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5、首都工作组在文革发动之际的作用。

　　首都工作组是文革发动及其运行初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个机构不仅是为了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也是保障文化大革命发动和进行的坚强后盾。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三支两军”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表现形式。当然，这是后话。

　　首都工作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组织建立的维护首都安全的工作机构。这个机构是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维护党中央安全，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而设立的，具有神秘的色彩。首都工作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叶剑英任组长，由军委、总参、总政、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公安、华北、北京等部门的重要领导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其日常工作机构，由作战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这个工作组存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在首都安全得到保障以后就解散了。

　　从首都工作组成立时的形势上来说，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刻，党内又出现了彭、罗、陆、杨问题，他们又是在党政军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防止突发事件的出现，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够得以发动和进行，成立首都工作组，统辖首都警卫力量，就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了。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上来说，首都工作组及其所掌握的部队是保障文革全面发动和进行的坚强后盾。傅崇碧在北京卫戍区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宣誓时就说，要保卫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革命，是从北京发动后影响全国的。因而要想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得以发动和进行，就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加强北京警卫力量，使北京警卫部队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掌握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就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和进行的必要保障。

　　从维护首都安全和社会秩序上来说，当时首都工作组掌握的部队达十万余人，分布在北京市区，不仅警卫重要目标，还预备着机动兵力，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时准备出动来解决问题。同时，北京周边的三个陆军师还可以随时出动支援北京的警卫力量。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从来没有搞过，极易出现混乱，产生不测局面。这样一旦某些领导机关出现瘫痪，社会秩序失控，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就要承担起维护首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因而精干的领导机构，强大的警备力量，成为首都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压舱石。

　　从组织程序上来说，首都工作组对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工作机构。虽然工作组成员是由党政军机构和当地领导人参加，但是却不受中央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而与它们保持平行的关系，听命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它的使命就是要保卫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这表明首都工作组是一个直属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掌握北京警卫力量，防止突发事件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

　　从与卫戍区的关系上来说，首都工作组是北京卫戍区的直接领导机构，北京卫戍区则是警卫部队的指挥机构。首都工作组是一个秘密机构，北京卫戍区则是一个公开机构。北京卫戍区掌握着十万余人的卫戍部队，直接听从首都工作组的调遣和指挥。两者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北京卫戍区及其掌握的部队，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完成各项工作和任务。

　　从警卫力量的组成上来说，包括首都旧有警卫力量和专门从外地野战部队调来的两个陆军师。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原先首都警卫力量薄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首都警卫力量出现意外情况。从野战部队中调来的两个陆军师，不仅可以大大加强首都的警卫力量，同时还造成强大的威慑，使图谋不轨者不敢轻举妄动。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陆军师就能够迅速出动予以弹压。

　　我们看到，在当时形势下，首都工作组的成立是必要的。这是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发动和进行的必然要求。首都工作组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由周恩来具体负责的工作机构。北京卫戍区则是在首都工作组领导下，直接指挥北京警卫力量的机构。进京的两个陆军师以及在北京周边随时准备出动的三个陆军师，不仅大大充实了北京警卫力量，而且也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这样就不仅能够保障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也使得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和进行。即使出现突发事件，也会立即出动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

　　这种严密的部署和军队调动程序强化了首都北京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顺利进行。这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晚邓小平到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并参加群众大会时回答学生提问，以及文革结束后的谈话中再一次反映出来。会上，有学生递条子问邓小平关于“二月兵变”的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还谈到过这件事。他说：“我那时就说，那个事不可靠。我是总书记，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26]

　　在文革发动起来，形势稳定，首都安全得以保障以后，首都工作组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全面夺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靠“三支两军”来进行解决。这个时候首都工作组的解散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从首都工作组存在的历史作用来看，在文革发动之际，首都工作组及其所属部队是维护党中央和首都安全，保障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和进行的坚强后盾。

　　（五）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三个回合。

　　文革发动阶段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会议派出了工作组，后来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又撤销了工作组。双方围绕工作组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之间矛盾的反映。这种斗争最终以撤销工作组为标志，使文化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1、文革发动阶段围绕工作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派出了工作组。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文革形势蓬勃发展，北大率先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将第一张大字报批发全国，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扩大会议派出了工作组。这样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一线常委在工作组问题上，形成了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要研究第一个回合的斗争，还是先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前的形势谈起。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后，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这些批判文章从性质上说是先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继续，与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遥相呼应，实际上则是“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些批判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出来后，以激烈的语言，磅礴的气势，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章指出：“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对这场斗争不能不管，不能不问。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这篇社论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当天发表的，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言论，还经毛泽东审定过，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文章。但是《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在转载的时候却擅自将这篇重要社论作了删节。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人民日报》负责人叫到钓鱼台，在康生主持下召开会议，批评“《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会后，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将《解放军报》社论再登一次，将删去的部分用黑体字标出来。[2]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程度。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安排下，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一文，力求把姚文元文章引发的政治批判转入学术批判的轨道。廖沫沙则是在此前公开为鬼戏摇旗呐喊。一九六一年夏，北方昆剧院在北京公演《李慧娘》以后，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笔名繁星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一文，公开为鬼戏进行辩护。《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歌颂鬼戏的文章。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后来毛泽东还批评《人民日报》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3]

　　从中我们看到，邓拓在为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辩护，廖沫沙为鬼戏呐喊助威，他们三个人都在北京市工作。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在批判《海瑞罢官》和宣扬鬼戏的问题上，他们三个人站在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不仅如此，他们在文化战线上的密切合作还在此前邓拓独自撰写的《燕山夜话》和他们三人合作写出的《三家村札记》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燕山夜话》是邓拓在《北京晚报》副刊上设立的一个专栏。这个专栏开始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后邓拓在这个专栏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前线》杂志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当时《前线》编辑部认为既然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开办专栏写文章，作为《前线》主编的邓拓更应该在《前线》开办栏目，发表文章。但是邓拓感到自己同时开办两个栏目恐怕有困难，于是便邀请《前线》杂志常委编委廖沫沙、主要撰稿人吴晗，一块开一个杂文专栏。由于是三个人开的专栏，于是就取名“三家村”，他们写的文章称为《三家村札记》。所写文章统一用“吴南星”来署名。这是取吴晗的“吴”字，马南邨(邓拓的笔名)的“南”字，繁星(廖沫沙的笔名)的“星”字，组成的一个笔名。当时他们约定，文章不要太长，一般为千字文，题目自己选择，按各自的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撰稿，《前线》编辑部编辑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三家村札记》从一九六一年出刊，到一九六四年停刊，共办了三年，最后在《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帷幕。[4]

　　不论是《燕山夜话》还是《三家村札记》，都是以杂文的形式出现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谈古论今，针砭时弊，情景交融，妙趣横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休闲，不仅开阔了视野，还学得了文史知识，单从写作技巧和艺术水平上来论，确实还是功底深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际上面临以美苏为代表的霸权主义的强大压力，国内全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他们在创作指导思想上不是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总结经验教训，振奋人民精神，坚定人民信心，使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是把过去的“老古董”搬了出来，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冷嘲热讽，含沙射影，发表的这些杂文就把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

　　《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责任编辑李筠，后来在回忆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每篇文章锋芒都直指无知、不实事求是、轻视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时弊，但总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召唤下，‘三家村’把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凝练成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左’倾错误，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引起了交锋。”[5]

　　虽然李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还是承认了他们当时在写作上存在影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讲出来。如果照直来说他们在搞影射，实际上就承认了当时对“三家村”的批判是正确的。如果说他们的写作与时势无关，显然又不符合事实。于是李筠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才采取了“犹抱琵琶半掩面”的态度。

　　这还可以从他回忆邓拓嫌吴晗、廖沫沙写的文章批判性不强，自己亲自起草的《伟大的空话》中表现出来。他说：“《三家村札记》最初发表了吴晗的《古人的业余学习》和廖沫沙的《从走路和摔跤学起》，邓拓对我说：没有打响，言不及义。当时我很不理解，只觉得那两篇文章写得不错嘛。不久，邓拓写出了《伟大的空话》，对当时说大话、说假话、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不良思想作风给予了有力的抨击。”[6]

　　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有无影射和针砭时弊的问题，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戚本禹后来有一个回忆。他说：“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

　　“我看了《燕山夜话》，当时就写了个批评信给《前线》杂志编辑部。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太过分了。谁都看得出，你是在攻击中央领导的。你要提出的指导方向究竟是要往哪里指导啊?可他们不让登我的这封信。而是给我写了个信，说你这个意见有合理的方面，但是我们的意思并不是你说的意思。所以你的信我们就不登了。后来据他们在文革中的交代，这个回信的每句话都是经过邓拓仔细斟酌后写的。我当时是用了‘戚谊’(我在团校用的名字)的笔名写这封信的。他们就到处去打听，戚谊是谁，可查了以后，谁都不知道是谁。

　　当时不仅是我，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好多人都写了信给他们，他们一封也没登出来。后来主席批评了《燕山夜话》。我就把这信拿了出来。康生看了就说，什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证据，这是典型的压制批评。后来他指示把我的信全文在《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7]

　　戚本禹的这个回忆后来被《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李筠的回忆所证实。不过可能是年代久远的缘故，李筠的回忆将戚本禹的署名写成了“戚益”。李筠回忆说：“邓拓的《专治健忘症》发表后，曾收到一个名叫戚益的来信，信中质询邓拓，健忘症到底指什么，是否有影射。我把戚益的信拿给邓拓，邓拓写了批语：‘文章是就事论事。关于杂文的写法，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许多读者也都提出过这类问题，本刊发表的杂文，比较强调正面谈问题，不太主张过于隐晦和影射的方法。’根据邓拓的批语，我加上其他读者的一些反映，给戚益回了信。这件事后来也成为《前线》压制批评、包庇‘三家村’的黑材料。”[8]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李筠还是邓拓当时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影射问题的存在。从戚本禹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也是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存在不同意见的。这表明这些杂文写作期间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争鸣和反响。不过由于他们获得了北京市委的支持，同时文化革命的风暴尚未兴起，因而尽管存在分歧和争论，也没有在报刊上发展到激烈对抗的程度。

　　由此我们看到，邓拓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开辟了《燕山夜话》的专栏，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北京市委主办的杂志《前线》上开办了“三家村”的专栏，《北京日报》在宣传中与他们的观点遥相呼应，这样以邓拓、吴晗、廖沫沙为代表，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为阵地，就将宣传他们观点和政治态度的文章竭力推了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对吴晗的批判，会发展到同吴晗一起在“三家村”写文章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头上，进而延伸到热心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以显著位置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文章宣称：“‘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关锋的笔名)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篇文章一针见血地质问《前线》和《北京日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阵地，还是资产阶级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那里去?”[9]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刊登了林杰等人摘编并加按语的长达20000字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10]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这篇文章原文的标题是《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五月九日，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删去标题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将标题改为《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11]经他修改后的题目，以精练、鲜明、生动的方式将文章主题展现出来，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章发表后，刊登姚文元文章的《文汇报》立即被空运北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第二天在全国报刊杂志上转载。姚文在上海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通知首都所有报纸和期刊的负责人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开会，由张春桥传达中央关于转载姚文元《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的通知。由于此前《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在转载五月四日《解放军报》社论时，未经批准就擅自对社论作了删节，因而这次张春桥代表中央宣布，所有的报纸刊物在明天转载姚文时，不准少一个字，错一个标点。少了个字，错了一个标点，都由那个单位的党委负责。除了北京的报刊，新华社也通知全国的报刊，在转载姚文时注意不要删节。[12]

　　这篇文章从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材料入手，揭示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指出吴晗率先发表《海瑞罢官》成为“三家村”的先锋，邓拓是“三家村”的掌柜(主将)，廖沫沙则是紧紧跟上，为他们呐喊助威。文章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出现时的内外形势出发，通过对他们在这两个专栏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的剖析，指出他们写的这些文章贯穿着“一条黑线，几股妖风”，是以“学术”、“考据”、“休息”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

　　文章饶有兴致地指出，邓拓虽然写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一文，但是由于影射过于明显，后来不敢收到出版的《燕山夜话》的集子里。作为《燕山夜话》收尾之作的《三十六计》，在收入集子的时候却没有按照发表时的时间顺序放在末尾，而是把它夹在中间，以免使人看出“溜”的痕迹。这是作者心虚的表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邓拓见事不妙，就在《燕山夜话》上奉告读者，说他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放在其他方面，不写《燕山夜话》了。于是在九月二日发表了《三十六计》以后就偃旗息鼓了。

　　文章最后要求挖掉三家村的根子，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指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支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13]

　　五月十一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发表的。[14]

　　这篇文章是戚本禹起草后，在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修改的。当时康生提出，要联系邓拓的历史来彻底批判邓拓。他还说，听彭真说，邓拓在历史上被捕过，受审的时候，招供了。因而康生提议要在文章中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讨论的人都表示同意。为慎重计，康生让戚本禹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再核对一下这件事。为此，戚本禹专门与安子文联系，安子文查看档案材料，让秘书打电话说，邓拓在敌人那里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要由中央来决定。这个稿子排出清样后，由陈伯达签了名，送给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批准以后就发表了。戚本禹后来也回忆说，他在彭真家里听彭真说过，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15]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16]

　　这样我们看到，由吴晗《海瑞罢官》引发的大批判，将锋芒指向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吴晗、邓拓、廖沫沙顺势带出，发表他们文章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首当其冲，通过中央报刊将文化领域的批判推向全国。这些批判文章发表后，以其强大的舆论攻势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批判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引发人们投入到这场文化革命中，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