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六）八届十一中全会。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以撤销工作组为标志向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而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虽然工作组被撤销了，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再一次爆发出来，并最终导致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变动。

　　1、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八月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并不是预先就准备好的，而是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决定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什么时候才决定召开的呢?

　　(1)临时决定召开的中央全会。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以后并没有立即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修改“十六条”草稿时，曾经提议文件起草小组开一二次会对“十六条”草稿进行最后修改，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以后，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八月一日发表“十六条”。[1]这表明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还没有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想法，由此也可以看出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七月二十一日以后才决定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决定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呢?

　　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撤销工作组。与此同时，决定了要召开中央全会。七月二十五日，有二十六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省委、区党委负责人到京报到，以后陆续有人到京报到。[2]

　　这样看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不是预先准备好的，而是临时决定召开的。决定召开全会后，第二天就有与会人员到京报到了。“十六条”原先计划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以后，八月一日以中央名义发表，现在则是在中央全会上通过后再发表了。这个时候“十六条”的起草及修改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为什么要临时决定召开这次中央全会呢?

　　这还要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说起。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3]

　　从中可以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这次中央全会，在讨论中使与会同志接受自己的意见。同时，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围绕工作组问题，党内高级领导层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当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提出撤销工作组，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毛泽东是在回到北京进行了详细调查以后，才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鉴于党内高级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即使撤销了工作组，如果解决不了这个分歧和矛盾，就难以在党中央领导层形成共识，进而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寄望于召开中央全会通过民主讨论，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解决业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以便能够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提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

　　(2)八届十一中全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是仍然是按照以往开会的惯例，召开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还预先作好了会期和议程的安排。下面我们看会议召开的情况。

　　①      预备会议。

　　七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分组讨论和修改“十六条”;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关于批评和撤销工作组的指示，为正式开会作准备。

　　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晚上，部分与会者参加了北京大学撤销工作组的群众大会。在讨论中，会议各组都表态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的“决策”，认为“打破了旧框框”，找到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许多同志还认为派工作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也起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形式已不适应”，“逐渐成为运动发展的障碍”。 认为有些工作组下去是去“治乱”，这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也有不少同志指出：“工作组撤走后，如何体现党的领导，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在许多党委瘫痪的情况下，广大党团员迫切要求领导，党团组织在运动中怎样活动的问题，亟待解决。[4]

　　预备会议召开的前夕，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组，准备召开首都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少与会人员纷纷到基层去，深入到第一线，进行实地观察，取得一手材料。他们结合自己实际了解的情况，围绕毛泽东近期关于工作组的指示和“十六条”进行讨论，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明态度，纷纷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十六条”，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自己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希望在今后文化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纠正和提高。预备会议明确了主题，活跃了思想，提出了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共识，为召开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

　　②      八月一日至三日的中央全会。

　　八月一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5]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41人(有26名中委和候补中委被决定不参加会议，13名中委、候补中委请假)。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6]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7]

　　毛泽东讲话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8]

　　由于已经举行了预备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正式会议作好了准备，同时也由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十六条”、会议公报，以及十中全会以来的若干重大决策和追认相关的人事变动手续，议程并不复杂，因而会期不长，只开五天时间。会议召开前不仅对会期和议程作好了安排，还在开幕式上公布了，让出席会议的人员心中有数，处理好会议期间的相关工作和问题。

　　接着，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向全会作报告。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措施;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作自我批评。[9]

　　刘少奇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插话说：“怎么会中断呢?”[10]

　　我们注意到，刘少奇在报告中谈到工作组问题时，虽然表示他自己应当对此负主要责任，但是他不是从派出工作组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而只是从派出工作组的方式上来进行检讨，同时还用这样做是因为“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来进行辩解。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此前他在毛泽东批评工作组，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多次表示工作组是党中央决定派出的。[11]

　　这表明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他在工作组问题上犯的错误究竟在哪里，即主要不是方式，而是立场问题。他说工作组是党中央派出的，固然有为北京市委分担责任的一面，但是却没有回答他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为什么置毛泽东的意见于不顾，一味地派出了工作组，还多次拒绝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不仅如此，刘少奇还以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为由为他及其他常委派出工作组进行辩解。这反映出即使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他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当毛泽东听到刘少奇以怕中断党的领导为由对派出工作组进行辩解时，当即进行反驳道：怎么会中断呢?是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现在发动群众来清除党内走资派，又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后盾，这样做也是为了坚持和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的生机和活力，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又怎么会出现中断党的领导的顾虑呢?

　　接着，陈伯达讲话。他批评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毛泽东插话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陈伯达讲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时，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12]

　　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还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13]

　　从毛泽东在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不仅再次批评了派出工作组，还进一步指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犯了错误，不能进行斗、批、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这不仅是从方法、数量上，还从立场和性质上，对派出工作组进行了定论。

　　工作组是中央和上级党委派出的，从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看，不仅在方法上还在立场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具体说来，工作组究竟是站在群众立场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还是迷信自己高明，听不进群众不同意见，把积极进行文化革命的师生打下去，把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反革命，就成为判断工作组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聂元梓大字报的出现虽然具有偶然性，但是由于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大党委，从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大背景上来看，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虽然这张大字报公布后，各地纷纷效法北大的作法，将矛头引向了党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乱子，但是在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乱了敌人，而不是乱了自己。[14]由天下大乱达天下大治，乱是治的必要条件。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一位大区的领导同志在检讨派工作组的错误时说：“我们派工作组，就是怕乱。主席不是讲了嘛，大部分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怕什么乱!”[15]

　　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党内在文化大革命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要在党中央全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这是比中央政治局会议更高一级的中央会议，通过的决定更具有权威性。即使有人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等到下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既反映出党内高层在是否进行文化大革命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也表明他要下定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八月二日、三日这两天，上午开小组会进行讨论，下午开大会进行发言。

　　八月二日、三日上午，全会开小组会。与会者以毛泽东最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十六条”为指导，结合实际情况，在小组会上开诚布公，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进行了讨论。

　　八月二日下午，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刘少奇主持，李雪峰、薄一波、周恩来等先后发言。

　　李雪峰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说过右派学生对左派学生争夺领导权”，“说过应该‘排除干扰’”，曾经“认为右派学生在里面捣乱，影响我们对黑帮的斗争”，“过早地提出恢复党团组织”。他承认北京市在一个多月中“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薄一波在发言中讲了自己对工作组作用的认识。[16]

　　我们看到，李雪峰、薄一波进行了大会发言。李雪峰发言中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谈了四年来的经验和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说：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代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17]

　　他在发言中还说：“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18]

　　我们看到，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承认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几个人要对派出工作组负责任，并以直到毛泽东回京时中央一线常委还主张不撤工作组为例进行了说明，表示自己今后要多听从不同的意见，向群众、主席、中央请教，随时准备改正错误。这又一次表明周恩来从以前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的路线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一边。

　　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定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还特别指出是毛泽东批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决策撤销了工作组。在中央划分一线、二线同时一线、二线之间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情况下，周恩来在全会发言中讲出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向与会人员点明了毛泽东在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中的决策人地位。这是在号召大家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与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斗争。这是中央全会上周恩来在路线斗争中的公开表态。

　　八月三日下午，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等四个中央局的负责人先后发言。在刘澜涛发言后，毛泽东插话说：你们的问题比较彻底。不破不立，不破工作组，不立革命的师生代表大会以及它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破除这个，就不能立那个。不破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津津有味，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工作组撤掉，让学生们自己搞，这才算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才是立。不把那个丢掉怎么立呀!

　　宋任穷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于这样让学生闹革命还有不少顾虑。李井泉发言说：“为什么我们毫不勉强地都赞成派工作组?看到报纸上一登北大撤销陆平校党委的职务，由工作组代理，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也是要派。中央并没有下命令，我们就这样干了。”

　　魏文伯发言说：“6月初，华东局书记处开会的时候，我们作了决定，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要看具体情况。但是运动开展不久，这里党委烂掉了，那里党委瘫痪了，处处告急，纷纷要求派工作组，我们也忍不住了，陆续地派出了许多工作组，7月25日以后，到北京几个大学学习，参加大会，以及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我们才开始觉悟。”

　　毛泽东插话问：“有些没有派工作组的学校的运动是怎么搞的?”魏文伯回答说：“由党委领导，党委没有垮。我们派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党委垮掉了的，派工作组去;一是党委瘫痪了的。其他的不派。”[19]

　　毛泽东在三日下午发言中还作过这样的插话。

　　八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在刘澜涛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撤销工作组，成立革命的师生员工文化革命代表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让他们自己去搞，这是马列主义态度。在宋任穷发言谈到对群众的态度时，毛泽东说：把架子放下来嘛，不要摆老资格。我们有很多同志有点架子，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什么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什么部长，可了不起呀。统统把架子放下来，当一个普通老百姓，群众就高兴了。[20]

　　几位中央局书记是围绕工作组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发言的。他们在发言中以毛泽东近期关于文革的指示和“十六条”为指导，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谈了对于文革的认识，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坚决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他们发言时进行了插话，主张有破有立，既然工作组阻挡文化大革命，那么就要破除工作组，由群众自己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放下架子，要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大会发言是进行集体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会人员通过大会发言在思想的碰撞中进一步提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在发言中的插话起到了引领会议发展方向的作用。通过大会发言，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在思想斗争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与会人员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趋于一致，将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我们看到，八月二日、三日召开的会议，上午开小组会，下午召开大会，部分中央领导人、中央局书记进行了大会发言。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别人发言时作了许多插话。这些插话虽然不长，但是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将要害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来，见解独到，入木三分，便于人们抓住事物的本质，认清其本来面目。虽然在这两天的会议上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还开了两次大会，但是总的来说会议仍然是按照既定程序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