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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革命前后旅居外蒙之内地人口 —— 兼谈怎样认识外蒙古革命 ...

2021-6-17 00:46|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62107| 评论: 0|原作者: 吕蒙|来自: 哈扎尔学会

摘要: 在前清帝国治下各地区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地区独立发动的革命不一而足,一些有机会融入中国革命的整体进程(如内蒙、新疆,得到了汉族革命家的有效支援),一些则只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国家,两者并无高下之别。

事实上,在前清帝国治下各地区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地区独立发动的革命不一而足,一些有机会融入中国革命的整体进程(如内蒙、新疆,得到了汉族革命家的有效支援),一些则只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外蒙,革命时间超前,当时汉族地区的左翼思潮尚处萌芽),两者并无高下之别。例如新疆三区革命,其最终得以汇入中国革命这条大河,并不是单单靠着三区革命发动者的“觉悟”,而更主要是因为,新疆三区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汉族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如发起成立“新疆保卫合并民主同盟”的汉族革命家罗志);中国共产党早在三区革命之前就在新疆积极传播革命思想,接触和培养少数民族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否则,三区革命的领袖们在和外蒙革命同样地战胜队伍中的封建与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之外,未必会那样热情积极地想尽办法去与中共取得联系,乃至乐于接受中共的领导【28】;要知道,社会主义思潮传入新疆的时间,甚至略早于汉族地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很多人臆想的“汉民把先进思想带给少民”。中共党员和后来的三区革命的许多拥护者和参加者,本来就是被军阀盛世才羁押的共同难友,著名演员、中共党员赵丹曾回忆,他在建国后拍摄电影《红岩》时,创作“难友拥抱”的镜头时,就是调动了自己在新疆监狱里和维族、回族难友拥抱时的情感体验,才收获艺术成功的。

在内蒙古地区,中国共产党更是积极参加、共同发动并最终领导了民族民主革命直到胜利。对内蒙史稍有知识,就知道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取得这一成就的基础,是内蒙西部由中共领导的自治运动,用行动联合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该党于1945年重新成立,与19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创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有个别人员重合,但没有直接继承关系)领导的内蒙东部地区自治运动,两党联手,迅速整合了整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力量。这一成就,同样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内蒙古革命前仆后继的持续奉献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前清帝国版图内最早建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没有先天的领导资格——只有当它参与了某个少数民族的革命,才可能让“中国/中华民族”这个符号重新赢得某地人民的认同,才可能在共同革命中把这些地区留在“中国”的版图内。这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理解少数民族地区革命的思维路径。

而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来说,经过激烈的内部斗争,它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同时,它在清帝国的废墟上,推翻了封建主和汉族军阀的统治,更新和发展了民族文化。蒙古人民共和国尽管有各种缺点,却是一个革命的、进步的政权,是在前现代帝国(至少是现代化失败的帝国)废墟一隅上,被压迫民族觉醒后缔造的现代国家,并汇入了更进步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通过各族人民联动的革命,拯救了从前现代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几乎已经失败的“中国”,组装出一个不同于古时朝代更迭的“新中国”。在前三十年的宣传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同时使用“自古以来”与“共同革命”两种叙事论证自身疆域与族群格局的合法性,但却更侧重于后者;“中国各族人民”相比于“中华民族”也更常见于其自我表述中;这与后来的情况有显著差异。一个由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祖国,乃是值得我们付之以忠诚的。


注释:

【1】笔者在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时间点前后,分别使用“内地人”与“中国人”来指称本文讨论的常住外蒙的族群。不过,历史资料里的原本用词却并不如此“政治正确”,在官方承认外蒙独立前,汉语资料中的主流就已对相关群体径直使用“华商”一类词汇。


【2】《外蒙独立后,留下来的十几万汉人去哪了 结局令人唏嘘》,鲁迅来了,百家号。


【3】乔巴山:《蒙古革命简史》,谢再善 译 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12-13页。


【4】札奇斯钦: 《外蒙古的 “独立”“自治”和 “撤治”》,《蒙古史论丛》 ( 下册) ,台北: 学海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18—1219 页。


【5】以这种叙事为原型,但对各个阶段的侧重有所不同的反俄型民族主义其实是二十世纪海峡两岸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中国时任中央政府以“俄苏”为主要假想敌或假想敌之一在二十世纪大约持续了45年以上(20-37年、45-49年,60-86年,尽管在最后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之上还有更重要的意识形态规约),以美国或日本为假想敌的时间其实都还更短些。有人把反俄民族主义切口(如“鹅爹”之类)当做什么小众间传播的秘密,可真是一件足够好笑的事情。

【6】《为库伦管带因俄逼蒙古营队交械事宜请示事》( 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2/02/13/003 /0311,转引自该文注释8.

【7】《西库伦保甲门牌清册》(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 ,蒙古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档案,010 /006 /00147 - 0199,转引自该文注释12.

【8】有趣的是,柳岳武似乎做出了和笔者相反的判断,他在论文第一节里引用了1911年数据说明库仑商业之盛,而到第三节讨论管理制度时才引用了1908年数据。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认为六千多人的数据不包括未曾由商号登记的流动人口,但有多达商号常雇人员十几倍的临时内地员工往来库仑,对于当时库仑的城市规模来说似无可能。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8-09393-09(1),1951年8月20日-1951年8月20日,驻蒙使馆关于侨务工作的报告,转引自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15-16页,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12.

【10】樊明方:《1921 年接运库、恰难民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9,其中组建骑兵团信息樊氏引自《收府秘书厅抄送陈问策、路邦道呈》 ( 1921 年 9 月 11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俄关系史料》,1975 年版,第 149—153 页。

【11】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92 页。

【12】见《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6月。

【13】新星出版社,2015.

【14】外蒙与新加坡独立时,他们的汉人为什么不效仿历史上的土尔扈特部东归回到祖国? - 知乎 (zhihu.com),但同一条回答中他接下来重复了“几万内地人随之逃难,回国者不过几千”的传说”(对这个传说的批评后详),却把逃难的方向说反了(从库仑先逃往恰克图,又从恰克图入苏,而不是从恰克图去库仑),因此我不清楚他写本条回答时是否足够认真,查证了资料的出处。另外,据邵鹏说,北洋败军在进入恰克图后为泄愤和报复,屠杀了恰克图的三百多俄国人(《试析外蒙早期独立问题》,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46页),但没有给出材料的原始出处,存疑。

【15】樊明方:《1921 年接运库、恰难民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9,

【16】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范子烨整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160页。

【17】在29年之前,限制内地商人的一些政策,主要是宣布减免或延期一些高利贷。

【18】《我们和你们:中国和蒙古国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20,185页。

【19】吴撒日娜:《共产国际与外蒙古的社会主义建设》,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27页。

【20】贺喜格图雅:《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债务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25页。

【21】本节内容基本根据白林;《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

【22】上揭论文,42-43页。

【23】同年,《工人之路报》由蒙古国工会转入蒙古人民革命宣传部管辖,并改名《蒙古消息报》,但并未停刊,一直出版到1991年蒙古国剧变。1998年,在投资的中国商人的资助上该报复刊。

【24】《我们和你们:中国和蒙古国的故事》,62-65页,时任中国大使的回忆。

【25】《我们和你们:中国和蒙古国的故事》,52-53页。

【26】尹广明:《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 历史考察( 1937—1938)》,《近代史研究》,2016.2

【27】当然,这并不是说,外蒙革命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就比中苏更“高”,相关问题的复杂程度以及前置历史背景在三者中是完全不同的;而外蒙革命中,多数民族内部的各族群关系也未必十分平衡,对此可参看张博:《论20世纪20年代后期外蒙人口、经济中心的转移》。

【28】支持这些革命者的苏联的态度当然也有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落实同样要依赖革命队伍内部持有类似主张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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