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二）

　　（四）从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统一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分为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具体目的是斗、批、改的具体化。这三者之间是统一的，主要目的是根本目的的实现途径，具体目的是主要目的的实现途径。要实现根本目的，就必须实现主要目的，要实现主要目的，就必须实现具体目的。只有将具体目的处理好了，才能将根本目的和主要目的贯彻到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

　　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世界观支配了人的行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世界观的不同，决定了人的行为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人的世界观。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就要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培养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代新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得失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4]人的行为既然受世界观支配，那么要完成现实斗争中对人的改造的任务，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必须从社会关系的剖析入手，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来找到人的世界观改造的正确道路。这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出发，认识到人在其中所起到的能动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社会关系的变革中来完成人的世界观的改造。

　　主要目的是实现根本目的的途径。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就要进行斗、批、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盘踞在上层建筑内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拦路虎”，不仅自己不搞社会主义的，还反对别人搞社会主义。他们掌握着权力，影响力又大，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先把这两只“拦路虎”搞掉。这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只有把他们斗垮、批臭以后，才能够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说来，就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出发，在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从政治制度的构建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上，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将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

　　具体目的是实现主要目的的途径。作为主要目的的斗、批、改，要通过具体化才能够实现。斗、批、改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但是在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阻挠下，是难以开展起来的。只有在斗垮党内走资本派，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也就是全面夺权以后，才能够得以进行。这就是斗、批、改的具体化。

　　斗、批、改与斗、批、改的具体化，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作为主要目的的斗、批、改，在实行的时候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尚未被打倒，还在起着作用，阻碍着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而具体化时的斗、批、改，是在斗垮党内走资派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后，进行了全面夺权，就要对上层建筑领域的诸方面进行改革了。斗垮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是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只有将斗、批、改的具体化进行到底，才能实现斗、批、改的主要目的，从社会关系的革命中来完成人的世界观的改造，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

　　在斗争中，不仅是改造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世界观，而且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也要进行改造。这是一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斗争，广大人民群众要在革命中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什么要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怎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从思想上巩牢反修防修的长城，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

　　从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目的、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统一的。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改造人的世界观为根本目的，在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去除私有观念，确立社会主义观念，形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斗、批、改才能够达到。这就要斗垮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从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改革中，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从制度、思想文化等诸方面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提供有力保证。

　　这就是说，根本目的随着主要目的和具体目的的达到而得以实现，同时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资产阶级从思想领域的避难所中清理出去，又会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发展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这三者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妥善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目的，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

　　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开始了关于继续革命方法的探索活动。整风反右、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城市的“五反”运动和农村的“四清”运动）就是其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在这些继续革命的探索没有取得应有成效的条件下才出现的，那么继续革命究竟为什么要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呢？

　　（一）继续革命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从彭真生前留下的一个谜团说起。以这个谜团的剖析为切入口，才有可能逐步接近事实的真相。

　　1、从彭真生前留下的一个谜团说起。

　　文革后，有一次彭真在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人员有林谈到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时说，毛泽东原先是想通过整风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后来却采取了文革的方法，这个原因他还不能说。直到彭真去世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邓力群在《国史讲谈录》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彭真同志同有林同志说过，毛主席要解决这些问题，本来是要用延安整风的办法。但怎么一下子转成急风暴雨？彭真可能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他不愿讲。这个问题成为一个谜了。”[1]

　　这个原因邓力群不清楚，有林也不清楚，因为彭真本来就没有讲清楚。这里让人蹊跷的是，为什么彭真不愿意讲出其中的原因呢？他又有什么样的顾忌呢？是什么因素导致彭真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态度，直到去世也没有讲清其中的原因呢？

　　文革前夕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在中央书记处内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央领导人，熟悉党内高层斗争情况。从中可以看到，他是知道毛泽东为什么由整风转为文革的原因的，但是又不愿意讲出其中的内幕。虽然现在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从逻辑上来做出判断，这个原因肯定是不利于否定文革的。否则的话，在文革已经被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情况下，彭真又会有什么顾忌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利于否定文革的，因而在政治上已经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和彻底否定的背景下，从大局出发，彭真才不愿意讲出其中的内幕。不然的话，就与当时否定文革的政治要求出现了不合。这也就不难理解身为中央领导人的彭真为什么对此采取缄口不言的态度了。

　　这里让人感到迷惑的是，既然彭真不愿意讲出其中的真实原因，他又为什么向研究人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呢？

　　这是由于彭真毕竟是在毛泽东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虽然他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倒，也挨了不少批斗，复出后却没有动摇对毛泽东的信念，在非毛化的大潮中仍然主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就与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不少领导干部在复出后对毛泽东的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特别是彭真亲身经历了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历程，洞悉其中的复杂原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又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这就不能不使彭真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进行对比和思考，在探究中对文革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促使他把当年毛泽东由整风转为文革的真实原因公之于众。但是彭真毕竟是一位身居高位的中央领导人，况且他又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下复出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是不便于说出这个事实真相的。同时处于历史的责任感，彭真又不愿意让当时的真相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任凭后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涂鸦式的解读，这样就在既不影响大局而又能为后人提供研究线索的情况下，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哑谜式的谈话，期待着后人能够根据这一线索来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从彭真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整风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的。

　　2、对文革前继续革命方式探索的简析。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提出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3]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继续革命呢？

　　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至文革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继续革命的方式上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包括一九五七年进行的整风，随后发生的右派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围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趋于激化，一九五九年党内发生的右倾和反右倾斗争；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打退“三风”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为了执行这条总路线，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围绕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及方法，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一九五七年发起的整风运动其实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对如何整顿党的作风、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探索活动。为了取得成效，当时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动员社会各界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整风过程中揭露出了共产党内存在的不少问题，以致于毛泽东看到揭露出来的问题后，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语，要他们对整风揭露出来的问题“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4]这个时候右派们却利用这一时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以提意见为名，要成立党外“平反委员会”，清算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冤假错案”，还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共产党进行“轮流坐庄”。[5]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决定发起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打退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是必要的，但是却严重扩大化了。在反右派运动中，把许多响应党的号召，抱着善意给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动员人民群众对党组织及其领导人进行有效监督，是极为不利的，以致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不无遗憾地表示：“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6]

　　一九五八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发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重要活动。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发现后，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起领导全党进行了纠“左”，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夕业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庐山会议就是为了继续纠“左”而召开的会议。会议期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以彭德怀上书为标志，将争论推向了高潮。这种争论虽然形式上都是打着拥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号，实质上却是围绕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展开的。这是党内出现的右的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党内高层确实出现了右的倾向，进行反右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纠“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何处理反右倾斗争与纠“左”的关系就成为影响全局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失误，不是将反右倾斗争局限于党内高层而是在全党开展起来，结果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各地又大干快上，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左”的错误，成为造成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反右倾斗争中，许多对干部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干部特殊化风提了意见的人，被错划为右倾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得通过正常民主渠道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取消了供给制和食堂，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这个时候党内却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毛泽东主导下，党中央批判了“三风”，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在城市表现为“五反”运动，在农村表现为“四清”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在社教运动问题上，党内干部不仅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而且还存在着抵触情绪。这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一九六二年冬到一九六三年春要在城乡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各省并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毛泽东在巡视期间发现，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教问题，其它各地则对此持漠然态度。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他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讲一下这个问题。可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仅制定了城市“五反”的一个文件，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没有展开讨论，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文件，而毛泽东关心的恰恰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种状况还可以从周恩来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反映出来。[7]这说明不仅地方的领导人，就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对社教运动也是漠然的。

　　不仅如此，干部对于社教运动的抵制还从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毛泽东在制定“前十条”的时候曾经反复叮咛，不要性急，要慎重行事，慢慢来，不要赶时间，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可是在实施中由于干部疏于防范，没有谨慎行事，仍然出现了不少问题。[8]这个时候，在刘少奇支持下，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后十条”。“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十条”在试点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出了一些政策界限。[9]这实际上是在社教运动中对干部制定了若干保护措施。一九六四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干部对两个“十条”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会议一致通过了“后十条”，而对“前十条”却漠然置之。[10]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毛泽东反复要求各级干部要下去，到基层去指导社教运动，但是好多人却无动于衷，最后是在刘少奇动用组织手段后才将干部赶到了基层去的。[11]由此可以反映出当时干部队伍对于社教运动的消极态度。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在刘少奇主导下，以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为标志，出现了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对基层干部打击过重，发生了不少问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及方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是他们之间存在两条不同社教路线的反映，最后以“二十三条”的制定为标志，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做出了结论。

　　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一九六二年十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就提出要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文艺革命（京剧革命）、教育革命等一系列革命。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于是才有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但是不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还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机构和部门并没有认真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地行动起来，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要求产生了严重矛盾，迫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中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论是整风运动期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还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以及在击退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以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上存在分歧的反映，这表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在党内存在，而且还出现于党的高级领导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时也鉴于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才向全党敲响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警钟。[12]

　　这个时期发生的几次运动确实发人深思。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和“四清”运动都使基层干部和群众遭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这里固然有经验不足的因素，但是通过深思可以发现，出现的问题则是耐人寻味的。

　　从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的历程来分析，由于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着运动权，他们中的不少人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严重，违背党的方针政策，个人专断，压制民主，维护个人利益，扭转运动方向，借运动之机随心所欲地打击报复给他们提意见的人，将矛头指向普通的干部和群众，从而使运动走了过场，难以取得成效。因而如何才能够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干部的官僚主义，使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防止有人借运动之机来整人，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迫切问题。

　　在“四清”运动中，究竟是将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还是一般的官僚主义和多吃多占的党员干部，直接关系到是对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将他们解放出来，依靠群众和放下包袱的大部分干部来进行运动，还是主要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教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同时，如果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如果派出工作队的上级党委乃至于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要看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掌握着权力，一旦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必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攫为己有，因而不论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所有制上还是从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上，党员领导干部都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机。况且路线方针政策是人制定的，当然也可以由人来废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13]如果一旦干部出现问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乃至于党中央内部出现修正主义，就会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如何才能够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呢？

　　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依靠各级干部来执行的，最终要落实到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中。这个期间出现的问题，固然有群众运动自身的因素所致，但是作为具体领导运动的干部来说还是要负重要领导责任的。这决不仅仅是认识和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与干部的素质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个人利益的膨胀又往往是走资派产生的温床。那么，如何才能够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社会主义意识，保证他们能够自觉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不能不寄望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了。

　　如何才能够监督制约这些党员领导干部，防止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是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苏共中央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干部的修养显然是不行的，这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将广大党员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控之下，在群众运动中来监督干部，考验干部，审查干部，任免干部，使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就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