靠实践的检验。正面的检验固然可贵，反面的教训更为发人深思。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经济的攻守易形和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真理而不是谬误。

　　实践出真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文革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惨痛损失从反面验证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令人婉惜的是，这种真理的光芒是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来放射出来的。损失固然痛心，教训犹为深刻。经受住了正反两方面严峻考验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所认识，成为鼓舞他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实践的观点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特征。继续革命的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正在以其强大的能动性推动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