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了毛泽东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这对于我们分析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就来研究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

　　(1)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内容。

　　为了研究这封通信，我们首先要熟悉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同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42]

　　这封信件是七月八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写的比较长的一封通信，比五月七日他写给林彪的通信还要长。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以批发林彪五月十八日讲话为引线，围绕个人崇拜问题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剖析，谈到了党内的斗争形势、文革的战略意图及其发展前途等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的一个重要文献。深入解析这封信件，对于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2)毛泽东七月八日致江青信的评析。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向江青通报自己的外宾接见任务和行踪;二是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看法;三是关于文革的问题。下面我们结合原文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①      毛泽东在信中向江青通报了自己的外宾接见任务和行踪。毛泽东这封信是对江青六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他先劝江青照魏金伯、陈丕显的意见在上海多住一段时间，而后向江青通报了自己近期的行程。这里的武林是指杭州，西方的山洞是指韶山滴水洞，白云黄鹤的地方，是指武汉。他跟江青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以后，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与外界隔绝，消息不大灵通，现在已经到武汉了。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以后行止再告诉她。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和江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②      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看法。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林彪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一个是个人崇拜问题。从毛泽东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林彪所讲的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虽然说了一句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随后却是一笔轻轻带过，并没有对此进行评论，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我们不仅从信件行文的衔接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的谈话和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我们从信件的原文中可以看到，对于林彪讲话中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部分，毛泽东只是说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然后就一笔带过，转入了个人崇拜问题的评论，并没有对此发表不同意见。看来毛泽东对林彪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部分，对其中的一些讲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见，还是同意林彪这部分讲话内容的。这也可以从林彪讲话前后毛泽东作出的指示以及发表的讲话和谈话中反映出来。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讲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在毛泽东讲话以后，随后到南方视察，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在全党提出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先后在杭州召开，毛泽东在会议上又提出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说，不仅文化界出修正主义，党政军也会出修正主义，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他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权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样一段文字，再一次向全党敲响了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警钟。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与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提出防止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的问题。[43]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保卫首都的安全，一九六六年五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成立了以叶剑英为组长、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首都工作组，调两个陆军师进京担任卫戍任务，重点执行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44]

　　从林彪发表讲话前后毛泽东反复讲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一旦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要进行造反，为此还成立了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组，调两个陆军师进京执行卫戍任务来分析，再与这个时候发生的彭、罗、陆、杨问题以及毛泽东在这封通信中提到的一旦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的话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的重点是要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发生反革命政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关于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讲话内容虽然在一些讲法上可能与毛泽东存在不同，但是在防止反革命政变发生这个主要问题上则是与毛泽东保持着高度一致的看法。因而我们认为毛泽东尽管对林彪的一些讲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对林彪关于反革命政变讲话的部分还是持赞成态度的。

　　2)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从毛泽东信中的内容来看，他是不同意林彪讲话中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准备将林彪的讲话发下去。这显示出毛泽东对林彪讲话中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矛盾心理。这里有疑问的是，既然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讲话，却为什么又将林彪的讲话批准下发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本来是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部分的讲话的，但是最终还是批准下发了他的讲话。

　　这在信中已经有明确表示。毛泽东写道：“他(指林彪—引者注)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这里的“他”是指林彪，“朋友们”、“他们”从狭义上说是指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支持文革的左翼力量，广义上说是指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不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上，当时林彪都在其中起了一个先锋作用。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党内外的左派和广大群众在个人崇拜上的态势。这种态势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对当前个人崇拜的处理，即使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态势的实际作用，成为他对于个人崇拜进行策略性处理的决定性因素。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是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批发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在信中明确表示这并非自己的本意，这样做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这是因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话，说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他的个人崇拜搞的太过分了。在四月杭州会议上又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是却没有用，林彪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也推波助澜，吹得神乎其神，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上梁山了，也就是同意他们这样搞了。这里用了“他们”，显然并非指林彪一个人，而是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左翼力量。林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代表而已。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样讲是有着依据的。除了四月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于林彪提法的不同意见外，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武昌与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谈话时，针对在京常委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存在不同意见，明确表示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今后一律按一九六○年天津会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件事。[45]

　　三月十八日，在杭州召开的由林彪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三月二十日杭州会议上，在林彪谈到“要学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46]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阅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批示：“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华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47]

　　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是持反对态度的，当在京常委与林彪提法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毛泽东赞同在京常委的意见，反对林彪的提法，还委托彭真、康生直接到苏州跟林彪讲清楚这件事。他还在三月、四月召开的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表示了不同意见。后来还指示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陶铸、王任重在宣传报道中要把好关。这表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以贯之的，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信中的说法。

　　既然毛泽东反对林彪等人搞的个人崇拜，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坦露了自己的内心评价。他引用阮籍反对刘邦的话，表示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表明毛泽东在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面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随后他揭示了自己的心理：“在跌了几交以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毛泽东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自我评价。当然，这两个方面的评价不是搞折衷主义，而是有所侧重。既坚持了两点论，又突出了重点论。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论是在自信还是不自信、虎气和猴气方面都是如此。自信为主，不自信为辅;虎气为主，猴气为辅。这里的虎气和猴气具有多重的含义。虎气是指马列主义、正确、成绩、原则性，猴气则是指非马列主义、错误、失误和策略性。毛泽东用虎气和猴气作比喻，是说自己并非林彪吹的那样，不过是马列主义、正确、成绩、原则性占主导地位而已。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主张人民史观，批判英雄史观，不仅批评了林彪等人鼓吹的个人崇拜，也对自己作了深入的剖析，说出了心中的话。如果再与前文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讲话和谈话中对自己的评价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毛泽东的话语是真诚的，也是坦率的，与他以前的自我评价是一脉相承的。他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展现出来，在思想交流中达成共识，丝毫没有造作和粉饰自己的意思，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博大胸襟和谦逊态度。

　　既然毛泽东不同意林彪讲话中鼓吹个人崇拜的部分，又在通信中通过对自己的解剖展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内心想法，但是他为什么又准备批发林彪的讲话，同意了林彪等人的举动呢?

　　毛泽东在信件中对此作出了回答。

　　他写道：“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时，他还说：“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从这里可以看到，尽管毛泽东不同意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但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还是不得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自己的声望，来打倒牛鬼蛇神，清除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样自己也就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了。同时，这个时候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是这样说的。在这种个人崇拜的氛围中，鉴于左派和广大群众要求这样做，如果压下了林彪的讲话，就会给他们泼了冷水，打击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这样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为了基本上打倒右派，就要保护左派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而毛泽东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批准下发了林彪的讲话，对正在进行的个人崇拜采取了容忍态度的。

　　尽管采取了这种态度，毛泽东却对于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有着清醒的估计，深切地认识到如果这样搞下去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写道：“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指江青—引者注)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大局出发，最终还是置个人的荣辱毁誉于不顾，冒着跌得粉碎的风险，同意了他们这样做。为了进一步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他以全世界一百多个共产党中的大多数已经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已经被打得粉碎了为例，表示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坚定决心。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虽不愿望接受个人崇拜，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大局出发，又不得不批发林彪的讲话，暂时同意个人崇拜的复杂心理。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劝江青不要被胜利冲错头脑，也要多想想自己存在的错误和缺点。这些对江青谆谆教诲的话，饱含深情，语重心长，流露于字里行间，体现出毛泽东对江青的严格要求和关心。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即使毛泽东批发了林彪的讲话，暂时容忍了个人崇拜，但是对此还是有着严格限制的。这就是只能在打鬼的条件下，才会被允许实施个人崇拜;一旦打鬼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就要取消个人崇拜了。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文化大革命夺权任务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当着林彪仍然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打着个人崇拜的旗号鼓吹“天才论”的时候，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反击了。

　　至于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这样讲，则是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的。尽管他们的动机是真诚的，但是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这个时候毛泽东还不便于向他们表明自己在个人崇拜上的真实态度。因而毛泽东才无奈地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黑话”，是指他在信中写的那些对自己进行自我解剖、贬抑的话，也就是他在信中讲的自信不自信、虎气和猴气以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话。至于什么时候公开这些话呢?毛泽东没有给出时间。因为这不是由主观臆断，而是由斗争形势来决定的。毛泽东甚至想到了一个最坏的结局，就是在他死后一旦右派掌握了政权，处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可能会由他们来公布这些话。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坚信这不会改变他们最终失败的命运。

　　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剖析，在个人评价和认识上，道出了心里话。他不仅有正确的一面，还有错误的一面，以正确一面为主，错误一面为辅。这种分析是客观的、理性的、全面的，既与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存在着不同，也与右派有着本质性区别。左派和广大群众崇敬毛泽东，是为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右派进行斗争。他们只看到了毛泽东正确的一面，而不愿看到毛泽东错误的一面。虽然他们的心理是淳朴的，但是在认识上却是偏颇的。右派则只看到毛泽东错误的一面，而否定毛泽东正确的一面。他们以毛泽东和共产党曾经犯过错误为由，要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打倒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目的。这样看来，不论是左派和广大群众还是右派，在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都是与毛泽东存在着重大分歧的。这种分歧对于左派和广大群众来说，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造成的，是一个思想方法;对于右派来说，是由于立场的不同决定的，是阶级立场问题。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性区别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作用的评价上，毛泽东既与朋友们、左派和广大群众有所不同，也与右派存在着本质性区别，而是对自己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不同意林彪讲话中的内容的。但是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他最终还是容忍了林彪等人鼓吹的个人崇拜，违心地批发了林彪的讲话。他在信中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表达了在林彪等人鼓吹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复杂心里。

　　从中不难看出，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由于要进行清除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右派的政治斗争，以及这个时候林彪鼓吹个人崇拜还是处于“打鬼”的需要，而他自己的宗派主义作风又尚未显现的缘故，当时还处于隐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暂时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让步。但是他们的分歧却仍然存在。在全面夺权的任务业已完成，进入“斗、批、改”阶段以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逐步由隐性状态转向激化，这个时候林彪的宗派主义作风也日益显现，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小集团，最终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观点：

　　1)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认为乱和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乱是必要的，只有通过乱，牛鬼蛇神才能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跳出来兴风作浪，使潜藏的矛盾暴露出来，在将这些矛盾解决以后最终达到治。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自上而下进行的运动，而是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由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是基层群众起来对党内走资派进行造反，揭发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因而出现一定程度的乱是难以避免的。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并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盲目地决定的，而是他冷静思考以后的理性选择。这是因为党内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权已经不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采取以前的方式都不能解决问题了。[48]这样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出发，就不得不选择了这种天大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途径。

　　2)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才能够达到目的。

　　毛泽东认为进行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基本上而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因而要想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种周而复始式的运动，如同螺旋式的上升，一次比一次更高级、更有序、更有效，逐渐纳入正常的轨道，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不是进行一两次就能够完成的，以后毛泽东还反复讲到这个问题。

　　3)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定位为一次认真的演习、全国性的演习，全国性的演习不过是表明演习的广度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到，文革决不是局限于局部地区和单位，而是要发展到全国的。毛泽东希望通过演习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在演习中建立左派领导核心，将左派发展壮大起来，使左派能够掌握社会发展的主导权;另一个是在演习中打倒右派，他以北京市和清华、北大两所大学为例，说明文化大革命会对这些地区和单位存在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右派势力给予毁灭性打击。在斗争中使左右两派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左派在政治舞台上占据支配性地位，这样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通过这次反修防修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左派会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鉴别力，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如何反对修正主义，变得更为成熟和强大。即使将来一旦在中国发生反革命的右派政变，那么在斗争中成熟壮大的左派力量就可以团结起来将右派打倒，使中国重新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

　　4)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践。

　　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的实践活动，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尝试。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如何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新的历史课题。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内涵，人民群众具有这样的民主权利。通过七八年一次的文化大革命，使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在运动中评定干部、审查干部、处置干部，将隐藏在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中的修正主义分子清除掉，不合格的干部则要变动他们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探索出一条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防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使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能够真正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找到一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正确道路。

　　5)对前途的估计。

　　毛泽东在信件中用了两句老话作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毛泽东从近代史讲起，自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蒋介石掌权时间最长，长达二十年，当时势力比较强大，人民群众一造反，他也倒了，滚到一群海岛上苟延残喘了。因而如果将来中国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毛泽东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定的。因为代表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他们会奋起反抗，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将右派打倒，使中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现在就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培养这样一批革命者，一旦将来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这批革命者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为将来进行革命斗争进行的演习。

　　从对于前途的估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已经预感到将来发生反革命右派政变的可能性。林彪在讲话中关于反革命政变的一些讲法可能与他存在着不合，但是在对反革命政变的主旨判断上则是一致的。因而他对林彪的这部分讲话也是赞同的，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分歧。这里的问题是，毛泽东关于反革命政变的判断到底是空穴来风呢，还是天才式的预见呢?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一九七六年十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还预见到即使出现了那种情况，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呈于一时，左派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这个时候在左派和右派之间会出现复杂、激烈的斗争。双方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实质上却是黑白对立、泾渭分明的。右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毛泽东的话，不仅是指他在信中说的那些当时不便于公开的黑话，也是指毛泽东说过的那些对右派们无害的话。右派们这样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名，行走修正主义之实。这就要求人们在斗争中要明辨是非，弄清真假，坚定方向，为真理而斗争。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右派就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阉割了毛泽东思想，用后来的话说就是“打着左灯往右走”。

　　从信中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判断中可以看到，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他是兴奋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地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且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扫除。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演习中不但要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还要使左派能够成长壮大，成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核心力量。这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斗争会出现曲折，甚至还可能出现反革命政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给江青六月二十九日回信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向江青通报了自己的行踪，二是谈了林彪“五一八讲话”，三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信中可以看到，后两个问题是主要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心问题。全信是围绕第二个问题展开论述的。

　　在评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时，对其中关于反革命政变的部分，毛泽东对其讲法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对其内容却是赞同的。对于其中个人崇拜的内容，毛泽东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严厉地剖析了自己，谈了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进一步讲明了他和左右两种观点的分歧在那里。尽管如此，毛泽东当时却不便于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从政治斗争的要求出发，林彪及其他人这样讲是为了打鬼的需要，同时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也是这样说的，发动广大左派和群众基本上打倒右派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批发了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

　　毛泽东认为文革就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这是一次广大群众参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践行和探索，逐步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构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在演习中壮大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力量，扫除右派反动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即使一旦将来在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在演习中壮大形成的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力量，就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将右派打倒，使中国重回社会主义轨道。因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