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尽管国内在四十多年来许多网友摆事实讲道理反驳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困难时期攻击三面红旗企图达到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目的,但是,总归有一些人一年又一年继续进行攻击,以达到欺骗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我保存的这篇文章转发在此,供年轻朋友读一读,想一想!原文章曾登在毛泽东旗帜网,现在毛泽东旗帜网已经被特色封掉!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端阳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该校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层出不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证据如下:(1)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诞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2)“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的徐秘书(大学生);(3)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