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经济学之三:收入法GDP 作者:草庐棋士
上次咱们讲了支出法GDP。主流经济学用支出法划分GDP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居民消费、总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的比例以及变化趋势,从而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政策挽救资本主义。我们比主流学者强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利用支出法GDP去分析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机构的历史演化,形成对不同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正确认识,揭穿有些半吊子学者关于中国将要甚至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帝国”、“剥削全世界”的胡话。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收入法GDP。无论一国一年有多少总需求或总支出,这些决策都是形形色色的人做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在宏观经济上,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表现为收入分配的高低起伏。收入法GDP讲的就是分配问题。
在讲收入法GDP的具体项目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讨论一下如何对待官方统计资料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砖家”曾经最飞扬跋扈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使用官方统计资料并对其进行解释,而多数进步人士尽管有着先进的理论,但是对统计资料尤其是宏观经济数据并不熟悉。在涉及全局性的分配问题的时候,更是一头雾水。一些愿意下苦功夫的人针对某些具体企业,用马克思时代的方法,结合一些公司财务的基础知识,做过初步的剩余价值率分析。这些人的努力无疑值得赞赏,但是在面对未来的考验时,我们不仅需要这样以小见大的本事,更需要直接把握全局的能力。既然要把握全局,唯一现实的数据来源就是官方的宏观统计资料。我们知道,官方统计经济数据的目的与我们使用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统计方法和理论依据也有差异,但是据此就认为官方的数据完全是造假且毫无意义,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事实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其他什么机构,想要做出符合其客观利益的决策,其基本前提都是对现实情况有着较为准确的把握。当年毛主席能从缴获的报纸中发现有用信息,作出进军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合的决策。我们今天也能从官方的收入法GDP数据中提取出有意义的信息,分析收入分配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全局态势。
我们知道,劳动创造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社会总产品中每年新生产的价值分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后者又被分为利润、利息、租金等部分。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就是剩余价值率,其高低直接反映着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官方宏观经济统计依据的是主流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GDP被理解为包括劳动和资本等各个“生产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各个生产要素都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因而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就是为这些生产要素分配报酬。
尽管官方收入法GDP中关于谁创造价值的理论出发点是错误的,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却是一致的。马克思讲的社会产品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在主流经济学那里就是GDP在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
下面两张图展示的是中国和美国从1980年到2019年的收入法GDP构成。 尽管各国官方数据具体统计细则不同,GDP仍然能够按照收入法划分为四个部分。 在不考虑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划分的前提下,总劳动收入(图中红色部分)大体相当于我们所熟悉的劳动力价值。美国的总劳动收入是雇员报酬和小业主劳动收入之和,其在2004年前略高于60%,在其后略低于60%。在上一篇中,我们介绍了美国居民消费占GDP份额存在上升趋势。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份额却能“逆势上扬”的主要原因,是在消费主义和“金融创新”环境下催生的借贷消费。 中国的总劳动收入是乡村劳动者总劳动收入、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工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工资、城镇个体就业人员总劳动收入、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和其他福利五项加总之和。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一期支出法GDP中消费比例的演变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中国自1980年至2019年总劳动收入的比例大体服从同一个趋势。从八十年代后半期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是下降的(从1983年的58%下降到了2010年的36%)。下降最快的90年代也是国企私有化引发数千万国企工人大下岗的时期。同时,乡镇企业的衰落也让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给城镇工人的工资谈判力带来不小的压力。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失败让那个时候的中国劳动者经历了最黑暗的二十年。有意思的是,从2010年起,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有所回升,到了2019年的时候,已经基本抹平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下降。就是在同一时期,各地关于“用工荒”之类的报道也多了起来。从主流经济学的话讲,中国的所谓“人口红利”已经基本耗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就是中国的产业后备军已经开始见底,工人的谈判力量和意志都明显增强。尽管从2016到2018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其上涨势头在2019年又重新恢复。2019年,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5%。 未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具体的、细节的变化可能有很多,但是几个主要因素全都指向继续上涨的趋势。首先,中国六十年代灾后婴儿潮时期诞生的劳动者将要退休,他们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诞生的子女已经超过或接近三十岁,而95后00后的人口数量明显少于他们。半外围国家高强度长时间重复性劳动(996)所依赖的年轻“新鲜”劳动力供给已经捉襟见肘。第二,新一代农民工的知识水平和权利意识明显提高,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祖辈那么任劳任怨、好蒙好骗,势必会提出更高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要求。第三,新冠疫情结束后美国新政府可能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缓解国内矛盾,势必会加剧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所以,对于中国的雇主来讲,未来的劳动力少了、老了、“懒”了、“不好管”了,还不得不依赖他们。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趋势很可能会延续下去。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劳动收入份额上涨,我们的第一个直觉就是剩余价值的份额要下跌。这个直觉是正确的。图中的利润总额(蓝色部分)是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财产收入的总和,在概念上类似于私人资本家拿到手的各类剩余价值之和。中国的利润份额在2008年达到高峰37%后就开始下降,到了2019年只有29%,比高峰水平下降了8个百分点。如果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还要持续下去。利润份额的下降最终可能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讲的“利润挤压”危机。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仔细探讨经济危机问题。2019年,美国的资本家总利润占GDP的比例为18%,比中国的利润份额低11个百分点。 间接税(图中黄色部分)指的国家是针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款,常见的有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与直接税直接对课税对象征收不同(如所得税、遗产税等),间接税是对“物”征税从而间接让人承受税负。征收直接税的难度要远大于征收间接税,税务机关不仅需要关于纳税人财产和收入的准确信息,同时也需要有强力和有效的执行机构惩治偷税漏税。在历史上,间接税在民族国家建立初期有了简单的行政机构和海关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普遍,而直接税的广泛出现是二十世现代官僚体系建立之后的事情。一般来讲,一国的行政机构越是强有力,其直接税比例就越高,这通常是美国等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资源支撑有效行政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就只能因陋就简地依赖间接税。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间接税份额常常是美国的将近两倍,这无疑反映了税务机关无意掌握高收入群体财产和收入状况,且无力追查偷税漏税行为的现状。这不仅是关乎国家能力的行政问题,同时也是关乎高收入人群财富来源合法性的政治问题。此外,中国政府近年来推行减税降费,将间接税的份额从2012年的14%降低到了2019年的11%,但是这并没能挽救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美国近年的间接税占GDP的比例不到7%。 固定资本折旧是每年为了补偿每年报废的建筑、机器、运输车辆和军事装备等固定资本的价值。用于固定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GDP是一国经济为了补偿固定资本消耗、维持现有固定资本存量和现有生产能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上一期我们讲的总投资减去本期讲的固定资本折旧就是净投资,即资本积累。固定资本折旧比例的上升不仅会直接“吞噬”掉利润份额,同时也反映着固定资本与GDP之比的上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讲,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2019年,固定资本折旧约占中国GDP的15%;约占美国GDP的16%。 总的来讲,收入法GDP反映着一国全局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我们探寻中国市场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有着重大指导意义。不过,GDP总要被生产出来。从生产法来说,GDP是各产业增加值之和。下一期我们就介绍各个产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 |
仗义执言: 一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主要是资料不好找,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楼主的东西至少不是确定的,还是一种可能性,楼主必须排除其他可能性才能证明他的结论是唯一的是 ...
井冈山卫士: 还是那句话,你认为有这种可行性你就去写文章,顺便把欠的文章补上。否则在这里空说确实有碍观瞻。
仗义执言: 还有一点,80年代中国GDP 总量太小,所以可能有很多必须是劳动收入的一个原因(和毛泽东的刚刚过来的所谓的工人阶级斗争能力强没有关系,我们甚至认为当时的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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