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恩来大跃进政治情怀的考证
--纪念周总理逝世45周年
老兵义雄
周恩来从建国到谢世任国务院总理近三十年。他被国内外共认是毛泽东治国理政最得力的助手。在国人中流传一种说法：毛泽东的口，周恩来的手。寓意是，毛泽东的宏图壮志都是通过周恩来的努力而得以实现的。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如果把1978年前称作毛泽东时代，贴切的说叫毛泽东周恩来时代更为准确。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不能分割的。然而，一些人为了诟病毛泽东，最受人民拥戴的好总理也被他们诟病了。
他们是怎样诟病周总理的？
他们苦心地编织了这样一个逻辑：“大跃进”是在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因而它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周恩来从一开始在“大跃进”问题上就同毛泽东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周恩来为顾全大局，不得不委曲求全和忍辱负重的工作。他们还断言，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问题上，在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政治分争上，周恩来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与毛泽东保持一致。有的人甚至认为在这两次会议上周恩来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立场。笔者通过考证认为，这个政治逻辑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目，是对周恩来的恶意中伤。
一
周恩来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宏图和四个现
代化蓝图的总设计师，是向科学进军的统帅
笔者在此前
已经讲到，毛泽东根据苏联的建设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回国后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1950年—1952年作为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第二步从1953年起，执行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156个援建项目的建设，创建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尔后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第三步，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进入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逐步把中国建成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个构想是伟大的，怎么把这个构想一步步落实？
在这里，周恩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推进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用一年多时间首先领导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顺利实现了预定计划确定的目标。为了走好第三步，在一。五计划实施时，周恩来又集中几百名科学家和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七个月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616个中心问题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规划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这个规划成为科技兴国的总纲领。
两弹一星是集当代尖端科技于一体的高科技战略工程，没有一支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是不可想象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报告中鲜明地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上述两个方面重要论断的基础上，周恩来着重阐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以及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规划，叫响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
1960年，正当导弹原子弹研制进入关键阶段，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又逢三年自然灾害，给研制造成极大的困难。面对严重的困难，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领导两弹一星工作，周恩来挑起了专委主任的重担。对导弹原子弹研制过程中，当大军遇到困难时，周恩来总是及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当大军面临断粮威胁时，是周恩来亲自给他们筹粮，给科技人员送去温暖。实事求是地说，国防科技的每一项成果都凝结了周恩来的心血。
二
周恩来是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者和捍卫者
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薄一波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⑦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把经过文字调整之后的“多快好省”原则公开发表出来。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把“多快好省”做为领导方法加以强调。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党搞建设的一个路线。”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正式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得到了会议的一致通过。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就确定下来了。这条总路线鲜明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根本目的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这也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因此，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再次，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振奋精神，力争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快一些。八大二次会议还制定了总路线的基本点，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际团结；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原则正确的。
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核心内容“多快好省”，四者是相辅相成的，可是，在当时大跃进的气氛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在解释和宣传总路线时，都只强调多和快，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是总路线的灵魂”。在1958年，“多快”压倒了一切，“好省”完全被忽视了。因为这一原因，“大跃进”在某些方面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在庐山会议和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受到彭德怀与刘少奇的质疑。他们都把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作为质疑和否定”大跃进“的依据。为了扩大否定队伍，有人不惜把周恩来也拉了进来，说周在庐山会议上从内心是同情认同彭德怀的观点的，但他怕再扣上右倾的帽子，违心地站到毛泽东的一边。在七千人大会上为讨好毛泽东，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折中主义态度。
事实是这样吗？
事实是和这种说法相反。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旗帜鲜明的指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认为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他明确指出，尽管“大跃进”出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证明“三面红旗”基本是正确的，对此不能动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列了两大“罪状”（毛泽东语）：一是1070万吨钢，二是人民公社。彭德怀说建那么多土炉，补贴了40亿，得不偿失。7月1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旗帜鲜明地批驳彭德怀的观点，他说：钢铁账要算，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又要算将来的盈亏账。中国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大办钢铁虽然补了40亿，但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大大提高了我国的设备能力和缩短了投产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把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三面红旗”产生动摇。周恩来在总结成绩与问题关系时却明确地指出：“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周恩来是正直的革命家。仅就这两次会议上的发言充分表明，周恩来是总路线的捍卫者，在大是大非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边。什么委曲求全，中庸之道，折中主义，机会主义，全是无稽之谈。
三
周恩来是“大跃进”得失的担当者
凡否定“大跃进”的没有不提毛泽东批评反冒进那段历史？的。一些人为了证明毛泽东是左倾错误的炮制者和推行者，总是拿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说事。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批评反冒进的错误，毛周在“大跃进”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政治立场已趋于一致，可许多人为什么不正视这个事实，而把周恩来塑造成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为什么非要把周恩来始终放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毛泽东治国最得力的助手，是实现毛泽东宏图大业的践行者，而最忠于毛泽东的“军师”在“大跃进”问题上也和毛泽东反目成仇，无非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大跃进”问题上连最忠于毛泽东的总理都反对他，说明毛泽东推行的左倾错误使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从而营造出毛泽东不得人心的氛围，借周恩来的威望抹黑毛泽东。这是一个不合史实的逻辑关系。为了揭穿这个逻辑虚假性，不妨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周恩来“大跃进”的政治情怀，以及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始末。
1955年冬天以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提高发展指标，使财政和物资的紧张状况日益加剧。面对这种形势，周恩来觉察到党内急躁冒进的情绪正在增长，必须防止和纠正。1956年二月，周恩来多次召集国务院负责人开会，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⑧他还要求把正在制订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5年远景规划中的一些高指标降下来。后来这些会议被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此前，毛泽东也说过，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搞那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要防止“左”倾冒险；但又认为目前这不是主要倾向，主要还是要反右倾。四月，政治局会议期间，在讨论1956年经济计划时，毛泽东主张再追加一大笔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并反复说明再追加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与会者也大都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会后，在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指导下起草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报告，并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宣部根据上述精神起草并经中央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对这篇社论，毛泽东很不满意，在送审稿上批了“不看了”三字。后来批反冒进时他才说，这篇社论有原则性错误，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但当时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中央的上述精神就成为八大讨论经济建设问题的指导思想。八大的决议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毛泽东在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八大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1957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提出，1956年成绩是有的，但肯定是冒进了。鉴于这种情况，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当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而毛泽东却认为，1956年的经济工作，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他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与会者大都认为，1957年的经济建设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赞同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反对这一方针，但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是做了个妥协。此后，中央和国务院按照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对1957年的经济计划作了调整，并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从而使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在整风运动期间，有些党外人士对1956年的冒进也提出了批评。这种意见后来被当作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右派言论”。毛泽东认为党内1956年的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从而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地批评说，去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还想恢复。并讲道：“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公布农业发展纲要40条，并以讨论这个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会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8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提出，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在1958年1月和3月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判了周恩来、陈云等1956年发动的反冒进。他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甚至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迫于政治压力，从1957年10月开始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周恩来一次次检讨都未能过关。到1958年的上海会议还在批，说周离右派只有50公里了。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既要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又面临必须及时处理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在难以两全的背景下，周恩来提呈要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
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从当年的重庆国共谈判，到建国后每项重大决策，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的决心和意愿都难以顺利实现。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地位和影响，虽然批评周恩来，但他不会因为暂时的分歧而让周恩来离开中央决策的核心。随着反“五风”的推进，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对反冒进的批判助长了左倾错误，是冤枉周恩来了。于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毛泽东说：周恩来和陈云是实事求是的，是对的，他是错的。这等于公开给周恩来的反冒进平了反。至1959年上半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形势达成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共识。庐山会议的宗旨是纠左、降温，总结经验教训争取继续跃进，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庐山会议是以如上的共识为基础的。毛是真心的，周是热忱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自我批评，肯定周恩来和陈云的工作。有些人说周恩来本来与毛泽东立场观点本来有分歧，但怕再戴上右倾帽子而违心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这种说法是经不起考证的，是对周恩来政治人格的玷污。
四
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忠诚的卫士
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被排斥在党的决策层之外。到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决策层，成为三人军事指挥组成员之一，从此开始了周恩来与毛泽东政治合作的新篇章。毛泽东在遵义会能进入决策层，是周恩来说服中央上层后把毛泽东请进来的，这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贡献。毛泽东也正是从这里认识了周恩来党和革命事业高于一切的政治品德，和政治家的胸怀，及其能把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在一起的非凡的组织能力。也是从这时开始，周恩来不仅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也成为毛泽东最忠诚的卫士。大家知道，党的安全保卫工作就抓在周恩来的手里，毛泽东的出行访问都有周恩来亲自安排，他要求警卫局在毛主席的安全方面不许出任何差错。周恩来在这方面有很多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当属周恩来参加苏共22大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的事迹。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的政治对手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一伙赶下台。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改善中苏关系的机会，中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人民日报》于11月7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批的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向苏共传递了中方愿意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善意，并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建国47周年庆典。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可苏共高层却借机离间中共高层与毛泽东的政治关系，遭到周恩来的谴责。事件的经过，当年随周恩来出访的代表团成员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回忆录有详细记载，原文抄来，可作佐证。
“我们到莫斯科后碰到的第一起及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庄严的苏联国庆招待会上。当周总理同苏联领导交谈后，便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准备找他们交谈。此时，迎面走来了马利诺夫斯基。他见到周总理后便胡说：“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总理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了他一句：“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然而他却像发了疯似的，在周总理走后仍胡言乱语：“我们已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这时周总理和他的译员已经走远，未能听见。另一位翻译虽听见但已来不及找到周总理报告此事。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总理已走开，又跑到贺龙副总理那里继续挑衅，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副总理顶回。代表团的同志听说后，都极为气愤，迅即离开了宴会大厅。
周恩来回到驻苏使馆后，认真地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代表团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认为马利诺夫斯基此举决非偶然事件，这是对我们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10月18日上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礼节寒暄后，周恩来就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向苏方提出强烈的抗议。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是酒后胡言。周恩来反驳说，不是酒后胡言，是酒后吐真言。尽管勃列日涅夫表示道歉，周恩来毅然结束对苏联的访问，表明了周恩来严正的政治立场。周恩来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隆重欢迎。
五
不能曲解总理与柬埔寨客人谈话的精神
1975年4月，在打垮朗诺集团的斗争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柬埔寨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4月25日至27日，由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主持召开的特别国民大会，根据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中央的建国理念，提出建国后的奋斗目标：即把柬埔寨建设成为“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全体人民幸福生活，团结协作从事劳动，共同保卫国家”的国度。废除原来的君主立宪制，确立以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柬埔寨”的制度。柬共强调：“柬埔寨是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一切主要生产资料属全民和集体所有。”同月召开的柬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脱离实际的战略任务，宣称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为此，要求立即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供给制为特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很明显，民主柬埔寨经济管理模式、所有制形式和建设口号，就是我国“大跃进”初期人民公社的管理理念和模式。
1975年6月19日，柬共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率领代表团公开访华。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委托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负责接待。邓小平同波尔布特进行了三次会谈，在热烈祝贺柬埔寨共产党经过5年艰苦奋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时，强调指出你们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战斗，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他们今后仍应维护同西哈努克和宾努之间的团结合作，才能使国家政局稳定，发展顺利。还说，金边解放已经二三个月了，建议你们应该让西哈努克尽快返回金边。对此，波尔布特作了如下回答：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好比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入了大股，西哈努克入了小股。现在胜利了，要按股份分配成果，大部分应归人民所有，即建立人民政权，西哈努克也应分得一份成果，即保留他国家元首的地位，我们不会因为胜利而抛弃他，但不能让他发展自己的势力。6月23日晚，周恩来在会见波尔布特时，也做了必要的劝导。波尔布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派乔森潘和英萨利专程前来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回国。
8月27日，西哈努克在向毛泽东告别时，再一次激动地说：我代表全体柬埔寨人民向主席表示深切感谢，中国给我们的极大恩惠，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毛泽东说：我没料到这么快，仅5年零一个月，你们就赢得了胜利。接着又指着乔森潘直率地说：你是从金边来的吧？要把这两位亲王接回去，是吗？你们要好好地帮助他们，吵架会有的，小吵架，大团结。并且希望回国后转达他的意见，不得虐待莫尼克公主与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纳林卡明，不得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同时还劝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职务，不应该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应当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政权的坚决支持。又说：如果他们对你们不好，你们再来中国，我们会热烈欢迎的。
西哈努克回国前夕，还坚持要去医院向多年来最知己的朋友周恩来告别。8月26日，周恩来忍着癌症的疼痛，在病房会见了西哈努克，以及同来的宾努、乔森潘和英萨利。西哈努克看着身体极度衰弱的周恩来，满含深情地说：中国对柬埔寨争取独立主权的斗争给了巨大的、各种形式的、有效的支持。尤其是您为柬埔寨人民的正义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特殊贡献。周恩来高度评价柬埔寨的胜利，是毛主席关于“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一论断的最好证明。同时又谦虚地表示：因为交通不便，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尽了一点国际主义义务，我个人做的事更是有限的。接着，他着重讲了红色高棉与两位亲王之间的关系问题，语重心长地说：回想5年半之前，苏联把亲王送到中国来，以为我们不会接待你。然而，我们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来接待。经过5年零一个月的丛林战斗，你们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是柬埔寨人民、军队、领导人三结合的成功表现，同时也证明只要你们两派团结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现在你们胜利了，就应更加团结，共同奋斗，共同前进。殷切希望你们两派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随后，周恩来把目光转向乔森潘和英萨利，像宣布遗嘱一样向红色高棉领导人发出忠告。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犯过错误，我们必须为此造成的后果负责。我冒昧地提醒你们，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明智行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产主义道路。你们现在的目标不应当是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而应当缓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说到这里，周恩来在护士的帮助下吃了几颗药片，稍作休息后接下去又说：“共产主义应当意味着人民的幸福、繁荣、尊严和自由。如果有人不顾人民的思想水准和民族现实，想一步就完全共产主义化，那无疑是冒险把国家和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提醒你们不要再犯中国同样的错误。”
从周恩来临终接见柬埔寨客人的谈话，特别关于“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忠告，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朋友将心比心的忠实的态度和伟大的国际主义情怀。这是对“大跃进”中急于求成的反省，并不是对大跃进的否定。但有人却把周恩来的忠告解读为是他对20年来接连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左”倾错误的深刻反思，意思是，他在世时不能否定“大跃进”，在临终时才说出了心里话。笔者不赞同这种解读。理由是：周恩来关于“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结论早在“大跃进”时期就已经形成，这是他和毛泽东一致的认识，不是临终才总结出来的。这个忠告只有借鉴的意义，不能做出别的解释，把周恩来的忠告解读为最终否定“大跃进”，是对总理遗愿和周恩来政治情怀的扭曲。
毛泽东周恩来对柬埔寨领导人的忠告，当时他们虽然答应了。但他们并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也没有把周恩来的忠告付于行动。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了新宪法，一方面继续坚持原来的对外政策，宣称柬埔寨是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不结盟、主权、民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无视本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强调：“柬埔寨是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一切主要生产资料属全民和集体所有。”宣称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为此，要求立即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供给制为特征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在柬共执政的三年中，还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使受害人数达200万左右，从而导致内部矛盾急剧恶化。1978年5月，终于发生了反对波尔布特独裁统治的武装分裂，由于推行极“左”路线，导致众叛亲离，声名狼藉，在不到4年时间内，最终落到了“亡国”“亡党”的悲惨结局。这也是不听周恩来忠告，不能正确处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关系的必然恶果。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周恩来总理曾对他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周总理还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因为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那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引自薄一波回顾和前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文章）从周恩来这两席话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他奉行的不是中庸之道，他是毛泽东政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坚定的拥护者。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说周恩来为“大跃进”唱赞是迫于政治压力，是对周恩来政治人格的贽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