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湾改编”之前，毛教员连打了20天败仗

“三湾改编”中，“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定会被强调的，而“士兵委员会”这一条则常被忽视。士兵委员会在31、32年左右由于各种原因就消失了，但毛教员对此一直念兹在兹，多次提及。 

　　“三湾改编”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支部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描述，在课本、新闻、纪录片上都常常听到。但如果我们真正回到那个历史场景中去，则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讶。

　　首先是惊讶于，那个印象中战无不胜运筹帷幄的毛教员，在三湾改编之前竟然经历了那么多失败，说是“狼狈不堪”都毫不夸张。

　　第二个惊讶于，他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强大到不可思议。

　　第三则要惊讶于，它40年后的历史回响。

　　先来个回顾。

　　遇险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毛教员凭借卓越的能力，最高时担任过代理宣传部长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当时他年仅30岁。

　　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我党成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判失败。很快，武装反抗国民党成为党内共识。

　　8月30日，毛教员被正式任命为湖南省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而在这之前，他参与过的唯一军事行动恐怕是，在第一师范读书时，领导学生志愿军配合长沙警察，缴械了3000北洋溃军。但是这毕竟和真正的军事指挥不同。

　　毛教员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早期的革命者很多都是如此，革命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不会的话就去学，边学边做，边做边学。

　　但问题很快出现。

　　当时的计划是，各地工人、农民有组织地暴动，军队则从湘赣边界出发，相互配合一路攻占长沙。可各地暴动的消息很快被泄露，长沙等地提前加强了警备。

　　9月6日，毛教员安排了安源的暴动事宜后，动身前往在湘赣边界(铜鼓)驻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路途中，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险情之一。

　　9月9日，毛教员在浏阳张家坊村被民团清乡队抓住。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最顶点的时期，“疑似的”赤色分子被抓后立即枪毙都是常有的事，更不必说他这种实打实的共产党员。毛就被押送到民团总部执行枪决。我们直接看他本人的回忆：

　　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脱险后，毛教员来不及喘口气，于9月10日赶到了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摊子。这个“第一师”，其实是前些天毛教员在安源时才组建起来的，下辖三个团。

　　第一团的主体是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过北伐战争，战斗力较强。

　　第二团则主要由安源的工人武装临时整编而来。“工人武装”主要就是安源的矿警队、纠察队，之前他们的任务只是协助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

　　第三团的主体则是原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也就是农民组织起来对抗地主民团和防范土匪的非正规军事组织。

　　现在，这三个团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出发，于16日左右一路打到长沙城，配合计划于16日的长沙暴动，一举解放长沙。

　　好消息是，毛教员得知，第一团前不久收编了黔军溃兵邱国轩的一个团(现改番号为第四团，与第一团一起行动)，也就是说，现在共有四个团5000余人的兵力了。

　　坏消息是……

　　连续失利

　　9月11日，邱国轩这个第四团在行军途中突然叛变，从后部袭击第一团。毫无防备的第一团直接被打散，粮食弹药和大量银元全部被抢走，人员损失惨重。团长钟文璋，这个黄埔二期的毕业生，就此失踪下落不明(也有考证说他逃回家里，后来又投国民党，牺牲于中原大战)。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就这么失败了。

　　第二团也并不顺利。9月12日，攻下醴陵收获颇丰，但由于大量敌人援军已从长沙扑来，又只好撤走。16日，第二团又攻下浏阳，但很快又遭到敌人反扑，艰难突围损失惨重。

　　第三团毛教员亲自率领。9月11日攻占白沙乡，9月12日攻占东门市。但好景不长。9月13日，敌军反扑开始，14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伤亡较大，毛教员率部撤走。

　　正规军的失利，导致各地的农民暴动得不到配合和支援，也被轻松各个击破。

　　原定于9月16日的长沙暴动、解放长沙只好推延。

　　9月19日，三个团的余部会和于文家市。他们只剩下1500余人了。

　　在这之前，毛教员虽然与中央有诸多分歧(这个大家很熟悉了，一向如此)，但在打长沙、打大城市这件事上，还是他们的共识。可此时他却不这么想了。

　　当晚的前委会议上，毛教员坚持认为，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攻打长沙已经绝无可能。他力主放弃长沙，进军湘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去。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教员得到多数支持，尤其是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的支持。

　　这就是有名的“文家市决策”，“农村包围城市”的序幕，缓缓拉开。虽然在不久之后，这一系列决策就被中央扣上了“逃跑”“落草为寇”“红色山大王”的帽子。

　　更要紧的是，现实的军事危机仍未解除。国民党部队一路追击，毛教员人头5000大洋。

　　9月25日，在向莲花县进军的过程中，后卫第三团遭遇伏击，损失三百人三百条枪。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前敌委员会委员，黄埔二期毕业生，毛教员的坚定支持者，卢德铭，为掩护部队撤退中弹牺牲。为此，毛教员痛心疾首。

　　连续的军事失利、长时间的疲劳行军，导致非战斗减员严重。除了因伤病掉队的以外，还有大量逃兵，甚至一个排一个连成建制地逃跑。

　　毛教员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还记得他从民团手里死里逃生的经历吧?

　　“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这半个月穿草鞋的高强度行军，让他的脚伤进一步恶化。但他一定要和战士们平等，不肯坐担架，而是勉强拿一支拐杖支撑着行军。后来他自己曾回忆说，“秋收起义我的脚烂了，就是柱着一根树枝当拐杖，上了井冈山”。

　　后来拄拐也成了他的习惯

　　不仅仅是行军。他拖着伤脚穿梭于基层战士之间，一边给大家鼓劲，一边做着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什么我们一直失败?为什么逃兵这么多?怎么才能扭转局面?

　　他发现了很多。比如，一些军官有旧军阀习气，随意打骂士兵，士兵毫无主体性因此不积极。比如，部队情绪波动大，打胜仗则兴高采烈放松警惕，打败仗则垂头丧气悲观失望。毛教员的分析，这是政治素养低，作战没有政治目标造成的。再比如，群众不了解革命军，不帮助不响应，甚至为避兵祸全部逃到山里去，致使部队长期得不到休整和补充。反过来，沿途的地主武装则不断袭扰，我们像瞎子一般不明敌情。等等。

　　还有好的发现。凡是有党员或党员多的连队，逃兵就少些，风气也更好。

　　三湾改编及其历史回响

　　就这样，9月29日，革命军来到三湾村。最初五六千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700多人。但毛教员并无任何悲观情绪，反而觉得“大有希望”。

　　当天晚上，就在村里的泰和祥杂货铺，前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三湾改编开始了。

　　后来的复原场景 ：小而破旧的杂货铺，激烈的争论

　　首先是，精简整编部队，留下基干力量。三个团编为一个团，现有的700多士兵去留自愿，不枪毙逃兵，要走的反而给发路费。原有的军事水平差、对未来悲观失望的旧军官被剥夺实权，提拔战斗中涌现出的新人。

　　第二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事民主。官兵一律平等，禁止打骂体罚士兵。士兵言论自由，可公开批评长官，参与决策过程。长官没有特殊待遇，经济公开，接受士兵监督。这事实上废除了原有的“雇佣兵”制度及其思想参与，士兵感到自己成为了主人，士气大涨。

　　第三，支部建立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确保了最基层的军事单位都有党组织存在，党代表参加党委会，传达党的决策和精神，党和基层紧密相连。而优秀的党员也能直接影响基层的每一个士兵，并发展新党员。毛教员后来评价说，这让部队“艰难奋战而不溃散”，从此以后，红军可以随时随地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但国民党及其他军阀的部队，一旦化整为零就常常再也找不回来了。

　　除此以外，“根据地”思想也有了雏形。毛教员指出，假如部队能取得地方群众的支持，就可以随时随地补充、修养、安置伤员，还能掌握敌军动向，部队的损伤就会减小很多。这一雏形思想在11月成功实践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后来又实践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三湾期间他还宣布了几条新的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这逐渐发展为我军军纪“三项纪律，八大注意”。

　　三天后，部队改编、休整完成，离开三湾。

　　1927年9月9日，毛教员死里逃生后来到铜陵，第一次接触军事指挥。

　　仅仅二十天之后的1927年9月29日，他提出了三湾改编的具体方案，并迅速落实，“支部建立在连上”从此成为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在此期间他还提出了我军军纪的雏形和“农村包围城市”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的雏形。

　　没有人天生就会，没有人不碰壁，但仅仅20天他就解锁了这些成就，这成长速度也太快了些。

　　随后的故事。

　　27年10月，毛教员来到井冈山。一年后，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的总战略就已经形成了，后来的事情完全按照他的预测发展。

　　老读者们都看过我的《长征史》——1930-1933年的三次反围剿，毛教员已经是几乎战无不胜。36年，他把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系统总结，完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稿，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成熟，已经有了独特而完整的体系。之后两年，他又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名作。

　　从第一次接触军事指挥，军事理论与实践都达到如此高度，他一共只用了10年。

　　其实也不仅仅是他，第一代革命者的成长速度都非常惊人。就在这只20里天屡战屡败的秋收起义队伍中，走出了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张宗逊上将、陈士榘上将，等等。后来毛教员一直强调在实践和斗争中成长，而非在学校里学习，这些经历也是原因之一。

　　结尾说点别的。

　　“三湾改编”中，“支部建立在连上”是一定会被强调的，而“士兵委员会”这一条则常被忽视。士兵委员会在31、32年左右由于各种原因就消失了，但毛教员对此一直念兹在兹，多次提及。

　　1965年，毛教员重上井冈山。他同随行的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说道：

　　第二年，士兵委员会的精神在近40年后迎来了一次最强烈的回响。

　　这就是后话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