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续一）

　　3、斗、批、改具体目的的基本内涵。

　　文革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后，毛泽东不仅对斗、批、改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还以“六厂二校”为试点，指导着斗、批、改的进程。前文我们介绍了斗、批、改的具体目的，那么这个具体目的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毛泽东又是如何具体地指导着斗、批、改的进程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1）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创造。这是毛泽东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的指示在组织上的体现，[60]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以后，就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贯彻机构精简的原则，实行一元化的领导，通过革命的大联合达到革命的三结合，由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

　　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总结了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后，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提出来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61]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62]

　　一九六八年三月间，毛泽东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63]

　　为了克服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改掉无所作为、人浮于事、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陋习，打破机构重叠的现状，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充分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使党政干部能够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就要精简机构，裁减干部，上下贯通，高效运转，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从中可以看到，革命委员会是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国家机关改革的根本原则。

　　改革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在裁撤重叠机构，建立了廉洁高效集中统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实行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机制必须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这就要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进一步发挥党在国家事务和社会发展中的领导作用。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也是精简机构的必然结果。

　　从当时政治斗争的态势出发，要建立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就要首先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前提，没有革命的大联合就难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建立巩固的革命委员会。文革开始后，群众组织分裂成保皇派和造反派。全面夺权开始后，由于在形势认识和权力分配上的分歧，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这样群众组织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要建立新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要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相互之间正在斗争的群众组织走向联合。这就要以革命的大联合为目标，以解决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为突破口，通过三结合的方式，使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参与政权。

　　全面夺权是在军队支左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全面夺权完成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要有军队的代表参加。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是革委会行使权力的坚强后盾。在当时情况下，只有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才能使革委会具有权威和号召力，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这里可以看到，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是具有必然性的。

　　为了使革命委员会能够行使有效的管理，还要结合革命干部参加。对文化大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是积极参加还是消极对待，成为判断一个干部是不是革命干部的重要标准。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打倒一切干部，而是打倒走资派，将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清理出干部队伍，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全面夺权完成以后，就要对干部进行甄别鉴定，不仅是革命干部，即使被打倒的干部一旦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也要及时地解放他们，表现好的还可以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因而革命干部是要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群众代表要参加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是在革命群众的积极参加下，在造反派的带领下得以深入发展的，以造反派为代表的革命群众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建立革命委员会就要有革命群众代表参加。这就要在军队支左干部的支持下，不仅使分裂的造反派团结起来，还且还要使分裂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以革命的大联合来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使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不仅能够直接参与政权，而且还可以在政权内部直接监督干部，防止革命政权的变质。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革命委员会是全面夺权以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组成。这种组成方式是由当时的政治态势所决定的。军队代表的参加保证了夺权的成功和革命委员会的顺利组建，革命群众参与则是对政权进行的部分改造，剔除了走资派以后，由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干部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部分改造，保证了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种组成方式在当时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形势稳定下来，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得以巩固，军队干部完成了文革的使命以后，就要退出革命委员会，实现“权归政，兵归营”了。不论是军队参加文革还是退出革命委员会，都是发动文革和巩固文革成果的必然选择。后来林彪集团势力膨胀、宗派主义严重乃至于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就与这种追逐权力不思退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具有密切的关系。

　　建立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后，还要建立地、县、公社以及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才能真正落实到基层。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直至基层单位都能够行使职权，形成一个全覆盖、多层次、全天候、多角度的严密管理体系，使得假冒伪劣产品、黄、毒、赌、黑恶势力、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丑恶现象没有容身之地，海晏河清，国泰民安，呈现出一片升平祥和的气氛。

　　通过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过去的政权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造，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工人、农民参加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直至中央领导机构中，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和国家的性质不变。当然，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往往是同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来做的。[64]那么，这个时候如何进行大批判呢？我们下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2）大批判。

　　大批判，就是要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前，大批判就是要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开路。在全面夺权完成以后，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大批判就成为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权的重要措施了。[65]

　　其实，大批判并非是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后才搞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拉开序幕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先后发表。[66]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王力、关锋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等批判文章也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67]这些批判文章有不少是经毛泽东批准或修改后发表的。这些批判文章不仅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擂鼓助威的作用，而且还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方向。

　　进入斗、批、改阶段后，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已经被批斗倒了，这个时候的大批判就集中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上。通过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批判，从理论上阐述继续革命的思想观点，使人们弄清楚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区别，以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所产生的迥然相反的作用，从而认识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自觉地进行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消除头脑深处存在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坚定无产阶级信念，完成灵魂深处的革命。

　　这些批判集中表现在刘少奇的“黑六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上。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大批判，进一步警醒了人们的头脑，使继续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从思想上打牢拒腐防变的根基，为继续革命的完成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① 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

　　这是在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刊登的《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一文中提出来的，具体是指“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该文指出：“黑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68] “黑六论”是对刘少奇过去错误思想观点的集中阐述。虽然“六论”的题目并非刘少奇提出，其中个别的文字表述也有出入，但是从“六论”的主题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则是没有疑问的。通过对“六论”的批判，可以从思想上认识到刘少奇错误的严重性，以及这种错误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严重危害，从而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在一九六二年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上表现出来，还鲜明地表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刘少奇避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而是用“四清”和“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来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和矛盾问题，对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持反对态度。[69]这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认识上的分歧，直接决定着要不要进行继续革命，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批判“驯服工具论”。刘少奇主张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虽然这种观点有着强调党的组织纪律的一面，却更鲜明地强调组织服从，这样就窒息了人们思想上的质疑和批判。当然，批判“驯服工具论”，决不是不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要将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领导，与做党的“驯服工具”区分开来。在党内特别是中央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毛泽东唤起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出造反有理，采取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方式来揭发我们党存在的阴暗面，形成遏制党内修正主义出现的强大力量，保证党和国家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驯服工具论”却是以强调组织纪律为理由，压制地方对中央的批评，强调无原则的服从，这就为修正主义的泛滥打开了大门。

　　批判“群众落后论”。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当然，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人民群众中间存在着一些过激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这与“群众落后论”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刘少奇的这种观点鲜明地表现在他对群众路线的态度上。新中国成立后，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农民的力量能不能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来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六二年在坚持人民公社体制的前提下，到底能不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探索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制来摆脱经济困难，“四清”运动期间，是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工作队来进行运动，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之际，究竟是依靠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上。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时才说：“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70]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革命斗争中能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反映出刘少奇对待人民群众和执行群众路线的根本态度。这种态度是由于他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认识所决定的。

　　批判“入党做官论”。“入党做官论”不过是对刘少奇在党员干部观点上的形象性的说法而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入党后就是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甘愿为党奉献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成为党员干部，也是人民公仆，决不能脱离群众，作威作福。加入共产党究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做官当老爷，反映了入党动机乃至于党员信仰上存在的不同。当时处于和平年代，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少人入党是为了自己以后升迁做官，而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面对这种严峻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究竟要不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干部要不要参加劳动、党内究竟有没有资产阶级、在运动中到底要不要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等问题上表现出来。刘少奇的主张恰恰为入党做官者开了方便之门。

　　批判“党内和平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批判“党内和平论”，决不是不要党的团结和统一，而是说党的团结和统一只有通过党内斗争的手段才能够取得。从党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党内并不平静，党内乃至中央委员会内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就是要进行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党内有些人却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文化落后为由反对这些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党内和平论”，就会束缚住人们的手脚，难以开展正当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错误的思想面前妥协退让，取消了斗争。这样势必会导致党内错误的思想得不到纠正，正确的思想难以确立，客观上就为错误思想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批判“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其实，这是社会上流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庸俗习俗的翻版。共产党人是将个人利益纳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范畴中来进行处理的，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而不能相反。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虽然消灭了私有制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还要斗私批修，消灭私有观念，进行继续革命，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公和私之间是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不是公消灭了私，就是私颠覆了公，两者是难以溶化的。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它一切阶级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小生产的势力面前，在个人主义浓厚的社会背景下，主张“公私溶化”，而不是强调破私立公，公而忘私，势必会导致化公为私，为私有化的发展打开了后门。

　　“黑六论”实际上是刘少奇诸多错误观点的集粹。虽然“六论”的题目不见得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但是“六论”的内容却是刘少奇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反映，是刘少奇错误言行的集中概括。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矛盾是否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进行阶级斗争还是进行阶级调和，斗争到底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靠干部来进行，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在党内乃至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情况下，到底是做党的“驯服工具”，消极被动地去维护所谓“党内和平”，还是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积极主动地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入党做官论”喧嚣尘上的情况下，是开展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同头脑中存在的私心杂念进行坚决的斗争，还是坚持“公私溶化论”，向私心杂念投降？这就成为考验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试金石。在“黑六论”问题上的批判和斗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是否进行继续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通过对“黑六论”的批判，剖析了刘邓路线的本质，弄清了进行深入批判刘邓路线的原因，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② 批判“唯生产力论”。

　　“唯生产力论”，就是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孤立地去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前一条路线由于抛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孤立地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后一条路线由于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辩证论。

　　有人说，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不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批判“唯生产力论”绝不是说不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说要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纳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范畴中，不能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去孤立地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后，才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否则的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里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片面地强调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上。因而在生产力发展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他们在继续革命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

　　③ 批判“利润挂帅”、“资金挂帅”。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坚持“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

　　坚持政治挂帅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生产目的及所处的发展地位决定的。作为落后的农业国，只有紧紧抓紧核心技术的研制，才能迅速提高工业发展的竞争力。如果搞“利润挂帅”，会把能否实现最大利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核定考察的主要标准。这样就会助长企业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减少核心技术研制的投入，不利于核心技术的形成，也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只能是在技术强国的背后艰难地爬行。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坚持“利润挂帅”，必然会想方设法把实现最大利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工人的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往往会受到严重损害，这样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经济还承担着维持市场稳定、支援国家发展、实现工业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任，坚持“利润挂帅”，就会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运行遇到很大困难，甚至处于亏损状态。由此看来，坚持利润挂帅会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和生产目的，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当然，批判利润挂帅，决不是说不讲经济效益，不讲成本核算，不注意技术改造，不去提高生产效率，而是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究竟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还是以实现企业利润为主要目标。

　　至于“奖金挂帅”则是“利润挂帅”在分配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用物质刺激而非主要采用精神鼓励的方式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势必会扩大业已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冲击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使得已经遭受批判的私有观念再次沉渣泛起，成为产生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利润挂帅”、“资金挂帅”，将“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大庆的“三老四严”精神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精神动力，开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④ 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道路上，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独立自主，自立更生，自主研发的发展路线；一条是崇尚洋奴哲学，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盲目引进，依附发展，崇洋媚外，信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发展路线。这两条工业化发展路线，直接关系到中国是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化还是依附式发展工业化，关系到中国是以独立的姿态还是附庸国的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既不能照搬美国，也不能照搬苏联，而要根据国情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照搬苏联革命模式进行城市武装起义给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终于走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后又在毛泽东主导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方式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一五计划期间由于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模式，但是从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标志，开始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审阅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时批示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71]

　　从中可以看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要外援，不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进行开放，吸收外国的援助和技术，经过创新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那种认为毛泽东时代是走闭关自守的老路的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尝试，正是因为这样赫鲁晓夫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三道四，指手划脚，冷嘲热讽，幸灾乐祸。[72]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是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还是依附于苏联，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一个是毛泽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路线，一个是依附式的工业化发展路线。不论是美国的敌视还是苏联的干扰，也不论是党内出现的“三和一少”还是一九七三年中美会谈中出现的软弱退让，[73]都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他是在排除了重重阻挠以后才领导中国人民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上，到底坚持哪一条路线，不仅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方向，关系到能否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安全，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就要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种批判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后中国信息工业、航空工业、轿车工业发展的沉痛教训中得到验证。

　　⑤ 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才能认识人的本质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按阶级来划分的，要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来认识人，各种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是人的社会性。“资产阶级人性论”，则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撇开人的社会性来分析人的好坏善恶及其言行，在人性的范畴内兜圈子，用抽象的人性论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这样就割裂了人和人之间存在的阶级关系，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谈论人性，就会背离唯物史观，走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的批注上。[74]毛泽东对此印象颇深，以致于在文革发动之际他还专门致信刘少奇将写有这个批注的信件调来再阅览一遍。这是耐人寻味的。[75]只有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深入人心，使人们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认识人的本质，进一步改造人的世界观，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奠定基础。

　　⑥ 批林批孔。文革后期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属于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在斗、批、改阶段转入批孔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将批林与批孔联系在一起，既是因为九一三事件以后批判林彪集团巩固文革成果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从全面夺权进入斗、批、改阶段的时候，林彪及其集团成员大搞宗派主义活动，背离文革路线，走向保守，和孔子克己复礼有着一致性的缘故。

　　由此可以看到，刘少奇的“黑六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洋奴哲学”、“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构成了斗、批、改阶段大批判的主要内容。大批判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大批判就是要破，破的目的是为了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在大批判的过程中，广大工农群众参与其中，纷纷在基层成立理论学习小组，联系斗争实际，学理论，写文章，大辩论，明思想，初步建立起工农阶级的理论队伍。通过大批判，就是要使工农群众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辨析能力，改造人的世界观，从思想上完成夺权的任务。

　　（3）清理阶级队伍。

　　全面夺权完成以后，为了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就要将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中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清理出来进行劳动或思想改造，这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是必要的。毛泽东不仅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还为清理阶级队伍及时做出指示，指导着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人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问题，指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他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这个时候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又提供了详实的证据，从调研中说明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报告时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76]

　　从中可以看到，全面夺权完成后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并非是主观随意开展起来的，而是有着现实的背景。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分子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成为从内部腐蚀无产阶级政权准备将来进行复辟变天的急先锋。这是一股无产阶级政权的异己力量。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他们清理出去，消除障碍，清除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五月十五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77]

　　为了促进运动的顺利发展，毛泽东不仅将各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78]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既要坚决斗争，铁面无私，坚持原则性，又要善于斗争，注意团结，讲究政策和策略。这就要在斗争中善于引导群众，将清理阶级队伍纳入继续革命的轨道，而不能放任自流甘当群众的尾巴，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清理阶级队伍的健康发展。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发表谈话和讲话，作出指示，指导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发展。

　　五月八日，毛泽东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

　　“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79]

　　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80]

　　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中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81]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清理阶级队伍不仅要抓紧进行，还要注意政策，进行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防止发生扩大化。毛泽东的指示，不仅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还为清理阶级队伍指明了方向，保证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顺利发展。

　　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还进行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原来是一个在北京存在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利用《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贴出了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这种动向引起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唐闻生、王海容的警觉，五月二十七日他们联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个问题。她们在信中说，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以用小字报或书信向主席、林副统帅、中央文革或总理本人提出，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正常辩论，而不能借此炮打、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派或其后台。我们绝不能赞成“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大方向”的提法。

　　毛泽东阅后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82]后来，毛泽东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小组织（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引者注），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有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83]文章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没有用多少时间，这个反动组织就被清查出来，为首的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上解决。[84]

　　可是，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为什么在破获五一六反动小组织以后，又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确凿的史料。不过，我们可以从对江青讲话及“五一六分子”标准的分析中得到若干启示。

　　从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才可以定为“五一六分子”。[85]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规定了“五一六分子”的划分标准，就是：“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86]

　　由此看来，只要是反党乱军攻击革委会的人就可以被划为“五一六分子”。这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对象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清查反对周恩来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极少数人发展到清查反党乱军的反革命分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倒台以后，把他们称作“五一六分子”的操纵者或后台了。[87]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来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点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严禁逼、供、信，不能采取体罚和变相体罚的手段，纠正扩大化的倾向，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骨干分子也要讲究政策，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88]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是以清查“五一六分子”为导火线，清除文革期间出现的反党乱军攻击革委会的反革命分子，保持阶级队伍纯洁性的重大行动。这与“一打三反”构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打三反”运动，是指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这个运动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从战备的观点，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因而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将打击的重点对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二月五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就是“一打三反”运动。[89]

　　“一打三反”是将打击的重点对准反革命分子，同时又通过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来整顿经济秩序，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实际上这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体现。通过“一打三反”将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纯洁了阶级队伍，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提高了战斗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后，从打击反革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要求出发，就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将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腐化变质分子清理出去。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两次具体行动。这是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维护革命成果，保持革命队伍纯洁性和战斗力的必要行动，是为了建设一支立场鲜明、斗志坚定、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阶级队伍的可靠保证。

　　（4）整党建党。

　　全面夺权完成以后，整党建党作为斗、批、改阶段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实，全面夺权正在进行的时候，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向中央提出了如何进行整党建党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来电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90]

　　十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复电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复电稿时，在复电稿中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91]

　　后来这段话中的个别词句在作了修改后被引入一九六八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该文说：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的话，随后在谈到实现毛泽东指出的整党目标时，将这段话修改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92]

　　毛泽东关于整党建党的指示，确定了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被称为“五十字建党大纲”，是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93]在夺权已经完成，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就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其实，全面夺权过程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市、自治区就已经开始了整党建党。但这只是一个局部现象，大规模的整党建党还是在全面夺权以后才进行的。

　　如何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进行整党建党呢？这是关系到究竟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建党目标。要达到这样的建党目标，就要在整党建党过程中，将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清除出党，不容许他们再过组织生活。同时还要吸收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来参加党的队伍，以保持共产党的革命性、阶级性、先进性和战斗力，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使党成为维护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带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向着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先锋队组织。这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必然要求。为此，毛泽东曾经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谈党的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