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

　　当报刊杂志吹响文革号角的时候，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应运而生。那么，这张大字报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① 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背景。

　　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于北京大学，是与北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分不开的。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期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其他变法措施被废除，京师大学堂却保存了下来。

　　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基地。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促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北京大学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创办《新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开展“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的师生走在前列。陈独秀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无产阶级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不论是全面抗战前夕的一二九运动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北大师生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起着先锋作用。

　　北大是中国一流大学，在文科方面尤为突出，广大师生接受先进理论，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关心祖国命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往往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前列。这是北大的光荣传统。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北大产生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也是与社教运动密切相关的。这在中宣部驻北大工作队、北大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等人与北大党委乃至于北京市委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上反映出来。

　　社教运动期间，中宣部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调查组依靠聂元梓等社教运动积极分子，做出了北大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的结论。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常务副部长张子意的支持和肯定，认为北大存在“夺印”问题。而后张磐石又组织了一个二百六十人的工作队，将运动的目标对准北大党委，向中宣部写报告说北大党委的领导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然后依据这个判断对北大各级干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斗。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并不同意工作队的意见和斗争方式。

　　“二十三条”下发后，彭真向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写报告反映情况。邓小平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北大社教运动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要求将运动落实到教学上。而后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召开会议做双方的工作。通过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绝大多数人初步统一了思想。但是工作队队长张磐石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在工作上采取实际的行动。副队长常溪萍向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信反映情况，经邓小平提议中宣部撤销了张磐石的队长职务。

　　为了进一步解决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彭真提议搞一次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这就是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哲学系、技术物理系和经济系是这次整风学习的重点对象。技术物理系和经济系进行的整风学习在国庆节前相继结束，而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分歧很大，问题很多。双方在会议上互不相让。会议领导小组认为再僵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就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宣布哲学系的整风学习会结束，对聂元梓没有给任何处分。[17]

　　聂元梓等人积极参加社教运动，揭发北大党委存在的问题，即使反映的问题存在一些失实之处，但是其行为则是符合社教运动要求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从中不难看到，不论是北大党委还是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是与中宣部及其工作队和聂元梓等人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的。这些分歧和矛盾集中在北大党委到底是不是存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的定性上。

　　虽然“二十三条”下发后，在邓小平主导下，以中宣部转变认识，撤销张磐石工作队队长职务为标志，改变了对北大党委的定性，将社教运动期间的分歧统一到北京市委的意见上来，还通过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对以聂元梓为代表的社教运动积极分子进行了整风，而使问题得到暂时 解决，却留下了后来矛盾发生的严重隐患。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北大党委到底存在不存在问题?中宣部工作队的定性准确不准确?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首都并对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流大学，北大在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方向上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这里不仅是学校各级干部和师生队伍的纯洁性，还有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问题。这个判断可以从后来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时，把北大视为“反动堡垒”上得到证明。[18]中宣部工作队虽然在运动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面过大、搞批斗等)，但是对北大党委的定性还是准确的，和毛泽东对北大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本来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泽东讲的。[19]但是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称北大为“反动堡垒”呢?不难看出，称北大为“反动堡垒”，是从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方向来说的。对于这个问题，作为北大校长和党委书记的陆平，无疑对此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但是只要我们理解了党内走资派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前后，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大批批判文章。这些战斗的檄文，从思想舆论上推动着文革的潮流滚滚向前。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不管是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的文章，不断将正在进行的文化批判推向前进。《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下发后，不仅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依据，还指明了批判的方向，进一步将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深入。报刊杂志上相继发表的系列批判文章，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舆论氛围。

　　同时，随着“五一六通知”在党内的下发，清洗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发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由毛泽东亲笔加写的这些富有斗争色彩的文字，要求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仅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精神上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还成为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这就为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指明了方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北大第一次大字报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北大自身的革命历史传统，也有在社教运动期间围绕北大办学方针和方向以及北大党委定性上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还有当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进行的舆论助威，更有“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的造反号召。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在这些因素中，“五一六通知”的下发无疑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②   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及其评析。

　　前文我们分析了第一张大字报产生的背景。那么，第一张大字报又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大字报的内容是什么?应该如何来评价这张大字报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第一张大字报是策划出来的，还是自发产生的?

　　文革结束以后，有人处于否定文革的需要，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夫妇策划出来的。这张大字报是康生背着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才在毛泽东批示下播发全国的。甚至还引用康生在文革期间说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促动下写成的”话为依据，来说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是一次阴谋活动，企图以此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动。[20]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第一张大字报产生前夕，曹轶欧确实组织了一个中央理论小组五人调查组到北京大学了解情况。既然曹轶欧到北大搞调研活动，也就必然会与北大的领导和群众进行接触。本来这是调查组业务范围内的工作。即使曹轶欧调查组与贴大字报的人有一些接触，也不能由此说曹软欧等人策划了这张大字报。因为接触与策化大字报毕竟是性质不同的活动。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部，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21]

　　从王力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没有关系，康生当时只不过是把大字报报送毛泽东而已。大字报主要是杨克明起草的，聂元梓不过是在别人说服下才在大字报上签名的。由于他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所以才把她放在了第一名。即使如王力所说的那样，聂元梓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当时能够在大字报上签名，这就表明了她对大字报的态度。至于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虽然王力在回忆中对康生、曹轶欧挖苦说，他们在大字报的问题上为自己争功，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从中也不难反映出康生、曹轶欧是支持第一张大字报的。

　　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写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22]

　　从戚本禹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是杨克明与张恩慈商量后，在曹轶欧支持下，与几位青年教师一起讨论，由杨克明执笔写成的。由于聂元梓当时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又受到打击，从组织观念出发，他们才请聂元梓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这张大字报虽然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却并非是由她组织和策划而是杨克明等几位青年教师起草的。

　　我们还是看一看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如何谈这个问题的吧。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学报。[23]

　　在大字报上署名的七人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都是中共党员、该系教员(其中的杨克明在此前不久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

　　据参与写大字报的几个青年教员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找过曹轶欧。

　　那么，在大字报上第一个署名的聂元梓是如何回忆这件事的呢?

　　聂元梓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往事》，2004年11月17日，第四期)一文中说：“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们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没有讲具体内容。写什么，怎么写，我们都是一边起草一边商量的，既不是带着写好的底稿去见曹轶欧，更不是受到曹轶欧的指使和授意才写的。”[24]

　　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已经下发全党，聂元梓他们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来贴大字报的。即使他们问过曹轶欧，也是从组织原则出发，询问是不是可以贴校党委的大字报，曹轶欧也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来答复聂元梓他们的。这显然不能得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曹轶欧指使和策划下才产生的结论。不论曹轶欧还是康生都是支持第一张大字报的。这是因为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厚非的呢?

　　至于说康生背着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将大字报稿送给外地的毛泽东，事实证明这种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将文化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第一张大字报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这本身就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他有责任和义务向毛泽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同时，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康生向毛泽东报送的并非是大字报底稿，而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五月二十七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大字报。毛泽东也是在这个简报上作出批示向全国播发这张大字报的。[25]像这样的简报也是同时报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的，康生按照组织程序将《文化革命简报》报送在外地毛泽东的，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第一张大字报并非缘自于康生、曹轶欧的策划，而是北大哲学系一些人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自发写出来的。贴大字报前向曹轶欧征求意见，不过是从组织程序上出发，而非是在大字报的起草和内容上。曹轶欧也是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答复聂元梓等人可以向学校党委贴大字报的。康生将载有第一张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报送毛泽东，是符合组织程序的，也是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责。当时康生、曹轶欧是支持第一张大字报的，这种态度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因而在第一张大字报上对康生、曹轶欧的攻击是没有依据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2)第一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

　　当时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大字报的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问，正当全国人民以高昂革命精神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大却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压制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

　　为了批判宋硕、陆平、彭珮云，大字报的作者从他们的言行谈起，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们的言行。五月八日报刊上何明、高炬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斗争高潮的时候，五月十四日陆平急忙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愤怒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按照宋硕的指示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大字报认为这不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而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然后，大字报的作者以他们的观点为依据进行批驳，说他们这样做是把这场你死我活的严重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纯理论”的讨论上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大字报的作者还以不久前为了研究海瑞“平冤狱”的问题为例，批评他们“指导”法律系的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是用学术讨论来代替严肃的政治斗争，进一步质问他们为什么闭口不谈党中央毛主席早已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方向，离开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却说“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

　　大字报的作者认为，反击黑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由此反问他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就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这是我们绝对不答应的!

　　大字报的作者又发出质问，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却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是为谁坚守“岗位”?

　　大字报的作者最后呼吁，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26]

　　从中我们看到，聂元梓等七名作者是以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为指导，在全国掀起批判“三家村”的背景下，以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珮云的言行为依据，写出这张大字报的。这张大字报将矛头不仅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而且大字报七个署名作者的第一人聂元梓还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带头造北大党委乃至于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反。大字报的作者指出在文化革命热潮到来的时候，宋硕、陆平和彭珮云不是满腔热情地发动群众来参加文化革命，而是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像彭真和邓拓一样将严肃的政治斗争纳入纯学术的讨论，要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开小会不开大会，写小字报不写大字报。这是在压制革命群众的斗争，转移斗争方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文化革命的反面。这样就将将宋硕、陆平和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的态度鲜明地揭示了出来，向他们发出了在文化革命中究竟要干些什么的质问，引发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严肃思考。

　　3)第一张大字报的评析。

　　第一张大字报是聂元梓等七个人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贴出来的。这张大字报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是阳谋，而非阴谋。从大字报的内容看，不是抽象地攻击和议论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干部，而是在“五一六通知”的指导下，以宋硕、陆平和彭珮云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言行为依据展开批判的。大字报以犀利的文笔，激烈的文字，将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人。这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不管聂元梓是否参加了这张大字报的起草工作，也不管聂元梓这个人当时有什么缺点，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她能够在这张批判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上署名，就表明了她在文化革命上的鲜明态度。从这方面上说，她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的行为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聂元梓后来个人主义膨胀，背离文革目标，为谋求个人地位而破坏文革大局，另当别论。

　　这张大字报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将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人;二是大字报的作者都是中共党员，其中聂元梓和赵正义还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三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是下级党员干部给上级党委负责人贴大字报。

　　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大字报贴出后，必然会在北大校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北大师生对这个问题的激烈辩论。这不仅是由于贴出大字报从方法和内容上都是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北大在教学方向和方针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社教运动上又遗留下严重的矛盾，也是由于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是拥护党委的，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把抱着善意向学校党委提了意见的人划为右派，因而不少人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担心给党委贴大字报会将反党的帽子扣到自己身上，进而引火烧身的缘故。

　　至于这张大字报能否走出北大的校园，起到更大的影响，还取决于高教部、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乃至于中央在这张大字报上的态度。这直接决定着这张大字报的前途命运和影响力。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大字报对北大党委的定性是不是准确，是否应该对北大党委进行批判。这就要弄清北大党委的办学方向和方针，是不是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如果北大党委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和方针，那么就不应该进行批判;否则的话，就要进行批判。在北大党委性质的判断和批判方法上，高教部、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乃至于中央与大字报的作者是否意见一致，直接关系到大字报的前途命运和影响力。

　　总的说来，这张大字报是北大几个党员干部，响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号召，在“五一六通知” 精神的指导下，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矛头指向北大党委，为了进行文化革命而写成的。

　　③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

　　第一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高教部和北大党委，同时第一个署名的聂元梓又担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而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有支持大字报的，也有反对大学报的。围绕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在北大形成了两派，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期间，一些人利用共产党开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起进攻，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和他们进行“轮流坐庄”，攻击共产党是“党天下”，还要搞“政治设计院”，成立“平反委员会”，对共产党进行清算。[27]于是整风变为反右，不少党组织把整风运动期间抱着善意给提了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给党内民主作风和监督造成了严重损害。鉴于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教训，当时不少群众对给党委提意见还是心有余悸的。同时还由于平时所受到的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因而在第一张批评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出现后，他们几乎本能地站在学校党委一边，有的还要再看一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就跟着贴出了一千多张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在北大党委的授意下，反对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很快淹没了反对党委的大字报。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师生在校园中形成对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甚至还出现了推推搡搡的现象。当时还有组织地与聂元梓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聂元梓被带上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顶顶帽子。[28]

　　一些人在聂元梓等贴大字报的地方高呼口号：“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

　　北大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宋柏年、高艾军等十一人的大字报的题目是《请看聂元梓的罪恶勾当——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反党的大毒草》，其中写道：“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点，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作为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你是亲自听见了的，你有话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说，却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迫不及待地把写有内部情况的大字报贴在大餐厅?你目无组织，目无中央，你还有一点点党性吗?你还有一点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吗?”

　　法律系学生徐昭文等十八人取名于5月26日贴出的大字报题为“你们是赫秃子式的阴谋家”，大字报说：“你们披着‘党干部’的外衣，干的是叛党的勾当。昨天你们演出了一处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丑剧，我们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你们早已怀上了取消党的领导的鬼胎。”

　　在大字报贴出的当天，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当时已决定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来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的精神。北大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聂元梓等贴大字报进行了批评。

　　在北京大学党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五日晚北大党委开常委会时，他们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五月二十九日，戈华、崔雄昆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戈、崔二人后被吸收为北大工作组成员并成为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29]

　　从《周恩来年谱》中可以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30]

　　同时，还有资料显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夜就有许多人给广播电台打电话提出质询和抗议。当晚收到的质询、抗议电话59次。从六月一日到六月六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5万多张，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各种观点都有。每天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的近万人。北京许多高校派人来北大声援，不断有人访问聂元梓并与她交流进行文革的方法。[31]

　　从中我们看到，围绕第一张大字报不仅在北大师生中间还在北大党委内部形成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意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教部和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则是对第一张大字报持反对态度的。北大党委副书记戈华和常委崔雄昆不仅支持第一张大字报，还向上递交报告，请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这样围绕第一张大字报就在北大师生、党委内部以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高教部和华北局(北京新市委)之间就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的实质，则是究竟支持还是反对第一张大字报。

　　④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产生的必然和偶然。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建国后在办学方向和方针上又存在着严重问题。社教运动期间，聂元梓等积极分子与北大党委、北京市委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虽然在中央书记处的干预下，维护了北大党委的领导地位，但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在整风期间聂元梓等人还遭到了压制和批评，这些矛盾就这样遗留了下来。[32]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号召人们进行文化革命。这样就从党的方针政策上为文化革命指明了方向，为大字报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从这方面来说，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又具有偶然性。从大字报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委高教部和北大党委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没有及时布置北大的文化革命，不是发动群众，而是强调要加强领导，对北大的文化革命予以压制，不要召开大会，不要写大字报，意图将政治斗争引导到学术斗争的轨道上。这样势必会激怒正在图谋造反的积极分子，于是他们才写出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领导人。从这一方面来说，又具有偶然性。

　　总之，从北大历史传统、北大的办学方向和方针、社教期间的矛盾以及“五一六通知”提供的背景上来说，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没有执行通知的精神，反而站在了通知的对立面，激发了人们的造反运动，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我们认为，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3)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集中表现在北京大学和华北局、北京市委之间，还没有发展到更大的区域。尽管如此，他们贴出的大字报还是引起了《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的注意，被刊登在了《文化革命简报》上。按照惯例，登载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简报”被送到了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又如何处理这张大字报呢?

　　①   第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示后播发全国。

　　其实，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还不是最早的。在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许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五月二十三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33]

　　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又是公开在北大大饭厅贴出来的，当时影响很大，因而登上了《文化革命简报》。关于北大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北大社教运动期间出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毛泽东也是了解的。比如，他就批示过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写的反映北大社教运动问题的材料。

　　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写了《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的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五月十一日，毛泽东阅后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然后作出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五月十三日，刘少奇批示印发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是了解北大社教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因而毛泽东在看到《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人写的大字报时，就不能不引发他对北大问题的沉思。于是就想通过发表这张大字报，来打开解决北大问题乃至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六月一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35]

　　后来，毛泽东也在谈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36]看来，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毛泽东作出批示后，通过电话传给康生、陈伯达的。当时他们两人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领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运动，因而毛泽东才对他们作出了播发大字报的批示。那么，在公布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之前，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播发后，六月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感到意外，便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37]看来，大字报播出前周恩来是知道这件事的。我们认为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播发前，康生当时还不会背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位常委，只通知周恩来一个常委，而是从组织程序出发，同时将毛泽东对播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批示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通报的。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但是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工作，邓小平作为总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康生是不会置刘少奇、邓小平于不顾，只向周恩来一个人报告情况的。这是党内组织程序的要求。

　　从张承先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六月一日下午，中共北京新市委就已经知道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要公布的消息。为了防止大字报公布后北京大学陷入瘫痪状态，中央才任命张承先为北大工作组组长，并于当晚进驻北大的。[38]李雪峰的回忆也可以证明这件事。六月一日他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的时候，康生专门给他写了条子，告诉他毛泽东在杭州对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考虑到事关重大，李雪峰当场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39]这说明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和北京新市委在六月一日下午就已经知道了当晚要广播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消息。当时陈毅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播发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进行通报，因而从他这个角度来说，对播发大字报发表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40]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的，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41]文章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兴无灭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我们必须坚决遵循的。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地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工农兵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反革命的文化阵地，摧毁反革命的文化堡垒。那些什么‘三家村’、‘四家村’，不过是纸老虎，他们的将帅保不住，他们的‘车马’也同样是保不住的。”[42]

　　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43]

　　《人民日报》是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发表的这张大字报。[44]不论是《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还是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都是在为大字报的发表擂鼓助威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依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出发，对北大的大字报进行了热烈的支持，肯定了他们的斗争方向，论述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不论是康生还是聂元梓等人当时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表明进行文革还面临着相当大的阻力。因而在大字报播发后，康生六月二日在北大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45]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毛泽东要广播大字报的指示—引者注)，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我们也受到压力。”在另一次会议上，康生当着周恩来等人的面说：“如何对待这张大字报，当时我在北京中央是孤立的。”[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