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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2021-12-27 01: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627|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如何才能够监督制约这些党员领导干部,防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3、理论之树常青。

  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树常青。这就如同巴黎公社失败了,其原则长存一样。正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一样,[10]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创建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时候,更表现在被社会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

  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运动出发,为了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立足于唯物史观,而且逻辑谨严,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检验,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预见性,如同灯塔一样照亮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夜空。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继续革命的理论渊源来自于《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

  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如果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进行最彻底的决裂,那么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难度要比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难度更大。列宁曾经对此作出过精辟的说明。他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12]虽然列宁在这里说的是进行小生产活动的小业主,毫无疑问也包括私有观念。从与私有观念的决裂上来说,要比以前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难度大得多。

  这是因为不论是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其实践文化大革命,是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向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决战,破除几千年以来陈旧的社会陋俗。因而在继续革命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出现错误、曲折乃至于暂时的失败,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既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就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科学性,也不要因为承认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科学性,而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分析中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复杂原因,进一步揭示出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来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就不仅从继续革命的理论构建上和文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中,来认识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还要在坚持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前提下,从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中来不断完善继续革命的理论,使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树常青。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创立的。这个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指导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发展,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辩证唯物论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1]从中可以看到,阶级性和实践性,是辩证唯物论最显著的特点。这两个特点表现在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其实,这两个特点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辩证唯物论中存在,同样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构成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鲜明特点。从阶级性上来说,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从实践性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为继续革命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续革命的实践指明方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两个鲜明的特点来进行继续革命,从认识的深化中来完成继续革命。

  既然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鲜明特点,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二)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阶级性。

  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是要为工农阶级的利益服务。要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将革命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防止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将工农群众由国家主人变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这方面继续革命的理论表现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1、为了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

  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要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就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保障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基本权利,防止他们由国家的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这两个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紧密团结起来,组成工农联盟,成为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工农两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还在政治上结成了巩固的同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工农两大阶级在经济上的同盟表现在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互动关系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进程。在国家工业化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资金、原料和劳动力,同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又为全民所有制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又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提供了技术、人才和设备,成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这两者之间的发展形成密切的配合,良性的循环,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构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奇观。[2]

  这不仅是工农联盟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两大阶级国家主人翁地位的可靠保证。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忠实的同盟军。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主人翁地位,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工农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依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作后盾的。离开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工农两大阶级就会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主人翁地位也就难以获得有效保障了。因而要想保障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使人和人之间真正形成平等互助的阶级友爱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践行按劳分配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工农联盟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存在的必要条件。

  由此我们可能看到,要想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就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应运而生的。

  从理论和实践的探究中我们发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工农群众的主人翁地位,防止他们由国家主人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否则的话,就会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而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遭到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人和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以及按劳分配构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一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遭到破坏,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以及按劳分配原则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工农群众也就由国家主人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就会产生了。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这就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工农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改造人的世界观,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奠定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后,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中可以看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工农群众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了更为巩固的同盟。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2、为了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因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表现为党内走资派,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由此可见,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构成。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一般说来,政治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因而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由于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的决定性,也由于党内走资派掌握着权力,因而就要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

  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是由于他们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存在和作用以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所决定的,不将他们斗倒批臭,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建立不起来的。这就要运用“四大”,采取文斗而不是武斗的方式,和他们展开斗争。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将他们中的首要分子拉下马,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转变过来。通过革命斗争的淬炼,提高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力和鉴别力,使他们成为忠于信仰、目光敏锐、坚决果断、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中的多数人,还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不能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基本矛盾决定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直接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要求,具体说来社会基本矛盾是根本原因,主要矛盾是主要原因,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直接原因。由此看来,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不是来自于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研究,冷静分析,抓住矛盾,深入剖析,敏锐认识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主动地自觉地投入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洪流中,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将矛头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一旦条件适宜不仅自己会迅速由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同时还会在社会上培育出一个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这就要求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要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而不能转移斗争的主要方向。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围绕斗争的主要方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或公开地,或隐蔽地,或频繁地,或间歇地进行着活动,制造武斗,造谣惑众,转移斗争方向,使文化大革命偏离既定的轨道,走向混乱,以达到中止文革或者使文革流于形式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人就要识破这些伎俩,采取果断行动予以制止,使打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防止他们转移运动方向。这是在继续革命过程中应该引起警觉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党内走资派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革命对象,而且党内走资派则是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存在的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一旦掌握了领导权,具有了话语权,就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清除这两个障碍,才能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出现。

  3、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种鲜明的阶级性表现在为了维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这个时候还要进行继续革命,进一步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两股政治力量,以党内走资派危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思想取代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将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消灭掉,把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而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如果消灭了他们头脑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否则的话,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已经灭亡的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就会借尸还魂,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想保护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想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而我们说继续革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保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充分条件。

  (三)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践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来认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实践性呢?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不是依赖于主观的意愿,而是要靠社会实践的证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就在《实践论》中谈到了判定理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问题。他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3]

  从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论或认识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就不仅确定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一文时,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一个经典的概括,形成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

  这个判断不仅与《实践论》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的表述上更为简洁、明确,确定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理论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断。这个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说真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得以检验。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真理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能够轻易发现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认识到。同样,认识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还是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种检验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5]

  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有时失败了,不是因为不是真理,而是由于实力对比的差异所致。比如,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原则是长存的。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写道:“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

  我们当然不能把由于实力对比差异所导致失败的真理当成谬误,同时也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导致没有对事物本身的运动有一个正确的反映,致使失败的情况的存在。这就要从社会实践出发,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坚定信念,提高认识,继续检验,做出判定,通过调查研究从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中来反映客观规律。

  从客观规律与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上来划分,真理可以分为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客观规律被称为客观真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被称为主观真理。认识客观真理以后,就会形成主观真理。从实践中来认识客观真理,通过实践来检验主观真理。主观真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客观真理。

  在客观真理、主观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7]

  由此我们看到,客观真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变成了主观真理,主观真理究竟是不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理论是主观真理的表现形式。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还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证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观实际。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一般来说已经具有了真理性。这是因为理论的产生来自于实践,是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思考后,由感性认识发展到了理性认识,是对事物运动规律的反映。这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尽管理论已经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观实践中才能够得到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观实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8]

  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主观真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武断地否认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就直接视为客观真理。从中进一步认识到,主观真理具有能动性,能够作用于客观实践的发展,主观真理虽然包涵着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观真理,人的认识是不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验证。这就要在历史的具体的实践中来认识它的真理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认识不断趋于完善。

  在真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以真理没有经得起一次或几次实践的检验为理由,否认真理存在的客观性。从历史的辩证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斗争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其发展的方向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的力量对比及认识的局限所致。这个时候如果草率地以斗争胜负作出判断,就会忽视客观事物与人的认识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走向唯心论的陷阱。

  二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观性。毫无疑问,真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够得到检验。主观真理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包涵着真理的因素。这个时候如果一味地以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由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存在,就会导致不可知论。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意识的能动性。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如果对于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主观真理所包涵着的真理的客观性一概否认,那么正确的认识又是来自于何方呢?这样势必会否定意识的能动性,滑到形而上学的泥潭。

  这就要求我们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将反对唯心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从实践中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验证。不论是发现真理还是检验真理,都是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在真理检验的过程中,要从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出发,经过缜密的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能简单地以胜负来判断。同时,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着正确的认识,不能以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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