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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非常电影 —— 第二个春天

2021-9-6 01:4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4643| 评论: 0|原作者: 郭松民

摘要: 如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必须让广大劳动群众成为现代化的主人。否则的话,依靠少数精英搞现代化,和西方(包括苏联)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想“独立”也立不起来,想“自主”也站不住。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第二个春天》已成经典,而影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仍然必须回答,也许这就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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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后,一批色彩亮丽,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拍摄完成并且上映了,包括《海霞》《春苗》《红雨》《金光大道》《创业》《战洪图》……,等等。

  这些影片,和“十七年”影片,同一时期的苏联、东欧、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相比,有了重大区别,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趋势,假以时日,有可能成长为真正能与西方电影分庭抗礼,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力量。

  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主题并没有充分展开就中断了,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二个春天》是这些新上映的影片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它和同样是于洋担任男主角的《火红的年代》堪称双壁。

  《第二个春天》所以能够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究其原因,在于这部电影探讨了“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的主题,这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的一个重大问题。

  就深度而言,此后几十年国防工业题材的的电影和电视剧,没有哪一部能够超越《第二个春天》,同时,《第二个春天》也对未来表现出了一种神奇的展望能力,无论其担忧还是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一一得到验证。

  此外,《第二个春天》拍摄得也非常优美,白色的海军制服、蓝色的大海、流线型的新式导弹快艇……,画面素净、明朗而富有诗意,与“心潮逐浪高”的基调十分切合,令人赏心悦目。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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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轻的观众没有看过《第二个春天》,这里先简单做一点“剧透”吧。

  20世纪60年代第一个春天,海军某部支队政委冯涛(于洋 饰)被派往东港1060造船厂担任工委书记。他到达时,正遇上一艘由我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式快艇“海鹰”号第一次试航,但不幸的是,“海鹰”在试航过程中起火爆炸。

  试航失败后,厂长齐大同(张宪 饰)对继续建造“海鹰”产生了怀疑,他不顾总设计师刘之茵(杨雅琴 饰)和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决定将“海鹰”封进库房,而把希望寄托在从苏联引进的“飞鱼”上,幻想依靠外援为我海军造新舰艇。

  工委书记冯涛对要不要继续建造“海鹰”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召开工委扩大会议,支持青年设计员刘之茵和工人夏长发(井立民 饰)的意见,驳倒了总工程师潘文(康泰 饰)的错误想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决定继续把“海鹰”搞上去。

 

  “海鹰”建造组的同志们在冯涛的带领下,经过紧张战斗,终于查清了起火的原因,但又遇到难以解决的66号材料问题。齐大同再次劝说冯涛丢掉“海鹰”,集中力量搞“飞鱼”。

  就在这时,技术人员发现“飞鱼”主机图纸数据对不上号,而苏联专家赫文斯基又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求联合试制“海鹰”。面对这一切,冯涛觉察到所谓“联合试制”是妄图窃取我国军事情报,达到“假援助,真控制”的政治目的,断然拒绝。

  赫文斯基无法解释图纸问题,插手“海鹰”的企图也遭到失败,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冯涛对齐大同丢掉原则,把阴谋当友谊,把坏人当朋友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冯涛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海鹰”建造组的同志,奋发图强,克服了重重的困难,揭露了潘文里通外国的罪行,攻克了材料关,终于使“海鹰”在阳光明媚的第二个春天飞了起来。

  齐大同受到了教育,转变了思想,焕发了青春。碧蓝辽阔的祖国海疆上,“海鹰”乘风破浪,飞速前进。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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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是根据著名军旅剧作家刘川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的。

  刘川生于1926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剧院编剧,前线话剧团编剧,南京军区创作室创作员等。著有话剧剧本《喜期》《我要做人民的好儿子》《海岸线》《桥》《青春之歌》《烈火红心》《灵魂的代价》,评论《第四种剧本》等,1962年创作了话剧剧本《第二个春天》。

  1962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一方面,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恶性发展,继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之后,又在中印冲突中公开偏袒印度,在新疆策动6万多居民逃亡苏联;另一方面,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派出多股武装匪特在东南沿海登陆,中印边境也爆发了自卫反击战。

  这年12月,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冬云》,其中“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正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准确描摹。

 

  国内外反华势力的大合唱,尤其是赫鲁晓夫主导的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新中国年轻的国防工业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危机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中国的国防科技反而凭借自力更生的志气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作为人民军队自己培养的剧作家,刘川敏锐感受到了时代的脉动,他深入生活,走访造船厂、海军部队、军港,采访记录,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很快写出了话剧剧本《第二个春天》,不久之后,就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沈阳同时演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也上演了该剧。

  《第二个春天》公演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颂歌”,报纸和杂志并围绕剧情和人物展开热烈讨论,1963年,文化部及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刘川优秀创作奖。

 

  今天看《第二个春天》,有一点令人感慨,就是文艺作品和时代的结合非常紧密,作者反应非常快,中苏关系刚刚公开破裂,以此为背景的话剧就创作完成并且上演了,它起到了教育群众,宣传群众,帮助群众加深对反修问题认识的作用,也启发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

  反观当下,从特朗普上台开始,中美关系逆转,到今天差不多五年了,但居然没有一部电影、电视剧或话剧反映这一大变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也是文艺界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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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二个春天》,有两个非常有趣的花絮,值得在这里聊一聊。

  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部话剧在1966年,就被拍成了电影,但却是一部“未完成版”,观众至今无缘与之见面。

  《第二个春天》以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时代主题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196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其搬上银幕。

  当时,男主角即海军某支队政委、造船厂工委书记冯涛,确定由赵丹饰演,他刚刚在《烈火中永生》里成功扮演了许云峰的形象;女主角,即“海鹰”总设计师刘之茵则由风华正茂的谢芳饰演,那时她担任主演的《舞台姐妹》也刚刚杀青,同时上影厂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高博、孙道临也分饰其中的重要角色。

 

  这一版的《第二个春天》在青岛拍摄完成了大部分外景,但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化,最终未能彻底完成,目前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剧照。如果以后有研究电影历史的人,能够将现存的胶片修复整理再现在大银幕上,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待到1975年《第二个春天》再次上马时,男主角确定由饰演擅长饰演我军英雄人物的于洋担纲,当时他刚刚在电影《火红的年代》【点击阅读】中成功创造了炼钢工人赵四海的形象。为了拍摄《火红的年代》,于洋错过了在《创业》中扮演周挺杉、在《决裂》中饰演龙国正的机会。女主角则由在《地雷战》《苦菜花》中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八一厂著名表演艺术家杨雅琴饰演,她当时31岁,正好和刘之茵的年龄相当。

 

  七五版和六六版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大女主”变成了“大男主”,同时主题也突出了两条路线斗争,变得更加深刻了。

  再一件趣事,就是影片中多次出现了一艘一眼望去非常现代化的导弹快艇——“海鹰”号。

  《第二个春天》剧组在青岛拍摄“海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的镜头时,就连现场的海军干部战士都为之瞩目,他们也没有见过具有六个导弹发射器的快艇,这在世界各国海军中还绝无仅有。

  “海鹰”实在是太酷、太帅了,影片上映后观众都在欢呼人民海军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先进装备,国外的军事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也如获至宝,他们反复对影片中出现的“海鹰”进行研究、揣摩,最后的结论是:“海鹰”正是中国自行研制的028导弹快艇。

  西方一些著名的舰船类专业刊物,如《简氏舰船年鉴》、《世界舰船》等对“海鹰”纷纷予以了报道,并推算了出了这艘拥有六具导弹发射装置的快艇的各项技术参数,绘制出了线图,还按照北约的命名规则,将“海鹰”命名为“海岛”级。

  当然,这些西方的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都闹了笑话。

  实际情况是:“海鹰”的“本体”,不过是一艘普通的护卫艇,为了拍摄影片的需要,心灵手巧的海军战士将其改装成了一艘外形非常先进的导弹护卫艇,也就是说,“海鹰”其实是一艘“道具舰”。

  影片拍摄时的考虑是:如果选用海军现役舰艇来拍摄,则显得不够新,不够现代,而且观众还会把影片中的故事附会到这艘舰艇上,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但如果让道具师设计、制作一条模型,用特技摄影拍摄出来,则会显得太假,一眼就会被看穿,这必然会影响影片的感染力,而最终采取的改装真实军舰的做法,不仅“瞒过了”普通观众,也瞒过了国外专业军事研究机构和谍报机构,“海鹰”可以说是“战忽局”早期的一件杰作。

  不过,这也反映了当年对电影艺术厚重、认真的态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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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第二个春天》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依靠外援?

  这些年来,大飞机运10的悲剧性命运,中兴、华为等在“芯片”问题上被美国卡脖子,事实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必须让广大劳动群众成为现代化的主人,就必须在科技攻关时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原则,否则的话,依靠少数精英搞现代化,和西方(包括苏联)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想“独立”也立不起来,想“自主”也站不住。

  在影片中,高博饰演的舰艇研究所副所长刘自强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形象。他是一个有民族情怀的旧知识分子,他的一句铿锵有力的台词“我这双眼睛,不希望看到中国的海面上,跑的都是外国造的军舰”,感动了很多观众。

  但刘自强的问题在于,他有情怀,但没办法,看不到群众的力量,遇到问题只会到故纸堆里查资料,依靠少数精英搞现代化,只能搞得冷冷清清,永远跟在洋人后面爬行,这正是晚清、北洋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现代化失败的教训之所在。

  著名表演艺术家康泰饰演的“总工程师潘文”,是影片中另外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我的感觉是,潘文这样的人物,在影片上映的七十年代中期,并不常见,至少和在生活中熟悉的工程师们的形象不是十分吻合,但八十年代之后,潘文这样的人物多了起来,并且渐渐成为知识精英的主流,这几年,收敛了一些,但势力仍然不可小视。

  潘文的特点,在于对“洋人”(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的高度崇拜,甚至到了信仰的层面,他认为苏联的图纸不可能对不上号,苏联专家也不可能出错,他的立场、认同都在“洋人”一方,“在‘飞鱼’(苏联)身上,寄托着我后半生的事业和理想”,“亲爱的赫文斯基同志,你走了,这里就再也没有我的事业和理想了”……等等,就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表达。

  最终,潘文图穷匕见,企图借参加“国际海洋动力学术会议”的机会,将“海鹰”图纸带给赫文斯基,走上了叛国的道路。

  在影片中,潘文在厂工委扩大会上,有一段精彩表演。

  当“海鹰”在初次试航的过程起火爆炸之后,作为总工程师,他不是积极主持查找事故原因,反而散布“三年也不一定查得出”的舆论,企图借机让“海鹰”下马。

  潘文的算法是,“‘海鹰’有一万多个零部件,几千份图纸,而研究所只有二十几个工程师”,“就是连夜加班干,也得干三年。”他说的振振有词,支持他的厂长齐大同也频频点头。

  但总设计师刘之茵不以为然,她反问道,“主机出故障,难道连船头的锚链也要翻一遍吗?”引发哄堂大笑。

  老工人夏长发提出了自己的算法,让制造“海鹰”的工人加入到查找起火原因的行列中来,“自己造的零件自己查,可能出问题的部位重点查”,这样,查明事故原因,“最多只要三个月”。

  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说,潘文等于当场“被打脸”。

  不要以为潘文这样的人物已经销声匿迹,去年,武汉要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不是有“权威”就认为“没有意义”,至少需要两年吗?结果当然也是很快“被打脸”。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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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片中,工委书记冯涛和厂长齐大同是一对老战友。齐大同对潘文介绍说,“他是当年我在58团的老搭档,人家都叫我们‘两个身子,一个脑袋’。”

  齐大同的问题,在于他把政治和科技问题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意识到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而后者又不能不服从前者。冯涛让他认真学习一下有关中苏政治和理论分歧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他嗤之以鼻,“我都看过了,这里面讲的都是政治理论问题,我问你,它能解决‘海鹰’的问题吗?”

  最终,齐大同完全被潘文与赫文斯基牵着鼻子走,成了他们的工具。

  而冯涛则和齐大同完全不同,他在海军任支队政委时,有过在海战关键时刻,苏联援助的新舰艇主机出故障,“备用零件对不上号”,只能坐视受伤敌舰逃走的惨痛教训,对“飞鱼”图纸对不上号油然而生了几分警惕,他比齐大同更深刻的认识到,在中苏发生重大政治分歧的背景下,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已经成为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种杠杆和手段。

  不过,冯涛最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在掌握其他科学知识的同时,必须首先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学”。

  当然,这不是说说而已。冯涛正是通过走群众路线的方式,解决了“查找起火原因”和“主机66号材料不耐高温”两大科学难题,成功地使“海鹰”在第二次试航的过程中达到了“前进四”的速度。

  当苏联在“飞鱼”总装阶段,卡住主机,赫文斯基专家不辞而别,1060厂的生产陷入瘫痪之后,冯涛站在高高的龙门吊上,对全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是于洋老师最为精彩的银幕华章之一,也是一首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我将其全文整理如下——

  我们自己干!

  协议让他们撕毁吧!专家让他们撤走吧!主机让他们卡掉吧!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

  我们从不拒绝外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们的所谓援助是绞绳是枷锁,只要你是按照马列主义原则不跟着他们指挥棒转,他就卡你整你勒死你!

  这帮老爷打错了算盘瞎了眼,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不吃他们那一套!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路线,我们的“海鹰”一定会飞起来!

  如果把“修正主义者”换成“帝国主义者”,我们就会发现,冯政委的这段演讲,就是放到今天也是完全恰当的。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第二个春天》已成经典,而影片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仍然必须回答,也许这就是经典之为经典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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