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邦到帝国（二）—— 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政治哲学

从尘世到天国 —— 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政治哲学

作者：草庐棋士

在上一期的从《从城邦到帝国》里，我们介绍了斯多葛学派对神和自然法的认识。在早期的希腊神话中，神灵是有血有肉的，有情有义的，爱憎分明的，神灵的形象，正是古希腊人在自己凡间生活的景象，神与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隔阂。但在斯多葛学派眼里，神的形象所描绘的不再是每日生活的悲喜剧，而是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支配一切的、不可抗拒的、深不可测的力量。主神宙斯的地位被无限抬高，神灵形象中的人性部分也被逐渐抹去。最后，神成为了一个抽象的，独一的，但却代表一切必然性和强制性的概念。

在斯多葛哲学里，现实世界法律的根本依据是自然法。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现实法律都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因此是没有约束力的，也应当是会最终消亡的。但在罗马共和国后期，政变频繁、军阀混战，无德匹夫配紫怀黄，有德君子流离失所。如此情形，天道何存？公理何在？自然法又有何意义？为了维护自然法的崇高地位，同时对现实的乱世纷争有所解释，斯多葛派思想家，罗马自然法之父西塞罗（前106-前43）发展出了“黄金时代”理论。即在过去的某个时代，人都能服从自然法而生活，与人为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政治机构既不必要也不存在。但是后来的人类生活逐渐偏离了自然法，故而群盗蜂起，不得不组建国家来自我防卫。今日世道之变乱，并非上天无道，神明弃法，而是人类自甘堕落的表现和报应。正道衰微，不是神的过错，而是人的堕落，这构成了“黄金时代”理论的核心。

当斯多葛哲学最终推出天上的众神归于一统，地上的人类背离正道的结论时，它就完成了和基督教思想的对接，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早期基督教思想反映的是被剥削被压迫的穷苦人民的思想中放弃反抗，幻想来生的消极部分。其核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后世的基督教政治思想的发展的许多脉络都已从圣经旧约的《创世纪》一篇中找到。简单来说，《创世纪》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第二件事是人类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被踢出了伊甸园。从前者出发，人是上帝的最骄傲作品，是钦点的万物灵长，拥有最强大的理性思维能力，就算是离开伊甸流落凡尘，也有能力追寻尘世的幸福。从后者出发，人是罪孽缠身的囚徒，人生的尘世之旅只是一场受苦受难的流放。强调前者的政治哲学通常对人性有较为积极的看法，通常把理性视为人性的重要支柱。通过教育、集体生活或社会革命，人类就能在改造自己的同时改造世界。多数政治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持有类似观点。强调后者的政治哲学对人性的看法较为悲观，它们通常认为支配人性的是原罪、是激情、是贪欲、是“自私的基因”，是理性无法自拔克服的障碍。面对无可救药的人类，就只能镇之以严刑峻法，待之以刀锯鼎镬，人类既不能充分改造自己也不能有效改造世界。多数保守主义者持有类似观点。早期基督教的看法偏向于后者，无论是耶稣（前4-33）本人还是其早期宗徒，都视尘世人生为羁旅行役，视上帝天国为永恒归宿。既然后者是最终归宿，那么前者的荣华富贵也便没什么好追求的了。比如耶稣就认为富人想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社会革命的口号，早期基督教对国家的态度是顺从的，这种顺从来源于基督教对尘世生活无所谓的态度。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何相干？基督徒只需要面对最终审判，生前属于什么民族，被什么国家统治并不重要。比如新约《罗马书》就认为，现实世界的政治机构都是上帝出于人类不可理解的伟大计划而设置的，地上的君臣官吏皆是上帝的仆人，服从他们就是服从上帝。在早期基督教看来，苛政暴君一方面是人类先祖犯下的原罪的报应，另一方面也是规训人类的工具。抗税抗捐乃至起兵造反是对世俗法律和上帝意旨的双重僭越。

那么问题来了，既要服从上帝，忏悔从道，又要服从国家，当模范公民，上帝和国家，到底听谁的？圣经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坦率地说，这纯属和稀泥，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些应该归属上帝，哪些应该归属凯撒（国家）。但就早期基督教而言，上帝与国家的分界线大约等同于精神与肉体的分界线。让早期基督徒守法，可以；纳税，可以；服兵役，可以；当奴隶，可以；死，也不是不行。但若是让他们承认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还有其他的神灵，让他们承认罗马皇帝是神而不是神的仆从，那死也不从。不过早期基督教并不主张反抗，如果被命令做渎神之事，基督徒应当拒绝服从命令并接受一切处罚，这也是为何早期基督徒选择坦然殉道，而不去反抗暴政的原因。理由是不难解释的，既然人生只是一场流浪，殉道就是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

在耶稣死后的数十年中，支撑基督徒信仰的是末日审判临近，天国很快就会降临的心理预期。这确实为受苦受难的民众带来了虽然是虚幻的但却是鼓舞人心的安慰，也加速了基督教的传播。然而末日审判终究没有到来，而且没人能确定它什么时候来，随着与耶稣共同生活的弟子逐渐凋零，信徒对耶稣的记忆与对得救的信心都在消逝。同时，在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社会动荡中，中央政权削弱，地方豪强兴起，许多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投机基督教并成为了教会的领导者。基督教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信仰危机和组织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思想而言，这种随着时代变化，经典文本不再符合现状情形是时常发生的。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思想的后继者们通常有三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原教旨化，即顽固地拒绝一切与经典不符的事实。这种方法固然能在短期内凝结思潮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但这种教条主义势必会在长期让该思想越来越脱离现实，最终被历史抛弃。第二种策略是修正，即明确承认经典文本的错误之处，并根据现实情况予以纠正。这固然有利于革故鼎新，维持思想与现实的长期联系。但由于它直接破坏了经典文本的权威性，故而在短期内对思想的号召力产生负面影响，严重者会导致思潮陷入分裂。第三种策略是寓言式解读，即在不否定经典文本的基础上，不再执着于具体的字面含义，而是根据现实情况对经典进行引申解读，这也是早期基督徒采取的策略。比如，随着基督教逐渐扩展到商人和部分统治阶级成员，圣经中原本要求信徒出售地产并将所得捐给教会的内容就显得非常尴尬。为此，神学家克莱门特（150-215）就提出，圣经的意思不是真让人抛弃财产，而是抛弃追求世俗财富的杂念。如果已经抛弃了追求财富之心，那么就算拥有大量资财也不会妨碍人进入天堂。同理，对于末日审判和天国，也不必执念于其马上到来，而应当理解为其终将到来。真信徒就算不马上得救，也终将得救。用流行的话说，就是“等等党终将胜利”。寓言式解读消弥了早期基督教思想仅有的一点批判锋芒，但也为基督教随后被罗马统治阶级收编创造的条件。

313年，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274-337）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在经历了一番反复之后，在380年基督教终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着从“在野党”翻身成为“执政党”，基督教的阶级基础也从原本的贫苦劳动人民转变成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其领导成员也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知识分子变为统治阶级雇佣的御用文人。因为凯撒（罗马统治者）信了上帝，所以上帝的就是凯撒的，凯撒的也就是上帝的，基督教参与和全面接管政治事务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政治理论上为基督教的世俗统治奠定基础的是神学家、政治哲学家奥古斯丁（354-430）。

奥古斯丁收受到过系统的古希腊哲学教育，他早年放浪形骸，但又时常在欲望和自律之间痛苦挣扎。在米兰学习期间，他洗心革面，不沾酒色，皈依基督。后来担任罗马非洲行省希波城的主教直到去世。奥古斯丁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与善相独立的恶，所邪恶只是缺少善或远离上帝恩典的结果，世间万物的等级秩序由其蒙上帝恩典的多少决定。上帝最伟大的恩典只会给予那些他愿意拯救的人，这些人在死后生活在上帝之城。而在此之前，所有人都生活在远离上帝恩典，因而也是罪恶横生的尘世之城。如何进入上帝之城和如何管理尘世之城构成了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核心。一方面，人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被驱赶到了尘世，需要有机构管束其行为，牧之驭之，勿使其多生变乱。国家的职能就是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另一方面，尽管多数人在尘世仍然邪欲缠身，死后难免坠入地狱，但毕竟还有少数人能够虔诚悟道，获得拯救。作为上帝之城向尘世之城的派出机构，教会是人获得拯救的必要条件。教会的职能就是掌天门以普度众生。

图1:希波主教奥古斯丁

作为教会的高级官僚，奥古斯丁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将政治权力集中在教会组织手里提供理论依据。这个大任务可以拆解为如下几个小任务。

第一，维护教会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教会已经从原来的社群互助组织膨胀变异为一个拥有庞大官僚机构，内部利益错综复杂的的组织。当基督教的信仰的基本原则与多数成员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必须坚定的站在后者一方，哪怕以破坏前者为代价，也要扫平一切异见分子。在基督教被迫害的年代里，坚贞不屈的教徒通常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意志薄弱的教徒往往背信弃誓，以图苟活。在这种逆向淘汰下，坚信者越来越少，投机者越来越多，以至于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后，多数重要职位被投机者占据。当坚信者出来指责投机者的叛教行为时，教会的权威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为了维护教会中多数成员的利益，就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垮这些坚信者。作为迫害坚信者的的先锋，奥古斯丁谴责坚信者忘却了圣经教育过的包容忍耐的美德。他甚至援引耶稣曾和犹大一起用餐来指控坚信者不愿与投机者共处的行为是背叛耶稣圣训。在奥古斯丁主导的舆论攻势和教廷的暗箱操作下，这些原本的坚信者多数被逐出教门，迫害致死。

第二，维护教会在信众中的垄断地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阻断非教会权力中心的产生。换言之，必须阻断教徒独立获得拯救进入天堂的途径，让教会对谁能进入天堂一事上拥有绝对权力。尽管奥古斯丁认为是上帝最后决定谁得救，但是成为教会的一员并参与宗教仪式是蒙上帝恩典必要条件。这个观点被称为因功（事功，即宗教仪式，也泛指合乎教法的行为）生效（具备获得拯救的条件）。反对者指责奥古斯丁，说他认为未受洗就死去的婴儿也应下地狱的观点是不人道的。奥古斯丁则反驳说，上帝的旨意深不可测，人类的理性无法知晓，以粗浅鄙陋的人之人道，揣测浩瀚玄渺的上帝天恩，既是徒然，也是僭越，离堕入异端只有一步之遥。

第三，维护教会官僚在教会中的统治地位。在教会被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收编以后，愈发与群众脱离，教士擅权敛财无恶不作。由于教会执掌通往天堂之路，信众就开始怀疑那些由罪孽缠身的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是否有效。奥古斯丁则站出来痛斥这些信众，并指出宗教仪式的权威是上帝给予的，教士无论品行多坏不会影响到其有效性。与其关注教士的品行，信徒应当做的只有虔诚忏悔以期得救。

尽管奥古斯丁在完成上述三个任务时的具体说辞不同，但背后的神学理论依据都是一致的。早在伊甸园中，人类的就罪孽战胜了理性，那么尘世中的人自然更不可能凭借理性理解上帝的恩典。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决定了奥古斯丁对普通信众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又和他维护教会官僚利益的目标融合了起来。在奥古斯丁心目中，理性残缺的信众对上帝的在人间的代表教会绝对服从，教会也对（教会官僚通过寓言式解读所理解的）上帝绝对服从。可以看出，前一个绝对服从是实实在在的，意指教会对宗教仪式、政治观点，乃至信徒收入的法理掌控。后一个绝对服从是虚假的，因为其本质是对一个不存在的服从对象（上帝）的不存在的意图（神意）的虚构。由于“上帝和恺撒”的界线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变得不再含混不清，要求信徒对教会的绝对服从势必影响到世俗国家机器的职能。

由于奥古斯丁对教会的推崇，他将原本国家的积极职能，如施赈，办学，处理民事纠纷等划拨到了教会名下，使国家职能的范围大大缩减。由于其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他将国家职能的中心定位在惩罚和镇压。尽管奥古斯丁认为人生是罪孽者的放逐之旅，尘世之城（国家）绝无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但是他认为国家应当用雷霆手段和残酷刑罚戡平内乱，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实现尘世的和平。既然国家需要和平，国家又是基督徒的国家，那么基督徒就不应当对政治事务袖手傍观，而应积极服从和履行政治义务。

那国家怎样实现和平呢？除了对劳动人民进行心理说服和物理打服以外，维持宗教统一也是个必要条件。过去罗马多神教徒迫害基督徒，今天基督徒就要变本加厉迫害回去，而且还要稍带上同教异端一块儿迫害了。罗马多神教迫害基督徒的理由很直白：你否定皇帝的神性权威，就是对我的威胁，为了我的生存，自然要迫害你。奥古斯丁给基督教迫害异教和异端披上了一层道德色彩：既然信异教和异端的人注定下地狱，而且人类的理性如此孱弱以至于无法让他们自发走上正道，那么迫害他们，威逼他们接受基督信仰就是给这些人获得拯救的机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迫害你都是为你好。国家作为掌握武装的机构，则应从暴力方面协助教会，让异教和异端回归正道。而积极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督徒，就应该积极加入国家对异教和异端的迫害行动。

一切信仰归基督，信徒升天靠教会，教会权力归教廷。教会施恩唱白脸，国家掌刑唱黑脸。奥古斯丁政治学说的历史任务，就是为统治阶级全面收编基督教，并通过创造教会——国家二元政治结构行使政治权力作准备。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奥古斯丁无疑是成功的。尽管他见证了罗马城被哥特人洗劫（410年），帝国分崩离析，甚至他临死之前已经能听到汪达尔人进攻希波城的号角（430年），但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仍然得以保存，天主教会在西地中海的统治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加强了。八世纪中后期伦巴第和法兰克王国几次向教皇“献土”，让罗马教廷的直辖领土扩展到中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见图2），让教皇成为了拥有封地的封建领主。800年教皇主持了将法兰克国王查理曼（742-814）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仪式，进一步宣告了世俗权力来自教会授权。从1096年到1291的东侵更是让教会吸纳了欧洲各地的武装教团、强盗骑士、山野匪徒、市井无赖，组建了直接隶属于教会的十字军武装。其中三大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成为了教会实际上的常备军。教会直接指挥十字军在中东、波罗的海、伊比利亚和巴尔干地区烧杀抢掠，建立了包括耶路撒冷王国（1099-1291）、安条克公国（1098-1268），条顿骑士团国（1224-1525）和拉丁帝国（1204-1261）在内的数个殖民政权。到了中世纪盛期的十三世纪，天主教会已经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封建主、最大的财团和最大的军阀势力。

图2:教皇国领土的早期扩张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古今如此，中外皆然。教会强大了，就要向世俗君主索要更大的政治权力，扩大自己对世俗政治的干预力度。教权与王权的斗争首先集中在主教任命问题上。主教采邑往往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商旅繁盛。教堂本身也是绝佳的城堡建筑，俯瞰战略要地。如果世俗君主能够认命领地内的主教，就能通过任人唯亲掌握境内主教采邑的收入相当一部分。反之，如果教皇掌握主教任命权，这一部分收入恐怕就要归教廷所有。从法理上讲，主教采邑是世俗君主国的一部分，主教理应是世俗君主的封臣。但同时，主教采邑内的教会组织和行政机构又是教会的一部分，主教本人也是教会官僚，世俗领主的权力又来源于教会，君主本人只是上帝的奴仆。当然，大家都是文明人，都不好明说自己是来要钱的，所以主教任命政治斗争，就以教皇和君主谁从属于谁的教理斗争的形式展开。

在教会势力强大的中世纪盛期，这场斗争一直处在教会进攻，君主防守的态势。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20-1085）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5）擅自任命米兰主教而将皇帝开出教籍。格里高利的理由是，当年耶稣对彼得（耶稣之后第一位宗教领袖，即第一位教皇）说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这就意味着教会是基督徒人间事务的权力中心。此处从未提到过任何世俗君主及其权力，因此世俗君主不具备干预教会任命的资格。同时，世俗君主本身的存在人类背负原罪，尤其是某些人出于骄傲的罪过将自己抬高到其他人之上的结果。因此，只有教会训导君主的道理，没有君主干预教会的道理。教皇英诺森四世（1180-1254）也引述圣经里的故事，说当兵队来逮捕耶稣时，彼得拔剑护卫耶稣。耶稣则让彼得把他的剑收入剑鞘中。从这个故事中，英诺森引申出世俗的权力（剑），归根结底属于教会的掌门人（彼得和后续的教皇），因为耶稣亲口说过这是彼得的剑。不管彼得有没有剑，中世纪的教会是手握重兵的。在教会的军事压力的意识形态进攻下，教廷取得了主教任命权，君主只在形式上拥有（只要他们敢用）的否决权。

第一个批判教会权力的人是意大利神学家、政治哲学家阿奎纳（1225-1274）。要想深入了解阿奎纳的政治思想，我们还是要先了解此人的哲学思想。阿奎纳生活的年代是中世纪物质文明繁盛的时期，大量的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献被穆斯林学者转译流入欧洲。阿奎纳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很深，深信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是人类最重要本性的思想。阿奎纳认为，尽管得到拯救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人类的理性足以理解事物和社会运行的规律，让其在尘世间过上美好的生活。上帝的恩典不仅不否认人类的理性，反而是人类理性的最终实现。同理天国的拯救是尘世幸福的最终实现。与早期基督教和奥古斯丁相比，阿奎纳对于人性的认识是非常乐观的。对人性的认识越乐观，给理性预留的空间就越大，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就越有信心，对人间的政治机构——国家应有职能范围的预期就会越广阔。与此同时，给理性预留的空间就越大，给上帝的启示预留的空间就越小，给上帝的代理人——教会留下的干预政治生活的空间也就越小。简单说来，理性越大，恩典越小；人越大，神越小；国家越大，教会越小。在上帝造人和人类堕落之间，阿奎纳显然把前者当作是决定人性和人类生活的主要事件。对于教皇方面强调尘世国家是人类罪恶的产物这一论断，阿奎纳也给出了寓言式解读的反驳。阿奎纳说，上帝造夏娃之时，就将其任命为亚当的帮手，明确规定了两者之间的等级秩序，这就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因此，包括家庭和国家在内的所有政治制度在人类堕落之前就已经存在。国家是上帝自己的伟大计划，又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的产物，不是人类违背上帝旨意后堕落的产物。相反，教会则是已经堕落的人类在人间等待救赎的避难所。尽管阿奎纳从没有明确的反对教皇，但是其理论的指向的方向是很清晰的，既然搞政治是人类理性的事，那么掌管天国之事的教会就不用多管闲事了。

比起温和的阿奎纳，另一位意大利神学家、政治哲学家马西略（1275-1342）对教皇就不那么客气了。马西略认为，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不是让彼得单打独斗，而是让他代表整个教会去向天下广布福音。早期基督教民主实践也表明，无论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是宗教领袖的任免，都是由教会长老共同协商的结果，后世教会的枢机主教团（红衣主教团）就是这一协商民主的后继者。教会从来不存在，也不应允许教皇的绝对权力。基于意大利城邦的当时相当普遍的商业合伙实践和对圣经的解读，马西略提出了被后世称为“宪政主义”的思想。宪政主义是对一个社会组织内权责结构的一种认识方式。具体而言，组织（比如教会）的权力来源是全体成员成员而非组织首领；各级官僚接受成员授权；官僚并无无限权力，而应服从所代表的成员的利益；成员对恣意妄为的官员有罢免之权。总的说来，比起教皇方面“教权神授”的观点，宪政主义对权力的认识是自下而上的。同一时期英国的大宪章（1215）和法国的三级会议（1302）都是著名的宪政主义实践。当然，马西略宪政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后世自由主义的人权思想，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尚无“个人”这个概念，个人本身不是政治权利的起点。马西略的理论依据是功能性的，之所以要万机决于公论，是因为集体的智慧强于少数人的智慧，故而能采取明智的政策，维护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是马西略反对教会干预世俗政治的大义旗帜。要维持社会稳定，就要消除政出多门的状况，实现政治权力向一个主体的集中。一个政治实体的稳定状态自然是通过宪政程序统合多方利益，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除了政府之外还应有别的权力中心。马西略的观念逐渐演变为后世对国家主权的定义，即主权就是在境内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教会对政治的干涉就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中心的分裂，意味着叛乱的危险。简言之，教会干政，就等同于破坏人世间的和平。为了维护政治稳定，教会的职能必须被压缩到精神领域，而不应干预任何世俗的政治事务。马西略超前和激进的观点一方面使其成为宪政主义、人民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先驱，另一方面也为他招来了被开除教籍的惩罚。

教会的黄金时代在十三世纪后期以后就一去不复返了。东地中海的十字军殖民政权相继在当地人民的反抗浪潮中画上了耻辱的句号，蒙古大军横扫东欧，黑死病消灭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威逼中欧。更有甚者，完成了初步统一的法国在阿维尼翁扶持了另一个教皇，而在本来试图解决教会分裂的比萨枢机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主教们又推举了第三位教皇。这三位教皇不甘寂寞，相互将对方开除教籍，搞得天主教世界乌烟瘴气。现在好了，不仅教会的人力、财力和军力都大不如前，连谁是教皇都成了一道多选题。在勉强再统一之后，虚弱不堪的教会只好投靠了当时最强大的封建主势力，即掌握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并且拥有从美洲抢劫而来的大量财富的哈布斯堡王朝。持续了一千年的教权王权之争，以前者向后者的彻底屈服而告终。

但中世纪政治和政治哲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教会依附了王权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的消灭。教会继续在欧洲横征暴敛，为了攫取财富，他们出售号称可以帮信徒免除死后炼狱烈火折磨的赎罪券和各种圣徒遗物。据说一个中欧领主趁着教会大甩卖购进的各路赎罪神器就能免除其1902202年零270天的炼狱刑期。对于教会和其庇护人哈布斯堡王朝而言，赎罪券自然是笔不菲的收入，但对其他诸侯而言，领地内臣民争相购买赎罪券导致财富外流，税收减少。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政治中，赎罪券就是一个打着宗教名义的，从诸侯到皇帝的再分配政策。哈布斯堡王朝为了打击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不服从自己的诸侯，也默许教会胡作非为。诸侯利益受损，遂策划限制皇帝权力。教会中的低级教士未能从教会的巨额收入中分的多少好处，为此愤愤不平，遂也谋划反对教皇和高级教会官僚。农民为横征暴敛所苦，故而反对教会和国家。这三方博弈构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宗教改革运动是中欧和西欧中世纪末期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宗教改革的基本神学理论内容在于人与上帝的联系是否需要通过教会，以及教会在信徒的信仰问题上应当享有多大的权威。它的基本政治内容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如何，教会应当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早在十五世纪，捷克宗教思想家胡斯（1371-1415）就主张基督信仰应以圣经为唯一中心，认为教皇发售赎罪券即无效果又是罪恶。胡斯被罗马教廷烧死后，打着胡斯名号的起义层出不穷。到了十六世纪上半期，宗教改革派（即后来的新教）与天主教会中央的冲突已经不可调和。这一矛盾终于被德国神学家、政治思想家路德（1483-1546）所引爆。

路德早年还是个小修士时，是个极其有道德反省意识的人。他常常因为琐碎小事跑去神父那里忏悔己恶，搞的神父都很不耐烦，让他真犯了什么渎神之罪再来。但对于路德来说，就算是频频去忏悔，也时常会忘却很多罪行，挂一漏万。如果人是如此不可救药，连忏悔的时候都会忘记有很多需要忏悔的事情，那么如何能通过忏悔和其他宗教仪式来获得最终的拯救呢？与奥古斯丁一样，路德对人性的看法也是十分消极的，罪孽缠人的人类既不可能在尘世用理性构筑美好生活，也不可能仅凭通过宗教仪式的实践获得拯救。对此，代表教会高级官僚的奥古斯丁认为教会虽不能保证信徒获救，但至少提供了必要条件。在代表教会低级教士的路德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不同于奥古斯丁“因功生效”的思想，路德和后来新教诸宗派的对于信徒得救的理解都是是“因信称义”，即人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而获得拯救。既然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信仰这种精神上的事物来实现，那么人与上帝的联系就是直接的，不需要任何中介的。已经腐化不看的天主教会极其宗教仪式对于信徒的拯救而言，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毫无作用的，在坏的情况下可能还有害。

要建立上帝与人的直接联系，就必须让信徒自己去理解上帝，为此必须将圣经翻译成适用于不同民族自己的文字，路德就主持了德语圣经的翻译工作。在新出现的古腾堡印刷机的帮助下，各种文字的圣经被广泛印制传播，让识字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都能够直接阅读，从而大大削减了教会在讲经布道上的权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正面进攻开始于他批判教会的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九十五条论纲写作随意，结构混乱，但是基本逻辑尚且清晰。路德认为，忏悔的效果来源于人向上帝认罪的实质，而不是去参加宗教仪式的形式。赎罪券并不包含任何忏悔的实质，只有形式，因而不具备任何效力。因此教皇不具备通过销售赎罪券让信徒获救的能力，强行销售只会给买者幻想，让卖着敛财。人要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是历经沧桑磨难仍能保持信仰之后，任上帝挑选进入天堂。

图2: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

九十五条论纲要断了教皇的财路，教皇不干，要审判路德。在1519年的莱比锡宗教会议上，路德舌战群儒，竟和教廷的大内高手论战得有来有回。当教皇的辩手质问路德何德何能，竟敢推翻诸多教会先贤的思想得出因信称义的结论时。路德回答道，在下无所依凭，唯有天赐良知。

与阿奎纳不同，路德的良知，即信仰，不是人类理性的彻底实现，而是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在路德看来，人类只有放弃一切尊严，放弃一切精神独立性，涕泗横流地上帝彻底投降，才能获得拯救。通过彻底否定自己来彻底肯定上帝，进而幻想自己是被彻底肯定的上帝的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对自身的扭曲肯定，这就是路德的救赎观。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纯属挨了赵太爷的打，还要幻想自己是赵太爷本家的精神胜利法。而在后世的心理学家弗洛姆（1900-1980）看来，这种通过抛弃思想自由，通过绝对服从来换取精神安宁的现象，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先驱。抛却小我，成就大我，这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大我是什么，即政治目的是什么。

表面上看，路德的因信称义为普通民众争取到了自己解读圣经，自己理解上帝的思想自由。其实不然，思想自由如果没有切实的政治力量保证就毫无意义。路德只把反抗教会和反抗皇帝的政治合法性授予了新教诸侯。路德认为，所有的诸侯，无论级别如何，都是上帝派来保境安民的代表。既然是保境安民，那就要打退进攻，无论这个进攻是来自外敌，内讧，还是上级君主。新教诸侯在面对天主教会和皇帝的进攻时，打败入侵者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新教诸侯当然欢迎路德的舆论支持，在路德被开除教籍后，新教诸侯先是把他藏了起来，后来又给钱给人给地让他自己建个教会。而对于敢于反抗暴政的一般劳动人民，路德就不是那么客气了，他曾直言不讳的说当时德意志境内的起义农民是丧尽天良的败类，谁见了都应该像杀死野狗一样宰了他们。不宰了他们，他们就会宰了你。在路德看来，尽管人人都能以自己的良知和信仰直接与上帝对话，但是只要是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现存统治秩序，那么立刻就被路德开除了“人籍”，取消了良知，降为人人得而诛之的犬类。路德的政治哲学既要将新教诸侯对皇帝的反抗合法化，又要将劳动人民对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抗罪恶化。在这精神分裂的背后，是那个时代的中间阶级既要驱使劳动人民为自己赴死，又不敢充分动员劳动人民，生怕劳动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尴尬处境。这样的困境，我们会在以后经常见到。

由路德点燃的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终于在1648年落下帷幕，在打死了德意志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之后，双方谁也无力征服对方。同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即各国确定自己的国教，别国不得干涉。从此，宗教事务成了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而国家主权的明确化也宣告了欧洲多国体系的诞生。宗教改革运动由于打垮了新教地区的天主教会，削减了宗教建筑的和宗教仪式的开支，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捐税负担。同时，新教自我解读上帝意旨的原则也为资产阶级进行血腥的原始积累和同样罪恶的资本积累“免除”了一部分道义负担，因此被著名社会学者韦伯（1864-1920）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但新教从来不是劳动人民反抗暴政的旗帜，因此并不比天主教多哪怕一点历史进步性。

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政治哲学的演变划出了这样一条历史轨迹。一开始它只是让劳动人民在困苦生活中寻找安慰的麻醉剂（早期基督教）。在成为主流宗教后，它成为了教会和教皇控制国家、迫害异己的意识形态工具（奥古斯丁、诸位中世纪教皇）。中世纪盛期的几位开明的思想家（阿奎纳、马西略）致力于将教会驱赶出世俗政治领域。而主张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则将教会从精神领域也一并驱赶了出去。历史的车轮走过了一千五百年，教会先是有了权，有了钱，有了地，有了兵，后来它又丢了权，丢了地，丢了兵（钱还是有很多的）。基督教仿佛经历了从精神世界到政治世界，再从政治世界退到精神世界的轮回。

这是为什么呢？与教徒们迷信的相反，圣经过去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无穷无尽的智慧。一千五百年后的阶级斗争格局早已不同于圣经创作时的情况，就算是有极大自由度的寓言式解读，也已经无法解释十六世纪以后全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圣经的智慧已经穷尽了，耶稣和圣徒们的训导在占据欧洲政治思想一千多年后，又一次化为历史阴暗角落里的痴言梦呓，退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天国终究不是“政治动物”的居所，而要研究人的世界，就必须突破圣经的藩篱，从人本身开始。这就是我们在下一篇要讲的内容：从天国到尘世 ——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